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平原写生集(小说二题)

　　鲍 十 男，原籍黑龙江省，现居广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广州市文艺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拜庄》、《我的父亲母亲》、《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我的父亲母亲》；日文版小说《初恋之路》、《道路母亲・樱桃》、《子洲的故事》《葵花开放的声音》；电影小说《樱桃》（同名电影已公映）等。有作品在台湾地区发表。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小说精选》所选载，并被收入多种小说年选。中篇小说《纪念》和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同被台湾某大学选作国文课阅读欣赏教材。 　　 　　 　　大姑屯 　　 　　 大姑姑嫁到了大姑屯。 　　 这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啦。 　　 某一天，当我无意间想起了这件事，同时也就想起了青春时代的大姑姑，想起了她美丽的样貌，想起了她后来的遭遇，当然也想起了那次叫我终生难忘的“送亲”活动。 　　 说到送亲，这本来是一种习俗。在我老家那一带，男人女人结婚时，倘若新郎和新娘不在同一个屯子住，便要由娘家负责，将新娘子给新郎倌儿送过去，这就叫送亲。――这个习俗如今还有。 　　 在当年，送亲基本都用马车。就是那种四匹马拉着的胶轮大车。一般来说，一辆马车就够了。可要是娘家的客人比较多，七大姑八大姨，外加叔伯娘舅、兄弟姐妹、侄男甥女，多到十几位甚至几十位，要用两辆或三辆车，那也是有的。 　　 每辆车上，都要铺一床花棉被。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如果两地距离不是很远，比如就是两个相邻的屯子，婚礼当天把人送过去就行了，但若两地距离较远，则在婚礼的前一天就得送到，总之不能误了拜堂的时间。我们那儿有个规矩，凡新婚夫妇，拜堂一律都在上午，只有改嫁或再娶的，才会在下午拜堂。 　　 当时，我还没去过大姑屯，不知道那里有多远，但听大人们说，似乎是很远的。我还听大人们说，大姑屯跟我们不是同一个公社，而在另一个公社。 　　 不过，此前我倒是见过大姑父了。 　　 大姑父姓杨，大名叫杨德亮，个头儿很高，颧骨也很高。我第一次见他，是他到我们这儿来相亲。我现在还记得，那天他穿了一身蓝卡其布的衣裳，很新，也许是第一次穿；脚穿一双黄胶鞋――显得脚很大；头发也刚刚剪过，鬓角和后脑勺都剪得很短，连头皮都看得见了，脑瓜顶上留了一条头缝儿，头发大部分被梳向了右边，一小部分被梳向了左边。 　　 大姑姑跟大姑父的亲事，是曹金贵的老婆给介绍的。曹金贵的老婆以前就是大姑屯的人，好像还是大姑父的姐，多年前嫁给了曹金贵，成了我们屯的人。 　　 相亲是在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后，就见曹金贵和他老婆，还有大姑父，来到了大姑姑家里。说起相亲，其实就是见个面。我记得，那天大姑父坐在北炕的炕沿上，自始至终红着脸，也没说就几句话，只在别人问他什么的时候，才简短地回答一两个字，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大姑姑的表现比大姑父还要差一点儿。她坐在南炕的炕里，背倚着窗台，整个相亲的过程，连一句话都没说。本来她是正对着大姑父的，可她连头都不敢抬，就那样低着，直到大姑父他们离开了，才把头抬起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在我们那儿，当年的婚事大概都是这样一个程序。首先是相亲。相亲之后，觉得可以了，便要过彩礼。彩礼分为头茬礼、二茬礼、三茬礼。彩礼一过，亲事基本就定下来了。当然也有例外的，由于种种原因，会有退婚的，但总的来说，这种情况很少。 　　 相亲已经过去了两、三年――这期间，过了头茬礼，过了二茬礼，过了三茬礼，就等着成亲了。 　　 那阵子，我见大姑姑特别的忙。因为她是生产队的社员，每天都要到生产队干活儿。春种，夏锄，秋收，入冬则要打场，就是给庄稼脱粒，这一切都搞完了，还要挖沙子改良盐碱地，反正没有闲着的时候。等到下了工，吃完下晚儿饭，她又要忙自个儿的嫁妆。被窝，褥子，枕套，还有各种小玩意儿，以及新衣裳。衣裳还要分单衣和棉衣，棉袄了，棉裤了。而且不光是她自己的，还包括大姑父的。特别是棉衣，一定要里外三新（新衣面、新衣里、新棉花）。 　　 当时大姑姑用彩礼钱买了一台“蜜蜂”牌的缝纫机，一有空儿，她就会坐下来踩一会儿。踩的时候嗡嗡嗡、嗡嗡嗡，真像一只蜜蜂在那儿叫。不过，做被褥和棉衣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情景了。做被褥做棉衣，就都要在炕上做了。那要把裁剪好的东西在光溜溜的炕席上铺展开，接着将买来的棉花一片一片地“絮”上去，要“絮”得不薄不厚，十分的均匀（这样穿起来才舒服）。再用线一行一行地绗起来。针脚不必太细密，可太宽松了也不行，那样棉花会“滚包”――有的地方棉花过多，形成一个个疙瘩，有的地方又没有棉花，最合适的行距是一寸左右（不超过一寸）。 　　 在做这些的时候，人要坐在炕上，不仅弯腰还要低头。 　　 房顶悬挂着一盏15瓦的电灯泡。 　　 那段时间，不知道多少次，我眼见大姑姑坐在炕上，一心一意地做棉衣，做被褥。那个15瓦的电灯泡就吊在她的头顶上，光线“黄不棱登”的，一点儿也不明亮。这“黄不棱登”的光线就像一条纱巾，覆盖着她的头，她的背，她的脖颈儿，还有她不停活动的两只手。她全神贯注，一声不吭，眼睛紧紧盯着手里的活计，只从鼻孔发出均匀的喘气声。偶尔，她也会停下来，扭动几下僵硬了的脖颈儿，再揉一揉酸胀的双眼，有时候会到外屋地（厨房）舀一碗凉水喝，一回来马上又接着做活儿…… 　　 每次看见大姑姑在那儿忙，我心里都会想：当个女人可真辛苦啊！有时候我也揣测，这会儿，大姑姑心里会想啥呢？她会不会很幸福？会不会很期待？会不会很着急？ 　　 那几年，大姑父每年都要到大姑姑家里来一次。具体时间我说不太准，大体是在每年的正月，初五之后，十五之前。每次都要带一些礼品：酒，罐头，饼干，糖块儿，而且都是双份。在我们那儿，这叫“四合礼”，算是最贵重的礼品了。糖块儿和饼干还要用黄色的包装纸包扎起来，包得四棱四角的，再用长长的纸绳扎好（一般都扎成十字形）。――酒也不是什么名酒，就是我们县里出产的老白干。 　　 大姑父每次来，都是先去曹金贵家，先在那儿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由曹金贵或他老婆陪着，来到大姑姑家。大姑姑家则会招待他们吃一顿饭。这顿饭，大姑姑会亲自下厨。所做的菜自然也都是家里能做的最好的菜。鸡了，鸭了，鱼了。这都是早早就预备好了的，就放在小仓房里冷冻着，要专等大姑父过来才做。一到了这一天，大姑姑家里会处处弥漫着肉香，连墙角旮旯都是，站在院子里都闻得到。 　　 为了这顿饭，大姑姑得忙上一小天儿。首先，她要把那些东西拿到屋子里化上。化得差不多了，便要用水细细地洗，洗不净的地方，还要用刀子刮。这时候，大姑姑的手会变得很红，尤其是手背，仿佛特别的滑溜，特别的嫩，就像那儿换了一层皮。洗好之后才依次下锅。照我们那儿的习惯，基本上都是炖：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鲤鱼炖豆腐。炖菜是很费工夫的。炖一个菜，起码也要半个小时。等到所有菜都炖好了（先炖好的菜，盛出来放到锅台后面热着），再一样一样地端上桌子。 　　 我们那儿还有个习惯，也是一个规矩吧：家里来了客（读qiě），女人是不能上桌的。 　　 另外，我注意到，在整个过程中，大姑姑和大姑父，他们是从不说话的。就我了解的情况，他们还真的从没说过话。他们甚至从未正眼相看（对视）过。他们如果相看，也是非常迅速的，就那么轻轻一“碰”，马上就躲开了。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很害羞的。

　　 那么，他们是不是从来就没说过话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见到过。 　　 现在，大姑姑跟大姑父终于要成亲了。 　　 正日子就在明天！ 　　 我们要把大姑姑给大姑父送过去。 　　 这天上午，吃完头晌饭，大约11点钟前后，“送亲”的马车出发了。 　　 “送亲”的马车一共两辆。其中，第一辆车上全部坐人；第二辆车上除了坐人，还拉了一些嫁妆，比方那台“蜜蜂”牌缝纫机，还有她这几年缝好的棉袄棉裤和被褥（分别用被单包着，包了几个大包），还有大姑姑家里陪送的一对榆木柜，还有大姑姑的一些好姐妹给她买的小东西，洗脸盆了，暖水瓶了，玻璃镜子什么的。――所有的东西都装在车后稍儿，用一根麻绳紧紧地拢住。 　　 大姑姑坐在第一辆车上。我也坐在第一辆车上。第一辆车上还坐着大姑姑的哥哥、嫂子，她的娘舅和舅母，她姨家的两个妹妹，她的干妈顾老太太，她的好姐妹夏春芳和高二秀等，总共十多个人。 　　 第二辆车上有七八个人，不过我忘记都有谁了。 　　 大姑姑坐在第一辆车的正中间儿。 　　 那天，大姑姑穿了一身的红衣红裤。红衣红裤都是新的。脖颈上还扎了一条红围巾。脚上穿着红袜子，外边是一双绣了云字钩的纳底儿布鞋。 　　 穿上这身衣裳，人也变得好看了。 　　 老实说，在我眼里，大姑姑以前并不怎么好看，或者说，我没有发现她的好看。我觉得，以前的大姑姑再平常不过了。以前的大姑姑，总是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因为每天要到生产队去干活儿，还粗手大脚的。脸色也不白，就像没洗干净。头发嘛也干巴巴的，上面落满了尘土。大概由于劳累吧，看去总是一脸倦容，没精打采的…… 　　 可是今天，大姑姑就像换了一个人，头发、脸色、眉眼，处处透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神采和气息，都那么好看，好看得让人奇怪，让我不敢相信：这还是大姑姑吗？ 　　 在乡亲们的注视下，马车缓缓地驶出了屯子。 　　 就在这当儿，大姑姑突然没头没脑地哭起来，哭得抽抽搭搭的，眼泪鼻涕一块儿往外冒，那样子说不上有多伤心，说不上有多难过，说不上有多委屈…… 　　我当时吓坏了，不知道她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哭。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其他人对此倒没显得怎么吃惊。不过，他们也劝了大姑姑几句。有的说，咳，哭个啥？女人都有这一天儿的。有的说，想家你就回来看看嘛，虽说远了点儿，坐班车半天儿也就到了。有的说，女人就是这个命，嫁到哪旮儿哪旮儿就是家。有的说，我看那杨德亮挺本分的，不大会给你气受。有谁接过来说，他要敢给你气受，你就回来找曹金贵算账，他不是介绍人嘛……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一气，除了我，每个人都说了话，到后来，好像没啥话说了，就都不吱声了，光让大姑姑自个儿在那哭。 　　 看见大姑姑哭，我也差点儿哭出来（妈妈老早就说我眼泪窝子浅）。尽管我不知道大姑姑为什么哭，也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却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深深的怜悯。 　　 说起来，我以前好像还从没见大姑姑哭过。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是个粗枝大叶的人，似乎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又有点儿胆小，很听话，也很能干活儿，一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怎么爱说话，很少跟人争辩，却很会讲故事，我们叫“讲瞎话儿”。狐狸精，女鬼，妖怪，神仙，道士，和尚，受难的书生，员外家的小姐和丫鬟……讲的时候瞪着眼睛，一改往日的神情，连嗓音都不同了，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偶尔还会故意发出一种怪声儿，憨声憨气的，就像一个男人，吓得人头皮发麻。 　　 听大姑姑“讲瞎话儿”，一般都是在过年的那几天――平常基本没讲过，可能是干活太累了，就没有那个心思了。 　　 就在大姑姑哭的时候，马车驶进了一个镇子。这是我们公社的所在地。我对这里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会儿我正在读初中（初中一年级），我读书的中学就在这儿。 　　 而大姑姑是没有读过书的，连小学都不曾读过。 　　 不久，马车穿过了镇子。 　　 镇子的北边有一条砂石路，听说这条路直通县里，每天会有一趟班车（长途汽车）沿着这条路从县城开过来。赶车的车老板儿说，我们要先在这条路上走一会儿，走个十几里，等到了一个名叫石显章的屯子再拐下去，抄一条近路，经过公社的畜牧场，然后爬一个大坡，就进了“胜利”的地界了。胜利是大姑屯所在的公社名儿。 　　 因为这条路的路基高，显得视野特开阔。 　　 路两旁都是田地。 　　 这会儿已是十月，地里的庄稼大半都收割完了，整个田地十分空旷，也十分安静，感觉天也高了地也远了。而在那一天，秋阳依偎着一朵白云，懒洋洋地挂在空中，光线是那么温馨，又那么柔和。一阵阵秋风从田地里吹过来，空气香香甜甜的――但已有了一丝丝的凉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姑姑已不再哭了。 　　 马车一颠儿一颠儿的，马儿们小跑着。 　　 大人们拉起了家常。 　　 他们具体说了啥话我不记得了，大概说了天气，似乎也说了年景，好像还说了人造地球卫星，说它能在天上播送《东方红》，又说哪里出了一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现行反革命，他竟然下毒药把一个生产队的马全都给毒死了，说哪儿有个女青年，长得特好看，就叫大队书记“那个”了，后来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头上长着两只角，还长了一个大象似的长鼻子（肉瘤），是人不像人，像兽又不是兽，说有个地方挖防空洞，一下子挖出了满满一水缸的铜钱…… 　　 另外还说了一些我们屯子和邻近屯子的事儿，包括我们大队的事儿，说谁家的男人能吃苦，说谁家的女人那才叫会过日子（勤俭），说向阳大队有个邵新成，被保送上了大学，说这就叫一步登天，一毕业就变成国家干部了，挣工资，还能捞一个城市户口，说联合大队有一棵百年老柳树，某一阵子显灵了，能给人治病，说要是诚心求它，不管你得了多重的病，到它跟前拜一拜，给它挂一根红布条儿，再朝它磕几个响头，立马就好得利利索索的…… 　　 这些话和这些事，都是我特别喜欢听的。 　　 大姑姑也在听。跟我一样，她也听得津津有味。 　　 在大人们说话儿的时候，马车已过了“石显章”，从砂石路上拐下来，走上了一条窄窄的便道，也就是一条土路。走不多远，就来到了公社的畜牧场。车老板儿告诉我们，原来是没有这个畜牧场的，最近几年才成立。车老板儿还说，这儿原是一片草甸子，因为碱性大，不适合种庄稼，放放牲口还可以。 　　 畜牧场的场部就跟一个屯子差不多，有一些民房，房子也是平房和草房，只是整齐一点儿。场部四周都是平坦的草地，无遮无拦，看上去空空旷旷，把场部衬托得就像一个岛。这当儿，场部显得很安静，好像没有几个人。对我来说，这里完全是个陌生的地方。我想大姑姑也是如此吧。我断定，以前她肯定没来过这里。――这么说吧，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在这之前，大姑姑的活动区域，恐怕还没有超越周边五里路的范围。 　　 土路从南向北，穿过了畜牧场。 　　 接下来，马车穿过了一片草地，又爬了一段坡路，――这段坡路很长，足足有一里路，可能一里路还不止。上坡的时候，气氛紧张了一阵儿，尤其是车老板儿“啪啪”地甩动着长鞭，一边大声地吆喝着；马儿们也攒足了力气，抿起耳朵，低下头，奋力向坡上登爬。 　　 好歹爬上了坡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马车停了一会儿。马儿们要歇歇气儿。当然，人也要歇歇气儿的。坐车坐了这么久，有必要下来活动活动，顺便也好解个手。车刚停稳，大家就都从车上跳下来，迅速跑进路边的田里，找到一个勉强可以隐身的地方，自行方便。

　　 我也撒了一泡长尿。 　　 马车又上路了。那以后，我们经过了另一个镇子，亦即胜利公社的所在地，还有五六个屯子，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来到了大姑屯。 　　 记得在路过“胜利”时，大姑姑的好姐妹夏春芳曾经对大姑姑说：“秋莲呀，往后你就是个‘胜利’人啦……” 　　 我当时背对着大姑姑，所以没看见大姑姑的表情，也没听见她说什么话，只听见大姑姑在夏春芳的手背上亲昵地拍了一巴掌。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了大姑屯。住处是大姑父的家里人给安排的，我们一干人分散开住了好几户人家儿。几户人家儿的房子都挺宽敞，也挺干净。听大人们说，因为大姑姑和大姑父还没有拜堂，我们的住处就是大姑姑临时的“娘家”。 　　 晚上睡觉之前，我出于好奇，当然也有那么一点点儿担忧（不知道担忧什么），溜到大姑姑的住处看了一眼。她跟另外几个女的住在一块儿。我进去时，他们正在说话。说的什么我没听清。而且，一看见我，他们就什么都不说了。但我发现，大姑姑的眼神亮闪闪的，特别的明澈，特别的浪漫――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片刻，大姑姑对我说：“死生子，你上这儿干啥来了？都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去……” 　　 我不知道说啥好，吭吭哧哧道：“我，我……”一边说一边向后退，最后迅速地出了门，一溜儿小跑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上午，大姑姑和大姑父拜了堂。 　　 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今生参加的唯一的一次“送亲”活动，印象至今那么深刻，真的是难以忘怀啊！ 　　 　　 这以后的几个月，我就听说大姑姑怀孕了。 　　 那期间，大姑姑曾经回来过一两次（我们那儿叫回娘家）。每次回来，她的肚子都会变大一点儿，走路也慢吞吞的，脸上常常显出疲惫之色，然而表情却是安详的、平静的，偶尔会悄悄地笑一下，不知道她笑啥。我还记得，她那阵子特别能吃，好像总也吃不饱，一上饭桌就狼吞虎咽，见啥都往嘴里塞，不等嚼完就咽下去了，有时候会噎得直“哏喽”。 　　 接着又过去了几个月，好像在大姑姑就要生小孩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大姑父出事了。我听说，大姑父因为在社员大会上向公社的工作组揭发他们生产队的队长多拿多占集体财产，以及利用权势欺压群众，还乱搞男女关系，队长一时恼怒，两人当场便厮打起来。队长骂道：“一个小泥鳅还想翻大浪？妈的给我打！看他还敢不敢嘴欠……”队长还有两个亲兄弟，一听这话，马上就上来帮忙，三个打一个。大姑父当时就被打得昏死过去，急忙用马车送到胜利卫生院，这才抢救过来，后来一检查，竟把脊梁骨给打断了，躺在病床上，动也不能动。 　　 大姑父被打伤没多久，大姑姑早产了一个男孩子。――大姑姑生孩子的时候，大姑父还住在医院里。大概又过了两个多月，大姑父才出了院。可他尽管出了院，身体却没有恢复过来。自此再不能干重活儿了，甚至走路都不能快走，要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动。人也越来越瘦弱，原来一个五大三粗的人，竟瘦得只剩了一身的骨头架子。而且大姑姑再也没有生孩子，据说这也是大姑父身体不好的原因。 　　 后来我去过大姑屯几次，也许十几次，去看望大姑姑，也看望大姑父。每次去，都看见大姑姑在忙。一早一晚在家里忙，喂猪呀，喂鸡呀，到了晚上，还要赶它们进猪圈、进鸡架。同时还要做饭，一忽儿在锅台上淘米切菜，一忽儿又到灶膛那儿添柴烧火，感觉她就像旋来旋去的旋风，一会儿旋到这儿，一会儿又旋到了那儿。而白天，她则要到生产队去上工。听大姑姑自己讲，那会儿她每年能挣三千多个工分，跟一个男劳力差不多少，如按每天十个工分计，除去下雨阴天，她一年要上三百多个工。 　　 这时的大姑姑，身体也很瘦，不过要比大姑父强一点儿，但也强不了多少，两腮瘪瘪的，脸皮又黑又干枯，就像刷了一层漆。 　　 在大姑姑忙的时候，大姑父会过来帮她。可能由于抽烟太多的缘故，大姑父会不停地咳嗽，不过不是很剧烈，声音也很轻，隔一会儿咳一下，再隔一会儿又咳一下。我对这个印象很深。 　　 再后来，我因为到城里上大学，就很少到大姑屯去了。大学毕业后，又留在城里参加了工作，去的就更少了。 　　 之后有一年，当时我已经成家并且有了小孩，单位不给分房子，租了一间房子住。记得是在那年冬天，大姑姑突然风风火火地来到了我家。一同来的还有她的儿子，一个很壮实的小伙子，很像当年的大姑父。坐下后，大姑姑说，她想跟我借一笔钱，给她儿子说媳妇，过彩礼。还说了转过年就还给我。可我当时没有那么多钱（我那时的月工资是39元），把所有的余钱都凑起来才三百元，都给他们拿上了，又给他们买了返程的车票，就把他们送走了。 　　 为此我一直心存愧疚，一想起来就愧疚，直到如今，想起来仍特别愧疚！ 　　 我简单算了一下，现在，大姑姑起码60多岁了，还结结实实地活着。大姑父比大姑姑大两岁，也还活着。 　　 我要找个机会，再去看看他们！ 　　 　　莲心屯 　　 　　 莲心屯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屯子，人口数千。 　　 莲心屯屯名的来历，与一个女人有关。据说，这女人原籍山东郓城。前清朝嘉庆年间，因山东境内大旱，一连六个月不见雨水，千里良田，颗粒无收，草根树皮都啃光了，她便与一个弟弟跟随父母逃荒来到了东北，当时只有六七岁。一家人辗转月余，一路乞讨，最后流落到现在的莲心屯一带，从别人的手上租了几亩荒田，暂且安顿下来。自此辛辛苦苦，垦荒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过了几年，生活日渐好转，还在租来的地上建了几间住房，其间父母亲又生了一儿一女。孰料好景不长。此后某年，爹妈竟然相继罹染重疾，一年之内就双双亡故了。父母去世时，此女刚刚15岁，弟弟妹妹们一个是13岁，一个是8岁，一个是6岁。父母死了，可他们还要活下去。自那以后，便由她带着弟弟妹妹过活。他们相依为命，守着父母留下的那点儿田产，一天一天地挨着日子。她则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她学着爹妈的样儿，一边给他们煮饭缝衣，一边又要带领他们耕田种地，侍弄庄稼。何况这里当初位置偏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时人烟又少，常有野兽出没，糟害人畜。野兽中最可怕的是狼，它们三五成群，整天在荒原上游动，夜里更是嚣张，天天都能听见它们在野地里大声嚎叫，此起彼伏，吓得他们紧紧挤在一起，很晚很晚都不敢睡觉。除此还有匪患（东北叫“闹胡子”），还有天灾：大风大雨、大旱大涝……（真的难以想象，他们这四个小孩子，是怎样一天一天过来的！）……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又几年过去，他们竟然一个个都长大了，原来的小男孩变成了小伙子，原来的小女孩变成了大姑娘。而她，这个女人，一晃已经25岁了。经过岁月的磨砺，这时候的她，人已变得十分的坚强，却又十分的沉稳，胸有成竹，少言寡语，行事果断，把他们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把原来的房子全部推倒，建起了一个大院子……此间又有新的人家儿来这儿落脚，年久，即成屯落。――若有人问起：“喂，前头那是啥屯子啊？”就会有当地人回答：“那是莲心屯啊……”莲心，原是这个女人的名字。 　　 以上资料，是我从本地的县志查到的。 　　 至于莲心后来怎样――诸如，是否婚配，有无子嗣，卒于何年……县志都没有提及，可能觉得不很重要吧。 　　 　　 下面讲一件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 　　 且说，莲心屯有一户姓李的，家有两口人，一个老妈妈，外加一个残疾儿子，儿子因为残疾严重，30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老妈妈每天要照顾儿子的生活，还要下地侍弄承包田，辛苦自不必说，但她最犯愁的还是儿子，有时候跟邻居唠嗑儿，她就会说，这会儿还好，好歹他还能吃上饭，哪天我要是不在了，他不得活活饿死呀。

　　 说话儿到了公元1992年。这老妈妈有一个远房表亲，住在另外一个屯子里，很久都不来往了，突然有一天，他来到了老妈妈家，开口就说要给老妈妈的儿子找个女人。老妈妈自然高兴，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交谈中知道此女就是表亲的继女，年龄不大，才18岁，且身体健康，不傻不�，虽然内心还有点儿划魂儿，便问了一句：“姑娘条件这么好，她能乐意吗？”表亲想了想说：“这个你放心，她爹妈都没了，如今就一个人儿……”表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再没说别的。老妈妈点了下头，表示领会了表亲的意思。接着就说到了钱。按表亲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正常婚娶，总要有点儿彩礼钱。老妈妈对此倒无异议。不过在具体数额上，双方的意见却有点儿不同。表亲提出要三千块钱，老妈妈说她这些年口挪肚攒，家里只有一千块钱。后经双方反复商议，老妈妈同意拿出一千五百块。但她只有一千块的现钱，因此只好把剩下的五百打了个借条，“年息三分，日后连本带利，一并偿还。”而那一千块钱，需在把人送来之时，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最终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此后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吧，按照双方商定的日期，表亲就用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把女人送过来了，同时拿走了一千块钱。 　　 女人名叫邬小霞。――邬姓是个小姓，估计全中国姓邬的都没有多少，这一带就更少了，方圆百里之内，也许仅此一家，因此很容易被记住。 　　 现在就讲讲邬小霞。 　　 应该说，邬小霞长得很好看，脸型了，身材了，看着都很顺眼，特别是眼睛，大大的，乌溜溜的，感觉很生动，也很天真，嘴唇虽稍有点儿厚，却一点儿不难看，反倒显得很饱满，再就是鼻子，小小的，肉肉的，皮肤也比较白，脸了，脖颈了，都白白净净的，另外，虽然年纪不大（才18岁嘛），身上却早就该凸的凸、该凹的凹，充满了女人的韵味、女人的气息。 　　 可是，她却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或者换句话说，她的命很不好。 　　 邬小霞就出生在前边提到的那位表亲所在的屯子，父母都是农民，她是家里的头生女。在她出生的时候，她还有爷爷奶奶，一家人都很下力地做事，虽说不是很富裕，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可就在她三个月大的时候，她爸爸帮人用马车拉柴火，一下翻了车，把她爸爸压在车底下，当时就压死了。不幸的是，爸爸死后没多久，她爷爷又死了。爷爷的死也是个意外。那天家里来了客，爷爷想去瓜园买几斤香瓜。而去瓜园要趟过一条小河，那条河并不深，最深的地方也超不过膝盖。爷爷刚走到河当间，不知怎么就跌倒了，等到有人发现，人已死了多时。接连出了两件横事，屯里便有了议论，议论来议论去，渐渐就议论到了邬小霞的头上。有人说，你们不觉得蹊跷吗？连着出了两档子事儿，都是在他们家的小丫头落生之后。又有人说，是够蹊跷的，就说她爷爷吧，那么浅的水，想淹死都难，一个大活人呐。有人接着说，我看这事儿不简单。你们听说过没有，说是灾星转世，灾星托生到谁家，谁家就要倒霉，不光他们家，慢慢整个屯子，都会受牵连的……在场的人都疑虑重重，既信其有，又信其无，有的则头皮发麻，直咽口水。 　　 人们这样议论纷纷，意思已经越来越明确了。这些议论很快就传到了邬小霞的家里。偏偏邬小霞的奶奶又是一个心思简单的人，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她思来想去，最终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灾星”除掉，免得再给家里带来什么祸患。她把决定跟邬小霞的妈妈讲了。妈妈被奶奶的话给吓傻了，半晌才缓过神儿来，哭着哀求道：“不要啊，妈……咋地她也是我跟她爸留下的骨血啊……她也是条人命啊……你就放过她吧……是我把她生出来的啊……她要是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奶奶看看说不动，就转身离开了。可她并没死心，过几天，便找了她的女婿，也就是邬小霞的姑父，在一天夜里，趁邬小霞和妈妈熟睡的时候，溜进她们的房间，把邬小霞悄悄抱了出来，打算到屯子外面弄死埋掉。幸运的是，就在他们即将离开房门的时候，邬小霞醒了，大哭起来，惊醒了妈妈。妈妈反应过来，且惊且怒，连哭带喊，拼死抢回了邬小霞。自此以后，妈妈便把邬小霞时刻带在身边，形影不离…… 　　 顺便问一下：你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那之后又过了两年，邬小霞的妈妈就改嫁了。她嫁给了本屯的一个老光棍儿，也就是前边说到的那位表亲。邬小霞也跟妈妈一块儿过来，成了“表亲”的继女。而在改嫁之初，邬小霞的妈妈就跟“表亲”说了，不要嫌弃邬小霞，“表亲”那时表现还不错，答应了。 　　 邬小霞一天天长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还去大队的小学校上了学。上学那几年，她学习很用功，学习成绩也蛮好，作业本总是干干净净的，有好几次，考试还考了100分。可是，她的内心并不快乐。她不知道为什么，人人都在有意无意地躲着她，孩子们也不跟她玩儿，她动不动就会听见别的孩子对她喊：“灾星来啦！快跑啊……”在学校，她也是一个人独坐一张课桌。 　　 在这期间，邬小霞的妈妈又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子。邬小霞很喜欢这个孩子，喜欢这个小弟弟，经常带他玩儿。 　　 邬小霞的妈妈很高兴。 　　 不料想，在邬小霞13岁那年，她妈妈突然得了一场急病，很快就死去了。从发病到咽气，还不到半天的时间。有人说是脑血管破裂，也有人说是突发心脏病。妈妈死的时候，邬小霞没在家，她上学去了。邬小霞后来说，她早上去学校的时候，妈妈还好好的，还对她笑了一下，等她下午放了学，一回到家，就见妈妈仰面地躺在一块门板上，穿着一身黑布的寿衣，脸上盖着一张黄表纸，旁边放着一个豆油灯，就是在一个小碟子里倒上豆油，再放上个灯捻……早已经死了。她愣了一忽儿，尖利地喊了一声妈，随即就哭起来――但那并不一定是悲伤，多半是恐惧。 　　 厄运再次降临到了邬小霞的头上。 　　 邬小霞刚哭了一两声，就见她的继父，还有她的亲舅舅，先后从里屋冲出来，每人抄起了一根木棍，劈头盖脸地朝她打来，一边劈劈啪啪地打，一边愤怒地斥骂：“你这个丧门星！……你妨死了你爸，妨死了你爷，又妨死了你妈……你滚！你快点儿滚！”邬小霞被打得“哇哇”乱叫，双手抱住脑袋，跳来跳去。打得她头上出了血，衣裳也破了，还掉了一只鞋。 　　 很快，他们就把她打出了屋子，接着又打出了院子，一直打出了屯子。 　　 继父和舅舅在屯头停下来。继父还在气愤地骂：“丧门星！丧门星！……你给我滚得远远的！……再也别回来！……回来就打死你！……就扒你的皮！……” 　　 邬小霞早被吓破了胆，一直向前跑，一瘸一拐地向前跑，不敢停，不敢回头。一直跑到天黑了地暗了，不知道自己跑了多远，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直到跑得再没力气了，跑得心都疼了，喉咙都发烫了，头也昏眼也花，才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 　　 这一跑就是六年。 　　 她真的没有回来，――她不敢回来。 　　 据邬小霞自己讲，被打出家门的第二天，她来到了一个镇子，因为没钱买吃的，就扒人家的垃圾，找东西吃，这样过了两天，有几个半大男孩想欺负她，她就离开了这里，去了另一个镇子，然后一路向上走，最后到了本县的县城。从那时候起，她就开始了东游西逛的生活，饿了就向人讨，讨不到就去翻垃圾，天黑了就找个墙角旮旯迷糊一晚。据调查，那几年她到过的地方有：双城、五常、拉林、阿城、延寿、松原、九台、扶余、德惠、舒兰、榆树等，两省十余个县市。堪称奇迹的是，虽然她吃不饱也穿不暖，但还是一天天长大了，个子长高了，身材也长壮了。

　　 在邬小霞出来的第3年（那年她16岁），她的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当时她正在德惠。某天中午，她在一家宾馆外面的垃圾中翻东西吃，一个保安看见了，居然放出狗来咬她。那条狗好凶啊，扑上来就咬。她一边抵挡一边逃跑，可身上还是有好几个地方被咬到了，流出了血。由于害怕，再加上长期身体虚弱，跑了没多远，就昏倒在路边。――过了不知多久，邬小霞才醒过来，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却发现自己在一家医院里。她极其吃惊，吃惊于这里的干净，这里的舒适。她接着发现，她的伤口已经被包扎起来。不但如此，还有人给她换了衣裳，洗了脸，洗了头发。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候，病房走进来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穿着得体，40多岁，微胖，看上去很谦和。少顷，男人微笑着对她说：“我姓牛，是××宾馆的经理，我把你送医院来的……” 　　 邬小霞胆怯地看着他。 　　 几天后，邬小霞被接出医院，来到了自称牛经理的男人所在的宾馆，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简单说吧，从医院出来的当天，在宾馆的某一个房间，她就从少女变成了女人。把她变成女人的，就是这个牛经理。她并没有反抗。他让她吃饭，她就吃饭；他让她洗澡，她又洗了澡。他还笑嘻嘻地对她说：“我就说这是个美人坯子嘛……” 她那时还不懂这些事儿，只是觉得有点儿痛。那以后，她又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个男人。她并不认识他们，可他们会给她钱。重要的是，从此她却有了睡觉的地方，吃饭也不用再操心了。老实说，她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这样的生活她过了两年。然后在某一天夜里，当时她正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忽听门外吵吵嚷嚷的，走廊上还有急促的脚步声，她刚有点儿疑惑，就有人把房间的门撞开了，随即进来了几位警察，把她和那个男人抓住了。 　　 后来警察把邬小霞和那个男人，还有其他一些姐妹，带到了一个派出所，问了她一些事情，她的态度特别好，把知道的都说了。转天天一亮，她就跟其他姐妹一道，坐着一辆大客车，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了一个劳动教养所，简称“劳教所”，接受劳动教养，为期一年。在来到劳教所之后，她才听别的姐妹说，他们呆过的那个宾馆被查封了，牛经理也被抓起来，并因为组织和胁迫妇女卖淫罪被判了刑。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心里曾经动了一下，但她说不清为什么，她为什么会心动。 　　 一年期满后，劳教所给他们办理了一应的手续，明令遣返原籍，监督管理，以观后效。 　　 在离开了6年之后，邬小霞又回到了家乡。 　　 邬小霞心里很乱。她没有感觉到冲动和欣喜。她不大想回来，可又不能不回来。她想起了好多的事。她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小弟弟。她觉得自己很丢人。她又很害怕。她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她不是个机灵的人。她甚至有点儿麻木。但是她并不傻。 　　 她见到了已经七、八岁的小弟弟，可他显然不认识她了。 　　 她现在才知道，继父又跟另外一个女人成了亲。 　　 在走进房门的那一瞬，她遇到的是狐疑、恐惧的目光，冰冷又坚硬。她差点儿退出门去。 　　 她记起了自己“灾星”的身份。 　　 几天后，继父简单地告诉她，他决定把她“嫁”出去，已经给她找到了人家儿。他说她必须离开这个家，还要离开这个屯子。他还说，这不光是我个人的意思，这还是全屯子人的决定。 　　 在那其间，她一句话都没说。 　　 就这样，邬小霞来到了莲心屯，成了李家的儿媳妇。 　　 来到李家之后，邬小霞反倒安下心来。不消几天，她就熟悉了家里的所有情况，并很快承担起了家里的大部分活计，做饭，洗衣，打扫屋子，喂猪喂鸡，什么都干。有不会做的，就向婆婆请教。虽然辛苦点儿，但心里很踏实。跟婆婆和丈夫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她觉得丈夫很可怜，对他充满了同情。她发现丈夫是个老实人，很胆小，很懦弱。到了晚上，她喜欢把他的脑袋放在腿上。她觉得他就像个小孩子。跟婆婆也如此。婆婆平常喜欢说话，她就听她说。而她是不喜欢说话的，就一边听一边点头。有时候她会觉得，婆婆很像自己的妈妈。突然间她想，我就这样安安稳稳的一辈子，不也很好嘛！ 　　 自从邬小霞嫁到李家以后，莲心屯的人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有时候他们会说，李家这是哪辈子烧了高香，讨了这么一个好媳妇，这么漂亮，又这么贤惠。 　　 好景不长。 　　 在邬小霞来到李家快三个月的时候，一天晚上，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人，冷着脸，当着全家人的面（包括邬小霞），开口就说：“我看上这个女人了，你们要把她转给我！我多给你们一点儿钱，不会让你们太吃亏，哈哈。你们先考虑考虑吧……”说完就走了。 　　 此前三个人正坐在屋里说话儿，这会儿顿时都愣住了，就像一个成语说的那样：面面相觑。 　　 来人就是莲心屯的人，姓谷，名叫谷玉成，父母亡故，独自住在后街的一幢老房子里。谷某自小脾气暴躁，喜欢打架，只读了三年书就读不下去了，前屯后屯地逛荡，长大后又怕苦怕累，不干正事，只会到处招惹是非（人们说，他父母就是叫他气死的）。日久，便养成了恶霸的习气。声称有个远房表舅在省里当处长，借此横行乡里，巧取豪夺，还用强横的手段承包了屯里的一处鱼塘，屯里人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量躲避他，就使他更加无所顾忌。 　　 谷玉成走后，李家母子一下子陷入了恐慌之中。等到缓过神儿来，儿子问他老妈：“妈呀，这可咋整啊？”问完，居然号啕大哭。李老妈妈想了半晌，无奈地说：“这就是个魔头，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咱们可惹不起他……这会儿只有一个法子了，我去找找村长吧，求他给说和说和，好歹他也是个干部，也许还能管点儿用……”当下又征求邬小霞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留在李家。邬小霞郑重表示愿意留下。邬小霞后来对人说，从小到大，只有在李家的那些日子，她才活得最安稳、最踏实，她才觉得自个儿像个人，虽说家里不富裕，她也挺辛苦，可是婆婆和丈夫对她都挺好，心疼她，真心喜欢她，吃饭的时候，婆婆还经常给她夹菜，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一家人就坐在一块儿商量，她说她是真的不想离开那个家……说着说着她还哭了。 　　 李老妈妈果然去找了村长。可是，没等她把话说完，村长就慌忙摆手说：“你说谷玉成？……他的事儿我可管不了……这家伙……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上头有靠山呢……我看你还是找别人去吧……” 　　 李老妈妈说：“那你说说，我该找谁去呢？” 　　 村长说：“乡里，县里，那么多领导呢，找谁都行，就是别找我……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李老妈妈说：“你可是村长啊……你平常不是挺有权的嘛……” 　　 村长一时有点儿尴尬，翻了翻眼睛，却什么话都没再说。 　　 在李老妈妈找过村长的第二天，傍晚时分，谷玉成再次来到了李家，肩上还扛了一把劈柴的板斧。当时李家正在吃晚饭。谷某大摇大摆地进了门，独自说：“我刚在鱼池劈了几块烂木板，斧头还没送回家……”谷某话音刚落，李家儿子的饭碗就“啪啦”一声从手里滑下来掉到了炕上。谷某微微一笑，又说：“我上回说的事儿，你们想好了吧？看，我把钱带来了，三千块。我说话算话，不会让你们吃亏的……”李老妈妈想了想说：“论屯亲儿你还是我大侄子……婶子跟你说，我们家你哥好不容易才有个女人……婶子求求你，你就大人大量，别跟他争了……婶子帮你留意着，帮你找个更好的……婶子……”李老妈妈话没说完，谷某就打断她说：“我看你就别整这套没用的了……我知道你去找过村长……你也不想想，他一年吃我那么多好处，会不会帮你们说话？……好，眼下我就要把人领走了……我还没吃下晚儿饭……还要她过去给我做饭吃！”说话间把拿在手里的三千元钱往李老妈妈身边一丢，又说了一句：“你数数，看对不对……”

　　 当天晚上，邬小霞即被带到了谷玉成的家。 　　 邬小霞后来说，刚开始那段时间，谷玉成对她还是挺好的，一天到晚不离左右，动不动就捏捏她的脸蛋儿，拍拍她的屁股，偶尔还会亲亲她的脖颈，有时候，冷不丁就把她推倒在什么地方了――冒一次是炕上，冒一次是地下，接着就扑上来……尽管她还不喜欢他，对他却不那么反感了，在某些个瞬间，甚至有了一种作为女人的愉悦，一种情不自禁的快乐。 　　 可是没过多久，大概不出一个月吧，谷玉成恶劣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主要是喝大酒，且每喝必醉。喝酒的时候，就让邬小霞站在旁边，一不高兴，抬手便打。等到喝醉了，就更加可怕，会不断地追问邬小霞过去的事，诸如，啥时候开始跟男人干那个的，第一个男人是谁，多大年纪，长得啥样，壮不壮实，当时说没说话，说些啥，除了他还跟过哪些个男人，都在哪儿……等等。有些话问得很直接，很粗俗，很下流，这里就不细说了。他还问了她和李家儿子的事儿，问他们有没有那个。对这些问题，邬小霞开始还有点儿扭捏，说不出口，可谷某上来就是一顿打，她便说了。不过，说过之后，同样会遭到毒打，甚至打得更狠。他会狂叫着，一边恨恨地连声骂：“你个臭婊子，你个臭婊子……”一边兜头盖脸，拼命地打。而且不光用手，皮带、木棍、扫把、饭勺、锅铲……逮住什么就用什么。可怕的是，他今天问过了，明天还要问，如此反反复复，问一次打一次，越打越兴奋。打得邬小霞嗷嗷直叫。打完了，还要把她拖到炕上，发泄一通。 　　 邬小霞被打得浑身是伤。头，脸，肩，胳膊，腿，腰，背，前胸，肚皮，甚至乳房，一块块的淤青，一道道的伤痕。――且是新痕覆旧痕。 　　 最严重的一次，是谷某剥光了邬小霞的衣裳，还反绑起她的双手，把她吊在屋梁上，先用皮带抽她，“嗖――啪”、“嗖――啪”，接着又拿来一把尖利的铁锥，一下一下刺她的大腿和屁股，每刺一下都会冒出一股鲜血，接连刺了十几下，刺得鲜血把她的双腿都染红了，直到她昏迷过去，这才罢了手。 　　 一晃过去了大半年。 　　 邬小霞后来说，在这期间，她曾经产生过逃跑的念头，要离开这个人，却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她没有娘家，没有任何亲人，只有李家对她还不错，可李家就在同一个屯子，她可能很快就被找到，那样就会连累李家母子。关键的一点是，她不想连累他们，他们都是没能耐的人，她不想他们因自己而遭殃。所以思来想去，她又一次次放弃了逃跑的想法。她还一次次幻想，如果她跟他有了孩子，他也许就变好了，就不会这么凶了。她还想，他毕竟也是个人啊！ 　　 再有个把月就过春节了。 　　 此时正是天气最寒冷的月份。处处冰天雪地，时时寒风怒吼。 　　 这一天，邬小霞突然意识到，她已经两个多月没来月经了。――那一刻，她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温柔的感觉，甚至有些狂喜了。 　　 这天下午，邬小霞做好了晚饭。她已经想好了，她要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谷玉成，今天就告诉。 　　 这段时间，谷玉成一直在外边跟人推牌九赌钱。在东北，冬天是农闲时节，况且又临近年关，很多人都喜欢聚在一起赌一赌。据屯里人反映，谷某平时很“牲口”，但在赌博的时候却是很规矩的。 　　 这天傍晚，谷某回来了。他已在外面吃了饭，并且喝了酒。 　　 听见脚步声，邬小霞迎到外屋（即厨房），说：“饭好了，吃饭吧……” 　　 谷某停了停，乜斜着眼睛看了邬小霞片刻，随即骂了一句：“吃你妈了个×！”然后扑上来，兜头就是一拳，把邬小霞打倒在地上。 　　 接着，便开始了一场暴打。 　　 因为邬小霞已经倒在地上，这次，他主要是踢。他脚穿一双硬邦邦的棉皮鞋，围着邬小霞的身前身后，一脚一脚地踢起来。每一脚都十分用力。每一脚，都踢在了邬小霞的身上。有的踢在了背上，有的踢在了头上，有的踢在了肚子上。踢一脚骂一句：“你这丧门星，害老子输钱！你这丧门星，害老子输钱！……” 邬小霞尖叫着，在地上滚动着，本能地蜷缩着身体，双手一会儿护住脑袋，一会儿护住肚子，还插空儿对谷某说：“玉成……别踢肚子……我、有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可是谷某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一脚一脚地踢，拼命地踢…… 　　 邬小霞又一次昏迷过去。 　　 邬小霞自己说，那天半夜，她才醒过来。 　　 她觉得浑身火辣辣的，又酸又痛。 　　 四周黑漆漆的。屋外，寒风一阵阵掠过房檐，发出尖利的呼哨。 　　 过了一会儿，她才想起被打的事。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自己的身体，摸哪儿哪儿痛。 　　 她吃力地坐起来。 　　 她觉得下身有什么东西流出来了，热乎乎的，也许是尿，也许是血。 　　 她没有再动，就那样坐着。 　　 她脑子乱哄哄的，突然想起了好多事儿。可那些事情并不完整，片片段段的。而且很多就像流星一样，一闪就过去了。妈妈、继父、弟弟、她读过书的学校、黄表纸、那条咬过她的狗、医院、自称姓牛的经理、几个面目模糊的男人…… 　　 就在这时候，她听见了从里屋传出来的谷某的鼾声。 　　 她觉得心里好痛！好怕！好恨！ 　　 她慢慢地站起来。她的腿，她的脚，她的全身，立刻一阵剧痛。她情不自禁地“嘶――”了一声。她向锅台走去，那是她熟悉的地方。她拿起了一把菜刀。她紧紧地咬着嘴唇，推开房门，走进了里屋。谷某的鼾声突然变大了。她来到鼾声跟前，辨认了一下，随即举起菜刀，对着谷某黑乎乎的脑袋，用力砍了下去。 　　 一刀，两刀，三刀…… 　　 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谷玉成喊叫了几声，很快就没了动静。 　　 据知情人讲，人们在第二天发现了行凶后的邬小霞。当时她浑身是血，坐在炕沿下面，看上去困倦不堪，手里仍握着菜刀。 　　 当日上午，邬小霞即被逮捕归案。 　　 “经审讯，邬犯对所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法院认为，邬犯虽然遭遇悲惨，其情可叹，但其为劳改释放人员，尚在监管期，且杀人事实清楚，判处死刑。邬犯不服，提出上诉，现驳回上诉，终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上引自法院公告。 　　 ×年×月×日，一颗子弹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 　　 现在再问一下：你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责任编辑：刘泉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