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作者开篇就以万历皇帝为题,读完此章,可窥其作者的特殊用意。万历皇帝是一个职业称呼,作者也是直抒胸臆,从种类繁杂的礼仪仪式来阐述做为一个皇帝的角色定位,并且是一个作为万历年间的皇帝的角色定位。一切是那么的繁杂,一切又是那么的循规蹈矩,读来就让我这个崇尚自由主义且特立独行的人感到窒息。而处在集权体制里,这种看似繁杂的礼仪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当时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统治阶层就抓住了礼仪的特征和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俗语概括,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代的中国社会也逃脱不了这个轨迹,所以此观念犹可用于当今之社会。
此外,皇帝的集权象征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人事。重要管院的任命,即人事大权,是绝不容许有旁人代理的。但由于特定的原因,这一关键权柄却由首辅张居正长期把持。这也为其后来被清算埋下伏笔。中央廷臣和地方大员的仕途既然都由人臣来决定,难免结党营私之事的出现。又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的政治版图决定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祸国殃民的党争也就在所难免了。廷臣的相互倾轧,怀揣美好愿望而充当枪手的地方大员相互攻讦,就想一窝窝白蚁一样,蛀食着明王朝的百年基业。
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绝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 古今历史,兴衰规律亘古不变,沿着历史的车痕,我们更希望的是可以从中吸取经验,避免错误。读完书后我深深的体会到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
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细细数数,过去了已有四百年之久。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万历十五年》一书所展现的大明朝就是这样一座悬于道德高空的空中楼阁,始终未能与现实接轨。不同于西方中古时代思想受制于神学,其幸运在于思想霸权并未与世俗权力统一,因此当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寻求个性解放时,能够得到王权的支持。而中国却早已将道德作为行政根本,要打破禁锢何其之难。假如大方承认人的私欲,从根本上有权利监管与限制的意识,我们未必不能产生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时至今日,当机制仍不能有效监管权力,精神上又完全摆脱传统道德的约束时,后果时人已共睹。今日一味宣扬所谓“爱国主义”等口号,而非倡导个人理性思考,不啻于为民众塑造一高高在上的思想圣典,借以搪塞敷衍对个人权利的追求,亦可说与传统政治一脉相承。我们的国家本质上仍是着眼于政治稳定——稳定固然是需要的,但是为了维稳,最好也是最糟的方法就是禁锢,这与两千五百年前的子产不毁乡校相比,岂非不进反退了?稳定再前进一步,就是停滞,甚至相对的倒退。李贽所代表的明代思想界的苦闷,今人未必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