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与人性--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
神性与人性——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
论文摘要: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以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基点,以道德主题嬗变的整理讨论为指归透析文艺复兴“人”的道德 图式。文艺复兴是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 的时代,其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创作 的主要特征。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消弭邪 恶。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道德主题体现为神性超拔人性 、人文终极的图式。
一、 引 言
瑞士著名史学家、文化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为“人”的发现时代。之所以被定义为“人”的发现,是因为相对于中世纪人是神的奴仆而言 ,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 的大幅度提升。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服从上帝、信仰彼岸世界的安宁幸福,而且在于人本身是世间的上帝,勇于追求此岸世界的美好和谐 。
人文主义(也叫人本主义) 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以此来反对罗马教会所代表的神权的绝对统治。针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邪说,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针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人文主义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有权追求知识,探索未知,了解自然和研究科学;针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倡导仁慈、博爱 ,歌颂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提倡平等和冒险精神。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 产生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便是该时期应运而生的巨人。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是莎士比亚文学创作 的主要特征。享受现世节制的 自然之爱,同时 以上帝 之爱的合理性消弭利欲滋生的邪恶,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代表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高峰。“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 状态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已经产生超出描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义和作用,其戏剧可以看成整个人类的缩影。他所具有的包 容性、前 瞻性使其成为文艺复兴的总结性人物,至今为止无人可以比拟。 基督式的上帝之爱守护古希腊式的自然之爱是莎士比亚不变的创作主题,虽然传承了世俗人本传统的文化内质,但是超世俗的理性指引着世俗的情感,这在他早期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二、基督爱的力量
莎士比亚早期的诗歌和喜剧多以爱情为描写对象。他热情地讴歌爱情,肯定人自然欲望之合理性以“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来反对禁欲主义,这与前期人文主义相似。不同的是,他笔下 的爱情并非一 味的放纵、疯狂 、粗野,而是奔放又节制 ,激情又不失理智。莎士比亚指出,情欲是贪婪的——你容易变得嫉妒和专制。他主张用人的理性来约束原始欲望不让泛滥的本能毁灭自己。文艺复兴时期人固然冲破了禁欲主义的压制 ,但是却又陷入 自我情欲 冲动的牢笼 ,这是 他较早期人文主义先进成熟的地方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有表现 ,是他从始至终 的思想。
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描写了男女青年冲破封建伦理道德、传统偏见、宗教禁忌以及自私、欺骗等旧思想、旧观念 的束缚,运用个人的智慧、聪明和勇气,大胆地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 。这 当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光辉的敢 作敢为的文艺复兴新女性艺术形象。她们年轻美丽、温柔多情 、乐观 ,敢于而且善于为实现美好理想而斗争到底。如《无 事生非》中的贝特丽思漂亮、聪慧、泼辣,好为人抱不平 ;《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有勇有谋;《辛 白林》中的伊摩琴美丽善 良、爱憎分 明,为了爱情不惜抛弃荣华富贵;《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为情人的死去而殉身等。
莎士 比亚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当时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 日益深人人心,人文主义在社会 文化思潮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开始摆脱 禁欲 主义,追求 自由和恋爱的权利。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执著、勇敢机智地与各种邪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反映出莎士 比亚对封建制度的残酷 黑暗及 对人性禁锢的批判 ,表现了人文主义歌颂 自由爱情 和反封建禁欲束缚的社会人生主张,和新兴 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要求。这为人文主义在英国和欧洲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倾向,即鼓吹“人类之爱”,认 为爱情拥有融化仇恨 的力量。这是因为处于人问“伊甸园”世界中的人们 由于接受人性理智的指引而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并且做到以宽厚和仁爱去消解怨愤。因此,美总能战胜邪恶是早期莎士比亚依据基督式仁慈的自信而产生的乐观。
“爱”是莎士 比亚戏剧的出发点 ,是莎士 比亚人文主义的中心内容 。莎士比亚的喜剧直接歌颂爱,他的悲剧也以爱为出发点,几乎莎剧中一切难题都可以用爱去解释。在这一时期,莎士比亚虽对其爱的理想充满乐观情绪,但他并不回避现实社会中在爱和善的对立面还存在着一股邪恶势力 ,这股势力时时在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 ,莎士比亚的喜剧在歌颂爱的同时又揭露邪恶者。《无事生非》中的唐 ·约翰和波拉契奥 ,专事造谣生事,阴谋破坏;《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贪欲和嫉妒使他丧失人性,竞欲以屠刀置人于死地,并且毫无宽容怜悯之心,成为一个“恶魔”。莎士比亚认为,对于邪恶不仁的现象,应用爱的力量去消弭。他的喜剧证 明,正义可以战胜邪恶,人类之爱一定能普遍实施 ,邪恶者在爱的感召下,有可能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奥列佛篡夺权位 ,残害手足。但弗莱德里克在军队攻打隐居在森林里的公爵途中,经过一位修道士的开导,终于悔过 ,决定放弃非分之位 ,痛改前非。而在奥列佛生命危急之时,他 的弟弟奥兰多不念旧仇,舍身相救,致使奥列佛幡然悔悟,哥俩和好。即使对于顽 固作恶的,莎士比亚也不放弃爱的感化。在莎士比亚看来 ,基督正是爱 和善的化身。因此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发现了人性。
三、英明的理想君主——亨利五世
在莎士 比亚早期历史剧 的典 范《亨利 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社会历史背景被设定为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亨利四世首先凭借老练阴险的政治手腕实现了他勃勃的政治野心,登上了王位的宝座;然后利用他过人 的政治才能平息了大贵族叛乱,使国家安定统一。亨利四世为了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而狡诈、冷酷、奸猾甚至于残暴,这在权 力纷争时代为了国家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却不是莎士比亚所肯定并寄予希望的理性君主。亨利五
世的人物形象为人们提供了答案。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精心塑造了亨利五世这个回头浪子式理想君主的形象。剧中的亨利五世要比历史上的亨利五世高大完美得多。他出身皇室贵族,明事理,有胆略,有超人的军事才能,有不凡的政治胸怀,能文能武,是个了不起的帝王将才,作者几乎把能够给予一个理想君主的品德 ,统统集中在他身上。但是,这样一位英明君主,在没登上王位之前,竟 是一个 “自贬身价,结交匪类”“放浪形骸”的浪子,只是在一个“光荣的 日子”到来时 ,他才一反往 常突变成非凡人物。在 即位后他立刻与过去一刀两断,忠心国事,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 ,成为英 国历史上有名 的明君。为什么莎士 比亚要安排这样一个奇异 的转变过程来表现理想中的君主形象? 人物史专家和学者们是这样解答的:“作者寄托了一个开明君主、民族英雄的理想。亨利五世改邪归正的转变过程反映出作者改造封建君主的思想。”[2 在《莎士比亚全集》的“前言”里是这样写的 :“《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描写了亨利五世为太子时在下层社会厮混 ,与流氓为伍,即位后改邪归正,成为英明的理想君主。” 又说:“这两个剧本体现了作者的人文 主义思想,认为道德改善可 以产生开明国王 ,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还有一些类 似的说法,都认为作者塑造亨利五世这个人物 ,是为了说明一条道理:只要君主进行道德改善,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贤 明君主。但是,从作 品的人物纠葛、戏剧冲突、剧情发展的始末来看,亨利五世这个人物所显示出的思想深度已大大超越作者的主观意图 ,他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改善 的君主形象。莎士比亚之所以如此评判是因为他认为以恶制恶的方法是不合理的,只有依据基督式 的上帝博爱才可以消除邪恶,清除污浊,创设人类世界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虽然仁慈与爱这些善 的力量的取胜过程不像早期喜剧中那样轻而易举,但用神圣的爱去化解恶使得作恶者弃恶从善是他自始至终的信念 。
四、活力主义者——福斯塔夫
约翰·福斯塔夫作为莎剧 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 ,不仅历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形象,同时浸染着作者的心 ,是莎士比亚精神苦役的具体表现。福斯塔夫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亨利四世》中,他暴露出的丑恶形象是一个拦路抢劫 的山林大盗,是不务正业的浪荡太子的亲密伙伴,这时的他,是一个 目无法纪、胆大妄 为的亡命之徒。他寡廉鲜耻,恣情纵欲,酗酒狎妓;他贪财贪吃,欺诈行贿;他出乖露丑,作恶多端。而在另一出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充当了主角。这回,他已经是一个奇丑的白头翁,但老不正经的性格仍使他淫气未减,因而人们在此剧中,又见其以一副老色鬼的面貌登台亮相。于是“道德败坏者”“寄生虫”长时间成为扣在他头上的帽冠。然而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戏谑又饱含深情地赐给读者一个这样的福斯塔夫 :坚定忠实的个人 主义和享 乐主义者 ,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强烈的个人实现方式和价值理念。“为 自己活着不是大逆不道”是他的信条。他重视现世,对满足世俗世界里的情欲具有无 以比拟的热情,并从不怀疑当下的幸福作为自由之路的神圣性。由此,他已经从观念到实践都在自觉地尊奉内在的生命。他的宣言是明确的,在人多的地方还更加响亮 :“一个人在自己本分 内忙活可不是罪过。”一种压倒一切的内在性此时正用鲜活的、具体 回归的生命之身来证 明生命这一庄严主题。他礼赞生命,热爱 自己的信仰这一点任何人干涉不了。
然而,值得探究的是 ,这样一个吹、嫖、抢、骗,无恶不作的兵痞 ,本当令人憎厌 ,但相反 ,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把他投入道德 的监狱,甚至还有些喜爱他。他身上真正
的精髓是福斯塔夫式 的昂扬精神。他是个伟大的活力主义者,具有高度的活力 主义,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充满自信的个性上。为了充分地自我表达,他宁愿把世人的毁誉当成是享受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扬。福斯塔夫 的求变意识 已经觉醒,他的机灵秉性使他不再受惑。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 ,提倡重人生,反对崇神性,信科学、讲实际。福斯塔夫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一员,文艺复兴的新风必然也吹拂着他。因此 ,在他 的鲜明个性中,也或多或少地散发着时代的新气息。如他老而不衰,精力充沛,而且有着不知忧愁的乐天性格,这些都和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乐观进取精神有所类似;他无拘元束、敢做敢为的行径,有着个性解放和冒险主义的因素;他放纵肉欲的人生观和中世纪的禁欲 主义两相对立 ;他毫无信仰的精神状态又和神权主义大相径庭。
五、道德高尚的上帝子民——哈姆雷特
早期 的戏剧反映莎士 比亚理想的“人”,但当他亲眼目睹高贵的仁爱被污浊的邪恶大肆践踏的残酷事实后 ,他曾经创造的美德世界变得虚幻而遥远,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也随之黯淡。这促使其悲剧创作的繁荣。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f-I 》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的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 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 。他的悲剧描写了一幕幕仁慈与宽厚遭到蹂躏的惨剧,那是一个失落了上帝的时代。于是他笔下出现了与当初美好世界相反的局面: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 ”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 回天。奥赛 罗正直淳朴 ,相信人而又疾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 、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 ,丧失理智 ,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 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磨难 。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 ,性格 中有善和美的一面 ,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 ,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 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理想的君主只能以魂灵的方式 出现并倾诉悲怨 ,而具有宽仁人性 的哈姆 雷特也在恶人 当道 的宫廷 中挣扎烦恼 ;现实的君主要么像麦克白般被自己的贪欲吞噬天良,沦为政治奴隶 ,要么像李尔王一样丧失理智,居功 自傲 ,流落民间。“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是恶欲大行其道的生动写照。莎士比亚的人文理想几近破灭。“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这样被赋予高贵理性的“了不起的杰作”,也沦为恶欲冲动的动物性占上风的人。即使是哈姆雷特这种作者心 中理想的、具有神性的上帝的子民,也只能发出世界变成“一堆污浊瘴气的集合 ”的悲叹。道德高尚的哈姆雷特悲痛欲绝,而在果 断杀死继父 ,了却父亲遗愿,尽了身为人子 的责任后,他内心又变得更 加沉重 ,因为 自己成为新 的暴力不公的制造者。惩 罚罪行 的暴力违 背他 内心 的反省和谐。由此可见 ,理性 的呼唤在那个时代精神 的熏蒸下显得微弱苍 白。“重重 的疑虑使我们全变成 了懦夫 ,决心 的炽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 宗教信仰认为,人在神的面前等于无 。抱有这种信仰的人不为变化的事件所扰,因为变化是上帝 的产物。而 当仆人成为主人 时,他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但同时 ,这骄傲与信心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一种可怕的虚弱感。
正是因为莎士比亚看到了人 自身的堕落与恶欲的放纵并且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 ,他才对博爱这种基督式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更加依恋,对世界抱有一线希望。在晚期传奇剧中,和解、宽恕、道德感化成为基本主题 ,悲剧中人的神性在 道义上取得胜利到创作晚期真正变成现实,拯救已经趋恶的人,使其弃恶从善。哈姆雷特认为原本的人是行为上的天神 ,因为是上帝 的造物而分有上帝的神性,有高贵的理性 ,这也是莎士比亚关于“人”的一种理想对人存在意义 的追寻,使得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有共通之处 ,都体现出对人的超验存在意义——超越现世存在的永恒意义的追求。但是,在对超验性的理解上,它们之 间有着本质 的不 同。基督教是神学本体论 ,即先验地设定超验上帝 的存在 ,将人 的自由意志置于上帝的 自由意志之下 ,所 以它 的超验性其实是对人 的自由意志的遏止。而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 的是宇宙本体论,它的超验性来 自于主体的理性作用 ,来 自于苦难的净化和对现世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体现为人性升华后所达成的精神超越,以及人在对 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所生发的对宇宙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人既是自然欲望的人,又具有趋善本性用理智抑制贪欲 ,用上帝 之爱去感化并战胜邪恶是他的人文图谱,因此他笔下 的人物与基督教的理性型人有着血缘关系,其成就非前期人文主义所能比拟。这也决定了他从世俗关照神圣,主张以神性规约人性。实现人 的超拔,使人成为人间 的上帝是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反思,他自身也成为无人企及的文化巨人。
西方文学 对人性的描写深之又深
一、关键词:人性
二、内容摘要:
本文从古希腊文学开始,经由古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7世纪文学到18世纪文学,阐述了西方文学不同时期对人性的深入、深刻的描写,挖掘出各个时期的西方文学所涉及到的人性的探讨,从而论证西方文学的一个重大特征:对人性的描写深之又深。
三、正文:
什么是人性?人性有哪些表现?要想论述本文论题首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我们将人性理解为人的本性、天性、人的性格特点、气质特征。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再去挖掘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哪些是对人性的描写、描写得怎么样就会明朗很多。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一些国家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等文学现象,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流派更迭、思潮相继的发展模式。这些思潮流派的深层始终蕴涵和贯穿着深沉而深厚的人文观念。
古希腊文学中蕴涵着原始形态的“人”的观念,它经由古罗马文学对后来的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主要源头之一。
古希腊神话大体可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希腊神话中的神祗,象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在这里,人的自然原欲表现得淋漓尽致,但神祗长生不老, 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这体现了古希腊原始初民对神的崇拜,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对人自身个性、能力的不确定性和求知欲。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式的英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都在某一神祗保护下完成一番惊人的业绩,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展示了希腊初民对勤劳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的赞美和向往。在这里,希腊初民对人自身的才能和能力的认知,对建功立业的渴望都表现了出来,也就是说,在神的保护下,我们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依靠集体的力量,创建丰功伟业。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学的辉煌代表,史诗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们强大好斗,为维护个人荣誉而进行斗争。阿基琉斯把在战场上获得荣誉看作第一生命,赫克托耳明知特洛伊要打败仗,城池将要被毁掉,但仍然誓死战斗。他的妻子抱着他们的独子,涕泗涟涟地哀求他退出战场,可是他却回答说:“我如果也像一个懦夫那么藏起来,不肯去打仗,那我就永远没有面目见特洛伊人和那些拖长袍的特洛伊妇女了,而这样的做法是我不情愿的。因为我一直都象一个好军人那样训练自己,要身先士卒,去替我父亲和自己赢得光荣。”这体现了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民刚强、威武和特别重视战斗荣誉的英雄主义精神。奥德修斯则是一个英勇、顽强、战斗不息且又智慧过人的英雄形象,他为维护个人私有财产、个人权利、荣誉而进行斗争,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面对困境时,奥德修斯孤身一人,仍然坚持奋斗,人性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以自主和积极的态度求索进取,百折不回,直到夺取胜利的一面被展现出来。
用有限的生命抗拒无限的困苦和磨难,在短促的一生中使生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身的价值,使它在抗争的最炽烈的热点上闪耀出勇力,智慧和进去精神的光华。人终究是要死的,但他在生与死的战火中得到了磨炼,表现出即使在最酷烈的条件下也不准备放弃抗争和自我检验的决心。凡人中的精英不应回避生活的挑战——相反,他们有责任在赴汤蹈火的实践中,把对生命的热爱之情上升为对人生价值的追寻。荷马史诗通过英雄形象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古希腊人的个人意识和热爱生活、重视生命对于个人的价值,肯定和追求人的现世价值的积极乐观的人本思想。
古希腊戏剧成就最高的是悲剧和喜剧。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日渐觉醒,人既感到了自然之主人和社会之主人的骄傲,同时又感受到除自然异己力量之外的社会异己力量的束缚。在《俄底浦斯王》中,俄底浦斯强烈的行动意识表明了人的主体性上升到了一个自觉意识的高度,尽管他的结局说明,反抗“命运”的过程正是走向命运圈套的过程,然而,正是这种困兽犹斗的抗争意识体现了个体生命的无穷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希腊式悲剧精神,其中高扬着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表现了善良刚毅的英雄俄底浦斯在和邪恶命运的搏斗中遭到不可避免的毁灭,歌颂了具有独立意志的人的勇敢坚强的斗争精神。 无论是作为群体的人(古希腊神话)在自然与社会面前表现出的行动意识、自由观念和主体精神,还是作为个体的人(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所表现出的生命意志和情欲,在深层次上都体现了人类文明初期古希腊人的原始欲望的潜在冲动,古希腊文学的深层激荡着人的原始欲望自由外现的强烈渴望,蕴藉着人的生命力要求充分实现的心理驱动力,它体现的是一种世俗人本意识,其人性取向是自然原欲。
古罗马文学是对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但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相比于古希腊文学的浪漫激情色彩,古罗马文学更趋向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体现了古罗马人个人勇敢必须服从国家的理性精神。
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蕴涵的“人”的观念,经由中世纪对后来的欧洲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帝几乎没有人的原欲,而仅仅代表人的原欲的对立面—理性。从宙斯到上帝的变化,体现了人性的变化。上帝是极端化了的人的理性的化身,相反,人身上则普遍存在着被上帝扩大化了的原欲,或曰:恶,而理性似乎归上帝独有了,因而人永远有罪。由此,人与神在本性上反而向极端化之后形成了分明的对立,由于上帝根本不需要人的那种原欲,因而它不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神那样与人同形同性,希伯来神话中的英雄们缺少希腊神话中英雄们的那种自由意志和原始野性,人们不仅仅认识到了人的生命的亮丽与灵光,还认识到了人性的苍白与贫乏。,人不仅有自己的理智、善、精神意志等理性成分,还有恶的性格成分。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表现的对上帝的崇拜,一方面表现出人对人性本质之追寻趋向于理性的和精神的境界,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人对自身之原始生命力个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压制,是人的主体性的萎缩。这时候,人性中的自我牺牲精神,对民族、集体的责任观念和民族忧患意识比古罗马时期更强烈,以致发展为一种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爱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再度闪现出光辉。
但丁的《神曲》是一部反映中世纪社会变革状况的著作。诗人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映照现实,启迪人心,让世人经历考验,摆脱迷误,臻于善和真,使意大利走出苦难,拨乱反正,寻得政治、道德上复兴的道路。这部著作反映出当时的人对人性的思考:人有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但也有残暴、贪婪、欺诈、凶狠的一面,只有通过对现实的斗争、追求荣誉、历经磨
难,追求知识和不朽,人才能一步一步地趋于真善,趋于完美,人才真正地能体会到精神和灵魂之光,享受人之所以为人的乐趣。
由此可见,重视人的精神与灵魂,重视对彼岸世界价值的追求,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学关于人性的深刻的描写。
中世纪晚期,教会对人的原欲的过度压制促使了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潮的诞生,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人性中向往自由、富于反抗精神的成分。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所蕴涵的“人”的观念,正是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人性的不同探索的表现。
薄伽丘和拉伯雷是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薄伽丘的《十日谈》把人的原欲作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加以描写,让人们去追求现世生活的无穷欢乐,他主张:爱情是人的天性;人类天生平等;智慧是快乐的源泉;友谊是一种最神圣的东西。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巨人”形象表明了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主张:在德廉美修道院里,人们按自己的需要,自由自在地生活;德廉美修道院的规章只有一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理想的教育当培养全知全能的人。
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是后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几乎没有对自然欲望的强烈追求和个性主义色彩,他不是一个个性袒露、原欲冲动的古希腊-罗马式“英雄”,而是希伯来式充满忧患意识、满怀基督之博爱以致颇显荒唐可笑的理想的救世者,而在与他相对衬的另一人物桑丘身上则表现出了执著于世俗利益、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的希腊式价值取向。这两个人物的对立深刻地反映了作家对于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思考。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
哈姆雷特: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象天使!论智慧,多么象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对于我,这点泥土里的提炼出来的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
哈姆雷特的延宕让我们看到一味强调个性解放、放纵人的欲望对社会和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危害性,人们呼唤理性、秩序和新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理想。哈姆雷特形象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To be or not to be)的思想,成了近代以来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思索的基本指向。
此外,莎士比亚的其他著作也对人性做了深刻的剖析。例如:《雅典的泰门》指出金钱的邪恶势力腐蚀人性;《威尼斯商人》反映了作者的观点:慈悲与同情是人的最高贵的品质、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平等;《罗密欧与朱丽叶》赞颂了爱情的神圣;《亨利五世》指出君与民同样是人,等等。
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带来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造成了人的道德水准的下降与社会的混乱,“自由”与混乱相伴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意识到理性、秩序的重要性,古罗马文化与文学中强烈的王权意识、国家观念和政治热情再次被古典主义文学端了出来,“理性”被认为是人性本身具有也必须具有的精神,人性中的伪善和欺骗性被人们认知并具有的精神,人性中的伪善和欺骗性被人们认知并遭到强烈批判,莫里哀
的《伪君子》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自由观念被重新审视,弥尔顿就认为:自由来自理性;出版自由是辨别是非善恶的保障,邪恶不凭书籍流传,自由的原则是自己要自由,就须旁人也有自由,在和平的环境中,自由可能变成最坏的奴役。
18世纪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所以启蒙文学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即张扬人的个性。与中世纪文学肯定人的本性是理性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更着重表现人的天然本性是善和美的,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现实存在)都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滋生地,故而人应该寻找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寻找既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又不与外在客体冲突,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人性不是简单的恶或简单的善,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自我与非我境地之中。
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西方文学在内容上体现了很多关于人性的描写:
一、悲与喜
悲哀被称为“价值丧失”,这是“好事”(价值丧失)、即使想令其恢复亦无能为力的感觉。因而,有人象马克德加那样,认为悲哀是一种后悔。
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因为轻信了伊阿古的谗言,以致在迷误中扼死了无辜的苔丝狄蒙娜,奥赛罗这一悲剧英雄的悲哀正是在失去自我判断力从而失去爱人的后悔中被烘托出来。
二、价值
1、价值观不仅因为文化而异,也还因为个人不同,所以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人与启蒙时代的人的价值观大不相同,而同一作品、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形象梅菲斯特讥笑浮士德:“真象在绿野中吃枯草的牛。”
2、价值间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有期望朋友幸福、保证他有好的地位的道德象征,另一方面又有“大义灭亲”之类的道德象征,所以哈姆雷特才会不断地陷入to be or not to be 的艰难抉择中。
3、人总是要追求生命的价值。这在古希腊-罗马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以及启蒙文学中都突出地表现过。
三、美
人性中有崇高与美的对立。康德说:“悟性是崇高,机智是美。”“勇敢是崇高而伟大,巧妙虽小却很美。”“悲剧是崇高,喜剧是美。”歌德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崇高和伟大与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渺小形成强烈反差,这同时再次说明人性是很复杂的。
四、自卑感
自卑感并不是对真正的拙劣的认知,而是“对自己价值的怀疑”,是担心自己笨拙。为什么奥赛罗会轻信伊阿克的谗言?如果他是一个白人,他有足够的自信认定苔丝狄蒙娜应该归他享有,有足够的自信认定自己有足够的魅力始终抓住她的心,那么伊阿克的谗言还会有用吗?
五、忧郁
忧郁是一种“我完了”的感觉,是失败的感觉。忧郁王子哈姆雷特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导致了他行动上的忧郁和延宕。
六、倦怠
倦怠是为转换生活的刺激而决定做其他工作或重新设计生活的原动力。西方文学中有很多是有关倦怠的描写。比如浮士德博士,他已经把哲学、医学、法律、神学都读遍了,人们尊敬地称他为博士、律师、神学家、科学家、教授,可是成天闷在那该死的小屋里让他觉得无聊、倦怠,以致想到了自杀。
罗素说,追求刺激的倾向,对兴奋的追求,在男性尤为强烈。从这个方面讲,古希腊、罗马人民大搞体育竞技,还有伴随社会发展的战争、屠杀、迫害都可以说是为了逃避倦怠。所以罗素说,人类的罪恶至少有大半是因为畏惧倦怠而引起的,连冒险(如《鲁滨逊漂流记》)也是为了逃避倦怠。
七、伪善
善的行为在于增进他人的幸福,禁忌是道德之源,但欲求常与道德冲突,被压抑的欲求经常存在于内心之中。莫里哀的《伪君子》对人性的伪善和欺骗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八、贪欲
我坚持认为人是强烈贪欲的,只是表现不同。有的人贪婪地追求金钱(如《吝啬鬼》),有的人贪婪地追求荣誉(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有的人贪婪地追求生命的价值(如浮士德),等等。但同时,西方文学引发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贪欲是天生的吗?是人的本性吗?
九、自杀
如果梅菲斯特没有出现,如果天使的合唱声没有出现,浮士德喝毒药的意念岂不是成功了?
感情上的自杀,是在“任何事均无聊”、“自己已无价值,活下去没有意义”等这一类想法支配下才发生的。罗密欧误以为朱丽叶已死,故而自杀,朱丽叶醒来后见爱人已死也自杀了,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人性顽强而脆弱的一面?
十、人性异化
1、自我感知和自我感丧失。人们在思考的时候,也有一种“自己在想”的感觉,在行动的时候,也有一种“自己在做”的意识。敏可夫斯基把这种感觉称为“自我所属感”。自我感丧失或自我感丧失的状态,一般都与精神我有关(不是我在想,而是受人操纵),奥赛罗的后悔与他的思想受了伊阿克的控制而丧失了自我感觉有关;也与身体有关(不是我的身体,而是他人的身体),在所有我方面,可能也会丧失。
十一、自由意志
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是在自由行动,但这是一种错觉。从科学的角度说,是没有自由的,要说有,其实不过是“自由感”。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们追求个人荣誉,自由大胆,但还是逃不过“命运”的神爪;古罗马人自由地扩张、征服,最终还是灭亡;上帝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人世间依然充斥着苦难、贫穷、罪恶;人富于才能和智慧,但无法找到个人精神解放与社会道德统一的道路„„从这个层面讲,西方文学中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描写仍然充满了探索、困惑和不确定性。 十二、自我
关于“自我”的范围如何确定,按詹姆斯的意见,最广义上的“自我”,常包含着伴有
“我的”这一意识的事物,不仅是会思考的我和我的身体,而且连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
的朋友、我的家等等,都属于“自我”,所以,可以将“自我”分为所有我、身体我、精神
我、纯粹(主体)自我(即主我)。如:
古希腊英雄:海伦是我的;胜利是我的;荣誉是我的。
人文主义文学:平等、自由是我的;爱情是我的,财产是我的;我是我的,我是一个人。
古典主义文学:集体是我的;国家是我的。
启蒙文学:理性是我的;智慧是我的;秩序是我的。
纵观古希腊到18世纪的西方文学,对人性的描写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善、单纯的
恶到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人性的悖谬,并且到人性的各个方面包括情感的、理性的不同
的表现,作家们通过作品所展现出的对人性的不断深入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一种渴望
认知自我、改造自我的求知欲的体现。
所以说,西方文学对人性的描写深之又深。
《十日谈》人性 六百多年前, 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 杰出的小说家卜迦丘在他的代表作、近代欧洲短
篇小说的奠基之作《十日谈》中讲述了一个著名的故事《第五天·潘菲洛的故事》:愚顽不
堪的富家子西蒙, 在邂逅美女后豁然开窍, 成为才艺出众的优秀青年, 在经历了美女得而复失
的周折后与美女终成眷属。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是一场旨在将人从封建、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化革命运动。正如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桑克提斯所言, 吹响文艺复兴号角的《十日
谈》, 就是一部为人的自由幸福摇旗呐喊的“人曲”。有人格缺陷的男主人公在自然人性的
引导下人格趋向完善。在爱情魔力的故事中, 高唱起一曲人性的赞歌。
卜迦丘站在时代的高度俯视人生, 对历史、社会造成的人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 小说以
揭示这种缺陷的令人啼笑皆非作为情节的开端。不同的是, 西蒙的缺陷是粗野愚昧、没有知
识教养
卜迦丘用对比的手法描述西蒙的“金玉其外”:他尽管“身材魁梧, 相貌出众”,但“简
直是个白痴, 说起话来声音粗糙, 举止态度又极端粗野, 与其说他像个人, 不如说他像头畜
生”。中世纪的欧洲, 教会实行愚民政策, 垄断文化教育, 规定只有僧侣才有权利读书受教育。
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身, 倡导理性, 反对蒙昧主义——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继
但丁《神曲》之推崇理智知识后, 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卜迦丘, 在西蒙的故事中彰明了知识事关
人格的新观念。
中西早期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认同人欲。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神、酒神地位颇高, 但
是, 由于人欲是封建集团离心力的“培养基”,也由于纵欲会导致堕落, 因此中西封建文化都
主张禁欲。文艺复兴之反封建反教会, 都以反禁欲主义为突破口。
《十日谈》在著名的“绿鹅”故事中就竭力张扬情欲的力量, 与“绿鹅”故事同样著名
的西蒙的故事亦然。卜迦丘先用议论点题:“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 爱情的力量有多么
神圣, 多么伟大, 可以给人带来多大的好处, 世上有好些人把爱情当作一种罪状, 莫名其妙地
任意谩骂, 这实在是胡说八道。”然后, 小说极写西蒙“愚顽异常”,“实在不成器”,“尽管
良师谆谆训诲, 严父好言相劝, 甚至加以鞭笞, 又有亲友人等费尽心思, 想尽办法, 也无法灌输
他一点学问, 增进他半点教养”,绝望的父亲打发他去庄园, 他这位岛国首富之子因为讨厌城
里的文明规矩居然很乐意过农民生活。接着, 小说情节出现了突转:西蒙邂逅美丽的小姐, 精
神世界大变。卜迦丘使用充分的细节描写:先写西蒙眼中如画美景衬托下的睡美人——参天
大树包围中, 清澈的山泉旁, 如茵的草地上, 睡着一位美丽的小姐, 轻薄的上衣透出她雪白的
肌肤; 再写西蒙的感受与行为, 极力“扬”爱情的神奇魔力:“西蒙一看到这位小姐, 就停住
了脚步, 用那根木棍支住身子, 不吱一声, 凝神望着她, 有说不出的爱慕, 好像这一辈子都没见
过女人似的。他本是胸无点墨, 一窍不通, 虽然人家千方百计地开导他, 仍然无从教他懂得半
点风雅, 谁知这会儿他却是茅塞顿开, 觉得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位美貌的小姐。他于是细
细欣赏起来, 认为她那一头秀发简直就是一头金丝, 又把她的额头、鼻子、嘴唇、喉咙、手臂,
逐一不漏都赞美到了, 尤其她那一对微微隆起的乳房, 更使他陶醉。他简直是在一眨眼之间就
从一个村夫俗子变成一位审美家了。他恨不得能看一看她的眼睛才好, 偏是那姑娘睡得正酣,
一双眼睛闭得紧紧的。他好几次想要把她叫醒。但是又不禁惊疑起来, 自己这辈子哪里见过
这样一个美貌的姑娘, 莫非她是仙女下凡吧? 他真是一下子聪明起来了, 竟懂得不能把天仙当
作俗物一般看待, 需要加倍尊敬, 不可亵渎, 因此只有耐心等她自己醒过来。虽然他等了好长
一段时间, 可是他愈看愈爱, 哪里舍得走开。”这里, 作者由外而内, 对西蒙的内心世界进行直
接的透视, 写得细腻大胆, 有“肉”的色彩但不低级, 充满浪漫主义的美。这种静态描写延缓
了情节的进程, 却增加了信息量, 使读者能够知道西蒙之“然”和 “所以然”,鲜明地表现
出西方文学重心理描写、重“灵”又重“肉”的价值取向。西方文学在其源头古希腊时期就
表现出强调自我、认为美与生命享受同一的特色, 被中古教会统治中断的这一传统, 在人文主
义文学中得到了复兴。
“邂逅美女”的情节出现后, 照理, 故事应向爱情的方向发展了。两篇小说此后的故事确
实都有爱情的内容, 但都不限于爱情, 作者别开生面地将情节推向主人公人格发展完善的方
向。
卜迦丘采用浪漫化的夸张手法表现西蒙没有过程、只有结果的神奇变化:他邂逅美女后
“就由愚钝一变而为聪颖”,什么都懂、都会了, 才艺在岛国的青年当中“要数他第一, 没有
哪一样不比别人强得多”!
值得注意的还有, 两篇小说都写到主人公最终有了完善的人格, 但他们完善后的人格差异
很大。卜迦丘先概述西蒙说话“温文尔雅、悦耳中听”,有了“绅士应有的仪表风度”, 通文字,“就
连在学者中间也很显得出类拔萃”,“多才多艺”,“精通音乐, 熟谙骑术, 甚至练得一身武艺, 陆战
海斗, 无一不能”,然后详述西蒙在失去美女后出海两次抢婚的故事, 渲染西蒙在战斗中“简直
像头猛狮一般”“奋不顾身”杀人的情形。详略分明的文笔显示了作者的价值观与兴趣所在:人
应全面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是勇武与冒险精神。
《浮士德》人性
浮士德说,“在我的胸中, 住着两个灵魂, 一个在粗鄙的爱欲中以固执的器官附着于世界; 另
一个则努力超尘脱俗, 一心攀登先人的崇高灵境。”
人从出生到死亡,“善”与“恶”终其一生, 交替成为人生不同阶段的主导。心有光明面, 也必
然会存在阴暗面, 哪怕是圣人、智者也逃脱不了。但人性中的“恶”却会不时地以恶的初衷反
而促成“善举”。这一点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这部作品的可贵的地方在于明确了“善”与“恶”并非是绝对对立的。就像魔鬼所说, 自己
“是总想作恶, 却又总行了善的那种力量的一个部分。”“恶”在这里反而起到了警醒和鞭策的作
用。这一善一恶的反复出现, 分明呈现了人类面对诱惑时的虚弱面, 和理智支撑下的强大的精
神动力间的抗战。除了浮士德自身内在的善恶斗争外, 与之结伴而行的恶魔不也正是自己心
灵阴暗面的外化吗? 善与恶, 积极与消极, 两者相伴相随,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西方世界将一切认知事物划分为两大领域:神圣与凡俗。歌德是一位基督教信徒, 反映在
信仰者身上的便是他们所体验到的人类本性的矛盾性:尘世的躯壳属于有死的凡俗世界, 而灵
魂则渴望永生的神圣世界。这一矛盾是全人类永恒的矛盾, 是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避免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验证着文中天主的一句话:“人只要努力, 犯错误总是难免。一个善人即
使在他的黑暗的冲动之中, 也会觉悟到正确的道路。”
《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
《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有“戏剧诗人之王”的英国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四
大悲剧之一。它写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的故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对生活、
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与幻想的人。他有一个英雄的父亲和一个美丽温柔的母亲,他的生活是
快乐无比的。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一场宫廷的政变而结束。哈姆雷特的父亲—老国王被他的弟
弟克劳迪斯毒杀了,克劳迪斯不但夺取了他的王位, 也夺走了他的妻子。当哈姆雷特知道父
亲的死因后, 便决心为父报仇重整乾坤。
但复仇的过程就是一个悲剧。在复仇过程中, 哈姆雷特误杀了波洛涅斯——他情人的父
亲, 而他的情人奥菲利亚因不能忍受父亲死在情人手上的事实而发疯致死, 他的母亲因误饮毒
酒而丧命, 奥菲利亚的哥哥为父报仇受国王的利用死在毒剑之下, 虽然最后哈姆雷特杀死了国
王, 但自己也因中毒而身亡, 他的重整乾坤的任务也因他的死亡没能完成, 只有交给他的好朋
友来完成。
悲剧本身就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而《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时代背
景下的悲剧, 作品处处都充满了人文主义的色彩。
《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首先体现在哈姆雷特对人类的态度上。哈姆雷特是一个典型
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 它宣传人是宇宙的主宰, 是万物之本。
在他知道真相前, 他对世界和人类抱有巨大的热情和美好的希望。剧中他说:“人是多么了不得
的杰作!多么高贵理性的!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
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在他知道父亲死亡的真相
后, 他感叹到“丹麦是一所牢狱。”他的所思所想都是人文主义的体现。
《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还体现在他对人和事物的平等观念上。剧中哈姆雷特对他的仆
人霍拉旭说道:“不,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和你以朋友相称。”在哈姆雷特心中没有尊卑贵
贱之分, 他相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的美也表现在戏剧中人物的善良上。哈姆雷特拥有一颗善良
的心, 这正与其叔父克劳迪斯的邪恶相对照。而在剧中最善良最纯真的人奥菲利亚, 她的心容
不下世间任何一点污渍, 这是人性中最美丽的地方。
《哈姆雷特》中还体现人文主义的负面。文艺复兴时期过分强调人的力量, 造成了个人
私欲的膨胀。哈姆雷特的叔父克劳迪斯正是由于他的私欲, 才毒杀了他的哥哥, 不但如此, 他为
了满足自己的情欲, 又骗娶了他的嫂子。当他觉察到哈姆雷特知道他的秘密时他又设下了一
个又一个的毒计来除掉哈姆雷特。个人的欲望让克劳迪斯变成了一个恶魔, 一个十分狡诈的
人。
《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更体现在主人公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上。哈姆雷特具有坚定
的信念, 富有责任心。当他得知父亲的死因后, 他便毅然的承担起了复仇和重整乾坤的任务;
哈姆雷特是冷静而理智的。为确定父亲的死因是否真实, 哈姆雷特安排了一场演出, 戏剧的内
容是根据他父亲的死亡而改编的, 在这一幕中, 哈姆雷特通过观察克劳迪斯的表情确定了事实;
同时, 哈姆雷特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热血青年。他爱着奥菲利亚, 痛恨克劳迪斯; 虽然哈姆雷特
有这些优点, 但哈姆雷特也是一个人, 也有其弱点。哈姆雷特是一个充满矛盾懦弱的人, 他是语
言中的巨人, 是行动上的矮子。他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而缺乏实际行动。当克劳迪斯在祈祷
时, 他本有机会杀死克劳迪斯, 但他却放弃了这个绝佳的机会。“生存还是毁灭, 这的确是个问
题。”再多的思考也不如一次真正的行动。这是一个悲剧, 哈姆雷特是一个悲剧英雄。
但是《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也具有其局限性。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 他只想依靠
个人的力量来完成他复仇和改造社会的巨大任务, 他没有想过依靠大众的力量来实现他的愿
望。还有他在个性善于思考而不善于行动的弱点, 也是给他的人生带来悲剧的重大原因。
人文主义本身具有极大的魅力, 大多数人都喜欢实实在在的人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神
—他超越了人的能力。《哈姆雷特》之所以让人喜爱大概是因为作品中的人文主义吧, 它让我
们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人, 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美, 感受到了人的伟大力量。
人们在谈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死亡的话题时,以为文学似乎与当代社会进程无关,
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
证。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网络语言控制信息的今天,谈论文学的意义要旨。
首先,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
的性的。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
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存赋
予意义。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有屈原,
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
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障人类的精神永
远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即理想。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
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人们通过阅读,以至聆听
和观看文学,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
标„„
今天,类似于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无论学生还是成年人,都在忙于读实用
类书籍。一些想读文学而又没有耐心的人,则去读网络文学作品,或是读那些所谓“新锐作
家”的私人写作、肉体写作。但是,现实中还有大量给人以温暖的作品。比如,严歌苓《第
九个寡妇》和铁凝《笨花》,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中的小人物的人性挖掘;杨显惠的《夹边
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历史,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
喷薄欲出的人道主义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撼力。还有像《英格力士》、《藏獒》、《兄弟》、
《等等灵魂》、《城的灯》等都是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而像张洁的《知在》、张炜的《刺
猬歌》等虽然读起来比较累,但却可以证明确实有作家从未忘记理想和责任。在这里,文学
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总会让人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
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过程。
其次,在人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
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而在官方律令和家人的言行之间,可能文学对人的
影响更广泛一些。比如《史记》甚至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
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
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
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
而民间的说唱和戏曲等等,也始终起着传播教化的作用。至于外国作品,我们熟悉的《老人
与海》、《鲁滨逊漂流记》、《堂·吉诃德》、《十日谈》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
都明确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
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
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即生活细节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
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
该怎么样。而我们在阅读中,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了的价值观,这就是文学的
力量。
再次是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文学给虚悬着的人类精神建设起一个支点,即
理想,它使我们觉得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文学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
怎么样,使我们有了具体的生存目标和方向。当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可能会显得非
常不可思议的时刻,文学往往可以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
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
活秩序的批判。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
正是对此前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
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
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像今天一些对生活毫无所知的时髦的学者
所说的“伪理想主义”。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
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所谓文化的自我修
正,就是指这些文学的努力文学的叙述以其对生活的直观感悟默默地温暖着读者的心灵,于
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
晰的精神生长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个合适的方向或目标。已经迷失方向的当代文
学也就在不经意中回到了它的正常发展轨道中。
莎士比亚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孙惠柱教授在“东方讲坛”的讲演
讲到莎士比亚,最令人感慨的就是英美人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做法。莎士比亚在西方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这么高,真的可以跟《圣经》相提并论。而且他们并不仅仅是在讲坛上讲讲这位古人,而是让他活在舞台上,活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莎剧的有利条件是,它们的内涵中本来就有强烈的现代性,情节、语言都不用怎么改动,就可以穿上现代服装来演,甚至还有穿未来服装的。我们自己的古籍能不能也这样活起来呢?这就要花更大得多的努力,要精心挑选、改编、重写,但未必不可能,这样,我们的古人地下有灵,相信也会乐观其成。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了,林兆华、濮存昕合作的《哈姆雷特》引人瞩目;不久前,我在第20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当评委,也看了莎士比亚的好几部戏。国际戏剧节好像总是少不了莎士比亚,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经久不衰。
我手里的一本书,是波兰学者扬·考特的莎士比亚评论集;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导演、1960年代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艺术总监彼得·布鲁克,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导出了他的成名作。这本评论集叫什么呢?《莎士比亚——我们的同时代人》,可谓汗牛充栋的莎剧研究著作中最好的一个标题了。
莎士比亚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意义呢?近年来,因为央视的《百家讲坛》,我们从中国的古典里找到了很多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莎士比亚的著作也可以这样来看。莎剧是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西方人甚至认为是世俗的“圣经”。有趣的是,中国的“四书五经”本来就是世俗的,教导我们如何做到社会和谐,但《三国演义》等作品却往往充满了太多的勾心斗角。这也许就是辩证法吧,和谐与勾心斗角综合成了中国的文化。而莎剧两面都有。莎士比亚写了很多宫廷斗法的故事,但他又很有现代性,这一点他和与他同时代的中国戏曲家汤显祖很不一样。《牡丹亭》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剧本,是博物馆里非常精美的艺术品,但能否想象《牡丹亭》的故事发生在现在,演员穿连衣裙、夹克衫上场呢?如果这样,观众恐怕要笑了。杜丽娘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古代,不能用现代性的视角来要求它。但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可以让演员穿现代服装演,在英美世界甚至连台词都不用改,观众观看演出,感觉那些故事就如同发生在今天一样。
一、《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内核
哈姆雷特在外国留学,家里出事赶回来,看到父亲的鬼魂,鬼魂明确告诉他:我是被你叔叔克劳狄斯害的,你要为我报仇。如果哈姆雷特马上就去报仇,这个戏15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他并没有障碍,他叔叔并没有防备他。要复仇,上前一剑就可以刺死他,然后宣布为什么杀他,因为哈姆雷特是正宗的王位继承者。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悲剧了。莎士比亚这个戏的特点,就在于哈姆雷特不复仇。为什么不复仇呢? 哈姆雷特到底为什么不动手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把人的生命看得极为重要。任何人都不能随随便便被消灭。对他父亲的鬼魂所说的话,他必须反复求证,才能决定是不是要依照他的话去杀人。所以,他先是装疯卖傻来掩饰自己的怀疑,他去试探母亲,还请戏班子来演一个谋杀戏给叔叔克劳狄斯看,他要“测谎”。可惜,一旦“测谎”成功,克劳狄斯也就看穿了他的动机并先发制人,从而导致了最后的悲剧。这样解释,可能接触到了莎士比亚戏剧中最重要的内核——人文主义,到今天来看,这一人文主义的内核依然极富价值。
《哈姆雷特》里有一段台词是大家经常引用的,被看成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识觉醒的典范;哈姆雷特说:“人是多么美妙的杰作,崇高的意识、无限的能力、优美的仪表,举止好像天使、灵性可媲神仙,他是天之骄子,他是万物之灵。”这段精彩的台词,反映了走出中世纪以后,神权压抑下的人得到解放,正可以用来回答
我们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哈姆雷特在复仇之时那么犹豫、迟迟不采取行动。原因无它,就是因为“人是多么美妙的杰作”,不仅他自己如此,所有人都如此,任何人在可能要终结他人的生命之前,都必须三思而后行,都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
这一理念,近年来在中国社会也被广泛接受。现在,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越来越慎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这一审慎态度,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哈姆雷特》内含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二、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性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里,麦克白是一个将军,很受国王的器重,他在路上遇到三个巫婆跟他说了三个预言,说他将要成为国王。他的野心就上来了,但还是有所犹豫,因为自己成为国王,就要杀掉现在的国王,而国王毕竟对他非常好。国王得知麦克白得胜归来,前来慰问,住在他家。麦克白的老婆心狠,说巫婆的预言很对,一定要杀掉国王。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把国王给杀了。此后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场景:杀人以后,他们总觉得手上粘着血,洗也洗不掉,杀人者从此不得安宁。一幅当年的木刻画呈现了这一悲剧中的场景:其中站着的那个人事实上是被杀掉的国王的鬼魂,他在麦克白的宴会上出现,但只有麦克白一个人看得到国王的鬼魂,周围的人全都看不到。上海一个非常好的京剧《曹操与杨修》中的一些情节与此很相似;曹操杀了一个人以后一发而不可收,但是他以后经常会看到被杀者的幻影,灵魂从此永远不得安宁。
《哈姆雷特》和《麦克白》这两部莎剧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很有趣的作用。上世纪初,中国最早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有过两部戏共用同一个名字的现象,两部戏都叫《窃国贼》,但一部改编自《麦克白》,一部则改编自《哈姆雷特》。为什么都要用《窃国贼》这一名字呢?因为那时候袁世凯称帝,人们要借助戏剧来影射这个“窃国贼”。那个时候,中国的戏剧家可能都还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有个不懂英文的林琴南翻译出一部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戏剧人看了之后觉得很有趣,把它改编成剧本上演。他们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从中找到了很多有用的素材。如果从汤显祖那里找相应的剧情来影射“窃国贼”袁世凯,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这个时候,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性就起了作用。
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改编的中国戏,在20世纪初期上演了不少,包括《威尼斯商人》,中文名字则改为《女律师》。律师在中国大概是近一百年才开始出现的新职业,但这一职业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就有了,所以,三四百年前的剧作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非常具有现代意义。
我们再来看看莎剧《李尔王》。《李尔王》的故事似乎很荒唐:老国王只有三个女儿,他一开场就同三个女儿说,我要退休了,把国土分给你们吧。两个女儿甜言蜜语骗了他,小女儿考狄利娅说了实话。老国王觉得小女儿不爱他,就把国土分给了两个说假话的女儿。结果,两个坏女儿很快就变脸,老国王落得很惨的结局,一个人在暴风雨中孤苦伶仃。很多人对这部戏提出过质疑——当莎士比亚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质疑者说这部戏不可信,因为国王一开场就莫名其妙地要放弃自己的王国,显然没有动机。波兰学者扬·考特对《李尔王》作过一个独特的解读,让彼得·布鲁克大开眼界。考特是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想来解释李尔王的,在他看来,李尔王一开场就要把王国分给自己的女儿,是想一开始就提供一个情境,在这一情境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展现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来。考特在分析李尔王的时候,还出人意料地把当代剧作《等待戈多》揉进去。《等待戈多》和《李尔王》会有什么关系呢?他注意到一场关键的戏:李尔王一个人在空旷的原野上哭天喊地,身旁只有一个忠诚的老臣,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似乎也是在等待上帝的救赎,但是并没有什么上帝来救赎他们。扬·考特把非常当代的哲学思想和当代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同四百年前的莎剧《李尔王》联系在了一起,看到了其间共通的地方,这也正是莎剧《李尔王》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布鲁克读到考特的这篇文章后,在排演《李尔王》的时候,就把这一思想贯穿进去。一直到现在,布鲁克1960年代排
演的《李尔王》仍然是世界演出史上的一个经典。
三、对弱势群体的同情
莎士比亚最有名的喜剧是《威尼斯商人》。这是一部有争议的戏,有人甚至说它丑化了犹太人。但这种解读就像把《哈姆雷特》译成《王子复仇记》一样,也是过于简单化了。《威尼斯商人》并不是一部简单丑化犹太人的戏。历史上,犹太人备受基督徒迫害,常常流离失所。基督教规定借钱给人不可以收任何利息,所以基督徒都不放债;而犹太教徒没有这样的限制,他们可以放债从事金融活动。
前不久,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来华演出《威尼斯商人》,在戏中,夏洛克下场以后本来已经没有戏了,但他到了后台还是传出一声非常痛苦的嚎叫——要知道,让他改变信仰也许比杀了他还可怕。应当说,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描绘了一个人们不喜欢的形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犹太人还是给予了尽可能的同情。那个时代,英国的犹太人几乎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了,但莎士比亚认为,像原来的故事素材那样对待犹太人是不妥当的,他必须为这一弱势群体说话。有一点要说明一下:莎士比亚的绝大多数剧作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创,而是后来经过改编的,只是原作的水准跟莎士比亚改编的剧本不可相提并论,所以并没有人提出要为那些原作者打抱不平。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为夏洛克写下了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看看这段话,就能体会到他对犹太人是什么样的态度: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尖刺我们,我们不也会出血吗?你们要是挠我们的痒痒,我们不也会笑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也会死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难道我们不会复仇吗?
读到莎士比亚写下的这段话,特别在看到戏剧的结局后,我们应该是会大声叫好,并且对犹太人多一份同情之心的。
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黑将军,也有类似的苦恼。奥赛罗当上头领后,娶了美丽的白人妻子,但他还是孤独,感觉很不安全,最后也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莎士比亚把这样的人物作为主角,给予他以同情,这在那个时代的白人剧作家中属于难能可贵的。因此,《威尼斯商人》虽然被称为喜剧,但同样会让人思考很多,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喜剧。
对莎士比亚,也有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意见,特别是现在的女性主义者批评更多,在他们看来,莎剧中的绝大多数角色都是男性,女性角色非常少。《哈姆雷特》的几十个角色中,只有两个是女性,即妈妈葛楚和女朋友奥菲莉亚;在《麦克白》中,只有麦克白夫人和巫婆是女的,其他全是男性角色。所以,不少人认为莎士比亚“重男轻女”。即使这些批评意见正确,那也是历史的限制所造成的,莎士比亚本人是没法改变的。在那个时代,不允许女演员上台演戏,而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总是不容易演得特别好,因此,莎士比亚就干脆少写女性角色,只有在喜剧里,女性角色才相对多一点,而且,喜剧里的女性角色常常还要女扮男装,就像《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娅那样。本来是个男演员男扮女装,这个女角又要穿上男装,戏里再女扮男装,这样男孩子演起来可以省事一点。
在《第十二夜》里,女扮男装贯穿了全剧。其中的故事同中国的花木兰有点像:一个女孩子去闯天下,为安全起见穿上男装,给人当了跟班。男主人一点也没想到“男跟班”心里爱着他,派她去给公爵小姐送情书;送到那里,偏偏公爵小姐又一见钟情爱上了“男跟班”——莎士比亚的喜剧大多都有这一类的三角关系。跟他的悲剧相比,莎士比亚的喜剧大部分是轻松愉快的,多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误会,到最后误会解除,大家各
得其所,三四对青年男女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翩翩起舞。
四、莎士比亚属于全人类
莎士比亚的戏剧有高深的,也有通俗的,可谓雅俗共赏,是属于全体老百姓的。虽然他的剧团叫张伯伦爵士剧团,伊丽莎白女王也常来看戏,但他的戏并不把普通老百姓排除在外。不像中国古代,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老百姓是绝对混不进去的;莎士比亚的戏,普通老百姓和宫廷里的人都可以看。这一传统到了现在,在很多英语国家里更为发展了。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很多莎士比亚戏剧节,有些还成了长期的剧团。美国就有上百个莎剧节,最早出现在纽约,开始于1950年代的公园巡回免费演出,因为做得好,老百姓支持,政府也支持,在中央公园专门拨出了一块地。中央公园是纽约这座城市的“绿肺”,一百多年前就定下规矩绝对不可以再造房子,但在1960年代为莎剧节破了例,盖了一个永久性的剧场,虽然是露天,占地可不小,有两千多个座位,每年暑假都在免费演出莎剧。政府还给了一栋曾是公共图书馆的大楼,做成大小四个剧场,这样就可以常年在室内剧场演出。纽约莎剧节成了全美最有影响的非营利性剧院,又名“大众剧院”,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个百老汇剧场。他们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还搞过一个“莎士比亚马拉松”,六年里把全部莎剧演完,每年六出,每出戏至少有两个好莱坞一线明星出演。这些明星演莎剧,一星期只有几百美元车马费,但还是纷纷前来要角色。他们不想只是被人看成是电影明星,演过莎士比亚——特别是在这个剧院演过莎士比亚,就能成为公认的艺术家了。如此高水平的演出,只要是暑假在公园演出,一定免费,所以一票难求。我曾经在那里的草坪上排了整整半天的队。在中央公园草坪上排半天队,等待取票晚上看戏,已经成为纽约一景。除了纽约,美国其他城市也有各种层次的莎剧节。政府在设施上给一点帮助,经费主要来自私人捐助和基金会。老百姓把莎士比亚看作必不可少的文化修养,尽管莎剧的语言现在的英美人也不能完全听懂,很多人会在看戏前拿着剧本去,一边野餐,一边预习一下,然后再看戏。
讲到莎士比亚,最令人感慨的就是英美人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做法。莎士比亚在西方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这么高,真的可以跟《圣经》相提并论。而且他们并不仅仅是在讲坛上讲讲这位古人,而是让他活在舞台上,活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莎剧的有利条件是,它们的内涵中本来就有强烈的现代性,情节、语言都不用怎么改动,就可以穿上现代服装来演,甚至还有穿未来服装的。我们自己的古籍能不能也这样活起来呢?这就要花更大得多的努力,要精心挑选、改编、重写,但未必不可能,这样,我们的古人地下有灵,相信也会乐观其成。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再多演些莎士比亚,而且让莎剧中的人物穿上中国服装来演,相信莎士比亚一定也会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