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

中国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本文选择1978年—1999年中国财政支出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上期财政收支差额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得出结论：中国财政支出从绝对量看是与瓦格纳法则相一致，从相对量看则出现“瓦格纳悖论”，进一步分析了未来中国财政支出仍然存在持续增长的原因，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出 实证分析 原因 建议

一、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这种趋势在1996年以后得到明显加强，这和中国政府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有一定关系。在中国政府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支出未来走势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所以，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而预测中国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研究内容 1、瓦格纳法则

瓦格纳详细考察了当时欧洲国家、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情况，于1882年得出了“政府活动扩张法则”(The Law of Expanding State

Activity)。该法则阐明，政府职能不断扩大以及政府活动持续增加，要求行使这些职能的物质基础——公共支出不断增长，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政府职能的扩大来自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两个方面：政治因素就是国家的活动不断增加；经济因素就是市场缺陷和外部性问题。瓦格纳认为，在经济实现工业化以后，扩大了的市场与市场作用力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会导致商法及经济合同的出现，进而要求建立运用此类法规的机构。同时，城市化和人口密集的现象，也会导致各种产品和劳务的外溢作用的扩大，从而要求公共财政进行干预和管理。

根据瓦格纳法则，一方面，财政支出应该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应该表现出增长态势。那么中国的财政支出是否与瓦格纳法则相一致，一致的程度如何，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2、影响中国财政支出的相关经济因素

影响财政支出的因素很多，有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技术与人口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和社会因素等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因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同，财政职能不同，财政支出的结构与变化也不相同。从经济因素出发，研究诸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上期财政收支差额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从而揭示中国财政支出的未来发展趋势，这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主要内容。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来研究中国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以及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上期财

政收支差额的数量依存关系。

二、中国财政支出的计量模型及计量结果 （一）计量模型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世界各国通用的规则，与财政支出有关的第一个变量应该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同时，财政支出的规模与财政收入的总量密切相关，可以把财政收入作为研究财政支出的第二个变量；再次，由于财政政策的连续性，上期财政收支差额对本期财政支出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计量经济模型中，选择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上期财政收支差额三个因素作为研究财政支出的变量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

根据上述因素分析，确定财政支出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t=b0+b1X1t+b2X2t+b3X3t-1+μt， t=1,„,N, ①， 这里，Yt是财政支出， X1t是国内生产总值，X2t是财政收入， X3t-1是上期财政收支差额，μt是随机项，t代表数据年份，b0、b1、b2、b3为系统参数。

统计资料选择1978年—1999年共22年的统计数据（见表1），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下相同。

假设条件：

（1）E（μt）=0 （2）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只有26年，不适合做异方差检验（N≥30），故假设

Var（μt）=бu²

表1： 1978年—1999年中国财政收支统计表

（二）计量检验

选择样本区间1978—1999年，将上述方程中各个解释变量列入解释向量组，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Ý=-203.9450-0.0228X1t+1.2440X2t-0.9767X3t-1, ②, (-3.8367) (-4.2814) (24.4201) (2.7689)

R²=0.9992；D-W检验值：d = 1.8251；F检验值为7104.75。 对给定显著水平а=5%，查自由度分别为3和18的F分布表得临界值F0.05（3，18）=3.16，显然，F >F0.05，说明回归方程是显

著的。对b0、b1、b2、b3等系统参数进行t检验，拒绝原假设H0：b0=0，b1=0，b2=0，b3=0，接受H1，即：b0、b1、b2、b3是显著的。

1、多重共线性检验

运用TSP软件求简单相关系数，根据输出结果得 r12=0.9862，r13=0.9587，r23=0.9646

由此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是严重的，为了查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采用逐步回归法。

求出三个基本回归方程：

（1）Y对X1作回归，得 Ý=625.4381+0.1247X1t ， ③ (2.9487) (22.5380) R²=0.9621；D-W检验值：d = 0.60；F检验值为507.9628； （2）、Y对X2作回归，得 Ý=-168.2595+1.1239X2t ，④ (-3.1785) (102.3590) R²=0.9981；D-W检验值：d = 1.2354；F检验值为10477.36； （3）Y对X3作回归，得 Ý=625.4381+0.1247X3t-1 ，⑤ (4.8968) (-17.0996) R²=0.9360；D-W检验值：d = 1.7188；F检验值为292.3977。 由三个基本回归方程和经济理论可知，X2（财政收入）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所以选定第二个基本回归方程作为分析的第一步。

（4）引入X1（国内生产总值），Y对X1，X2作回归，得 Ý=-275.8305-0.0203X1t+1.3014X2t， ⑥ (-5.1162) (-3.3296) (24.0664)

R²=0.9987；D-W检验值：d = 1.3920；F检验值为7886.09。 可以看出，引入X1后，R²有所增加，X1的系数为负，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对回归系数作t检验知b1=-0.0203在统计上显著，所以，保留X1作为解释变量。

（5）继续加入X3（上期财政收支差额），Y对X1，X2作回归，得方程②

Ý=-203.9450-0.0228X1t+1.2440X2t-0.9767X3t-1+μt, ② (-3.8367) (-4.2814) (24.4201) (2.7689)

R²=0.9992；D-W检验值：d = 1.8251；F检验值为7104.75。 Var（C）=53.1565，Var(X1)=0.0053，Var(X2)=0.0509，Var(X3)=0.3527。

我们可以看出加入X3后，R²增加，对回归系数作t检验都是显著的，虽然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高度共线性，但并未使回归系数不显著且各个标准差并不大，由此说明这个回归方程对应的模型是较好的财政支出模型。

2、自相关检验

假定5%的显著水平，按照三个自变量，n=22，查D-W检验上下界表得dL=1.05,dU=1.66,与之相比显然有

dU

根据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中国财政支出和GDP负相关，

回归系数为-0.0228，即GDP增加一个单位，财政支出减少0.0228个单位，从而出现“瓦格纳悖论”。然而，比较各解释变量的T检验值，GDP对于财政支出的解释力较高。从实际数据看，本文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基本符合转轨时期中国财政支出变化的现实情况。

我们选择财政支出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来分析中国财政支出情况。从绝对量上看（见图1），1978年以后中国财政支出增长趋势是明显的。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中国财政支出1122.09亿元，1999年中国财政支出为13187.67亿元，增长11.75倍。1993年中国财政支出突破4000亿元，此后以每年净增1000亿元的速度增加，1998年中国财政支出突破10000亿元，以后以每年净增200亿元的速度增加(上述数据均含有物价上涨因素)。应该说，中国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发展趋势是符合瓦格纳法则的结论的。

图1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财政支出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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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相对量上看，1978年到1995年，除了个别年份以外，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1987年下降到20%以下，1992

年下降到15%以下，1995年达到最低点，只有11.67%。1996年，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发生逆转，呈现恢复性增长，1999年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就达到1990年水平，为16.1%(见图2)。这种状况显然与瓦格纳法则是相悖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瓦格纳悖论”。“瓦格纳悖论”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图2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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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呈正相关，回归系数为1.2440，即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财政支出的规模也随之增加，在模型中表现为，财政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财政支出增加1.2440个单位。

3、财政支出和上期财政收支差额呈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9767，由于财政预算的连续性，本期财政支出不仅与本期国内生产总值和本期财政收入有关，而且与上期财政收支差额有关。在本文的模型中表现为，上期财政收支差额每节余一个单位，财政支出减少0.9767个单位；反之，上期财政收支差额赤字一个单位，财政支出增加0.9767

个单位。

三、中国财政支出的原因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财政支出出现“瓦格纳悖论”的根本原因

财政支出的直接目的是满足政府执行其职能的需要，也就是政府要做的事，财政就必须保障供给。因此政府职能的确定，直接决定政府支出的规模和结构，有什么样的政府职能，也就应当有其相应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统揽了一切社会事务，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政权，提供国防建设，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全社会的公共消费产品和服务，提供全部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资金，分配社会产品等。如此众多的政府职能必然要求庞大的财政支出作为保证，因此，改革开放之初，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体制转轨的根本目标，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根据西文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纠正市场失灵。即纠正公共产品和外在性、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市场垄断所造成的市场失灵现象；二是保证社会公平和公正。由于个人的初始天赋要素(即财产权、技术等)分布不均，市场机制无法保证个人收入、财富和福利的分配符合社会公正。这就要求政府通过税收、补贴、补助、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式，对收入和福利进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正；三是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市场失

灵会导致宏观经济出现非均衡状态。政府能够利用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和长期计划来恢复和保持一般均衡，以实现帕雷托最优经济；四是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为了避免生产者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政府有必要建立一套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有关产品安全和设计等方面信息的调节和管理机制。总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济中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会公正和稳定宏观经济,其中包括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由此可见，政府职能的改变是中国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减少的根本原因。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由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逐步转变为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功能型政府。正是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才导致中国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下降。

第二，社会成本的增加是财政支出增长的首要因素。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支出实际上是政府支付的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逐步扩大，部分人群陷入贫困，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全建立，政府必须主动承担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

第三，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转轨时期政府的职能发生大转变，政府职能部门设置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但是在下列条件的约束下，变化和调整必然会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一是国家实行的是官员终身制和能上不能下的机制，加上整个社会的企业、学校事业单位都实行干部制，这样一种体制使吃“皇粮”的人数难以减少；

二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被替换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其效率也就相应的低。由于原来的职员不能胜任因政府职能转变而提供的新的工作岗位，那么，政府的新部门需要招聘新的人员，结果是该精简的人员无法精简，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不断增多，效率却无法提高；三是财政预算制度不健全。各个部门都有预算外资金和体制外资金，都追求本部门收入最大化，用于提高在职消费和增加本部门的福利支出。所以转轨初期，随着政府机构人员膨胀，行政性财政支出也在快速增长，只有随着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政府管理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才会逐步下降。

第四，GDP的增长是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从绝对量看，中国财政支出的增长伴随着GDP的增长，从相对量看，“瓦格纳悖论”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从长远来看，中国财政支出增长是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来的，GDP增长是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坚实基础。同时，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职能的扩大，政府为了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必须提高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因此，站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中国财政支出增长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四、中国财政支出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提高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中国财政支出也必须满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财政支出出现“瓦格纳悖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国

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而GDP的增长是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改革财政收入、支出体制，逐步提高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政府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二）精简政府机构，减少行政事业经费支出

转轨时期，政府机构膨胀，行政事业经费支出增加成为中国财政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机构的膨胀，一方面造成行政性财政支出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大量政府官员的存在，必须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甚至发生扰民、害民的现象。因此，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闲散人员，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性财政支出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加快医疗、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企业包办职工医疗、养老保险的体制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新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加快医疗、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降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增强社会保障能力。社会保障不应仅局限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应当涵盖包括集体企业、个体经营者、三资企业以及农村人口的所有人群。

参考文献：

1. 布坎南：公共财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2. 陈树文、王大刚：公共经济学，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3. 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 侯荣华：中国财政支出效益研究[Ｍ]，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5. Musgrave： Fiscal System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