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职业教育之我观

　　摘 要：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和时代，教育是民族国家命运发展的重要手段。据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国职业教育领域已累计派出赴德职业培训团体上百次，培训总人数上千人。作为受训人员之一，在德期间，我不仅完成了具体的课程（情景教学设计）设计，而且在德学习期间的亲身见闻，使我对于中国职业教育，从教育现状、教育的保障制度与良性循环以及教育传统的连续性方面，进行了分析与反思。

　　关键词：中德 职业教育 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2（a）-0243-01

　　今天世界中，德国是一个工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目前，德国经济实力位居欧洲首位，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商品出口国和第三大商品进口国，有人说德国的工业与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德国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与发展。其中，响誉国际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德国已有125年的历史。双元制教育模式主要在德语区的德国、瑞士等国家广泛的推广。

　　中国与德国职业教育的区别并不是手段、方法上的区别，学习德国职业教育也并不仅是手段、方法上的学习。学习与思考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有四个方面值得我认真分析与思考：一是教育对象的教育需求；二是社会背景与文化传承；三是教育保障制度的完善与教育体系的独立价值；四是教育理念的延续性与价值导向的独立性。

　　在我国古代：一是由国家行政机构设计的，面向全社会的科举教育（精英教育），它有着现代意义上的学历教育精神，每一个学习阶段都由权威的部门颁发合法的文凭，这种教育是整个社会价值导向的唯一标杆；与之相反的是最为广泛的、社会地位底下的、不被人们重视的技术（职业）教育，也是国家权利范畴之外的民间途径—— “师徒”制度，它的存在没有依赖国家法定的“学历”证明，而是一种庞大的，没成文的行业规则来维持，凡是入行的人都需要自觉遵循该行业的规则，包括技术的学习与为人的准则，这是一种最广泛的、普通意义上的技术教育形式，它们被统称为“百工”。 这些特殊的传统价值观念、文化习俗、严格的社会分工制度导致了受训人的社会地位、收入与人生境遇。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结构的变革与社会分工形式的改变，传统的职业模式已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分工所导致的职业需求。

　　中国大部分受教育者们还有着这种传统价值观念：求学是改变现实命运的途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与个人发展命运、人格尊严等同。从受教育者来说，选择大学是受训者社会地位、利益与价值尊严的综合选择，而非个人的爱好、志趣与职业规划，这种现实状况滋生了教育执行部门热忱于大学的等级排名也就并不感到奇怪了，对于中国大部分教育资源较贫乏的地区来说，宁愿选择最差的大学也不愿意选择最好的职业学校。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中国传统的这种观念，导致了中国特殊的受教土壤与教育形态对于受训者来说，由于受教育成本非常高，以及人们普遍的爱“面子”，常常把自身职业与其社会地位甚至人格尊严的价值观等同起来。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观念的影响。而相对来说德国却没有这种观念的制约。在德国，没有中国高考这样的“同化器”，所以教育受众对于教育途径的认识就如渡河一样，不同的教育机会与条件就像选择不同的渡口。技术职业与其他理工科的职业就像从不同的窗户里展望不同的风景一样，只有专业选择与职业属性的不同，而没有社会地位甚至牵扯到人格尊严的上下与优劣之别，这与其整个的社会工业化程度、社会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这里例举我们在与德国职业学校学生的交流情况，其中，有的学生在中学期间是非常优秀的，他们选择先进职业学校学习，原因是自己的爱好与人生理想，认为职业学校与大学之间各有优劣，只是专业类别、学习内容与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在中国，职业学校实质上已成为各类大学的“差生收容所”。普遍对于“办公室类”职业的崇尚与对于“劳工类”的工作的忽视，包括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执行单位以及教育的受众。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教育的“社会效益”的考虑以及职能鉴定体系的缺失与利益制度化，教育执行单位必须考虑职业设置与招生的关系，教育受众考虑的是受教育成本与受教育成果的关系，这些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都深刻地影响着今天中国职业教育的生态与发展。

　　中国到四九年以前，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与起因是对传统的批判与对现实的思考。因此，在教育上的所有改革、探索行为的内在性质是各种思潮的反映。四九年以后的60多年间，改革开放前出于政治原因、改革开放后出于利益原因，教育的改革其实是各种社会运动的表现。中国与德国职业教育在制度层面上来说，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观念、环境等方面的区别，而是教育精神的独立性、延续性与断层性之间的区别。德国的职业教育，在教育精神、方向与设计上200年不变。而中国的职业教育却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在创新的幌子下，教育改革变成为一种运动思维，其实质还是20世纪以来的民族自卑心理与制度文化的影响与反映。德国虽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主要参战国和战败国，但其文化传统、社会价值导向并没发生根本改变，无论是社会政治体制的更替，其教育始终独立于政治制度之外的独立发展。从这方面来分析，德国的双元制度与德国社会的文化、经济、人文等发展是相协调的。

　　相比中国，德国不仅是一个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而且在职业化的普及程度、职业教育的制度保障、社会文化与习俗方面保证并繁荣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德国社会对职业培训的投入、职业结构的设计、职业资格的认定与准入，都有非常成熟的机制与完善的制度建设相配合。以建设一栋民房为例，需要的职业分工主要有：statiker（相当于中国的安全验收人）设计师、木工、漆工、水泥工、制砖工、电工、瓦工、地板工、清洁工等。在这些职业分工中，都需要有职业准入才能够从业，否则，就是“黑工”。“黑工”不仅待遇非常底，而且是违法的。而在中国，其中只有电工需要职业准入之外，其他的都还是以民间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连续，这样的好处是节约了受训者的教育成本，同时也节约了国家的教育投入。但最致命的缺陷是：由于职业准入门槛的低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了职业能力的低劣与效率的低下。中国客观的这种社会因素，导致了中国职业教育之路的特殊性，无法与德国职业教育环境完全等同对待。

　　中国特殊的社会现状，导致了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普及时间短；中国社会特殊的传统文化与观念情境，导致了教育观念的特殊性。在中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职业受训者，习惯统称职业院校为“大学”，反映了受训者还无法重视与正视职业教育的真实心理。与德国的职业教育相比较，应该是开阔眼界反观自我，根植于中国的现实社会情境之中，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现行的教育制度来分析与反思。对于从事职业教育的第一线工作人员而言，使我感受到未来中国职业教育的道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