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vs皇帝造反

泪痕春雨

一、皇帝造反，谁来当承担弑君之罪？

司马家族经过两代三人的努力；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自己的势力。清理了一批又一批不服自己的豪门、军政大佬。终于快要爬上了乱臣的顶点了。在魏明帝去世21年后，在高平陵之变后11年；也就是公元260年四月，皇帝终于下令进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这一步走出，司马昭虽然还没有成为皇帝；但他已开始一步步朝皇帝宝座前进了。他取代皇帝已只是迟早的事了。在这种背景下下，魏帝曹髦终于忍无可忍的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皇帝下诏晋升司马昭为相国、晋公、加九锡之后一个月；皇帝亲自披挂上阵，率领一群乌合之众去攻打司马昭了。人们见到皇帝亲自披挂上阵，自然马上纷纷退后。人们不敢打皇帝；绝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忠君之心。如果他们真有什么忠君之心，那他们就不会为司马昭效力了。人们之所不敢打皇帝，是因为大家都也知道，皇帝就是再没有权力，那也是皇帝。一个人打死了皇帝，真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面对皇帝亲自上阵进攻，成济问贾充，“我们应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活你们这么多年；就为了让你们有朝一日给他卖命的。现在需要你们卖命了，你却问该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呢？”［注1］贾充说的话非常有道理，于是成济听了贾充的话后，上去就是一戈把皇帝给捅死了。而据另一个版本，贾充当时是如此说的：“如果司马公失败了，以你与司马公的关系，还能有活路吗？”贾充说的话非常有道理，于是成济听了贾充的话后，上去就是一戈把皇帝给捅死了。我们也许会说成济愚蠢。

但问题是，贾充说的话非常在理。司马昭养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给自己卖命的。现在需要他们卖命时，如果他们敢选择逃避，司马昭会饶了他们吗？显然是不会的！问题是，贾充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成济做为司马昭的亲信爪牙，如果皇帝把司马昭打败，成济还敢指望有活路吗？显然也是不会的。从这层意义上，成济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因为朝前、向后都是死路一条。而选择杀皇帝，虽然也是死路一条，但多少还有一点点活的希望！

成济兄弟当时的选择，实际上已最聪明的选择了。因为成济问贾充应该怎么办，就是在想着推卸责任。他请示完贾充之后再杀皇帝，那就叫奉命行事了；主要承担责任的自然应该是贾充了。从这层意义上，成济兄弟这种算计是成功的；因为后人都也认为贾充才是真正的凶手。成济兄弟可以选择指挥手下杀皇帝吗？显然也不是可以的，因为指挥别人杀皇帝，比奉命行事杀皇帝显然罪更大。成济兄弟没有理由去选择前者。

贾充如果也象成济兄弟一样玩小聪明，他就应该火速请示司马昭，问司马昭应该怎么办。问题是：贾充如果敢这样做，那贾充肯定会丧失政治前途、或是不明不白的全家惨死了。一切正如贾充对成济所言，司马昭养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给他卖命，现在需要卖命的时候到了，你却因为怕死而大耍滑头，你真以别人都是傻子吗？

所以贾充只有硬着头皮指挥军队杀皇帝了。

当时可以选择不杀皇帝，而把皇帝活捉了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杀皇帝自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打伤皇帝、捆绑皇帝同样也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从理论上一个臣子敢打伤皇帝、捆绑皇帝，也绝对得构得上满门抄斩的大罪。既然要得罪皇帝，就一便得罪到底吧！

而且活捉皇帝还有另一个危险，因为皇帝已报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做为臣子把皇帝活捉了，又应该如何处置他呢？皇帝被活捉后，如果皇帝没完没了的发表反动演讲、高呼反动口号，贾充、成济又该如何办呢？他们总不成敢把皇帝嘴堵上、或是下巴打下来吧！如果他们敢这样做，肯定比杀皇帝更耸人听闻。从这层意义上，活捉了皇帝，那更是没事找事。

更主要的是，成济不敢担负杀皇帝的罪名，所以请示贾充应该怎办。大家都不想担负杀皇帝的罪名，于是把皇帝活捉交给司马昭处置。这实际上是一级一级的推卸责任，问题是：你真把责任一级一级的推回了司马昭的头上，相关的人谁能有好结果呢？人可以推卸责任，但如果你想把责任推给能决定大家命运的实权人物头上，那你实在是选错对象了。面对这种责任，你最聪明的选择就是自己全部承担过来，这也许是危险的，但绝对是你最聪明的选择。贾充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

从皇帝决定攻打司马昭之时起，皇帝已是必死无疑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承担杀皇帝的罪名？这种罪名，没有想承担，也没有人敢承担。但这种罪名总得有人承担吧！成济请示贾充应该怎么办；贾充显然不敢去请示司马昭。杀皇帝之时，大家都想证明自己只是奉命行事，那真正的凶手让谁来当呢？难道真要司马昭来当吗？最后贾充只有咬着牙承担了这种罪名。

二、谁是真正杀皇帝的凶手

曹髦再怎么说，也是皇帝。皇帝被杀了，总得有个人出来偿命。现在的问题，应该让谁来给皇帝偿命呢？让司马昭来偿命？皇帝实在太不够格！让贾充来偿命？皇帝也依然不够格！当然退而求其次，只能让成济兄弟来偿命了。我们常常把杀掉皇帝的罪责归到贾充头上；泪痕以为这与把杀皇帝的罪责归到成济头上，最多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别。事实上，他们都两个人都也不过是为司马昭卖命罢了。因为他们在杀皇帝之时，实际上也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也都知道，杀皇帝那注定是引火烧身的。问题是，如果他们让皇帝冲进司马昭的家里去，司马昭会饶恕他们的失职吗？

许多人事后大义凛然的谴责贾充的弑君之罪，好象他们真是什么忠于皇帝的人；其实基于忠君的立场上他们都也不是什么忠臣。真正杀掉皇帝的凶手是谁？显然是司马昭！他们却一个劲的谴责贾充，本身就是在为司马昭推卸罪责；他们一个劲的谴责贾充不忠于皇帝，但他们依然在为乱臣司马家族效力。基于忠君的观点，他们哪一个是什么忠臣呢？

皇帝被杀了，所有的臣子都陷入了两难之中。因为皇帝被杀了，做为臣子你总得出来表表态吧！问题是大家应该怎样表态呢？抛开现实的政治利害，大家普遍的看法肯定都是：这个魏帝曹髦也太不审时度势、太自不量力了。以他的实力想杀司马昭，那不纯粹是拿鸡蛋碰石头吗？所以魏帝曹髦的死，那纯粹是他自找的！问题是，这种观点谁敢表达呢？因为一个人敢表达这种观点，那岂不是等于在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在这种观点里，本身就是说司马昭毫无人臣之心。皇帝想杀司马昭，司马昭就可以杀皇帝？这种观点本身就认为司马昭与皇帝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所以上面的观点虽然是事实，也是普遍人共知的观点，更是公然为司马昭杀皇帝辩护的。但显然没有一个人敢公然表达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实在有损司马昭虚伪的忠臣面孔。

基于皇权的观点；大家如果真是什么忠臣，他们的看法肯定都是：你司马昭把皇帝逼得忍无可忍，所以才会惹得皇帝想杀你；皇帝想杀你司马昭，你司马昭就敢指挥人把皇帝杀掉。你司马昭再怎么表演也无法掩饰你弑君之罪。问题是，这种观点谁敢表达呢？因为一个人敢表达这种观点，结果肯定就是马上给皇帝去殉葬去。所以这种忠君的观点，也绝没有人敢说的。

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只能在两极之间找一个平衡。于是大家就都把矛头指向了贾充。贾充对此，那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成济亲手把皇帝捅了个透心凉，这位老兄被满门抄斩之时，他也只是一个劲的高呼：“我杀皇帝是贾充叫我干的，这不关我的事。”这位老兄就是被满门抄斩之时，也不敢把矛头指向司马昭。问题是，即使没有贾充下令杀皇帝。这位皇帝还有活路吗？显然也是没有了！因为没有贾充下令杀皇帝，自然还会有张充、王充、李充下令杀皇帝的，如果没有这充、那充的，司马昭也会亲自下令杀皇帝的；曹髦总不成靠一个皇帝的空头衔就能把司马昭打败吧？！

三、皇帝如何又变成了高贵乡公

曹髦是皇帝，绝不是高贵乡公。曹操并没有当过皇帝，历史书中也称他为太祖武皇帝；司马懿也没有当过皇帝，历史书也称他为宣帝。曹髦明明明当过皇帝，为什么历史书却总称他为高贵乡公呢？

司马昭杀掉曹髦后，一方面得玩着虚伪的忠君表演。开口闭口什么：听到皇帝想杀我的消息，我顿时感到万念俱灰；我本来想乖乖接受皇帝的制裁，但想到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将会使大魏帝国、大魏皇太后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不得不阻止皇帝这种无理的行为。当然了，高级官员们在司马昭的带动下，也都做着种种动人的忠君表演；总而言之他们听到皇帝被杀的消息后，那真好象听到天蹋下来一样。但这一切，都不过是表演罢了。

因为他们在做这翻表演的同时，更在做着另一种表演。那就是帝国上下在司马昭的暗示下，开始了全面的揭批曹髦罪行的运动。这种运动先由皇太后出面发出一份书面材料。总而言之曹髦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不忠（不忠于帝国）、不孝（一再试图害死太后的逆子）之徒，他根本不配当皇帝。虽然早就有人向司马昭说起这些事，但忠于曹魏帝国的司马昭总是一再劝解人们说皇帝还年青，他的错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好的。但司马昭好心没有好报，最后皇帝竟然丧心病狂的想杀害司马昭。［注2］

对于太后这种毫无可信度的书面材料，那些哭着喊着、曾做过种种忠君表演的忠臣们，都表示了认同；看到皇帝受到这种诽谤，那些曾哭着喊着忠于皇帝的臣子谁曾替皇帝辩白一句呢？那些曾对魏帝曹髦之死，表现出要死要活的忠臣们，现在都掉过头来就开始诽谤魏帝曹髦了。总而言之，魏帝曹髦之死那纯粹是他自找的；总而言之，魏帝曹髦根本就不配当皇帝。在这种背景下，曹髦虽然死了也得剥夺他皇帝的称号。因为以曹髦的所作所为，不要说拥有皇帝的称号了，就是连一个贵族的称号也不配拥有。事实上，曹髦能保留一个高贵乡的称号，也是一些大臣认为曹髦虽然丧心病狂，但做为臣子却不应该把事做得太绝了，所以给曹髦保留了一个贵族的称号，于是大魏皇帝遂摇身一变又变成了高贵乡公。［注3］

于是当了六年皇帝的大魏皇帝曹髦，在历史书中就变成了什么高贵乡公。于是人们在谈到魏帝曹髦之死时，就都不再说什么大魏皇帝曹髦之死了，遂变成高贵乡公曹髦之死了。看到死去的皇帝受到这种诽谤与侮辱，那些所谓的忠臣们都视若无睹更落井下石。就是如此，这些所谓的忠臣们也从不忘标榜自己是忠臣；什么是又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大约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忠臣吧！

［注1］《三国志、注》中写成济问贾充应该怎么办，贾充对成济说，司马昭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的事，今天的事是不需要多问的。贾充说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普遍认为贾充的意思是说：司马昭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对付皇帝的，所以今天的事是不需要多问的。泪痕以为这种解释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贾充如果这样说，岂不是等于也在呼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养你们，就是为了对付皇帝的；一个人去这样说司马昭，司马昭会饶恕他吗？所以从整个情节去理解，泪痕以为贾充的意思应该是：司马昭养你们，就是为了等你们今天给卖命的。今天需要你们卖命了，还需要多问什么呢？

［注2］：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弒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酖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见《三国志》）

［注3］：庚寅，太傅孚、大将军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见中令，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

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垂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太后从之。

四、高贵乡公何在？

在晋帝国建立许多年后，瘐纯和贾充因为争权夺势成天闹矛盾。有一次两个人在酒后吵架，贾充骂瘐纯说：“你爹年老多病，你也一大把年纪了，却贪恋权势不回家伺侯你爹，你太不孝顺了。”瘐纯就回敬贾充说：“高贵乡公何在？”贾充顿时又气又羞又恼，又无地自容。

事实上，瘐纯拿所谓的高贵乡公说事；只是想逞口舌之快罢了。因为称得曹髦为高贵乡公，本身就是不把曹髦当回事的说法，因为曹髦是大魏的皇帝，怎么就变成高贵乡公了呢？

一个臣子在说到曹髦之时，称曹髦为高贵乡公，连一句皇帝都不称呼；这叫什么忠臣？

瘐纯对贾充的质问，那纯粹醉酒信口开河。因为瘐纯质问贾充的话，纯粹是政治的禁区。这种话自然能把贾充顶得有苦说不出来，问题是这种话却显然也把矛头指向了已故的司马昭。魏帝曹髦死前不久曾说过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大晋帝国依然是皇权政治，所以贾充听到人们质问他“高贵乡公何在”时，自然只有又羞又气伤心欲绝了。因为贾充也许有一千句话反驳瘐纯，但哪一句话也不是他能随便说的。

如果在一个所谓的民权国家中，那那贾充听到人们质问他“高贵乡安在”时，自然可以可以把瘐纯反驳的哑口无言。

天下是天人的天下，谁能代表天下人的利益，谁才配执掌天下。曹髦不能代表天下人利益，我贾充杀了他有什么了不对？

司马昭能代表天下的利益，我贾充为了天下人的利益，坚定不移的拥护司马昭，有什么不对？

在司马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才从曹髦的罪恶统治中解救出来；你现在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却一个劲的怀念曹髦，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问题是，这种理论只能在所谓的民权国家中存在；总而言之，大家都开口闭口代表百姓的利益，至于是不是如此恐怕只有上帝知道。在皇权政治下的贾充哪敢用这种理论反驳“高贵乡公何在”的质问呢？

这种代表天下人利益的人才配当皇帝的观点，在皇权政治下虽然也常被统治者吹捧，但这种观点显然有着难以去除的乱臣贼子气。除了臣子想篡位当皇帝，平时谁还宣扬这种观点呢？因为皇权政治下宣扬的观点永远都是：皇帝是傻子（比如象后主刘禅），皇帝是个卖国贼（比如象宋高宗），天下臣民也应该永远忠于他。什么代表天下人利益的人才配当皇帝，这不纯粹是乱臣贼子的言论吗？

大晋帝国依然是皇权政治；所以瘐纯那种“高贵乡公何在”的质问，自然可以让贾充哑口无言。因为这种话在冠冕堂皇的地方，自然是神圣的；根本没有一个人敢公然反驳他。但实际上呢？它却是一点也不神圣。因为魏帝曹髦被杀后，马上就被诽谤、侮辱的言论埋没了；总而言之魏帝曹髦之死纯粹是因为他该死；总而言之，就凭曹髦那号人根本就不配当皇帝。就是瘐纯那种所谓的忠臣，说到魏帝曹髦之时也绝不称他一声皇帝。

如果不是处于皇权政治之下，贾充完全可以把所谓的正人君子驳得哑口无言。

总而言之，你们做为曹氏帝国的臣子；为了利益都向司马家族屈膝投降了；你们有什么资格称自己为曹氏帝国的忠臣？总而言之，你们身为大晋帝国的臣子，却成在表示自己一直留恋、忠于曹氏帝国，你们有什么资格称自己为大晋帝国的忠臣？你们这些所谓的忠臣，都不过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伪君子罢了。但贾充哪敢用这种话反驳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呢？于是贾充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五、开始彻底凌驾于军政大佬之上的司马昭

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虽然已成为曹魏帝国最大的实权者；但他与其它军政大佬、豪门代表依然是平等的关系。最简单而言，司马懿与这些人相见之时的礼节，显然是一种平等的礼节。司马懿如果没有急疯了，他显然还不敢试图让这些人一见自己面就先磕头。

在公元264年，也就是在曹魏帝国伐蜀胜利后不久。曹魏帝国的军政大佬们，在商量新的一年里应该用什么礼节与司马昭相见之时，表示了了种分歧。因为普遍人都认为应该对司马昭用下拜的礼节，而有人却认为我们和司马昭都是曹魏帝国的高级官员，我们向司马昭下拜，这恐怕有些不太合适吧？！

当然了，敢坚持以平等的礼节与司马昭相见的人，实际上只有司空王祥一个人。司空王祥表示用平等礼节与司马昭相见的理由，实际上也充满了投机性；因为他说不应该向司马昭下拜的理由是：“三公与王只有一阶的差别，以三公的身份向王叩拜，实在有些不合乎礼法。”问题是，这岂不是说除了他们这种级别的人物外，大家都应该向司马昭下拜了？在司马昭还没有公然篡位之时，司马昭就已让从前的军政大佬对自己做出这种让步，司马昭应该满意了吧！

而且在司马昭还没有公然称帝之时，曹魏帝国的三公就向司马昭下拜，岂非等于用另一种方式向天下宣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马昭想篡位的心那是路人皆知。但对于这种路人皆知的事实，司马昭却是成天装模作样，总而言之，他好象还是什么忠臣。在这种背景下，王祥坚持以平等的礼节见司马昭，这是一种最大胆的阿谀方式，因为这等于对司马昭说，人们都说司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在我心目中您始终是大魏帝国的忠臣。司马昭对于王祥这种大胆的阿谀方式，自然感到非常高兴；于是司马昭把王祥大大的表扬了一番。

司马昭表明并不想当皇帝。但大魏皇帝一个劲非把位子让给他；但天下臣民也非要让他当皇帝。如果失去这种背景下，司马昭那是想一辈子都当大魏的忠臣的！

这就是政治表演，而王祥则是用一种非常大胆的方式说这种政治表演绝不是表演，这是司马昭内心最真实的态度。但不管司马家族还做着怎样的政治表演，司马昭之心其实也是路人皆知了。

司马昭距离帝位已是越来越近了；但他终于没有机会登上帝位，因为此后仅仅一年时间司马昭就死掉了，这个年龄死掉在古代也绝对称得上是短命。但司马昭所得到的这一切并不会因此消失，因为司马懿死后有司马师，司马师死后有司马昭，司马昭死后自然还会有后来人；总而言之，司马家族辛苦奋斗来的一切绝不会因为司马昭的去世而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