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

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

摘要：行为决策者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内外部约束条件的影响，其决策行为必然表现为有限理性，因此不存在完全理性的人。

人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以及人之所以为人，并以其拥有独特的情感作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并非是理性的。即使大部分人在主观上都会力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从这一点来看大部分人的行为都是相对理性的,但由于受到诸多的内外部约束条件的影响,个体行为人在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上表现出来的也必然是有限的理性，即不存在完全理性的人。

人的理性是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决策者追求理性，但又不是最大限度追求理性，因为个体的能力有限，包括认知方面有限，如知识有限，计算能力有限，想象力等方面的有限；心智能力有限，如情绪控制能力有限等。决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无法预知未来。同时外部环境存在不可控制因素且信息部对称，因此认得决策行为是非完全理性的。用下图表示个体行为人的有限理性的必然性：

对此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明：

首先，我们引用亚当斯密的观点，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角度去考量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有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互助倾向，人类社会就是这种交换的联合。然而，这种交换互助的基础不是利他主义，而是利己主义。他说：“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它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但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规则。”因此，在斯密看来，利己主义是人类的本性和一切行为的动机。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有如下的论述：“很多时候，一个人会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所获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可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由此可见，人是自利的，而自利人在许多的场合往往会作出非理性的事，比如当自利的人认为做什么样的事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做出卖他人或者

集体的行为，从而产生违背道德或者法律准则的非理性行为。

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作为合乎理性的人, 其行为通常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 追求自身利益。如亚当·斯密曾指出, 人是理性的, 要为自己打算,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

第二、 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即来自不同子集的各种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的方式相对应。

第三,、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 以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然而在现实的世界里真的存在这样的人吗? 理性人假设, 是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石。该理论认为, 在确定条件下, 由于具有完全的信息, 理性的消费者和厂商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总可以选择那些比其它行为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 从而使经济处于一般均衡状态, 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在不确定条件下, 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通过对各种可能性结果发生的概率及其带给自己的效用进行准确估计, 计算出预期效用, 进而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然而人是否是完全理性的问题，西方学者对此作出了他们的分析： 一：凯恩斯的非理性分析

凯恩斯虽未明确地对新古典理论中“ 理性人” 的假设进行否定, 但是在分析中, 却十分强调人们心理的非理性一面。

凯恩斯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由于经济前景的动荡不定, 人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掌握得很少且很模糊, 因而不信任自己关于未来的计算能力, 往往凭主观情绪的好坏行事。在分析投资的决定时, 凯恩斯指出, 投资决策主要取决

于对未来利润率的预期, 由于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 因而其对未来的预期也是非理性的, “ 受油然而自发的情绪支配” 。这种非理性预期模型可以表示为 Pt =Pt-1 + a（Pt-1—Pt-2），其中,Pt 为本期预期价格, Pt-1 为前期的实际价格。根据这一模型, 如果Pt-1低于Pt-2 ，情绪悲观者的预期价格将继续下降, 预期利润率随之降低, 从而导致投资减少, 一国的就业与收人水平下降, 而情绪乐观的者会持相反的看法, 认为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将会回升,预期利润率将会上升, 从而导致投资和就业的增加。由此可见, 由于存在这种非理性预期，所以在凯恩斯看来, 人们的心理是存在非理性的，即不存在完全理性的人。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对“理性人”的重新引用

在凯恩斯之后, 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将凯恩斯宏观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理论融为一体,为此, 他们在其理论体系中又接纳了传统的“理性人” 假设。然而, 在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理论分析中, 经济主体是否是新古典意义上的合乎理性的人呢?

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在货币工资固定（或货币工资变动缓慢）一般及格水平上涨将使实际工资暂时下降，从而是雇主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导致经济中就业和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反之亦然。针对上述观点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批驳： 在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导致劳动裕增加的同时, 如果工人未能发现产品价格上涨及其实际工资下降, 那么其劳动供给将会增加, 一国就业水平将上升，然而要使菲利浦斯曲线成立, 就意味着工人必须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显眼这是一个荒谬的观点，即不存在合乎理性的人。

三： 行为经济学派的“理性二有限”论

行为经济学派致力于对人类行为的新古典假设进行检验, 并根据检验结果

提出一系列修正理论。其代表人物有西蒙、莱本斯坦等人。西蒙认为, 在现实中, 经济行为者为了达到某种目标, 确实是在竭心尽智。但是, 由于其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 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缺乏完整的、统一的能够对所有选择进行排序的效用函数, 只能找出所有各种选择方案中的一部分, 同时, 经济行为者也无法正确估计各个备用选择所产生的后果, 无法对不确定的未来估计出一致的现实概率。上述种种原因, 使得最大化的追求成为不现实的事情。现实中的人们只追求满意的目标以及达成决策的程序的合理性。换句话说, 现实中的经济行为者的理性是有限的。莱本斯坦在其《超经济人一一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等著作中指出, 从生理角度看, 任何人都既有注重算计、追求最大化等理性倾向, 又有追求安逸、不追求最大化等非理性倾向。在所受压力较小时, 个人并不谨慎的制定决策。但当压力增大时, 他们会倾向于按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如果压力过大, 他们会产生迷惑, 无法理性地制定决策。因此, 来自上司的适当压力, 可以增强个人理性, 使之更加努力地工作。新制度经济学派吸纳了上述的“ 有限理性” 的论点, 并以之为前提条件, 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该学派认为, 由于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及计算能力是有限的, 他们不可能在合约中对所有未来发生的事件给当事人所带来的风险或收益作出详尽的规定, 因此交易当事人就必须承担可能由未来不确定性风险或不完全契约导致的纠纷所带来的损失。为减少交易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就有必要设立制度或进行制度创新。同时, 设立制度也有助于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间题。经典的例子是“囚徒的困境” , 即个人理性的最大化决策可能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现实中的经济行为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不存在完全的理性行为者。

四：心理学与理性

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视角,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或决定人的行为,一个是“理”,一个是“情”;从心理学研究的视角看,影响或决定人的行为的因素一个是外在的奖励与惩罚,一个是内在的认知。从某种程度来说,两者是有共同点的:个体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最能保证个体的生存的那些因素———“自利”模型;个体的生存只有在与其他人的合作的基础上才能成功,两者之间同情共感的距离越近,合作就越容易实现———“利他”模型。这是人类行为选择的两个基本的支点,在理解人的行为时是不可分割的。在以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理性是没有情感、社会正义和道德意识的理性。现代心理学更为关注个体内部因素,如情感、认知等,对其行为的影响。可以说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对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具有重要意义———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丹尼尔·卡尼曼正是立足于个体决策的不确定性修改了传统的经济学假设。很多的理学研究成果具有足够的可信度,使得经济学家很难继续忽视相关的心理学研究的挑战。

个体的选择行为所导致的效用并不一定最大化。个体通常会低估自己对变化的反应和对新的参照水平的预测。例如，Brickman 等1978 年发现乐透大奖获得者并不比未获奖者活得开心。原因: (1) 比较他们的“巅峰”心情,现实的生活心情相差不大。(2) 他们当前效用的载体是相对新的参照水平,而不是消费的绝对水平。还有Herrnstein 等1992 年经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人们偏好于选择直接产生最大效用的选择,而不考虑这一选择对未来的影响。个体在做出行为选择时,考虑的内容受问题的表述方式、事物的呈现方式影响。这就是框架效应:一个问题的两种逻辑相似的说法引导决策者选择不同的选项。如一个关于肺癌治疗的实验: (1) 手术:100 个病人中,90 人在手术后存活,68 人活一年以上,34 人活5 年以上;化疗:100 个病人能全部在化疗过程中存活,77 人活一年以上,22 人活5

年以上。(2) 手术:100 个病人,10 人在手术中死亡,32 人在一年内死亡,66 人在五年内死亡;化疗:100 个病人,没人死于化疗,23 人在一年内死亡,78 人在五年内死亡。在(1) 中,18 %的答卷者选择化疗;在(2) 中,44 %选择化疗。认知失调理论可以说是20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认知失调理论的进展使我们认识到:人们有时候需要寻找一个“理由”(不是效用最大化) 来决定选择这个或那个。Shafir 等指出(1) 当面临困难选择时,我们往往想方设法找出支持和犯罪每个选择项的理由来。(2) 在各种理由的引导下思考选择,将提供给我们一个自然的渠道来理解选择项之间的矛盾性,从而方便最后的决策。

除了以上的情况，这里再引用新浪上的一条新闻，题为《生死瞬间，母亲舍身救女》，其内容是：合肥市铜陵北路与长江东路交口，一辆电动车被一辆货车卷入车底，坐在电动车上的一名母亲在生死关头，奋力将抱在怀里的1岁女儿推出险境，自己和驾驶该车的弟弟被货车拖行了约10米，严重受伤。在生死关头，母亲却没有顾及自己的生死，而是奋力抢救自己的女儿，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出于爱女而作出的本能行为，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那一刻作为母亲的她完全不是出于理性的，因为如果是出于理性，她必然会先顾及自己的生命，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最先顾及的人，又怎么谈得上理性呢？因此决策者在情感面前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综上所诉：人是不存在完全理性的，决策者在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其行为决策是有限理性的，不存在完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