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教我们--
听傅老师讲话,就会觉得相见恨晚。这才是记者!这才叫记者!我那20年记者,好像是白当了。为什么我没有早一些听到呢?要是早一些听到,我的职业生涯,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再一次翻开《告别饥饿》,扉页上写着:“小米留存。傅上伦,2008・10・31。”
我收到这书,仅仅半个月后,傅老师就因病匆匆地走了。追悼会上,他的学生这样写道:
谢谢你带我们进入记者行业
谢谢你教我们如何发现新闻
谢谢你教我们怎样写作导语
谢谢你教我们怎样转承起合
谢谢你教我们怎样由表及里
去发现事实存在的真相
谢谢你教我们在苦难中坚守
谢谢你教我们在世俗中呵护职业理想
谢谢你教我们怎样当个记者
谢谢你教我们怎样做个正直的人
谢谢你在天堂继续俯瞰我们
没有署名,不知道这个学生是谁,但我知道傅老师的学生有很多很多,包括我。我知道他说出了我们大家心里想说的。
听傅老师讲课
我与傅老师相识已晚,他是《浙江日报》的领导,我是《杭州日报》的员工,我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才遇上傅老师。
大概是2004年吧,我正好接收了我们杭州日报的一个名牌栏目――以口述实录的文体,讲述人生故事、记录历史沿革的《倾听・人生》版。此时傅老师是浙江省记者协会的领导,对《倾听・人生》版有份特别的关注,于是就请他来给我们讲了堂课。
记得那天他吃过午饭就来了,在杭报17楼一个小会议室,我们副刊编辑十来个人围坐一张会议桌,傅老师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天黑。
他不像一般领导那样讲导向、提要求,而是讲故事。
他讲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新华社宁夏分社当记者时,参加新华社社长穆青要求组织的万里风沙线的实地调查,途中发现陕北榆林划给沙区农民荒地植草种树,谁种谁有。他们像看见一线阳光,当即写了报道,发表后竟引起轩然大波,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啊。
他讲到他们在林业部,面对保守派,怎样舌战群儒,让对方哑口无言。
他讲到1980年为“包产到户”进行的西北农村调查,有个生产队山高路远,不通车,离县城号称90多里地,他足足走了一天,才走到一半,生病,发高烧。那个村里的农民听说北京的记者要去,连夜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来接他,第二天用竹椅将他抬进村。
他讲到饥饿的农民怎样一大片地跪在记者面前,要他们反映真实情况,让中央制定富民政策……
类似我这样的副刊编辑,通常开会是坐不住喜欢借故开溜的。这天,我们有好几个人第二天有版面,轮换着出去做版,后来懊悔得很,啊呀呀,这么惊心动魄的故事,脱出了脱出了。听傅老师的讲话,就会觉得相见恨晚。这才是记者!这才叫记者!我那20年记者,好像是白当了。为什么我没有早一些听到呢?要是早一些听到,我的职业生涯,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傅老师那些精辟的新闻观念和精彩的职业故事,后来我还组织我的《倾听》作者也听过一次。每听一次我都会发出相同感叹,直到最后编辑傅老师的《1980: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时,中途我还是忍不住站起来对同事说:这才是记者!与他们比,我这记者算是白当了。
傅老师与《倾听》版
佩服着,同时就向傅老师约稿,题目都想好了,就是:《新华社记者》。
傅老师一直欠着我的稿债,但他对《倾听・人生》却是非常关注。有一年,他让我们要多关注底层生活状况,写写庞大的群体――进城务工农民。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征稿词:
如果你离开土地,千里万里走过,酸甜苦辣尝过,四海为家打工为生,请讲述你的故事。
这则征稿启事引起巨大反响,常常有打工者在公用电话间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找上门来。
有一个出生于黄山脚下的小伙子,姓吴,到沿海的造船厂打工数年,在闷仓里做批镞工、打磨工、切割工,直到胸闷浑身无力。回家就好了,一上船工作病又犯了,最后被工厂辞退,找不到工作。他自己说:“才30岁,整个人就废了。”他找了很多部门,没人帮得了他。
看到了我的启事,小吴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而我的回答,起初也和所有人一样:你得先证明你是上纲上线的职业病啊,你无法证明,我怎么帮你呢?
我还和所有人一样,抱着同情给他建议:你还年轻,学一点文职的技巧嘛,计算机、财务什么的,或者,在家乡开个小店,你们那儿不是山清水秀吗?
可他还是不放过我,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将历年医院给他拍的胸片卷起来,装在一个羽毛球筒子里,带到报社,拿出来对着日光灯,一张一张地展开来让我看。
我说我也看不懂啊,我看了也白看啊。他还是对着日光灯,兀自久久地展示着……
我忽然懂了,我已经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我也懂得了傅老师的意思。
于是我联系了熟悉而有经验的医生,请他看一下小吴的这些胸片。我想等医生的结论出来,再决定做与不做。
结论是:肺部有明显病变,但还上不了职业病的纲。
我明白了,落到这地步,除了他自己,谁也无法对他负责。最后我还是记录了小吴的故事,标题是:《边缘病人》。
我采访了从黑砖窑里逃出来的打工者,我还采访了一个初中毕业找不到工作、靠伪造学历当上了副厂长的打工者,每发一篇,都会接到傅老师的电话。赞许,鼓励,或提出不足。
傅老师的新闻敏感性与预见性是无与伦比的。记得去年初夏,应该是六月吧,他动手术死里逃生,我去医院看他。
偌大的病房,他的病床孤零零地放在中央。他盖着一层薄薄的床单,显得身体非常瘦小。说了没几句关于病的话,傅老师的话题就转到新闻上面。他说:“估计这个月,还是以抗震报道为主,而到下个月,一定是以奥运报道为主的,你要有个准备。”他知道我的版面组稿工作需要较大的提前量。
傅老师身体一直比较弱,后来又患了癌症。想象不出他哪来如此旺盛的精力。每到年末,我们都会选出当年《倾听》版中自认较好的,送去给傅老师看,如果他仍不甚满意,就会让我们把所有文章送过去。一年50篇,一篇6000字,30万字,他全部看完,并仔细评点。
年年送去参评的稿件,2004年的《钟点工》,2005年的《我与农民打交道》,2006年的《革命妈妈》,2007年的《警戒・警徽》等,都是傅老师帮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2004年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的《钟点工》,连参评词都是他亲笔改的。
我们只知道稿子好看不好看,但作为曾经的编辑记者,后来的报社领导和记协领导,傅老师会更宏观地把握,哪些东西更符合获奖的天时地利。
还记得2007年末,他特意来到我们办公室,把一年的报纸摊在茶几上说:看到《警戒・警徽》,我就放心了,重头稿在了;《班主任》这篇,也很生动感人;《扣潮头鱼》题材新鲜,有地方特色……场景历历在目,2008年末,傅老师却不在了。
傅老师与《西行漫记》
上世纪80年代傅老师的那一段“新华社记者调查纪实”,作为《倾听・人生》的责任编辑,说实话我觊觎已久。几年来,每每遇到傅老师,我都要提起来,一次次地求他、磨他、噱他。但以傅老师的资历定力,我们这些小编辑都是瞎着忙,他说:时候到了,我自会给你们的。
果然,他决定给我了。2008年10月31日,星期五。此前一天,《南方周末》发表了胡国华的《穆青指导我们搞包产到户调查》。胡国华,当年的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傅老师当年为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正是“西行漫记”的同行者。
接傅老师电话:小米,我打算兑现我的承诺,材料你们来拿,下周二我将住院,周四手术。此前,最好大样排出来让我看一看。
我心里一紧:傅老师,为什么又要手术?不能不做吗?
我这样问,不是没有根据的。
相同的手术,傅老师在半年前已经做过一次(就是奥运会前两月我去看望他的那次)。虽然他对自己的病情只讲了寥寥几句,我却印象深刻,因为他的描述非常之精到:就像击散乌云人工降雨那样,击散癌细胞。但那次术后,傅老师去“鬼门关”逛了一圈,对此他也有精到的描述:做这个手术,就像五脏六腑经历了一场地震。
鉴于此,我才会紧张到贸然问:不能不做吗?
但傅老师说:我已经决定了。
周一编稿、送审,周二排版、校对,周三将大样送傅老师看,周四傅老师进手术室。
记得看完大样后,傅老师和我通了很长的一个电话。他肯定了我的《读稿人语》标题《被历史选择的记者》,他说:正合我意,不要像有些人,回忆历史时把自己看得很伟大,其实个人的作用,只是因为历史选择了你。
对稿件的大小标题以及细枝末节的问题,他都一一作了定夺,我全部遵照他的意见修改,除了一处。我的《读稿人语》的第一句写道:“傅上伦老师是我最敬重的前辈同行之一。”他要把这句话删去,我没有听他的,我说这是我的真心话,没有一丝一毫恭维的成分。
这天电话里,傅老师还说:我身体不行,但脑子还很好使,一点没问题。
今天想起来,唯一有一丝丝欣慰的是――关于《西行漫记》的见报时间。大样回来后主任徐晓杭问我:几号见报?傅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说:他说由我们定,要不要放在下期,11月18日?晓杭想了想说:还是这期发吧。
就这样,五天之后的11月11日,《西行漫记》见报了。
与傅老师最后的交谈
我们与傅老师的最后一次交谈,就在《1980: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见报那一天,11月11日。
我们要给傅老师送样报,一打听,已经出院了,就去了他家,看到傅老师经历了手术后,精神那么好,我真有喜出望外的感觉,我很高兴是我多虑了。
11月11日,年轻人都在闹着过光棍节,我们万万不会想到,傅老师他,竟也在酝酿着,只身去远行。
我们去他施家花园的家,送去了三张样报,傅老师说:帮我多留一些。后来我准备的一大摞样报,连同一周后我们的追忆文章,以及读者来信对《西行漫记》的高度评价,已永远无法送达傅老师的手中,只有在傅老师的追悼会上,一并交给了他的家属。
我们去的那天,傅老师精神不错,谈兴甚浓。谈的还是当新华社记者的一些往事。他谈到当年西北一农村干部一心工作顾不上回家,等回家才发现,自己的小女儿被饥饿的村民吃掉了;谈到为胡耀邦拍照片,胡耀邦说“你多拍群众,不要拍我”;他谈到穆青时称之“老穆头”……末了他说,我还有一肚子故事,以后时机成熟了,都可以做。
我很高兴,深信不疑,会有很多、很多的“以后”。
告辞时晓杭和我走在头里,玲芝走在最后,只听傅老师说:玲芝啊,我对你跟小米两个有歉意。什么歉意?我闻声折回,傅老师说:没有帮助你们俩解决好职称问题。
我哪里会想到,此时他的体内正在汩汩渗血。后来他的夫人告诉我们,就在我们走后不久,他就因大量出血再次进了医院。
三天后晓杭和我奔去医院,曲折深邃的ICU的尽头,傅老师被机器包围,他的生命体征已经全靠这堆冰冷的钢铁与塑料来维持。
站在ICU病床前,静静地等了好久,想等他那双能敏锐地发现新闻,看见好稿,辨识善恶的眼睛再睁一下。没等到。
叫一声傅老师,只敢轻轻地叫,看着他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的面容沉睡着,不忍心打扰。
11月15日凌晨,傅老师走了,他的“还很好使”的脑子,以敏锐的分析力和惊人的记忆力给过我们多少启发的脑子,归于沉寂。
我不知道先进的医学是不是有可能避免或者延后这样悲剧的结果,只是非常绝望,我眼看着那一块大石头滚落下去,而我无力阻挡。
傅老师的追悼会前一日,我收到寄自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一封读者来信:
“我们一些病友围着在看一张报纸,我们很爱读《西行漫记》,那是美国人写的,而这个《西行漫记》是4位中国记者写的,也很好……”
这位读者不知道,在他们读报的时候,《西行漫记》的作者傅上伦先生正住在同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在他们写这封信的时候,傅先生已处于弥留之际。
傅老师走了,但他用一生为我们做出表率,傅老师,谢谢你教我们很多很多,谢谢你在天堂继续俯瞰我们。 ○
链接
“为新闻而来”的傅上伦
傅上伦,浙江省奉化市人,1943年6月出生于上海市。历任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国内版副主编,新华社浙江分社采编部主任、党组成员、副社长,浙江省广电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兼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浙江日报社编委、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在3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写过大量的新闻、通讯、调查报告,有些调查报告对中央决策起过重要参考作用。2008年11月15日在杭州逝世。
让傅上伦在全国有了知名度的,是一篇报道和一本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与新华社记者黄正根、李忠诚等,于1979年写了《风沙紧逼北京城》,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北京的沙尘暴问题,并跟踪追击寻访源头,指出:“草原和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沙漠戈壁面积不断扩大,生态平衡严重失调,这是风沙危害加重的主要原因。”
1980年春夏,傅上伦与新华社记者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被总社召去,受命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他们跨越4省(自治区)39县,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行程万里。他们用通讯的形式发了14篇近六万字的内参,其中有一半由傅上伦执笔,途中还发了一些公开稿。
西北调查结束,穆青要他们把有价值的东西整理出来,打成书稿。他说,这书稿眼前可能出不了,但将来终究有一天会问世的。他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国家档案馆中也难以找到的宝贵资料”。
18年后,这本书稿终于问世。并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再次出版。
(据《“为新闻而来”的傅上伦》,余建华/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