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不平等]:逃离贫困 政府有责
2014-10-29 11:34 | 唐山来源：《中国企业家》
■ 《逃离不平等》
作者：[美]安格斯·迪顿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8
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从健康和财富的角度来阐述不平等问题，涵盖经济学、历史学、人口学、心理学等诸多层面。
要公平还是要自由？这是一个不断引发争议的话题。一般来说，资本方更愿点赞自由，他们争辩说：最大的平等是机会平等。但事实上，机会平等仍只是一个神话。
不平等，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人类需要不平等，否则就会丧失竞争动力，但又要警惕过度不平等，因为它将抑制创新、取缔竞争，造成整体僵化与崩溃。
那么，该怎样把握这个度？
本书作者安格斯·迪顿展示了独特的思考：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理解为“大逃亡”的历史，借市场之力，发达国家率先逃离了贫困、疾病和不幸，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大逃亡”的道路上。
前现代社会人均寿命仅30-40岁，男性平均身高低于1.60米，他们一生中都有挨饿的经历，其中80%的人属赤贫阶层。这其中，有制度因素、科技因素、商业因素、文化因素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有的发展中国家已改变了这个局面，有的却依然如故。
怎样把人均寿命提高一倍？其实，前现代人并非活到40岁就死，而是儿童死亡率过高，拉低了整体数据，只要推广廉价的抗生素，局面就能改观，可谁来做这件事？同样，身材过矮往往是因为童年营养不足，只要摄入热量充足，就会大大改善，可仅靠市场够吗？
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现代人一生下来就被注射了各种免疫针，就有足够的食品，这是作为前提接受的，我们并没选择过，换言之，我们得到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因为有政府保障，而不是因为有市场。这恰好说明：逃离贫困，政府有责。
现代化不只是市场的成长史，也是公权力的成长史，只有它不断担负起新的责任，传统社会才有了“逃离”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家能力的建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做得更好，谁就会优先拿到走向现代的入场券。但，政府干预并非万能，当儿童死亡率趋近于零，提高平均寿命只能靠延长老人生命时，则市场将成为主导，在它的激励下，新技术、新服务不断涌现出来，但成本太高，资源稀缺，即使不太公平，我们也只能接受市场的分配原则。
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公权力的过多干预，会给效率造成伤害。以扶贫为例，目前全球近8亿人每日生活费少于1美元，平均只有0.72美元，换言之，发达国家只要每天为这些人掏0.28美元，即年均投入800亿美元，则世界上将无赤贫之人！2011年，全球富国共捐出1335亿美元，加上300亿美元民间救助，可赤贫现象却有增无减。
公权力缺乏恰当的分配手段，也无法有效监督，结果是盟国穷人每天可得几百美元，而非盟国的穷人几乎分不到任何资源，在腐败、浪费、低效率之外，许多捐款发放后还因扭曲了供需环境，反而产生了反效果。正如经济学家罗丹所说：“你以为你是在建设一个发电厂，其实你是在资助一家妓院。”
一切“大逃亡”，都是多种因素合力而成的结果，当各种要素无法统一起来时，则失败在所难免。正如非洲国家在提高人均寿命上曾取得显著成绩，可“艾滋病”又让多年努力付之东流。也许，正在逃亡中的人类，很难说出究竟该如何逃亡，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与逻辑中获得启迪。
本书最大特色在于作者熟练运用经济学思维，以随立随扫的方式，涤荡着我们对健康、财富、不平等问题的种种误解，虽然最终并未拿出更新颖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宏大的理论架构，但作为一场头脑风暴，亦使阅读者受益。（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