徐艳阳:法院学术研究的意义与本质(上)

我们这个班是为全国法院系统论文写作评比而开设的，这个班的学员多是各地中院推荐的写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省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最高水平。在我到法院工作的20年里，我参加过两次论文评选，分别是第13届和第23届，都只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想想台下坐着一等奖的获得者，我的讲课不自信到简直讲不下去。好在成人教育更多的意味在于互激而不是教诲，我还是把自己这些年没有放弃的学术研究的心得和大家交流一下。

上 学术研究的意义

我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近年法院内部学术研讨的氛围不是那么浓厚了，我想可能的原因在于，学术研讨不太指向职位的升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职位的升迁、财富的增长似乎是最大的意义，甚至是唯一的意义。如果不解决学术研讨的意义，就没有办法鼓舞斗志，所以我们就先讨论一下学术的意义。人为什么要学术研究呢?

我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学术是人性冲动。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是在讨论意识与物质的辩证关系。当然，我们更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此的认识则是相反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我们不能就此展开讨论，否则会为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先把自己挂掉。无论你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应该都会分享一个观点，那就是：格物致知确乎是人性的冲动。

人性这种冲动当然有着巨大的功利意义，人类的每一步进步都与这种冲动相关。为什么每只苹果都向下坠落?牛顿不凡的思考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描绘了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为什么人与猿有那么多的相似性?达尔文不凡的思考归纳出进化论，描绘出我们来向的生物轨迹。凡此种种把我们人类从远古天地苍茫下的微弱引领到今天睥睨众生的豪迈。大家想想看，这两天合肥下了那大的雨，如果这么大的雨放在远古，会是怎么样?我想，慌成一团的远古人类会在山洞里觳觫颤抖。

按照康德归纳的哲学四个基本问题：一、我们能够认识什么?二、我们应该做什么?三、我们能够期望什么?四、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认识论的范畴。第二个问题是伦理学、法学的范畴。第三个问题是宗教的范畴。第四个问题是人类学、文学等的范畴。当然这都是一种粗疏地全景的说法。

理科偏重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与探索，文科偏重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与管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文科学术研究的意义。

现在有一个网络热词叫“三观尽毁”，什么是三观呢?三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是人生活于世的支撑力，三观尽毁就是没有了这支撑力，崩溃的意思。三观能够修正世界，世界也能修正三观。我们就是在这相互修正动态平衡中解释着世界和人生，如果解释不了就会“不通则痛”。

比如：死亡。死亡是人生至痛，如果没有解释就难得解脱。大家知道，儒家思想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有时被称为儒教，但通常认为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主要因为儒家思想没有终极关怀。孔子弟子问孔子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实际上是一种回避，中华传统文化里缺少宗教勖勉的因子，所以会显得更无助些，但也不是没有解释方案。如庄子式的彻底的理性。庄子妻子死了，他的朋友惠子来吊唁，看到庄子正在鼓盆而歌，惠子自然不解，庄子的解释是人本来是没有的，气聚为生，气散为死，人本来就是散的啊，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庄子后来自己快要死，他的学生们说一定会厚葬庄子。庄子说，“不必了，你们把尸身扔到旷野中就好，我以天地为了棺椁，以日月星辰为陪葬”。学生们又说，“扔到旷野中会被狼狗咬噬”。庄子又说，“埋在地下会为蝼蚁所食，你们为什么非要抢狼狗的口粮给蝼蚁呢?”又如佛教式的超然的豁达。佛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是万事万物成、住、破、空的实践方式，佛教相信转世、相信因果。昂山素季来华访问，有一篇微信热传的文章叫《佛陀树下有清凉》，这个题目很好，佛教是宗教也是哲学，对许多事都有他的解释，这个解释对于在尘世中挣扎的我们来说就是荫蔽。相形之下，彻底的唯物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无助些。

比如：得失。得之喜、失之悲是人之常情，要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非修炼不可。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离亭宴带歇指煞】中有“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唐寅《桃花庵歌》中有“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后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使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慕，无花无酒锄作田!”杨慎：《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中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得失的俯视，就会深陷其中。我们现在偏重“得”几乎到偏执的程度，却对“失”的哲学不予理会，这就形成另一种脆弱。

这两个例子相对抽象，下面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拆迁，这可能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问题之一。其面临危机有二，即拆不拆和怎么拆。先讲前者，熊培云写过一本厚厚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描写了其对村庄衰败的悲怆和留恋。这本书文体偏散论，基本是感性的抒发。如果我们理性地分析，可以发现村庄的沦陷是在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的产物。要不要这样发展呢?李泽厚对此是有解释的，当然李泽厚作为纯理论家，他并不是专门论拆迁和城市化的。李泽厚提出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理论，其要义是：历史主义讲发展，伦理主义讲善。恶是什么?就是人的欲望，但人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历史的发展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精神的代价、道德的代价、伦理的代价。我们人类的发展就是在这两者平衡中向前的。我们把这一解释用在对拆迁问题的思考上，是不是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呢?

那么，既然发展，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拆迁纠纷呢?郑永年也是有解释的，当然他的解释也不是针对拆迁的，但我借用过来给大家看看。郑永年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等等，都在客观上促成着中国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民主不仅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更是一种分配利益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我们的拆迁纠纷那么多，从这种解释来看，很可能是我们没有用好该用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

总之，这个世界欠你一个解释，或者你欠这个世界一个解释，要完成这个解释不进行学术研究怎么行呢?

我能想到的第二个原因是：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把学术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个人体会它的好处在于清洁感、成就感、充实感、控制感。

引一段文字给你们：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大家看美不美?这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代表作《湖心亭看雪》，选自《陶庵梦忆》卷三。文章以精炼的笔墨，记叙了作者湖心亭看雪的经过，描绘了幽静深远、洁白广阔的雪景图，表达了作者孤独寂寞的心境和淡淡的愁绪。我们看了这样的文章，实际是目游千里赏湖心亭冬雪，分享了寂寥的个人小世界和苍茫的天地大世界。

再比如《红楼梦》是一本好到无法写完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在引子里说作者“披删五稿”，所以我认为红楼可能不是因为作者个人的原因没写完，而是无法写完。《周汝昌传》序中提到《红楼梦》的四伟大：思想感情之伟大、学识广博之伟大、气味品格之伟大、才情诗境之伟大。那么你还不去读读《红楼梦》吗?

现在不时会听到有人说书贵，还有比这更罔顾事实的说法吗?一件品牌的衣服就要1000元、2000元，穿一季可能就不穿了，这个价钱买书能买一堆了，因为学术书通常折扣大，如果买学术书能买一大堆了，而且越品牌越经典就越便宜。

读书如此，听课亦如此。周汝昌回忆顾随上课：“他当时‘上堂说法’，那真是音容笑貌，精彩百出。名师上堂，正如名角登场，你没见过那种精气神，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

人民大学出版社有一本书《顾随诗词讲记》，占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来源。叶嘉莹是当年顾随当年学生，1982年回国时痛惜老师遗稿在十年浩劫中毁弃，遂分三次将自己当年的听课笔记交于顾子之京整理出版。第一次交付的即有八册，用顾之京的说法是“每页每行，密密地写满了流利清秀的钢笔小字”。想想看，十余册笔记和大叠活页笔记，跟随叶嘉莹辗转去国40年。而且，“我惊奇地发现，经过岁月年轮的磨洗，这些笔记不是变得更旧，反而是更‘新’了——笔记上页页处处留下了嘉蒙教授这二十余年间重读笔记的印迹：许多过于潦草的或已淡化了的字被她用墨色水笔一个个重新描清，有些页被描过的字竟有一半以上；笔记行间的空白处加上了简要按语，写着重读时所想到的问题或补充、或解析、也有质疑。”叶嘉莹当年只是顾随普通听课的学生，私人情份并不足以至此，其本质在于是知音的缘故。

一曲广陵散，从此丝弦绝。就象金庸在《笑傲江湖》描写的那样，刘正风与曲洋临死之前，最后琴箫合奏一次“笑傲江湖曲”，高山流水，琴箫合鸣，一曲悲歌在明月幽谷间久久萦回，弄弦抚箫间二人相视而笑。“突然间铮的一声急响，琴音立止，箫声也即住了。霎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唯见明月当空，树影在地”。于心相交，以乐会友。凡人纵有百般不解，又如何?何为正邪?我自天涯狂客，拂弦弄箫，相知心灵，只有一曲 “笑傲江湖”。

我个人类似的学术体验发生在王亚南所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是《资本论》的中文译者，他受李约瑟的启发写了这本书，大家看书名就知道这本书不是催泪的韩剧，但我在研习这本书时数次潸然落泪，深感其撕开了重重迷雾，精准地把握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核心。换成学员们现在微信中的表情图标大约就是握手了。

这样的故事很多，有叶嘉莹与顾随这种映照式的知音，也有林毓生与殷海光这种传承式的知音，还有吵一辈子论辩式的知音，但都是跨过时空的心灵交汇，找到自己的精神血统和艺术亲人。

我想到的第三个原因是：学术是一种职业凭仗。

大家知道，现代法学的背景文化是西式的，自从清末修律以来，中华法系就断裂了，清末修律、民国六法全书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建立的法律体系在思想渊源上、理念上，甚至制度细节上都更受西窗法雨的浸淫。比如：我们三大诉讼法铺设的司法制度，其核心也在于法官居中，以诉讼博弈的方式组织两造进行举证和辩论，然后得以裁决。这个诉讼博弈，其实也就是学术辩论的过程，其裁决的结果也就是学术论证的结论，司法的公信力大小与法官的学术信服度大小也是一致的。

这两天有两个案子上头条，一个是方是民与崔永元侵犯名誉权纠纷的一审判决，一个是美国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的判例。前者关乎网络言论权与公民名誉权的尺度把握，后者关乎同性婚姻的合法性。这些案子的是非输赢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学术讨论，法学、生物学、伦理学、哲学等等都会上阵，人类对于权利的探索和正义的追问永远在路上。

美国时间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发布最新判例，宣布同性婚姻合法。九位大法官们用五比四的投票结果重新诠释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精神。在多数意见中，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不惜从孔子引用到西塞罗，并雄辩的指出，“对于人类的长远发展来说，婚姻问题的核心在于保持一个稳定的人类协作共同体，这一点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从来没有改变过。”“无论是含饴弄孙，亦或是生儿育女，甚至于避孕堕胎。这些种种都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在婚姻关系中的基本权利。”“把同性情侣排除于婚姻殿堂之外是极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的行为侵犯了人们结婚的权利。如果法律不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保护，他们(或她们)的孩子可能会缺乏来自于合法婚姻的认同感和安全感，他们(或她们)也许将无法享受国家给予的教育红利，而承受抚养未婚孩子所带来的高昂物质成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也将会遁入到更加不确定的危险之镜。种种一切都在证明，一天不给同性婚姻正名，这些孩子的正当权利一天将得不到法律的庇护和保障。”反对意见呢?持反对意见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大法官萨缪尔·阿利托、安东尼·斯卡利亚和克莱伦斯·托马斯撰写了司法意见书。他们洋洋洒洒的文字下，让整个判决书的规模膨胀到了咋舌的103页。这一判决的必然会带来众多法律和伦理上的纠葛，但是是非得失的信用权威就在这投入百倍热情的理性分析之中。

无论是双方当事人间的博弈，还是法官五比四之间的博弈，我把他们都称为诉讼内的博弈，即大家都分享同样的愿赌服输的博弈规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除了诉讼内的博弈，还有着更深刻的诉讼外的博弈，即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面对相违甚深的传统文化，共同面对非正常干预案件的体制和非体制力量。人们经常将法学比拟于医学，但医学与法学的待遇是不同的，很少有人敢在医学问题上与医生叫板，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医学属自然科学，科学的法则非常刚性，不按科学来结果不可逆，二是医学更艰深，一般人不懂。法学就不同了，因为“法无外乎人情”，敢从天理人情角度质疑法官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因为人治和法治缠斗，敢以权压法的人亦不在少数。事实上，法学也确也是世俗的学科，强调实务与临床，不是象牙塔内就能独立能为的。为学术而学术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学术是一种力量，支撑着我们能够一定程度上引领文化、抗争权力更直捷迈向法治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学的学术是我们的职业凭仗。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人认为，以学术对抗文化与权力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我也认为不容易，但是如果坚定法治是大势所趋，就会明白这并不是不可能，如果再考虑到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制度转型关键在人心，就会明白法治之路不是一夕成就的政治事件，更是一个个具体案子的学术表达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