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 | 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下)

02

诚哉斯言，从他的角度，这样的质疑稍作修改确可以成立。就是，说上节所述可用来证成——李有关中国共产革命展开的历史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叙述成立，固然冤枉，但退一步说上节所述可用来证成——中国共产革命中确实发生着“革命”压倒李文所说“启蒙”的——历史事实，则不能否认。

但问题是，这样一种看起来相当犀利的尖锐着眼的还是李文的表层，而未触及李文的更深内在。因为李此文的核心用意不在论证现代中国共产革命存在他所说的启蒙被逐步边缘化，而更意在通过他所说的启蒙边缘化指出：这启蒙边缘化的另一面，是起点原本现代的此革命，逐步为前现代所浸染、侵夺，以历史-结构地解释为什么此后中国的历史会发展出长达十年的反现代文革，和论证为什么继承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启蒙应该成为八十年代思想与文化的核心任务。而李的这一特别关切所以成立，背后除跟文革是一场反现代运动的判断结构相关外，还跟如下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认识判断结构相关，就是：一、李此文所认定的这种“启蒙”有否充分落实？是中国要真的顺利达致好的或比较好的现代之境决不可缺的核心关键；二、偏离了此“启蒙”的历史只有再次被此“启蒙”脱胎换骨，才能真的负起把中国顺利带至理想或比较理想的现代之境的重任。因此，李文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共产革命中是否存在李先生所说的那种启蒙逐步边缘化乃至被排除，而是李先生所认定的那种“启蒙”本身就不是一种他以为是的比较理想且对中国根本重要且适当的启蒙形态；他对中国共产革命从发轫到文革的历程的整理，既无助于我们深入去认识这一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益与教训，又深刻误导我们的现实感，误导我们对现实的回应设计。因为这些方面有问题，会使李文所遗憾的——中国现代史的核心不足在“救亡”压倒“启蒙”导致“启蒙”边缘化、启蒙任务未完成，认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核心关键任务便在自觉接续这一启蒙（当然李认为需要有所改善和调整），完成当年被打断的启蒙任务——这样一些根本支撑其文章的历史理解、现实判断支柱，实际建在未作认真桩基处理的流沙上。也就是，只有清楚了解李文的核心构成结构，才会相应明了本文上一节的中国共产革命把握、分析，既是认真的历史整理，又核心关涉从历史出发（而非从诸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出发）对李文所涉及的这些重要问题的反思、检讨。

如此说，首先涉及的，当然便是李文相当肯定的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是否已经比较理想且对中国根本重要且适当的问题。对此，本文的核心质疑不在此启蒙的正面观念展开，而在此启蒙的自我感、中国社会感构造。如我上节所指出的：以启蒙责任自认的多数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由于不认为其时中国社会蕴有相当可在中国现代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品质与能量，导致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国社会不能跟他们理解的现代配合绝对化，从而把现实中国社会单纯当成他们批判、灌输、改造的对象，而这一感觉、看法，又反过来影响他们对自己的社会意义位置作过度评估，对自己所拥有的现代认识理解对中国所具有的意义作过度评估。相比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这一自我感、社会感构造，也是从新文化运动脱胎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解，和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运用于中国社会，得以充分突破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这一自我感和社会感构造。就是在看到自己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确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位置、责任位置的同时，由于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众多部分现成蕴有把中国带向他们所希望现代的革命潜能、革命品质，就中在主流启蒙观中最被认定需要启蒙改造的工农反最有推动历史往理想方向迈进的力量，并且他们身上的诸多经验、品质，对把阶级出身非工农的知识分子锻造成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反最有参照、学习意义。

而正是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主流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两者间的这一自我感、社会感差异，极关键地决定着两者实践感、实践指向努力的不同。就是虽然这两类现代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中国责任感，但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有效落实责任感的理解上则距离甚远。在前者，当然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具有的现代知识、现代观念启蒙社会、结构社会，以尽可能地把更多中国人改造成自己所认为是的现代人；在后者，则非常不同，就是虽然也积极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现代知识、革命思想影响社会，但其影响关注重点则不完全在自上而下模塑社会，而在把（革命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中本来存在的革命潜能召唤出来，组织起来，同时通过专注从这些社会阶级、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工农）发现优点（哪怕只是在其中极小部分人身上表现出的），以不断自我反观、自我批评、自我改善、自我重构。

相比前者，后者这种在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间不是单向输出，而是积极寻求两者间良性辩证互动的意识与努力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中国共产革命根据这一意识所开展出的努力，得以成功发展出一个有效互动-召唤机制，从而真的把革命对社会各阶级的革命认定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这些阶级的表现现实，最后使这些被认定的阶级变成了它建国的实在参与者，还在这一历史努力过程所连带出的诸多意识经验、实践经验本身也都极具意味。

比如，为了把这社会中被认为有革命性的阶级、阶层的革命性召唤出来，常常需要革命知识分子不仅要把握住不同阶级、阶层通常都会分享的那些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还需深入去掌握只在一阶级、阶层内在才有有效共通性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并每每要深入到一阶级、阶层内部不同人群，乃至其中很多具体个体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际遇中去认识理解他们。而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最能让知识分子有效突破知识分子经常犯有的对社会的观念式理解、直观印象式理解毛病，真的深入社会内在去理解社会，并对社会诸阶级、阶层的多方面际遇感同身受。而一旦至此，在对象身上所发现的当然也不只是革命可能，而还一定会遭遇、认识中国社会、中国人身上多样丰富而又生动、切实、向上的品质与能力部分，并更深入准确了解他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所际遇的困境与他们实际处身的历史脉络、时代情境状况的关系。而也只有通过这些对现实、对现实中活生生人的深入了解与多方面的情感共通、感受共鸣，才能使真诚投入历史-现实的知识分子在构想自己的介入实践、革命组织时，能真的充分根据在地资源来行动作为，并同时更多消化、吸纳、解决多方面在地问题，同时又更充分畅发本有的在地生机与活力。而且也正由于能切实知晓这些介入和在地者情绪感受、价值感抑扬、问题际遇的切实关系，这些知识分子也才更能在介入行动中，在情感、心理上有更结实的意义感、身心充实感，当然也更容易使自己的情感和心智受到切实淘洗。

也就是，通过坚信中国社会当中原本存在对当下和此后中国历史、对自己的理想成长都有决定性意义的能量与品质，所导致的现代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这社会诸多阶层、这诸多阶层中众多个体现实生命经验的认知与情感投入，使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中相当部分人首先获致的，便是通过对这些具体而实在经验的进入和掌握，得以不断调校、扩展、充实自己的中国、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认识与理解；并以这些认识、理解进展为前提，得以不断调校、修正、充实自己的现实感、实践感、政治感；并因和这些调校、修正、充实相伴随的实践探索开展，而更容易和自己所关怀的对象建立起真实、有效的身心感通、情意感通，从而使得这些实践中知识分子也更容易克服因浮在社会真实之上而常不免的虚无感、孤独感，而在介入实践中收获身心的结实、饱满。

而也只有从这样一些既实在、具体，又结构性支撑革命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切懂得这个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为什么在它最富活力、灵感时，对自己大量认识经验、实践经验的为数不多的强调，便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因为，所有这些实际都根本相关：起点在思想观念信仰的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意识、认识努力、实践意识、实践努力，才能在——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认为的，共产主义革命要顺利发生、发展所需要的比较理想社会条件相去甚远的——中国社会，对这一社会相当数量的人们进行成功召唤、动员；并在有效召唤、动员的同时，把他们成功结构组织到中国共产革命中去；且能敏锐地跟随时代现实各种显性、隐性变化，灵活有力地调整自己的现实感、政治感。与此密切相关，这一革命对自己经验、努力中最核心强调的另外几点，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如果我们把它们也放在——如何把起点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起点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无产阶级理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有效锻造成能把中国共产革命真正承担起来的骨干力量——这一理解视野中，也才更能对这些核心强调有真切落实、经验展开的把握与理解。

当然，中国共产革命中这一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深刻互动，所有力改变的不仅是此中的知识分子，而还包括革命对其内含能量与品质有充分信心的中国社会。因为正是通过革命知识分子对它所坚信的中国社会的情感与认知投入，和与这些投入紧密相伴的认知进展，与根据这些认知进展而不断调整的实践进展，这一社会才在更多时候真的焕发出了过去社会自己恐怕也没有自信的能量与品质。而没有对社会这些品质和能量的焕发与组织，我们很难想象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长久坚持，和在短短的三年内竟然得以打败战争开始时各方面实力均远远在它之上的国民党。（不要说别的，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仅战争中的运输问题就足以致共产党死命。）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在相当的意义上，作为现代中国共产革命努力奋斗结果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与其成立的四大阶级，正好和2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主流社会感、社会理解的突破所扩及到的范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正相吻合不是偶然的，并且这时这四个阶级中都有太多人对其时的“人民”一词有强烈认同（这表明这四个阶级内里都有相当超越本阶级社会经济地位规定的能量），也不是偶然的。就是，这些固得益于中国共产革命一系列有关认识与实践创造，也得益于这一社会本身便蕴有的可能性与能量。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所痛心疾首的中国社会，所看到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现实条件下这个社会的表现，并不应就此判定这个社会的本质便如此，而只有依赖现代知识分子从上面去启蒙和改造一条路。如此说，是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有关经验已向我们清楚表明，现代中国社会相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期待即使不够理想，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一些重要的品质和能量可以组织到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个社会是会更往现代知识分子期待的方向走，还是会表现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呼吁、祈向无动于衷，其实和现代知识分子是否找到了与这一社会有效互动的方式根本相关。

从这一理解视野出发，我们就不能不遗憾李泽厚这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名文，在描述了他关注的“救亡”对“启蒙”的压倒后，却没能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他所重点描述的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成为根本改变现代史面貌的力量？是仅得益于“救亡”情势的存在吗？其它力量，特别是相比共产党一直占据力量上风的国民党，不也同样在自觉大力借助“救亡”情势在自我合法化、自我壮大吗？何况，正如早有学者清楚指出的，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加入中共的数量，远远不如加入国民党的数量（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那为什么这些没那么悖离李泽厚所认可启蒙观的知识分子却没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出足够大的政治能量？反是背离着此启蒙观的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却发挥出了改变中国现代史基本面貌的政治能量？仅仅是国民党这个平台不理想吗？还是也和这些加入国民党的现代知识分子未能真正脱离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束缚相关？这一启蒙观的束缚使他们不会去积极致力发现其时中国社会表象之下的复杂现实？并在深入认识社会的基础上认真重构自己的现实感、政治感、实践感，以积极地掌握这复杂现实，以充分有效地把社会组织进自己期望的历史进程？

而这一切不问的结果，不只使有关认识容易过度停留于指出中国共产革命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解，停留于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等于把革命的基础实际转移至工人阶级之外，转移到非现代的场域等等这样一些可很快指出的特点，而且使如下这样一些在中国共产革命的认识、理解中本有着既基础又核心地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凭借了一套什么样的意识、方法、实践，成功做到了有效动员中国社会，并在成功动员的同时，把它们有效地组织结构为中国共产革命的有机部分，等等——不被认真追问。具体到李，这一切不问的结果，当然使李不会发现：他此文在支持的那样一种启蒙，即把有一定现代观念、现代理解、现代知识的启蒙者的优位绝对化，把所要启蒙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的启蒙，本身便应该被深切质疑、反省。因为这样一种启蒙状态，不仅影响启蒙者对其所欲启蒙社会的认识深化，还决定性的影响着它对这个社会的介入改造能力，并且这种看待自我、看待社会的方式，还常常违背启蒙者初衷的无建设性代偿的伤害社会，伤害启蒙者自己，却不被启蒙者自知。就是，李此文所支持的启蒙，由于它在自我感、社会感上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使社会本该得到支持、转化的很多能量与品质，却因这种启蒙观的意识、理解状态，而被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无视，乃至敌视，从而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很多该宝贵的能量、生机内蕴，既得不到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充分正视，更谈不上被他们积极思考——如何把这些生机、能量有效结构、转化进他们期望的中国现代，如何在有效结构、转化这些生机与能量时，进一步畅发这些生机、能量，反常常因这启蒙观对这社会先入为主的隔膜、否定，使这些该宝贵的生机、活力被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营构出的观念氛围与实践设计伤害；另一方面，这启蒙观结构性内含却不被此启蒙观正面意识的矛盾——真诚为了中国，但实际又与中国现实非常隔膜，不能不导致使拥有这一启蒙观的现代中国启蒙者常常陷入如下困境：真诚、努力行动，但社会现实介入结果却和自己期待非常落差。而这样的经验、遭遇久而久之又不能不使这些启蒙者相当程度上被虚无感所侵袭。是以被李此文所肯认的这种启蒙观，便不仅会影响拥有这种启蒙观的启蒙者的中国现实认识深度，影响他们建立恰当的自我意识，影响他们实践方案、实践介入的现实效力，还会伤及他们的精神安顿，影响他们的身心发舒。

03

可惜，不只写《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李泽厚未有上述关于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反省检讨意识，李写这篇文章所支持的、当时正蔚为大观的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也同样没有这些反省和检讨意识，这也就难怪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界主潮的新启蒙思潮，本来作为历史后来者有前车可鉴的优势，却落入结构相似的陷阱而不自知。

如本文开始所述，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历史感-现实感的核心成型，和文革后如下时代状况紧密相关。就是在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革检讨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正是对这一设问的时代回答，关键性地确立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

文革后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答是：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质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际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1]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们就为——为什么看起来已经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一场在他们看起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反现代，但却长达十年的全国性运动——这一深为困扰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解释。就是，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关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而不注意封建主义问题，从而给——骨子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表现上是打着更激进反资本主义、更激进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现代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机。

而当然，这样一些有关文革发生的理解与认定，一定影响着这些理解和认定者——关于什么是接下来时代最核心且迫切任务的理解与认定。就是既然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现实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发生强烈危害的危险，那时代最核心且迫切的问题就应该是反封建，不应该是毛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

而为了有效地反封建，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当然就应该大大增强——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小生产者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样态的——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则不仅要大批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要接续当年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启蒙，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彻底、全面的现代启蒙；相比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态度和看法上的更为清朗，政治方面新启蒙思潮对民主的强调则强烈中又有某种暧昧。如此是因为新启蒙思潮当然强调民主，但这强调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构成而产生的对广大中国社会阶层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对什么人适合民主实际上有很强的设定。就是在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和领受者意识深处，只有那些受过启蒙深刻洗礼而成为了“现代人”的民主，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民主。

而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使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很多人对国家推动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助于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的改革，特别是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最有助于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经济样态的加强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的改革，常常没作认真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这些经济改革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正面关系他们认为和中国现实-未来命运核心相关方面的根本改善。

而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推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界不仅致力于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越来越弥漫着唯恐自己不能充分摆脱封建影响，不能真正跨入“现代”、成为“现代”货真价实一员的焦虑。特别是其中的年轻激进者，越来越强烈认为：只有使自己彻底摆脱封建的影响，成为真正的“现代”人，自己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自己对社会的启蒙，对社会的国民性改造，才可能是充分正确和彻底的；且只有一大批人于此决绝行动，才可能使中国彻底祛除封建主义体质，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梦魇，彻底现代。

当然，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使八十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应该走的政治方向。而正是这种自信，在平时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热烈投入地呼唤改革、宣传改革、支持改革，并在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受阻或偏离了他们认定的航道时，自认自己有责任起来，以让中国航船重回他们选定的航道。

当然，在这样一些感觉、理解中，中国社会便由于其主要构成者被认定为骨子里是小生产者，而被视为实际是使封建主义在中国存活不灭的社会载体；这些，加上认定小生产者无论是其理想性冲动，还是其日常性格，都是非现代，乃至反现代的，因此当然也不会被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拥戴者认为有向其社会实践，特别是向其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实践寻求资源的可能[2]。这些合起来，自然使中国社会被那些自认已经有了现代眼光、现代意识的激进者们，当成了必需自上而下彻底接受启蒙和改造的对象。就是当新启蒙思潮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决定性主潮时，在被此思潮笼罩的激进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解与感受已和社会事实的认真分析、把握无关，便被直接认定：只有当中国社会被充分纳进“现代者”所规划的社会经济道路，被这种社会经济道路所深刻改造；只有当中国社会充分被“现代者”所提供的“启蒙”深刻洗礼，这个社会所附着的封建主义病毒才能被真正祛除，它也才不需要被照看和监管，它也才真正应该被尊重，被平等对待。

也就是，在很多人心中充满着朝气、冲力、理想主义、脱俗气质的八十年代知识思想文化艺术界，其另一面却由于其时代主导思潮-新启蒙思潮事实上堕入了现代中国启蒙运动主流曾堕入的——自认拥有现代观念、现代知识的启蒙者对自己的中国意义过度评估，把认做启蒙对象的社会在特定状况下的不好表现，过急判定为这社会具根本规定性的本质等——陷阱，事实上使得现代中国主流启蒙运动曾出现过的那些特别问题，在八十年代一一重演：真诚但虚妄的自我意识；浅尝辄止的现实-社会认识；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中的太多部分不能有及时、准确的把握；有关时代现实介入的理解狭隘且概念；在和社会互动时，缺少必要的理解努力，更谈不上向社会积极学习，并通过深入社会来自我反观。

而所有这些一起，不能不导致：这么多聪明、热情、充满责任感的投入，不仅不能把现实有效推至他们热烈期待的方向、目标，还会因他们的热烈介入，造出很多和他们主观意愿背驰的思想、文化、现实问题来。就是，他们所以未能如他们预期的改变中国、改变中国社会，固然和他们所处身时代的一些条件不够理想有关，而还由于、常常更由于他们自身所存在的结构性缺失；并且这些结构性缺失所影响的不只是他们的历史介入效力，还影响及他们知识思想工作品质与深度，影响及他们的精神、身心安顿。

惜哉！

注释

[1]要了解这一普泛弥漫于时代的思潮的核心逻辑构造，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同时阅读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先刊于1978年12月4日《未定稿》试刊第一期，随即又刊于《历史研究》1979年1期）和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先刊于1979年12月《未定稿》第49期，后刊于《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2期）这两篇——极有历史-理论企图心，也极为雄辩，但今天已被很多人遗忘的——重要文本。

[2]当然，那些经筛选被认为避免了封建主义毒害，特别是被认为保留了生命原初冲动和本能的文化表现、生活表现、艺术表现，才会被豁免，认为可从中汲取文化艺术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