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继续教育考试最新电子书[诚信建设]

第一章 诚信文化的内涵及要义

【本章要点]

本章的主史内容是介绍诫信文化的内滋及要义。诫信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

第一节 诚信的定义

关于诚信，人们一般给出的界定是；诚信是诚实和守信的两方面的统一，是指人的言必信、行必果、不欺不妄的品质。这种理解未尝不可，但又不无缺憾。因为它的着眼点只在诚信的现象或外延，而非诚信的本质或内涵。那么，诚信的本质是什么？

对任何事物本质的探讨，几乎都可以从它的起源中得到答案，社会历史现象尤其如此。诚信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现象，对其本质的探讨亦需要从它的起源中开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关系都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因此利益关系是道德的直接基础。也就是说，在利益存在的地方，人们为了实现对利益的追求，人类道德才会产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为了维护和调节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人类才产生了对诚信的需要。因此，诚信起源于人类在物质生产的相互关系中对利益的追求。 人类的根本利益是迫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存在。人类基于自身的利益必须选择合作时，在合作的过程中必须以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前提。从原始社会人的群体协作到现代社会的一体化协作都是如此。博弈论关于“闪徒困境”的经典案例说明，当两个人缺乏沟通和俯任的时候，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他们可能选择的方式不是合作而是背叛，并因此造成双方最大的利益损失。从这里可以看出，合作需要伯任，离开了信任，合作就无法进行。相互信任的双方同样滞要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双方是诫信的。因此，一个人的减倌道德是构成被他者信任的基础，诚倌是构成信任的基础和实质惟内容。

诚信的起源是揭示诫信本质的前提。所谓本质，是指一个事物所具有的区别子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这种根本属性，是由事物的内在结构所决定。诚信作为一个社会道德范畴，也具有自己的内在结构，诫信的道德本质存在子它的内在结构中。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广知”与“行”的统一构成了诫信道德的基本结构。从诫信的起源中可以看出，诚信是基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中产生的，在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合作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坚持诚信道德，人们才能够彼此信任，相互之间的合作才能够长期进行下去，这就形成了人类关于诚信的意识P 这种意识要求人们在合作中真诚相待，不向对方传递虚假信息或掩盖事实真相，尊重对方的权益，彼此间信守承诺或约定、尽忠职守，等等，从而形成了比诫信意识更为具体和系统的诚信规范。诫信的意识和规范构成了诚信道德的“知”，在这个层面上，诚信成为协调人们之间相互利益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道德不能只停留在原则的层面上，还必须在道德实践中实现。这就要求人们在相互间的合作中体现出诫信的意识和规范，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达到调整人们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目的。这样，在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和规范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形成了诚信道德的“行”，并因此而实现了诚信的基本结构的统一。

诚信的本质，就是由它的这一基本结构所决定并且在这一基本结构中体现出来，它是一种从道德上整合人们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现实机制。诚信的这一本质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作为一种道德，诫信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主体性特征，即它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所做出的一种自觉和有目的的选择。在主体性意义上，′一方面，诚信成为人的一种自律和责任，

并且在反复的实践中，人们进一步提高了对诚信的认识，又使其逐步内化为人的内在品格。另一方面，诚信的道德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又成为道德客体。作为诫信的道德主体的个人，具有道德义务，同时，作为诫信的道德客体的个人又必然获得道德权利。这样，诫信就成为一种社会全体成员应该共同具有的道德品质。

对于诫信本质的获得，我们还必须从诫信的社会规定性上来看。任何诚信都内含有特定的社会规定性，即它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或受社会力量的约束才能形成。诚信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主要包括人们对长远利益的追求动机、道德行为主体的非诚信行为受到有效监督、对道德主体失信行为的惩罚。强调社会条件或社会力量对诚信原则实现的意义，对于完整认识诚信的本质是不可或缺的。

由诫信的主体性和社会规定性的统一中，我们可以对诚信的本质作出更为深人的规定。诚信作为一种整合人们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现实机制，首先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作为一种道德意识，逐渐成为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道德品质；其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诚信成为人人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最后，诚信作为一种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道德评价标准，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出激励和制约作用。这样，诚信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着内在机理的社会诚信体系。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诚信作为一个道德范畴，对于帮助人们建立和维护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诚信的本质体现出它的社会作用。作为一种调节和整合人们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现实机制，诚信在人类道德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不仅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形式之中，而且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人类在不同文化形式和不同社会形态中共同遵循的道德要求。

诚信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以诚实守信为重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要求，是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改善社会风尚、保障经济秩序良性运行的支撑。诚信是人和人之间正常交往、社会生活能够稳定、经济秩序得以保持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诚信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特征，它的作用的发挥对于道德主体的不同层次有所偏重。当前，我们谈到诫倌，都会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进行讨论。城仲文化踺设学习读本

对一个人来说，诚信既是一种道德品质和道德信念，也是每个公民的道德责任，更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宝。人生立于世间数十年，必须不断学习，以获得知识、增进知识，知识既是个人谋生的工具，也是个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但是，要真正做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光靠知识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去指导，否则，知识也可能成为滋生罪恶的工具。诚信精神就是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指引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个人以诚立身，就会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讲究信用，就能守法、守约；取信于人，就能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对一个企业和团体来说，诚信是一种形象，一种品牌，一种信誉，一个使企业兴旺发达的基础，也可以说是立业之本。诚信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建立行业之间、单位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互信、互利的良性互动关系的道德杠杆。很难设想，一个不讲诚信、不守信用的单位或企业，在现代法治社会能有长期立足之地。在当今时代，每一项社会事业也只有依靠诫信立业，才能顺利发展。

对一个国家和政府来说，诫信可以说是立国之本。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国家的主权也归于人民。但国家的领导者依靠什么去团结人民昵？靠的是明智的政策和精神信念。诫信就是取信于民、团结人民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信念。诚信是国格的体现，对国内，它是人民拥护政府、支持政府、赞成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对国际，它是显示国家地位和国家尊严的象征，是国家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力量，也是良好国际形象和信誉的标志。

从经济生活来看，诫信是经济秩序的基石，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和一种无形的资产；

从政治道德来看，诫信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品性，是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体现，是一个从政者必须具有的道德品性和政治素质；从人际关系来看，诚实守信是人和人在社会交往中最根本的道德规范，也是一个人最主要的道德品质，人们在交往中，相互信任是相处的基础，其关键就在于诫信。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诚信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建设和道德风尚等各个方面，日益显示出它的页要地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寄希望于政治上的诫倌：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迫切要求诚信；人民群众的相互交往，热切地呼唤诚倌；社会的道德失范，急需诚信来予以匡正。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竞争经济，又是一种契约经济。因此，如何保证契约双方履行自己的义务，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关键。一方面，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市场的秩序；同时，我们还必须用道德的力量，以诚信的道德觉悟，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不仅靠对违法者的惩处，更重要的，要使大多数参与竞争的人，能够成为竞争中的守法者，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没有道德教育，没有荣辱观念，没有羞耻之心，都信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价值观念，人们就会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获取利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无法进行。社会失去了诫信的道德基石，失去了诚实守信为荣、背信弃义为耻的舆论氛围，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的。

第二节 诚信的内涵

时下，诚信一词，几乎成为大众传媒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诚信问题，也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社会问题之一。对于诫信的含义，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从经济生活秩序的角度对它进行解读。其实，诚信具有丰富的内涵，诚信的完整含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首先是指人的一种观念、意志和品质，但这种观念、意志和品质，只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并借助这种关系体现出来·诚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品修养，是做人的根本准则。关于这一点，我国古人有极为精彩的论述。《春秋毂梁传》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肓而无信，何以为言？”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苟子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甚至在人们认为充满诡道的《孙子兵法》中，孙子也将“信”与“智、仁、勇、严”一起，作为将帅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

.5. 妙

诚信又是一种行为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诚信是忠诚老实、遵守信用的简称。它

是人们行为的一种范式。是协妇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要求。诚信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并以此形成一种特定的道德实践活动。因此。诚信是一个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的道德实践活动。对于这一基本含义，我国古代思想家有过充分的论述。〈周易·乾〉中日：“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r ，认为君子说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无欺、真诚不妄，才能建功立业。第一次明确将诚倌作为规范来定位的是孟子。孟子把社会的人伦关系归结为五个方面，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朋友关系，简称“五伦”。将M 朋友有信”作为处理朋友关系的基本规范，并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合为“五伦道德”。〈孟子·窝娄上〉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诫，未有能动者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曾说过：“诫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

诫信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内诫于心，外化于人，言必信，行必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现代社会，诫信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仅是调节朋友关系，而且对人们的职业关系和广泛的人际关系，都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当前社会形成的对于诫信的深切关注，就是其广泛规范性的体现。因此，仅仅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理解诚信，特别是仅仅从商业活动的角度来理解诚信，将诫信仅仅看作是一种商业规范，是不够仝面的。

诚信是一种制度。所谓制度，就是社会所要求的人们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一种规范形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以制度的形式存在。诚信作为人们的行为范式和人际关系模式，需要制度化才能持久、才有力量。诚信从观念到规范再到行为，从行为目的到行为结果以及对行为的评价与约束，构成了一个有着内在机理的社会诚信体系。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最先从管理国家的角度提出诚信。《管子·枢言》中说：“先王贵诚信。诫信者，天下之结也。”按照管子的意思，只有坚持诚信这种制度，才能集结人心，天下人团结一致才有保证。韩非子进一步充实了管子的这一思想，并将日常生活的诚信与立国治世的诫信结合起来，指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将诚信作为一种制度来认识，严格地说，应该是近现代的事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市场经济更离不开信用这一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提出，竞争和信用是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随着资本主义银行的诞生和发展，信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信用就没有正常的金融秩序和市场经济。而诚信，则是信用制度的思想道德基础和精神支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讲诚信，人们大都是从经济制度上去定位。然而，诚信在当今杜会，不仅是一个经济伦理学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范畴。诫信作为一种制度，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今天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往往与政治生活、道德生活中的诚信缺失有着密切关系。

诚信不仅内涵丰富，而且类型多样。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诚信分为不同的类型。科学地把握各种类别的诚信，有助于我们更深人理解诚信的基本内涵。

其一，根据诫信产生的环境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情感诫信和理性诚信。情感诫信是指主要依靠一定的情感而与他人或组织产生和维系的诚信。理性诫信是指主要基于对他人、组织的可信程度的理性思考而产生或维系的诫信。

中国传统社会以情感诫信为主，而现代社会的经济条件下主要以理性诫信为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差序格局”T 。“差序格局”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复杂而又独特的人际网，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可以此概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费孝通以“水波纹”来比喻这样的格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就越推越薄，这样就形成了差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就在这样私人联系的格局下发生着意义。归根结底，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

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彼此是亲朋好友，他们之间的信任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而形成和维持的特殊信任。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剧，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交织，现代社会越来越趋于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的社会里，即便是一栋大楼的邻居大多时候也是“老死不相往来”。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就不再简单地凭情感去形成和维持，而要以理性做基础。比如，公司之间要签订业务协议，一般都事先通过各种方式考察彼此的资信，以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况。这就是理性诚信。

其二，根据诫信主体的不同，可以将诚信划分为个人威信、组织诫信和政府诚信。个人诚信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中所形成和维系的诚信。组织诚信是各类组织，即企业等经济组织、政党等政治组织和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形成和维系的诚信。政府诚信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形式国家权力和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取信于民、忠于职守、依法行政的诚信。

在个人诚信、组织诚信和政府诚信中，个人诚信是基础，没有个体的诫信，就不会有组织诫信和政府诚信；组织是连接个人和政府的桥梁和纽带，组织诫信对个人发展和政府作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诫信是个人诚信和组织诚信得以实现的宏观条件和制度支撑。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筑社会的诫信大厦。

政府诫信的要义主要如下：其一，诫信意味着政府必须对公众怀有善良的动机。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了诫信而诫信，以诫信为手段来实现政府的私利，都表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不纯洁。其二，诚信意味着政府必须对公众有忠诚的行动。其三，诚信意味着政府必须取得公众的信任。但是，取得公众的信任是政府诫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取得信任既包括使用诚实的方法，也包括使用欺骗和谎言的手段，而后者在政客那里尤为明显。政客滥用蒙蔽和欺骗的策略，骗取公众的信任。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一旦公众意识到这是一种欺骗行为，那么信任将很难再得以重塑。其四，诫信意味着政府不可以说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对任何事物的知情权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公众而非政府，政府只是公众事物的托管者，没有对公众说谎的资格。其五，诚信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有善德。

政府和商人的关系是一对特殊的矛盾关系。2016 年3 月4 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亲”、“清”两个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商关系是始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构建健康、清廉、公开、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是顺应经济新常态的大势所趋。习近平息书记为领导干部“亲”、“清”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广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解读和把握“亲”、“清”二字，需要政商恪守法治底线、诫信原则、公正标尺和双赢目标，既要矫正勾肩搭背、过从甚密的官商不分，又要防止谈商色变、为官不为的过犹不及，做到有交集不搞交换、有交往不搞交易，携手共建交往有道、公私分明，廉洁互信、相敬如宾，各尽其责、共谋发展的良好政商关系，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其三，根据诚信内容的不同，可以将诚信划分为经济减价,J 政治岫信和思想诫信。 经济诫信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形成和延续的诫信关系和道德规范的过程。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分离，经济主体间的诫信成为必然要求。市场主体-a 们经经营、诚信交易，政府以及广大财经工作者诫信管理等都是经济诫倌的顶要表现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诚信的社会实践对主体FI 身的完善、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诚信是政治活动主体，尤其是政府和政党，在政治活动中为获得政治支持和政治信任而不断提高公信力的过程。它一般包括政治理论诚信、政治目标诫信、政治制度诚信

和政治行为诫信等内容。政治诫信是政治文化的基石，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与程度以及政府的政治凝聚力。

思想文化诫信，相对于经济诫信、政治诫信，更侧重人的主观精神上的价值认同，是对思想文化的客观公正的认识、评价以及运用。思想是行动的向导。践行诫信首先要做到思想诚信。坚持思想文化诚信，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文化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思想文化上的“夜郎自大”的思想意识。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诚信内涵及要义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框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将诫信写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诫信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任何社会在长期发展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一个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建设。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为指导当下社会主义文化道德体系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所包含的“诚信”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诫信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者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前者以协调社会主义社会现代人际关系为主，后者以协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人际关系为主。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诚信思想必然要更新换代，从传统诚信思想中汲取“营养”，形成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内涵。

一、诚实劳动是诚信思想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承载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就强调要“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2013 年4 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又一次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所谓“诚实劳动”就是要求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中，尊重客观事实，不作假，不投机取巧，不偷奸耍滑。当前，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为了利益，疯狂制假掺毒，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问题让人们逐渐对社会诚信失去信心。汉代韩婴曾言：“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戚必疏。”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待人真诚，即使本来疏远也一定会变得亲密；待人虚伪，即使本来是亲戚也一定会变得疏远。同样的道理，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不秉承诚实劳动的宗旨，必然会加剧社会道德滑坡和诚信危机，甚至会给国民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想真正走向富强，必须依靠诚实劳动，因为诚实劳动是整个社会诚信思想的坚实基础。

二、恪守承诺是诚信思想的价值依据

重诺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认为承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君子不轻诺，做不到就不随便说，只要是答应的事，无论有多么困难，都会想方设法办到。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诚信文化建设学习读本

重诺的佳话，如“尾生抱柱”、“商秧立木”广魏文侯重诺”等。在今天。每一位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员都应该恪守承诺、盲行一致︿特别是对于共产党员而言，重诺守信、言行一致必须成为每个党员行为操守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引导党员、干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

讲实话，讲心里话，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2015年12 月28 日、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就中央政治局当好“三严三实”表率提出要求时，再次强调“必须对党忠诚，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政治品质优秀，道德情操高尚，脱离一切低级趣味，时时处处以榜样力量感召干部群众”。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要想“取信于民”，执政者只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自己工作的标准，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让社会诚信的价值标尺真正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深处树立起来。

三、诚恳待人是诚信思想的哲学意蕴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个善”广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而诚恳待人就是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在社会生活中，待人以诚，则会换得他人真心；与人为善，则自己也会变得快乐；以美的心灵感触世界，则未来都会充满希望。要实现这三者的和谐统一，必须首先从个体的道德建设做起，将道德建设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2014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从个体的道德建设人手，严以律已、诚以待人，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整个社会和谐、健康的氨围才能逐渐形成。第二章 中国诚信文化思想的发展

【本章要点1

本章主要系统梳理中国古代诚信文化思想、析中国诫信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城信文化体系的建设

第一节 中国古代诚信文化思想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中诫信之德与封建道德的其他规范相互贯通并居于核心地位，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而这一切都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诚信文化底蕴为支撑的。今人可以从流传至今的传统典籍的字里行间领悟中华民族先人对诚信的强调与践履。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将人类社会的状态划分成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以及目前尚未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关于原始社会是否存在诚信道德的事实问题，我们可以从关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找到答案。我国先秦时期及其之后的许多文献典籍分别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我国上古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传说。在传说中，黄帝和伏义都特别注重诚信的美德。据(庄子·应帝王〉记载：“泰氏„„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人子非人。”此中的“秦氏”就是伏义氏。用现代汉语来说，伏义氏的智慧真实无伪，他的德行真实可信，从不受到外物的牵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在描写三代以前的原始社会风貌时，极力歌颂尧舜禹讲诚信的品质。〈尚书》记载，尧非常注重自己的德行，讲求诫信。〈尚书。尧典〉称他“允恭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允恭克让”的意思是诚心恭敬，也能让贤。“允”就是诚信之义。《论语·尧曰》中透漏，尧在传位给舜时，同样强调：“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尚书》已经出现“诫”和“信”的概念，不过主要指对鬼神的虔诚，如《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尚书·康王》中有“信用昭明于天下”。禹也有讲诚信的美德，《史记》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这些都证明诚信是原始社会领导人建立威信的必要素质。

那么，原始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诫信意识昵？这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经济根源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狩猎是原始社会一种基本的生产劳动，是部落得以存续的基本手段。而狩猎这种集体活动要求参与者必须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如果少数人不守约，狩猎成果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大多数人不守约，狩猎就无法进行。因此，共同的劳动必然会产生遵约守信的概念和要求。

如果说尧舜禹讲诚信只是原始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那么奴隶主社会时期的殷周开明君主对自身的诚信自律，足以说明他们对诚信的自觉躬行。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是一位讲诚信的“圣王”。《尚书·汤誓》记载：商汤在讨伐夏桀时发布的誓词中说：“尔无不信，联不食言”。“不食言”就是说话算数，归根结底就是讲诚信。盘庚也是商朝帝王中讲诚信的代表人物。《尚书·盘庚》记载，盘庚为了说服臣民迁都，“诞告用意”、“钦念以忱”d r 《尔雅》解释“宜”和“忱”就是诫信之义。西周文王也是讲诚信的突出代表。据《逸周书》记载：文王“厚福而广惠，忠信而志爱”。武王继承王位后，继续发扬先王的传统美德，讲诚信，不忘孝思。据《逸周书〉记载，武王“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武王之后，无论是周公旦还是周成王，都把发扬先主诚信之徽作为己任。〈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明确指出：“予旦以多子越御事，葛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早先”，就是说。我周公旦串领众位治事官员，努力巩固先王已经完成的大业，为了符合民众的心愿。建设周邦，当以诚信为先。从这里不难发现，汤因“倌”而立商，盘庚因“实”、“忱”而使殷商中兴，文王、武王也因躬行诫信之德而使周朝昌盛n 正如《苟子。王霸》中所言：“汤武者上为人所好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

如果说商周的有道明君对诚信的垂范从正面为先秦倘家诚倌思想的产生提供历史依据的话，那么夏商周失信而亡的教训则为先秦倘家诚信思想的产生提供历史素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周幽王生活放荡，宠爱褒姒，不思朝政，失信于民。掂传，褒姒在周幽王面前从来不露笑脸。为了博美人一笑，周幽王居然上演现实版的“狼来了”的闹剧。他让手下人点燃烽火台上的烽火，附近诸侯看见了，以为西戎来犯，匆忙发兵来救。待各诸侯匆匆赶来，发现是幽王的闹剧时，都面面相觑。褒姒倒是终于笑了，而周幽王及其所象征的中央政府的威信则扫地。待下次西戎真的来犯，周幽王下令点燃烽火向诸侯告急时，诸侯以为幽王又故技重施。结果，周幽王身死国灭，为天下所笑。夏商周失信而亡的事例促成先秦思想者的深人思考。《苟子·强国》强调：“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这一阶段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和封建制度建立的时期。社会大转型的具体表现为原先一套伦理逻辑的失序，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形以及诚信的严重缺失。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诸侯国之间屡见不鲜的背信弃义等。与此同时，先秦的思想文化界出现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倒的“百家争鸣”局面。这是所产生的儒、墨、道、名、法定各家学派尽管有不少分歧，但是在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在诚信方面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出现“驳倒下的趋同”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

儒家的诚信观念是与其“仁”的理论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仁”是最高准则，认为人应该重利轻义，具备孝、悌、忠、信等品德，信在其中就具有重要的地位。《论语·颜渊》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日：⊥去食。自古皆有牝，民力俏小立。 阢足丁见，丁贝1“ItLf1g 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备足粮食，充足军备，百姓就对政府信任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充足的食物。自古以来谁都会死，但如果没有百姓

的信任，就不能够立足了。”从孔子的回答中可见儒家在政治上对诫信的重视程度。孔子的“盲必信，行必果”成了中国人修身的千古名言。《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换句话说，人如果缺乏诚信，就不能立身处世。继承孔子衣钵的曾子将“与朋友交而不倩乎”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一项内容。事实上，曾子也是这样践行诫信的信条，即便是对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韩非·外储说左上》讲述了一个曾参杀猪的故事。“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饯。’妻适市来，曾子欲捕葳杀之，妻止之曰：i 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耳。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镪也。”也就是说，曾子的夫人到集市上去，她的儿子哭着闹着要跟着去。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回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马上要去杀猪。他的妻子说：“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你居然信以为真了。”曾子说：“父母去教他，听从父母的教导。现在你欺骗孩子，就是在教他欺骗别人。母亲欺骗了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曾子最终杀了猪。

道家是以老子关于“道”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个学术流派，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为中心，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在伦理思想上，强调“自然”广无为”，反对儒家的“仁”广义”广礼”等主张，希望返回到“鸡犬之声相闻，死不相往来”广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所以他否定社会的善恶标准，主张“绝仁弃义”广绝圣弃知”的同时，仍然肯定信道德的重要n

墨家是由墨翟创制的一个学派，其伦理思想史倡导以“兼爱”为原则的带有功利倾向的道德学说。墨子认为，国有七患中，其患是“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并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值去行不果。”为了达到天下之治，社会成员应当不分地位、贫富、贵贱。ftt 此都应该用信用来约束自己。因此，他把信作为举贤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可见，墨家也是十分重视和推行诚信的。要标法家是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软和韩非把法与德绝对对立起来，主张“不贵义而贵法”、“不务德而务法”。但即使在这种主张下，他们一方面“弃德”，而另一方面仍不排斥诫信。商秧在把“法治”作为强国利民的重要工具的同时，仍然十分强调诫信的重要。他在《修权》中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在这里，他将信放置在法之后作为治国之道，并指出信需要君臣共立。由此可见其对信的重视。商秧在秦国推行变法时，为建立社会的诚信，曾经“徙木立信”的方式重新构筑百姓对政权的诚信体系。当然，法家关于信的观念和儒家是有区别的。法家是把信置于变法改革措施之中，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而儒家则把信仅作为一种纯粹的道德标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在许多方面都各有各的主张。但是文献表明，不论是哪一个学派对诚信都持肯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很少连用“诫”和“信”，经常是单独出现。春秋齐国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曾将“诫”和“信”连用，明确讲：“先王贵诚信。诚心者，天下之结也。”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战国末期，苟子也曾经说过：“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汉武帝时期罢诎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就成了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天人感应”说，建立起了一套神学化的道德观。他又对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化改造，形成了以“”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这里的“五常”是揞他在孟子的“仁、义、礼、知”基础上增加了“信”，从而组成了对个人的系统道德要求。尽管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带有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但他将信作为五常之一加强信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对后世产生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宋元明时期，由儒家发展而来的理学占了主导地位，史称“宋明理学”。宋代理学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以程颐和朱熹为代

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史称程朱理学；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明朝建国至1840 年前的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古代传统文化也已进入完全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理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提倡。明清两朝都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准则，因而关于诚信的观念，仍继续得到了传承和颂扬。

自春秋以后、明清以前，中国一直是。一个伦理中心主义的封建大国。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诫信之德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结合点，诚信与封建道德的其他规范相互贯通并居于核心位置。正是由于诚信之德在整个封建道德规范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历代思想家都不断挖掘和提升它。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使诫信道德居于社会道德的主导地位。这使得崇尚明礼诫信逐步社会化为一种文化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的一项精神特质。必须指出的是，继承并发展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必须以马克恩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诚信文化的建设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靠其承诺的可信性以及强大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历来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建设，并在领导中国革命以及随后的建设新中国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独特的诚信思想，而且将这种诚倌思想持之以恒地践行。20

在理论上，毛泽东辩证地汲取M 实事求是”这一中(,q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心。井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概括。从而歉F 其新的内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在党的七大上，’实事求是”被确立为中rtt 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躁东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言简意赅地删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春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联系川11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

中「川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实践主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胀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是“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的人。因而。中国共产人的“实事”是关于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实事”，而非个人的“实事”。为了人民大众的“实事”而和各种反动势力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迫求。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盲，’t 实事求是”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要求。这种要求既体现在说真话、办真事上，也体现在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上。这些要求就是在实践中真正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价值追求，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而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反对“说一套，做一套”以及“假大空”等。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念。以土地问题为例，“耕者有其田”是两千年来普罗大众的共同理想。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甚至连国民党也曾经鼓吹这一口号。国民党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是随着孙中山先生的去世以及国民党左派的失势，国民党逐渐沦为以蒋介石为代理人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勾结的工具。然而，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广耕者有其田”只是黄粱一梦。但是，这个困扰中国的千年难题却由中国共产党彻底地解决了。旧中国时期，全国农村土地分配集中。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农村展开一系列科学的调研，著有《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寻乌调查》（1930年）和《兴国凋查》(1930 年) 等。1947 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直接说，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极不合理，约占10a 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70n 到80n 的土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1946 年5 月4 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1946年至1947 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没收土地。这是一场通过赎买、捐献、处罚、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一切为社会各界所支持的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运动。等到1947年9 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了1949 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周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 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使农民得到了渴望的土地，而且在政治上获得了极高的威信，从而彻底摆脱边缘化的境地。19柑年6月12 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缺点，“→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广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制”政权（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1／3 ，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 ，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 ) ，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n 以上。

一向被认为一盘散沙的农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共产党部队输送了95 万兵员，动员了1106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陈毅元帅就形象生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当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社会后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i 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人一个新世界。”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中肯地评价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广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国民党未改革土地制度，但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却是越来越沉重。国共内战期间，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 年的4一5 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20 倍。而共产党却废除了杂税，仅征收正税。由此，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农村政策后讲：“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一一桢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而频繁征收的苛捎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主张合法行动的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23

农民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压强：“对国民党方面极小的压强(或支持) ，

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 。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这样，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做大了这个“政治真空”。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前的16 年间，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建成一个诚信的政府和诚信的社会，顺利领导全国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取得伟大胜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主要是在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土地改革广三反”、“五反”等重大社会运动中，重建经济诚信；在向全国人民郑重承诺、整风整党，镇压反革命等重大社会运动中，重建政治诫信 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左”的倾向和苗头。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平赎买政策的顺利进展和实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家可信的承诺，尤其是后者尤为关切的利润分配方面。从194 年至1956 年底开始，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通过过公私合营等多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将民族资产阶级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政策，即“和平赎买”政策。“和平赎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

1952 年9 月，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10 到15 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1953 年，李维汉所领衔的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g 1953 年9 月7 日，毛泽东在党外人土座谈会上，在强调将坚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针和步骤的同时，回答了工商界最关心的利润分配问题，并提出四马分肥，即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为国家的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四个部分，分别占34. %、20. 5%、15﹪、30%。后来，周恩来又将资本家所得提高到25%。

许多工商业者对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事实上存在梦严鼠的抵触情绪，甚至有少部分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 、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为了稳定工商业者的情绪，1955 年10 月27 日、29 日，毛泽东两次邀请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分别在颐年堂、怀仁堂进行座谈。针对大部分资本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忐忑不安的思想状况，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 ，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 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 亿元，商业方面有8 亿元，合计是33 亿元。我想，如果15 年再加恢复时期3 年共18 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1949 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昵，还是拖15 年、18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昵？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毛泽东的讲话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与会的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顾虑，坚定了他们爱国守法、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信心。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洪流，带动、影响一批工商业者成为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要力量。经过3 年的努力。到1956 年，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25

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由于党的“左”倾错误逐渐凸显，言行与实际不一致，或者言行前后不一致的有失诫信的问题日趋严重。其中的典型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 年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1 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大跃进”运动期间广五风”盛行，即所谓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这些欺上瞒下、不切实际的做法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经济灾难和难以估量的民族创伤。

“文化大革命”以1965 年5 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而开始，以林彪集团。的覆灭和“四人帮”的垮台而告终，历时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个国家和社会失去诫信是明显的、严重的和不可否认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台就包藏着祸心，罗织了“单干风”广翻案风”等无中生有的罪行。林彪为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大肆鼓吹个人崇拜。他们都以损人的目的而开始，以害己的结果而告终。

总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从正反两面告诉我们，国家、政党以及社会树立诚信意识和践行诫信理念的重要性。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诚信文化的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以儒家伦理为主干的传统道德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时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提倡的新时代的道德观念，如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爱国主义等等，也都变成了人们的政治口号。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德体系重建的步 伐远远没有跟上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速度。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贸易活动不守信用，违背承诺，企业之间恶意违约，坑蒙拐骗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社会道德环境下，开展全面诚信和职业道德教育任重道远。

文革之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重新号召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诫信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诫信思想，推动了党的诫信建设。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强调要高度重视信誉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讲信用的重要性广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不讲信用，市场经济秩序就会陷人混乱，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国际经济交往局面也不能真正打开。在处理国家外交关系时，邓小平也高度重视诫信外交。他认为只有讲信用，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才能真正解决国际上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处理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诚信思想，使党的诚信建设又推进一步。江泽民同志从领导集体内部诚信建设开始抓起，他说；“领导班子内部，要树立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齐心协力地做好工作。”他还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要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在经济工作方面，江泽民同志强调金融信用的体系建设非常重要，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在外交工作方面，江泽民通知提出“互信”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前提。在治国理政方面，江泽民同

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把诚信建设作为以德治国的--项根本内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洼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胡锦涛同志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大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对我们构建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第一次把“诫信”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提出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206 年3 月4 日，胡锦涛同志又提出“八“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之一就是“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提供价值导向的标尺，进一步丰富了诚信建设的思想。

习近平同志向来重视诚信建设问题。旱在2am 年8 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福建省政府信用体系建设专题会议上就强调，良好的信用关系是企业正常经营和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他表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前提和基础，除了维护司法信用外，还要维护政府信用，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全社会信用建设。他还指出，建设值用文化，政府本身首先要做好表率，树立诚信形象。习近平总书记表

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帆。拨窝工作效率和管理水牛28

. 29.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强调，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是共产党员先进牲的内容要求，是领导干部“官德”的外在表现，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我们所说的“老实人”，就是思想务实、生活朴实、作风扎实的人，就是尊重科学、尊重时间、尊重规律的人，就是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就是勤勤恳恳工作、努力进取创造、任劳任怨奉献的人。领导干部老老实实做人，既是一种高尚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严谨的道德实践，要从平凡小事做起，在点点滴滴中体现，特别要在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尽职尽责、对群众满怀真情、对成绩谦虚谨慎上下功夫。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八届一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诫信思想。井基于近些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针对我国发展中新出现的诚信问题，党中央对诚信文化建设作出了有针对性地全面战略部署，把诫信文化建设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紧密结合起来，涉及传统文化资源、政务诫信和社会诫信建设、诚信文化建设策略、征信业发展等方面内容。

首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将传统诫信文化转换成现代诫信文化。如上所述，中华民族在5000 多年文明历史中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诫信思想。这些先哲们的思想观点都是十分宝贵的传统诫信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是现代诫信文化之源，为当前我国的诚信文化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历史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习近平在众多场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以及在当前我国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井对如何合理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作了一些精辟的论述，强调的对象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党员高级领导干部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等。2013 年11月，在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习近平息书千山B 胴：’“呵ME 又化特别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014 年2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人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诫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佳发展。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014 年9 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餐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016 年5 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要坚持不忘本来。要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传统诚信道德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根据习近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传统诫信文化的思想提炼概括为：要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诚信文化；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诚信文化；要对传统诚信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惶发展。

其次，积极推进政务诚信和社会诫信建设。早在2003 年9 月，习近平同志就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深人推进政务诫信和社会诫信建设，构成中央关于诚信文化建设战略部署内容的价值维度。

政务诫信是现代诫信体系的关键和核心。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就提出“打造 信用浙江’，就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信用；就要充分发发挥政府在信用建设中的表率作用，树立诫信的形象，建设“信用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空前力度加强政务诫信建设。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诚信与否关系到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关系到我们党事业的兴衰成败。政务诚信建设首先得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抓起。2013 年1月，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仝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2013 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诫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他把讲诫信放在党员领导干部三条政治操守的首位。

2014 年3 月9 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严以修身ⅱ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称为“≡严三实”讲话。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践行(三严三实”是新时期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新要求。诚信是践行“三严三实”的基石。在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带头讲诚佶，就要做到“三诫”：对党忠诚、对人民忠实、对家庭忠贞。对党忠诚是共产党员讲诚信的根本，这是践行“≡严三实”的前提。对人民忠实是共产党员讲诫信的核心，这是践行“三严三实”的基础对家庭忠贞是共产党员讲诚信的关键，这是践行“三严三实”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试想一个党员干部对自己的家庭是都不“忠贞”，难道他会讲诚信对党忠诚、对人民忠实，这样的党员干部肯定不是个好干部。

2016 年3 月，李克强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治国理政，无信不立。政府诫信直接关系政令畅通，关乎民心得失，也具有很强的社会示范效应。我们是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必须讲诚信。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 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

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比吹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政务人员作风优良、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尤其是“打虎拍蝇” 纯净了政治生态，党风、政风明显好转。

社会诚信是现代诚信体系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社会诫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巨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这是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举措。至此，社会诫信建设被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之中。针对当前家政服务市场比较混乱、不诚信现象比较突出、欺骗外出务工人员事件频繁发生这一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家政服务是社会需要，要讲诚信、职业化”。人是社会的主体，在同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诚实劳动对人生的重男性；他鼓励人们做人要诚信，不自欺欺人，“鞋于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第三，转变诚信文化建设策略，从单个解决问题到从顶层设计和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央推进诚信文化建设的基本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即根据我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诚信问题，做出相应部署。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

诚信道德意识逐渐淡化，社会上出现不少欺诈行为。对此，1986 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在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相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之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不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对此，1996 年10 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全面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要求：“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当前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

进人21世纪，我国失信现象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向社会其他领域蔓延，形成社会性的诚信危机。对此，2001年9 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诫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纲要》中的“诫信”面向全体公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诚信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千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司法公信建设”，并要求“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以及把诫信提高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针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社会诫信和司法公倌不足、征侦体系不发达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强等问题提出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诚信文化建设基本策略实现了由“摸番石头过河' ”到fhn 注重从顶层设计和制度卜扣；进的根木栓转变，构成构成中央关于威信文化建设战略TIS 将内容的实践维lli 。党的1八大提1匕：1匕：“要们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川1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减价、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礼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并对诚信建设提出T 明确要求：”深人开展道德王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威信、商务诚信、社会战个丫和尚法公信建设。”至此，诚信被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高度，使其广泛地散播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逐步内化为人们的意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诫信，惩戒失信”。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一2020 年) 》，明确了诚信文化建设的阶段佳目标和任务，提出“要加强诚信文化建设，让诚实守信成为仝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通过持续努力，打造良好信用环境”。“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诫信和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信用建设。由此可见，中央对诚信文化建设的方向、内容、步骤等进行了全面的顶层设计。

社会诚信建设并非一日之功，有顶层设计，还看基层落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十分重视制度在推进诫信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作用。中央文明委颁发《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强调用制度的笼子关住失信行为。此后，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诫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怵信制麻7nli 年！22导意见》，其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仙三中，西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大力弘扬诫信文化，加快个人诚信记录的建设，完善个人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与信用修复机制，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使得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让诚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迫求和行为准则，积极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氨闱。

其文件的基本原则是，其一是政府推动，社会共建。充分发挥政府在个人诚信体系建设中的组织、引导、推动和示范作用。规范发展征信市场，鼓励凋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推进，形成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合力。其二是健全法制，规范发展。健全个人信息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严格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其三是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以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为突破口，推动建立各地区各行业个人诚信记录机制。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各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与个人征信机构，分别实现个人公共信用信息、个人征信信息的记录、归类、处理和应用。其四是强化应用，奖惩联动。积极培育个人公共信用信息产品应用市场，推广个人公共信用信息社会化应用，拓宽应用范围。建立健全个人诚信奖惩联动机制，加大个人守信以及失信惩戒的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将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摆在社会文化战略发展的高度也不是空穴来风。从社会层面来讲，随着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经济的快速起飞，GDP 增速飞快甚至一度创造所谓的“中国速度”。在此情况之下，一方面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经济飞速发展了，但其基本的根基还是稍线于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资本主义的老牌帝国和新生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发达国家对我们发展相对而言缺少资金和技术的产业进行投资和建设。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经历几百年的资本积累之后，社会上的游 离资金过多，资金只有投人生产才能转变成为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助力。发达国家的市场已经接近于饱和的程度，没有更多的市场以及新兴的行业可以让大批的资本注入，因而广阔发展中国家还未完全开拓的市场成了发达国家资金流转的主要地带。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还是发达国家需要市场，都需要一个良好稳定有序运行的市场规制来予以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前提，而在所有建设市场的有关因素中，诚信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从个人层面来讲，20 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文化与经济的发展相对脱节。一般

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文化和政治和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文化是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佳。文化从形成之后就有一定的独立性，有可能会优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成为政治改革和经济变革的先导，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文化也很有可能会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滞后经济政治发展一段时间，成为玫治经济发展的阻碍。在20 世纪末期以及21世纪的初期，中国经济的增速几年内部保持着8﹪的增速率，成为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中国速度”，但是文化的发展却没有相应地跟上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定的“文化中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良好风气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拜金主义”。在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中，将金钱定位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笑贫不笑娼”成为这种文化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变现表达。人们的所有的行为都将与金钱挂钩，所有的衡量标准都是唯金钱至上，成为金钱的社会。这种压力之下，使得很多人为了金钱而放弃一些做人的pp 质和信仰，做出一些有损于团体、有损于社会的事情。社会是一个相对空洞的概念，是先哲们在经历长期的思考之后根据社会的现实发展而高度抽象形成的一个概念，看不见摸不着。我们生活社会申，从生到死我们都不能逃脱社会对于我们的制约，但是我们却无法给予杜会一个固定的形态，不过能确定的是社会是由我们每一个人形成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公民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可以以触摸到的实体社会的表现。因而从个人＇，卜n(来说，精神文化的乍洞，以及“拜金主义”的冲击对于个人的品格以及行为都广叫 r Ili常不好的影响。对于个人的长期发展以及健康快乐生活来说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个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个人诚1，：r 的缺失不仅仅是对1个人的人生发展等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皮部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第四，促进征信业向国际化迈进，从提卡引＃民的减们道德素质扩展到在国际上维护国家利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要求“抓紧建立健全覆盖仝社会的征信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至此，中央的诚信文化建设战略部署从道德诚信扩展到征信体系。“征信系统的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没有一个健全的征信系统，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部件——失信惩戒机制，信用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这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当前，我国征信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成为制约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瓶颈。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快我国征信业发展，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13 年3 月开始实施《征信业管理条例》。《条例》对管理范围、征信机构、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这部法规有力地促进了征信业健康发展。此外，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公司、鹏元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机构对个人开展征信业务。我国由此形成央行征信中心和民营征信机构两大阵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征信业在国内快速发展的同时，还积极引导征信业向国际市场迈进。主权信用评级是指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当前，世界上涉及主权信用评级业务的主要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其垄断全球90﹪37

以上的业务，是国际各大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的重要参考。2016 年3月，穆迪将中国政府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财政状况弱化，资本外流导致外汇储备持续下降，等等；次8 ，穆迪将38 家中国国有企业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其中包括中国冶金科工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紧随穆迪步伐，标昔将中国AA 一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截至目前，世界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中的穆迪、标普均下调中国评级展望。这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可能会增加。但是，这些西方信用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是不公正的。正如中国政府相关官员表示：“穆迪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我们不关心，评级展望没有反映中国经济实际情况。”新华网发文称：“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把持着信用咨询市场的垄断地位，利用信用评级

对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一褒一贬，人为制造‘融资剪刀差’。”对此，如果中国征信企业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拥有一定话语杈，中国就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更好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因此，从开放维度看，争取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唱响国际评级的中国声音，推动我国征信业迈向国际化，是中央关于诚信文化建设战略部署的主要内容之一。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