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及方法论意义

　　摘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和根本保证。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成果和伟大创举。“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独创性贡献，而且对于领导中国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革命道路； 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 G４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2）０3－００３９－０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它的深刻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方面要求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成果和伟大创举。这一突出成果和伟大创举对于领导中国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　　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基本原理是：首先，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其次，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２］；“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３］；“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４］。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基本原理得到了巴黎公社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证实。1871年，法国巴黎的工人阶级举行了城市武装起义，作出了用武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首次尝试。马克思高度赞扬其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５］。1917年，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十月革命，领导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和士兵在彼得格勒市举行了城市武装起义，成为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成功范例和成功开端。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明确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如何实现这一任务和目标，关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一条正确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中国共产党在走过弯路、吸取了惨痛教训之后逐步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之所以走了弯路、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是因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能够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既没有做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没有做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认识不足，轻视了武装斗争和军事问题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虽然党从一开始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形势和革命军队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如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就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６］但是，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的认识是肤浅的，或者说没有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理，在武装斗争和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以致得到过惨痛的教训。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时，党曾束手无策，无力反抗，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对于武装斗争和军事问题，“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７］。经过革命失败和惨痛的教训之后，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于武装斗争和军事问题才有了深刻的认识，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８］。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照搬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及其经验。虽然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但不正确地把武装斗争的重点确定在城市，提出了“城市中心论”，深信城市武装起义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党发动和组织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从城市开始的。广州起义更是典型的按照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以工人和士兵为主的城市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和暴动，虽然对于回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坚持革命斗争，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错误地使用当时相对于敌人还十分弱小的武装力量，盲目地去攻打集中了敌人强大力量的“中心城市”，到1927年底革命再次得到了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都是以“城市中心论”为特点的，结果给革命造成了重大危害，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开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及所形成的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几乎被完全断送。毛泽东后来非常精辟地总结了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们党“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