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知识分子觉醒 拒绝面包换自由

2011年10月21日 14:55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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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人们在询问，“生存与责任哪个更高”时，东欧的思想家给出的答案是“责任高于生命”，起码对那些愿意肩负本民族思想传承的人来说是如此。民主是建立在有责任感的文化之上的。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人类尊严的革命”中，最初至少应该有一群这样的人，以胡斯精神和路德教派作为榜样，要抵抗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他们首先摆脱自我麻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实践，以自己的每一次抵抗就来拯救一小块自由，一个民族要有少数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圣徒”的责任，因为道德是个人的，它不是契约性的，没有互惠性，帮助他人而不要求回报，这种道德行为就不可能变成普遍性，所以道德行为主体注定是孤独的。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作者：金雁，原题：《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

苏维埃帝国下的另一个欧洲

二战后从地理上处于德国与俄国之间的“二等欧洲”（这是东欧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蔑称）诸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虽然身处中欧，却在很多方面具有西欧文化的特点，这使它们有了一个带有政治意义的地理概念——东欧。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来统领下属的各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按苏联的榜样搞建设。苏联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他们正在探索的适合自己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粗暴地推行所谓的“东欧苏联化”的“莫洛托夫计划”，把它们变成“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造强制实现了统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工业中的私人企业，取缔了市场，统一调拨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到1948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几乎绝迹，匈牙利工业的83%、波兰的84%、罗马尼亚的85%、保加利亚的98%都归国家所有，1949年又开始咄咄逼人地摧毁私人小业主和单干农民。所有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统统被作为“政治犯”送去劳改，捷克的1300万人口中有10万被以这样的罪名拘捕，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员，在总人口900万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经历过被捕、监禁和流放。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各国立即涌现出改革浪潮，6月17日东柏林40万工人发动工潮，保加利亚工人也行动起来，苏联害怕引起传染性的连锁反应，对局势失去控制，于是赶紧通过操纵各国党内的“保守派”替换“党内民主派”，强压下拟议中的改革方案。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出炉后东欧各党再次出现改革呼声。在1956年和1968年，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都以不同的抗争形式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苏军大兵压境，以坦克粉碎了东欧人民探索的希望。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拥有有限的主权，一切民族主义和“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不允许的，任何要想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捷共领导人姆利纳尔后来回忆说，1968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时，我们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一下子都退到了底”。这时东欧民众的反苏反体制的共识达到高潮。

因为苏联占领者以及他们所扶植的“莫斯科傀儡”政府的“合法性”严重失缺，苏联仅靠刺刀下的军事占领和严厉的镇压手段无法控制局面，在惩罚性报复过后，那些唯苏联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垄断也无法从制度结构中获得合法性，于是他们很快就调整策略，在政治控制严格不放松的情况下，允许东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经济自由化”，以经济怀柔的方法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修复苏军占领的民族创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方面东欧各国大举借外债，在经济上“讨好”民众，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过去“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虽然各国仍是短缺经济，但是供应的商品丰富起来，赫鲁晓夫式的“火柴盒”房屋尽管简陋难看，却也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居住压力。在苏联住房一般只占家庭预算的4%，东欧也大抵如此，在保加利亚，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到20世纪70年代东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汽车、电视这些当时的高档消费品有了稳定增长。在波兰，1975-1989年人均拥有私家汽车的数量增加了4倍，到80年代匈牙利与捷克每10户人家就拥有4台电视机，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

“后政治化”的东欧各国执政党试图以“胡萝卜加大棒”的物质与刺刀并用的软硬两手来诱导人们顺从，波兰在盖莱克当总书记期间，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000%。为了与教会争夺农民，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给个体农民提供了社会和医疗保险；捷克在所谓的“正常化”时期，硬通货债务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而闻名。到20世纪80年代，东欧各国平均的债务都翻了10倍，波兰、匈牙利则翻了20倍。到剧变时匈牙利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这样直白地表述贷款的分配方式：“我们将贷款的2/3用来偿还利息，剩下的1/3用来进口消费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以及西方的私人银行都乐于向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贷款，这种借债“过日子”的方式后来直接影响到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模式。

“专政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会合”

一时之间东欧国家处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消费至上”的社会氛围内。有人据此评论说，东欧各国执政党发生了转型，它虽然依旧还是一个专政的政府，但其追求目标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与过去的激进的乌托邦理想相比，东欧各国的体制发生了某些“去意识形态化”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怪胎，执政党从廉洁清贫的政党变成了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集团。过去它们是残酷而不腐败，而现在变得腐败而不残酷。它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抛弃了清教徒式的革命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剥落，上层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它们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而只对政权本身发生兴趣。这种“逆向淘汰”机制通过从统治集团中淘汰掉富有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者，把没有创造力的顺从者和执行者留下来的方法实现了“革命党”向官僚集团的转化。正如苏联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阿玛利里克所说的，“这种当局的唯一目的，应当是自我保全”，它们既不想“复辟斯大林主义”，也不愿头顶“残害知识界”的恶名，“它只想让一切照旧：权威得到承认、知识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为危险的和标新立异的改革所动摇”。这时的政权表现得不那么刚性，不那么原则，在实用主义和趋利性的驱使下斗折蛇行，为“保权而发展”使它变得可左可右。

统治集团首先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为人民服务”的提法让位于赤裸裸的为私利的巧取豪夺。把政治掩盖在经济背后，成为了一种很流行的统治手段，许多官员都变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他们不再提艰苦朴素，不再提勤俭建国，不再自我标榜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不再高调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公然提倡享乐主义，拼命地鼓励人们享受物质生活。过去统治者是把国民当成服从性的“螺丝钉”来看待，现在执政者则是把国民当成不关心政治的消费者，选择用物质享受来消弭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顺民，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追求生活无忧，选择与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的附属品，选择“为五斗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这样不但可以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让人们懈怠和慵懒，执政者也可以获取合法性。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说，过去我们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必须要在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货物，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接替纳吉的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满足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卡达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经济的“商品与服务业黑市”，到20世纪80年代初，据估计匈牙利有9万地下私营从业人员。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说，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像纸搭的房子一样脆弱，现在看来，只要资本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提供资金，社会主义就会存活下去。它需要“利用他人的资源为自己枯竭的电池充电”。苏联有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带着他妈妈去看他的别墅、汽车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妈妈说，“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于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力压缩社会功能，使得每个独立的个体离开了单位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无处安身立命，单位不仅是一种工作场所，更多地成为一种依赖和寄托，加之消费风气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为主流，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物质消解的这一手果然比一味镇压更为有效，很多人纷纷写“悔过书”认罪，并“反戈一击”重新站队，成为热心的整肃者，有些甚至比原来的保守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在不久之前都还是纳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捷克改革派领导人姆莱纳尔说，“只是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政治事件后的物质利益满足造成了“沉默的70年代”。东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集体魔法”，或者说麻木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东欧的“面包时代”，它被哈维尔等人称作是“没有头脑的时代”或“自我毁灭”的时代。米兰·昆德拉说：在这种世界里，“人们对前景一无所知，一切行为变得机械化，职员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何在，只和一堆匿名的文件发生关系，更糟糕的是，他们是文件中一个个错误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们甚至没有权利作为影子而存在。”国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回报人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东欧的“泛政治化”一下子变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里的人们完全忘记了风起云涌的1956年和1968年，沉浸于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时间进入了一个“历史休止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一：“脑袋撞不破墙壁”

思想没有被泯灭的东欧知识界仍有一些人在苦苦思索，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人犬儒化的“集体魔法”？他们认为造成“面包时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压统治带来的恐惧。匈牙利事件后，匈牙利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2.2万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3万人被关进拘留营，还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估计有占总人口2%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年全党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1/7国民（200万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在和平建设时期除了大量的苏联驻军以外，东欧国家都运转着庞大的强力机构、军事和警察部门，让“远离火线的军人在后方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的最好办法是把矛头指向本国民众，以震慑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在“恐怖制度”面前低头。恐惧社会的压制性是造成两面派人数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肃之后人们的态度发生转变，并不说明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只是他们害怕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投机者。

在政治环境的苦难面前屈服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们“集体生存的恐惧”的心理特征。上述国家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动荡，受尽了大国的欺辱，遭受了被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等挫折不断的历程。他们自称“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数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种命运多舛的民族悲剧。米兰·昆德拉说：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种状况，一种命运，他们在历史的这样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的傲慢，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苏联制度和慕尼黑阴谋都是以牺牲东欧国家为代价的，他们的历史就是在纳粹和苏联的交替恐怖中延续下来。近代被欧洲出卖的教训使他们认为“布鲁塞尔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只有美国才能帮助这片旧大陆”（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4页）。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转轨国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欧亲美派”的原因。罗马尼亚的埃米尔·齐奥朗在1936年出版的“有关小文化的悲剧”一书中说，这些民族随时担心可能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谈论一个国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欧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要想要消灭、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政治灭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对东欧国家而言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都曾经面临从地图上暂时或永远消失的窘况，他们都有过“丧失历史圣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归顺于一个外来强国”的经历。他们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他们反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欧洲的孩子，是伴随着恐怖和怜悯来理解人类生活的”。在这种状态下，生存就会上升到头等重要的意义，“脑袋撞不破墙壁”的理论由此产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二：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失语

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先行者”到既得利益的“专家阶级”的转变，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的话语中开始充满了谄媚味道，由知识分子“自我遗忘”的集体失语造成了“基础的缺失”。匈牙利、布拉格事件虽然是全民族卷入，但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无疑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从安·阿玛利里克所作的“持不同政见”签名的职业分析来看，除有5%的人职业不明，6%的工人和5%的在校大学生以外，其余的84%都来自于知识界，他们遭到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而知识界的特点历来是思想性强组织性弱，宜散不宜和，每次大的政治事件后，执政者利用阶级分析与利益诱惑的“收买与严打”并行政策分化了知识界的整体，波兰诗人米沃什曾以《不求上进的知识分子》、《被禁锢的头脑》来剖析知识群体的责任弱化现象。

东欧国家在历史上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就存在着隔阂。这些国家中除了捷克城市化程度高，公民社会比较发达以外，波兰和匈牙利独立前都是贵族社会，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和特权的贵族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是有裂痕的，他们一般不关心民众的经济问题。在遭俄国三次瓜分后丧失了国家主权的波兰和在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与匈牙利，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民族的代表。但1948年后他们与工农的地位发生了互换。工人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是由于东欧各国共产党要完成从“精英党”向“群众党”的转变，无产阶级作为共产党的基础力量被大大提升，另外因为战后最初几年工人严重稀缺，与大萧条时的工人失业大军相反，战后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形成劳动密集型人手短缺，电路、煤矿、建筑工地到处都需要劳动人手，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他们在不断的群众性阶级诉苦宣传中无地自容，纷纷以自我贬低以求得到接纳。

在“人民民主”结束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更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1956年和1968年事件后的整肃运动明摆着是对他们的致命一击。但很快东欧各国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大增，使得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从事科学、经济、行政管理的人跻身于“专家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变成扭曲自己人性的“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他们从精神上被消灭了”（切斯拉夫·米沃什：《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巴黎1990年，249页）。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曾当过纳吉国防部长的伊斯特万·毕波说：民众对“人文主义的感情，也取决于那些知名要人的态度，全体国民的参与固然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权威性人物在面对混乱与动荡时，是否能够继续主张和维护道德尊严的原则”。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三：“冷漠化”与“常规化”

首先是人们的无奈与冷漠，捷克作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在《论勇敢》中说，对于辛苦度日的百姓来说，要求他们的只能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抗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这样做“不够勇敢，但很现实”（转引自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下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531页）。一般来讲，从有道德有责任到麻木不仁有这样几个步骤。先是具有感知和痛苦，这是清醒认识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在利益诱导下又是矛盾的，因为明摆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牺牲一个是享乐，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邪恶”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而将自己的安全与物质置于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选择了“自我放弃”的人，就能很快适应现状并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安逸的生活。这时人们就容易出现了头脑与心灵的悲剧性分裂，头脑否定上帝，心灵寻求上帝。如果在这个阶段能成功地摒弃、克制、抵制住所面临的诱惑，就能得到精神升华，便可以从“面包时代”解脱出来。但是在“一个普遍商品化与文化、思想、道德行为混为一谈的时代”，“在一个舒适安逸、被天花乱坠的宣传所照亮的巢穴”（克莱尔·科西克：《现代危机，道德辩证法》巴黎2003年，114）里，几乎可以说大多数人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对自己周围提出哪怕一星半点的质疑，明哲保身更要紧，这时有可能人性是分裂的，行动上谨小慎微，但仍然还是道德范畴的“灵魂忧虑”的“痛苦人”。接下来——道德感发生故障、道德感被遗忘或沉睡。再进一步——道德感被颠覆，人们已经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装聋作哑，满足于自己过上小康日子，完全屈从于麻木的无人性。

其次是执行者阶层的良心面对人类尊严损害时变得麻木不仁，把助纣为虐当成例行公事。苏联坦克不可能长久出现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街头，暴力要变成一种“常规化”的手段，必须使执行者“丧失人性”（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巴黎2002年，52页）。这种社会在使用一种遗忘催眠剂，使人们都处在混沌沉睡的状态。生活得到了粉饰，大家都对物质生活的狂热对自身的关注而忘却了曾经有过的追求。不只是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会促成这些手段，任何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道德束缚时，这些机制就产生了。这些残暴行为也许被当作普通工作来完成，大家都是机械地贯彻命令，“因为这些行为的道德层面不明显，或者制度将其隐藏起来，避免引起争论”（伊斯特万·毕波：《1944年之后的匈牙利犹太人问题》，《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56页），从而预防个人道德准则与这种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的不道德性产生的矛盾。在社会道德的畸变过程中，执行命令的人只遵从条文、中央政策和一切来自上面的命令，导致理智与良心的分离，用江湖上“各为其主”来解释不得已，以自己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来“照章办事”、“奉命行事”，传达上面的指示，自己不过是交差了事。在执行游戏规则的人看来，道德与政治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正是这种使“个人免于责任的方式”混淆了“善恶的命题”。哈维尔在1990年任捷克总统时新年讲话时说：“我们都对旧体制习惯了，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接受了，所以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着这个体制，同时我们都是它的共同创始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认为过去40年留给我们的遗产仿佛是远房亲戚馈赠来的外来的东西的想法是不恰当的，相反地，我们应当认为这个遗产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

面对“面包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东欧的思想界回答说，首先是要解放“被禁锢的头脑”。要结束个体服从权力、“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权力部门所塑造的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和执政党的论调。这是打开民众的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气氛的第一道缺口。东欧的思想家指出，因为小民族的“政治环境的苦难”，掌握政权的人们不停地以国家最高利益的名义限制国民的权力，执政党操纵权力的运作也往往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前者的微不足道和后者的伟大，这样一来，对个人怀有任何兴趣都具有畸形的自私的形式”（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集》外文出版社1980年，380页）。使大多数人把“自由”理解成“混乱”的代名词，把“自由竞争”理解成“斯托雷平式”的弱肉强食的同义词。其实国家的强盛并不需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作为代价，“国家被国家群体占为己有并不一定能够引起个人解放”（伊斯特万·毕波：《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165页）。从古希腊以来，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尊严对人类而言如此珍贵，以牺牲个人自由来维护国家强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民族、国家、政党的集体认同并不意味着高于个人的需要，也不意味着它具有高于个人的支配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对以往被贬低被轻视的个体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人的思想，就是人性自由的思想，不应被视作权力的一部分，而是应确保它能够运用一切方式的意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由属于每一个人。”

东欧在结束“人民民主阶段”以后，集体利益与民主追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这样做导致的后果是，强制与约束越是加强，社会的恐惧感就会增加，恐惧感增加，令人窒息的束缚与强制就会进一步加强，告密者俯拾皆是，只能说明道德沦丧在整个社会蔓延，最后只剩下一些奴性，本来最深刻的欧洲文明变成了被集权者一手遮天的强制社会。那种认为个人自由会威胁到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自命不凡的救世主式的言辞只会导致人们完全丧失判断能力。解决办法是倡导“人类尊严的革命”，要重建对被忽视或轻视的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要把法律文字表述的东西真正落实下来，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不仅仅是针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事纠葛，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最主要的违法行为。国家的强盛与多元的社会并不矛盾，要丰满社会的功能，削弱无处不插手的国家权力。让人们明白，产生危害来源的是国家，并不是个人。唯一现实的出路只剩下一条，“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要靠自己去争取”。哈维尔提出，要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结束个体服从权力的局面，人们才能从“面包时代”中解脱出来。

我们在历史中的责任

破解社会冷漠化的第一步是“还原真实”。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科西克说：真实性要求我们完成态度上的彻底转变，“只有这样的转变才能使人类走出危机”。“任何时候都要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缩，即使有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文学家要回到欧洲传统上来，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每个人承担应担当的责任，解决办法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责任主体，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并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

其次是“道德现实主义的重建”。知识界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让精神再次腾飞。匈牙利的毕波说：“世界与后人对我们的评价，在于将我们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时放入天平的砝码，在于我们确认自己的责任时的认真态度和决心，而不在于我们否认错误的数量。”他的一篇论文题目就叫：《我们在过去历史中的责任》。他倡导要建立起社会的“自我拷问”机制，在个人责任感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每个个体都不能以时代或集体作为借口，不能以“不是我的错，是历史的错”而推卸个人的责任，个人的怯弱、卑鄙的行动不是源自魔鬼的决定，“而是一群没有自由意志、可悲的失去判断力的人做出的行为”，虽然不指望这些个人承担起责任，“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但是他们必须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要勇于承担个体的责任，这个群体必须要寻找到不幸的根源。承担起他们认为由于自身错误造成的责任。要唤醒道德良知，以自我质问精神和自我反省的勇气面对个人行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如果我们人人都选择了装聋作哑，实际上就是参与者、就是纵容者，同时也是制度的建构者。我们就既是制度的受害者和行为者也是制度的建设者。社会的主流价值之所以会发生扭曲，就是人人都在逃避，每个当事者都以官僚体制与个体无关作为借口，国家机器正是利用了个人的自保心理，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现有的一切——平安的生活、物质的享受、便利的条件与奢侈的追求——而放纵恶行甚至落为帮凶。对他人的暴力被认可的结果就是使暴力变成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手段。

打破浑水摸鱼的局面，要把历史化解为每个个人。比如，对纳粹的不妥协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是有关联的，这里面关键性的环节就在于个人责任建立与缺失。要解读纳粹的噩梦和斯大林的狂暴，不能仅仅归于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特产，一定有本民族自身的问题。匈牙利曾有所谓的历史“净化论者”认为，如果从挽救国家荣誉出发，妄图自行免除二战中灾难的责任（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是法西斯的仆从国），那么斯大林的大屠杀“也就被掩盖在一个奥维尔式的历史黑洞中了”（兰道夫·L·布拉汉诺：《对历史进攻，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与大屠杀》，《现代》杂志，《东欧，不可能的回忆》1999年，11-12月，128页）。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教训，那就注定这个民族以后仍将要为类似的“磨难”买单，说明在一次次的灾难过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层面带来的教训并没有真正融入近代民族意识中。具体到操作层面的方式：要动用社会文化价值倾向来扬善惩恶，对那些有良心敢于承担责任的当权者，要帮助和提醒他们能够更加人性和有更开阔的眼界，对那些醉心权术的恶人，一定要揭露他们的罪行，让这种人恶名远扬，不可能再入政坛，防止奸佞小人达到个人目的。恶人和善人都不能掩盖在历史的背后，而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

是的，我们是一小撮

当人们在询问，“生存与责任哪个更高”时，东欧的思想家给出的答案是“责任高于生命”，起码对那些愿意肩负本民族思想传承的人来说是如此。民主是建立在有责任感的文化之上的。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人类尊严的革命”中，最初至少应该有一群这样的人，以胡斯精神和路德教派作为榜样，要抵抗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他们首先摆脱自我麻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实践，以自己的每一次抵抗就来拯救一小块自由，一个民族要有少数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圣徒”的责任，因为道德是个人的，它不是契约性的，没有互惠性，帮助他人而不要求回报，这种道德行为就不可能变成普遍性，所以道德行为主体注定是孤独的。在回归道德的问题上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苛求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过去我们特别怕被说成是“一小撮”，怕脱离民众怕孤立，现在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们是一小撮，我们只代表自己！我们要允许人们胆怯，允许人们自私，每个人都有选择平庸的自由，但是不允许损害他人的利益。德国诗人海涅150多年前就说过，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我们这些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检察官杀死了自己的思想婴儿。在社会上杀死思想婴儿的人毕竟是少数。对积极的少数派来说，只能从个人角度提倡传教士般的“献身精神”，放弃物质的诱惑。因为自由不像经济发展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的富裕，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利，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自由只能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所有人的自由，所以注定有一部分人要当圣徒，这个过程中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从个人角度提倡“献身精神”就尤为重要。

简单地反思在东欧知识分子看来已经不够了，需要一批具有传教精神的知识分子切实具体的行动。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人类精神存在”的传递者，这种人因为能够看到牺牲的含义，所以能够做出自我牺牲。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无所畏惧的，道德缺失与恐惧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丧失灵魂以后便只剩下躯壳，而且他们常常为之担忧，只有那些灵魂尚在的人才无所惧怕：因为他们明白，真正的恐惧是源自内心而非外部环境，让外部的侵扰侵占自己内心的人永远不可能摆脱恐惧。捍卫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的完整的人时刻准备着牺牲一切，包括自身的行动自由，甚至生命，他们可以战胜恐惧，同时也永远置于权力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东欧的知识分子倡导应该具有传教士的牺牲精神，以隐修院的禁欲精神抵制物质的诱惑。他们呼吁说，我们所要进行的抗争是超越简单的经济和社会范畴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复苏，拯救人类文明是刻不容缓的。这样的呼吁不仅可以帮助受压迫的人们，同样也可以帮助那些使用镇压工具的人，正是他们扼杀自己的良知和真实的声音。

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几点：第一，要摆脱过去知识分子只讲道德不谈经济的局面，打破“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人为区别的划分。首先弥合知识分子与民众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团结工会的前期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就得到了知识分子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大力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工人自卫，为未来的反对派运动开了一好头。第二，政治不是知识分子的强项，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利，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乔治·康德拉说，“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上赶下来，以便自己取而代之。”这种态度既防止了野心家的混入，又能够树立起道德形象。由于现代社会中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权力所展现出来的逻辑是会把所有人都腐蚀掉的。

永远在体制外为不完善的社会努力，为普世价值作贡献才不违背他们的初衷。

“回到哲学中去”

这个命题听起来有点“唬人”。这是捷克人喜欢谈论的话题，因为他们的开国总统马萨里克就是一位“道德至上”的哲学家，而捷克曾是“欧洲精神文化的重镇”。地理位置靠北的波兰人较少提到“重返欧洲”，他们不像捷克人那样把自己与欧洲思想传承的渊源关系挂起钩来。其实这里所说的哲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中说的“哲学”并非深奥的人生哲理，而是指一种人格魅力，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它的形而上可以与日常的物质化状态保持距离，使个体可以从日常的琐碎中解放出来，在获得释放的同时又带有最强烈的个人意识。第二层意思中的“哲学”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哲学思想本身具有可质问性和开放的体系；二是他们是在提醒世人，东欧曾与一个古老的文明——希腊哲学——相联。由于对近代欧洲的不信任以及对物欲横流的西欧的反感，东欧知识分子只能以“托古改制”的手法以“回到希腊人那里去”，从古典时代寻找资源。欧洲朦胧而遥远的往昔思想家在捷克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渐渐清晰起来。他们说自己是欧洲的孩子，在这片经历过纳粹与苏联体制的土地上，他们应该成为光明的开端。在芸芸众生自我麻醉在“面包时代”，作为欧洲的遗产的继承人，人类能够作为个体重获自我，绝大多数的机会并没有发生在“面包时代”。欧洲本来就是一个“被质问的大陆”，现在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这种“质问精神”，保护它的价值完整。必须要认识到欧洲精神是无价之宝，从希腊城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人类以其最高的方式参与到不断拯救自我的斗争中去，这就是自我征服，真正的人类生活所需要被征服的不是他人，不是自然，而是征服自我，超越自我，这个觉醒的意识是现在东欧知识分子所需要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发表时删去原文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