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边塞诗中的悠悠

唐朝边塞诗中的悠悠“楼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吴跃

唐朝边塞诗中的悠悠“楼兰”

—唐边塞诗中的楼兰意象分析 摘要：边塞诗的产生，与古代边塞、人们的边塞观念、古代国与国之间在边塞地区发生的战争等政治、军事斗争密切相关。边塞诗到唐朝才是进入了它的一个黄金时代。本文作者通过阅读唐诗发现在唐代的边塞诗中“楼兰”这一个意象频频出现。本文通过对《全唐诗》的文本分析以及数据统计，得出了楼兰的具体出现频率以及其他古代地名的出现频率。在查阅了相关书籍以及历史典籍后本文重点从汉家情结、尚武精神、地理因素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研究。

关键词：唐朝 边塞诗 楼兰

引言：唐朝是一个令我们怀念的时代，不仅是那辽阔的国土，高度发达繁荣的农业经济，令我们心驰向往的文治武功，还有那些让我们无法忘怀的唐诗。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有初唐四杰的开辟一代新诗风，有李白的绚烂浪漫，更离不开的是边塞诗的波澜壮阔，豪迈壮阔。我一直都认为边塞诗才真真正正地反映了大唐气象，有盛唐的豪迈，更有边塞闺怨诗的哀婉缠绵„„„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而我们在边塞诗中又可以发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很多边塞诗人的著作中经常会闪现的一个意象—楼兰。根据我对全唐诗的统计，其中大约共有132位左右的唐朝诗人写过边塞诗，而其中又有五十位的诗人只写过一首或两首的边塞诗。而在那八十多位“主业边塞诗人”中又有大概32位诗人的著作中

出现过“楼兰”这一意象，而且伴随着楼兰意象同时出现的是一个意象“傅介子”。李白、岑参、孟郊、杜甫、虞世南、陈子昂等唐朝伟大的诗人也多次写到楼兰、傅介子。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有趣乃至诡异的现象。我们知道唐朝其实是一个边患极其严重的王朝。根据《中国历史图集》的记载，初唐盛唐之时唐朝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就有东北部靺鞨，北部的突厥回纥，西南的吐蕃南诏，西部的党项羌、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至于中唐乃至晚唐之时，边患就益加严重，突厥占据北部，而吐蕃则完全占据了唐朝的西域之地。然而在《全唐诗》中高昌大约出现4次，吐谷浑出现了3次，龟兹出现出现9次；而对唐朝威胁最大的突厥在在边塞诗人的著作中仅仅出现过一次，相对而言匈奴却出现了四五十次;而最终占据西域的吐蕃竟然一次没有出现。而楼兰这个国家在唐诗中出现却是极其的诡异。根据《汉书》的记载，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作为一个远在西汉就被灭掉的国家，却在唐朝的诗中高频率的出现。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回味的一个问题。而且当我们仔细的分析这些带有“楼兰”意象的诗句我们会发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作品中出现楼兰的边塞诗人遍布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而且初唐的郑愔的《塞外三首》中的“楼兰”有种悲壮之风，高适的“马蹄经日窟，剑术指楼兰”岑参的“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前年斩楼兰“，这些哪一个不让你心动；盛唐李白的“挥斥斩楼兰，弯弓射贤王”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赦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都流露出一种令人热血沸腾的豪迈。中唐的颓败抹不掉孟郊“拟脍楼兰肉，蓄怒时未扬”的愤慨，擦不去张仲素的“功名耻计擒生数，直斩楼兰报国恩”。一个“意象”在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有种好壮的含义毫不意外，意外的是它能一直保持这种蓬勃的生命力。那为何作为西汉时代的一个食物的它能够在唐朝边塞诗频频出现。我猜想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点：

一，浓郁的汉家情结

其实我们仔细的想想，作为唐朝北方最大边患的突厥在边塞诗中却仅仅出现一次，而作为西汉北方主要边患的匈奴却出现了五十次左右。西部的吐蕃竟然一次没有出现，而楼兰却在三十多位的边塞诗人的著作中出现。如果我们对《全唐诗做个统计我们便会发现些端倪，“卫霍”、“霍骠骑”“霍将军”等竟出现近百次。

这在唐代边塞诗中常常出现的汉家人物、汉家事迹并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修辞手法。这种弥漫在边塞诗中的浓郁的汉家情结是一种历史、现实与理想的百般纠结和糅合。唐朝诗人对汉代的这种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强大的王朝。地理上，两个王朝都是定都长安。而且西汉北部有强大的匈奴不断南下侵扰，在西部也有西部国家的侵扰，通往西部的通道也是异常的脆弱。对应的唐朝的北部也有不断南下的突厥，西部有高昌等西戎的侵扰。但是西汉的青藏高原区域却是比较安静的，而唐朝的青藏高原上却有迅速崛起的吐蕃。吐蕃在中晚唐俨然已成为唐朝最严重的边患。面对社会现实的问题，由于对边塞战争的关注忧虑，边塞诗人很自然的会追忆起汉代的边塞。而且这种对汉代的追忆和回念决不是一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边塞诗人的理性思考中。唐代的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提到汉代的英雄人物，李广、卫青、霍去病、傅介子，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呼唤一种英雄精神。唐代的诗人在写到汉代人物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寻找一种素材而是在寻找一种历史精神。我们可以看一下南北朝的诗人吴均的《入关》“羽檄起边庭，烽火乱如萤。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马头要落日，剑尾掣流星。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吴均的简历，根据《梁书》的记载，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荐之临川靖惠王，王称之于武帝，即日召入赋诗，悦焉，待诏著作，累迁奉朝请。一个生活在帝王旁边的人，一个没有铮铮铁骨的边塞诗人无法写出真真正正的边塞诗。我们能在吴均的诗里发现汉代的英雄博望侯张骞的影子，可是我们应该能够感觉的出里面的张骞只是被用来作诗。我们无法从中感觉到丝毫的汉家情节和汉家气象。而唐朝的边塞诗人在作诗时，更多的是抒发一种浓郁的汉家情结，把汉代作为一个汲取精神财富的宝库。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曹康的《送康祭酒赴轮台》“分明会得将军意，不斩楼兰拟不回”。楼兰在这里绝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构成诗的一个意象，“楼兰”在唐代的边塞诗中被完美的融入其中，它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历史上的楼兰。唐诗使它变得有血有肉，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想要喷薄而出的汉家气象，一种豪迈。 这种对汉家的独特的情结不仅使唐朝的边塞诗人们对汉家的英雄人物佩服十足豪气充盈，更使得他们对现实进行不断地反思。这种对汉家的怀念，绝不是个人的躲进小阁发思古之幽情，更多的是对现实进行反思，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

唐朝的诗人怀念汉家在边塞战争上的成就，决不是厚古薄今。更多的是阐发自己对边患关注。当然西汉尤其在汉武帝后对待边塞的强硬和边塞战争不断胜利给唐朝的边塞诗人带来很大的触动。现实的边塞战争失败使得这些边塞诗人把目光投向西汉，所以“楼兰”的出现正是唐朝边塞诗人对汉朝功绩的向往。于是在现实的刺激下，唐朝有个很有特色的现象—唐朝文人投笔从戎之数极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杨炯提到“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崔睇写到“一朝弃笔砚，十年操戈戟”。高适在《塞下曲》中也曾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李白曾写道“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杜甫也发出过“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的呐喊。王维也曾提到，岂学学生辈，窗间老一经„„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诗歌表明了唐代边塞诗人对边塞的高度的责任感，体现那浓郁的汉家气象，他们积极出塞，渴望建功立业。而现实是唐武德初的突厥不断侵扰，李渊被迫与其签订合约。太宗时虽在一定程度上击败了突厥。可是另一个巨大的危险却在西部崛起，虽然李靖在太宗时承重打击了吐蕃。可是安史之乱之时，吐蕃却乘机出击，连续占领凉州、瓜州、沙州、甘州、河州、兰州等等。唐朝西去之路被彻底堵塞，这使得对西汉极度认同的唐朝的边塞诗人们无法避免的想到“楼兰”。想到那个也曾堵住西汉西去之路的楼兰。可是楼兰最终被西汉所灭，河西走廊又回到西汉的掌控之中。因此他们当然会怀念汉代的英雄，怀念擒获楼兰王的傅介子，渴望便将能像傅介子一般擒获楼兰王打通西去之路。

二，北方尚武精神的影响

再者除了历史文化因素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在唐朝的边塞诗人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唐朝的“专业”边塞诗人大概有132位，北方籍的诗人大概有89位，南方籍的大概有43位。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然后在《隋书》中，安定、北

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北方由于靠近草原文明，是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对抗的前线，这使得北方尚武风气盛行，民风彪悍，与南方的婉转缠绵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北方特有的尚武风气对对诗人的影响是其他区域难以企及的。《张肃珪墓志铭》中称“朔调之地，北近林胡。俗皆止戈，人多弃笔”。等等一些东西我们都能看出北方这种尚武之气影响之大。在这种浓烈的社会氛围中，边塞诗人们耳濡目染，于是尚武慕侠、投笔从戎也会成为他们必然会选择的一种人生道路。于是唐朝的边塞诗人们的大部分都有真真切切的边塞经历，这种经历也是的很多南方的边塞诗人文风大转。如《唐才子传》提到崔颢“晚年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桓，说尽戎旅”。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到辽西后写下的《辽西作》燕郊芳岁晚，残雪冻边城。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露重宝刀湿，沙虚金鼓鸣。寒衣著已尽，春服与谁成？寄语洛阳使，为传边塞情。如果没有到过边塞绝写不出这么有边塞气息的诗。这一点我们可以和南北朝的诗人做一下对比，徐陵的《陇头水》 陇头流水急，水急行难渡。半入隗嚣营。傍侵酒泉路。心交赐宝刀。小妇裁纨素。欲知别家久。戎衣今已故。一个没去过边塞的人写出的边塞诗怎么可能有那种真真正正的边塞气息，其中有的只是一种题材而已。只有这种真真切切的边塞经历才能让诗人们真真切切的感受边塞，感受边患。才会让他们写出深刻反映边塞的边塞诗，这样才会使“楼兰”在唐朝边塞诗中频频出现。

三，地理因素的影响

于是导致“楼兰”在唐诗频繁出现的另一个原因也出现了，那就是一系列的地理因素使然。边塞诗的产生，还与战争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要塞战有更为直接的联系，而要塞一般都处于一国之边陲。所以边塞的地理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从《中国历史图集》中可以发现一系列的高山深渊给唐王朝提供了非常天然的保护层。虽然四周少数民族政权极多，可是由于高山或深水的阻挡，他们寇犯唐朝的路径却只有那么几个方向。向东部的高丽、新罗对于唐朝的威胁极小，又有鸭绿江的阻挡。而南方的南诏等部也没那个实力去侵犯大唐。而对于大唐威

胁较大的突厥由于阴山和贺兰山的阻挡只能借道河西走廊寇犯唐朝。而在青藏高原迅速崛起的吐蕃由于横断山脉的阻拦，无法东进，他们寇犯大唐的唯一路径就是经凉州、瓜州的河西走廊。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二年二月，始毕帅兵渡河，至夏州”“ 四年四月，颉利自率万余骑，与马邑贼苑君璋将兵六千人共攻雁门”“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 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 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引兵入朔州，扬言会猎”“ 长寿二年，率众寇灵州，杀掠人吏”“ 中宗即位，默啜又寇灵州鸣沙县”“ 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根据这些记载，然后结合谭其壌的《中国历史大图集》，我们能够发现突厥的进犯路径便是经由西域。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吐蕃—中晚唐最大的边患—的进犯路线，据《旧唐书》，“遂进攻松州”“ 上元三年，进寇鄯、廓等州，杀掠人吏”“ 久视元年，吐蕃又遣其将趋莽布支寇凉州，围逼昌松县”“ 其年九月，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 明年秋，吐蕃大将悉末朗复率众攻瓜州”“甘州、凉州又陷入寇”。 安史之乱之时，吐蕃又乘机出击，连续占领凉州、瓜州、沙州、甘州、河州、兰州等等。唐朝在西域的领土尽失，而且失去了西去的路径。这样使得边塞诗人关注的焦点无法避免的落到西部去。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诗中的“楼兰”频繁出现了。他们渴望出现卫霍、傅介子式的英雄解决西部的边患 。这种地理的因素逼着他们去关注西域，而且大部分的边塞诗人游边的地点大部是在灵州、朔州等河西走廊区域。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全唐诗》，位于西域的玉门在全唐诗中出现了45次，陇山出现了29次，阳关出现了49次，酒泉出现29次，雁门出现49次；而处于东北部的营州仅仅出现6次，幽州也仅仅出现了15次而已；南部的“南诏”也仅仅出现了9次。作为唐代最关注边塞情况的一个群体，边塞诗人能够明晓国家的真正的边患在哪个方位。而西北部由于频频受到突厥、吐蕃等西域诸国的侵扰必然会成为边塞诗人关注的焦点。当然我们就不会难以理解“楼兰”为什么频频出现。

从一个诗人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他的心理，从若干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时代的心理，而这个时代的心理恰恰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理，这种心理又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边塞诗人们考虑民族、国家和边塞的安危，对社会现实的忧愁、高度的责任感，使得他们尚武崇侠、积极地出塞渴望建功立业。

而现实与历史的巨大反差又使得他们拥有浓郁的汉代情结，但这种汉代情结决不是厚此薄彼，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责任感。面对日益严重的边患他们怀念汉家功业，崇拜汉家英雄，就是渴望能够为国立功边塞。“楼兰”的出现又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诗人们的心理。

参考书目：

1.《全唐诗》，《全唐诗》，黄钧等校注，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

2.《中国历史大图集》，谭其壌主编; 〉

3.《唐才子传》

4.《旧唐书》、《新唐书》中华书局出版

5．《隋书•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