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以能改变气质为贵

读书以能改变气质为贵 从曾国藩每日三省、改过迁善的过程已经可以看出，他所着眼的已经不只是改掉缺点了，他要做到的是整个改变自己的气质。后者比前者深入了一个层次，带有根本改变的性质，无疑要比前者困难得多。因为个人气质得自先天，如俗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曾国藩为了实现“做天地完人的志愿”，还是发誓加以改变，以抬高精神境界，乃至重塑自我。 曾国藩改变气质的主要方法是读书。他认为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而改变气质则是读书的主要目的之

一。当然，这里所说的读书并非单纯的读书，而是包括“养气”的过程在内了。所以他说：

古时那些精通相术的人，说读书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这说得也许有点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读书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有人自卑，因读书而自信；有人浮躁，因读书而宁静；有人轻佻，因读书而深沉；有人愚鲁，因读书而明达。为什么读书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气质无不与他所喜欢的书发生联系。也许有的人读了某一本书就会受到影响，也许有的人读了某几本书才会受到影响，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他真正喜欢某一本书，那么他就可能真正喜欢某一类书，并会成为某一类型的人。有的人开始是这一类型的人，但读了另一类型的书以后，他却成了另一类型的人。

曾国藩读书改变气质的过程，综合了儒、道、佛等各家学说，把“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也是“静”字功夫

足。王阳明也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都在于在大难折磨的时候，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的胸襟，有坦荡荡的意境。这样，身体虽有外感，却一定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佩颜回的淡泊，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如果能大彻大悟，能登临高山，已获已得，就不容易动心了。他说：

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也可以叫做洗涤心灵，退藏到极隐密处，叫极静中的真乐了。我们这些人求静，要区别于禅家的入定那种冥然无觉的旨意，必须使这颗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的气象，这才可以说达到了静极，可以说是“未发之中”和“寂然不动”之体。不然，深深地闭藏、坚决地拒绝外物，使心如死灰，虽然自以为静，而生机或许就要熄灭了。况且这样并不能静，一有什么扰乱，不又幢幢往来了吗？深观道体，阴先于阳，确实啊。

那么怎样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极力赞叹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两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孟子的“养气说”是人生自我修养方法中最具有特色的学说之一，即所说的“吾善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充溢着阳刚性质的“气”，并非源于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体的强壮和权势的显赫虽然也有某种威慑力量，但是如果没有道义作为精神支柱，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妄妇之道罢了，因为它们只能使人口服而无法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阳刚性

质源于对自我与天道相统一的体认，源于对自己道义行为的充分肯定。这“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孟子所说的“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品质和人格之美。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为了它而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正如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所说：“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在研读和体验孟子的“浩然之气”的同时，曾国藩对庄子也极感兴趣。他通过书信，与胡林翼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境界，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

因而想到古来的圣哲胸怀极广，可以达到天德的境界，他们的方法约有几种：如笃实恭敬地修养自己而生睿智，这是程子的说法；以至诚之道感应万物，以致于预先知道未来的事物，这是子思的训诫；安贫乐道而使身体滋润、面部荣粹，这是孔、颜、曾、孟的旨意；观照万物，闲适地吟咏，使心意舒适，精神康宁，陶、白、苏、陆的趣味。自恨少壮时不肯努力，老年时常多懊悔和恐惧，对古人的心境不能领会一二。反复寻思，叹谓不止。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最达观的。他虽然家境贫寒，居住在穷闾陋巷里面，在穷困中织屦为生，但不为富贵所打动。相反，他笑辞千金的重利、卿相的尊位，宁可像泥中玩耍的龟一样游戏于社会的底层，而自得其乐。一般人求生恶死，希求长生，庄子却超脱与生死之外，不为生而喜悦，也不为死

而伤悲，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而且主张自己死后实行天葬，让自己的尸体作为鸟类、蝼蚁的食粮。

通过庄子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曾国藩从中汲取了许多人生的智慧。反观自己中年以前的胸中多抑郁、怨天尤人，中年以后，肝肾都受到这种情绪的侵害，从此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不如就现有的功力，而加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地谋求德行的日益进步，言论的日益醇厚。譬如筑室，譬如立功，弟有绝大的基祉，绝好的结构，以后只要加以装饰工夫，何必汲汲惶惶，茫然像无所主一样呢？

信虽是写给弟弟的，其内容何尝不是自己心灵的写照？他还写道：

陆放翁常常以美睡为乐。一定要心中无愧怍，才能睡梦恬然，所以古人常常以此作为自己的课程。放翁胸怀广阔，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样旷逸，于消灭鞑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颠沛不离，真可以说是有道之士。可惜我备员在军队中，无法在闲静的状态中探讨道义。夜里睡比较好的时候，应当思索陆放翁的诗，或者可以得到一些补益吧！

应当指出的是，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庄子的逍遥之游其实并不矛盾，过去人们将二者对立起来，应该说不确切。二者虽有入世与超世的不同，却同样达到了相当的境界，都是道体在不同方面、不同深度的表现。儒、道、佛三教都强调静，这个静并非枯木死灰的静，而是一种真实无妄、无往无碍、虚灵自然的境界。它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浩然之气”，以至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之游，以至视功名利禄如同粪

土。正如同样是水，既可以波澜壮阔，也可以潺潺流淌，加入盐就变咸，加入醋就会变酸一样。《周易》所说的仁者见了称为仁，智者见了称为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也是这种无所执着，物物自然的状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容应对一切。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一无挂碍的快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的本然之乐。传说孔子的学生颜渊，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是没有尝过“道味”的缘故。倘若尝过了“道味”，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和那么多的烦恼了。

通过读书来改变气质的实践，曾国藩的胸怀开阔了许多，身体健康了许多，有时甚至有飘飘欲仙之感。由此，他说了一句极精到的话：“书味深者，面目粹润。”意思是说，读书体味得深的人，面目自然荣粹而滋润。这句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要有深切的体验，并观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才说得出来。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心智高度集中的人。他的心地单纯而洁净，一切人世间的烦杂琐事都被他抛在九霄云外，至少不为这些事所搅扰和纠缠，唯一吸引他注意力的是书中的境界，这样他才得以守候着自己的内心世界，静心陶冶和修炼。由于他的精气神没有丝毫的涣散，而是一天天充实、丰沛和完善，久而久之，使他们超拔于普通人庸常琐屑的生活之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世间的荣利轻如鸿毛，处理一切事务都有理、有序、有节，而身体也自然日益强健起

来。这样，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就犹如天仙一般。这就是曾国藩通过读书来改变气质的原因。

注：此文摘自《曾国藩的低调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