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时代呼唤梁生宝(文论天地)

柳青：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韩毓海：时代呼唤梁生宝（文论天地）

——柳青《创业史》的当下意义

韩毓海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7日   24版）

半个世纪前，作家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的山窝窝里写下了《创业史》，记录下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如火如荼的互助合作运动，以及身处其中的中国农民的思想变革。这部小说和它所塑造的主人公梁生宝一样，看上去质朴无华、不事经营，可那一往无前的劲头、怀揣着理想的朝气、一步一步踩出来的扎实，让人由不住被打动。这部仅仅数十万字的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经典。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作家、艺术家谈心时，语重心长地说：“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成就这部作品深刻蕴意的基础。

正是在与新中国农村与农民命运同构的前提下，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展开了对《创业史》尤其是梁生宝形象长达10余年的细读，而这同时也是从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语境出发的一次重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学需要像梁生宝那样的带头人，像梁生宝一样脚踏实地去探索的激情和信念、意志力和想象力。

今天，我们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涉险滩，啃硬骨头，需要梁生宝这样的带头人。包括八百里秦川在内的中国大地上，还有无数的“蛤蟆滩”期待着梁生宝们的到来，期待着从对新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问题的迎难而上中，像梁生宝一样一步步地走出可能性来。这不仅仅是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可能性，是观察、记录中国文学的可能性，更是创造、创新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对可能性的不懈找寻，恰是韩毓海这篇经典重读与细读的价值所在。

——编  者

“一个年轻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身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麻袋包着的铺盖卷，出现在渭河上游的黄土高岸上了。在雨里带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满身是汗。因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劲，保持平衡，才不至于跌跤。”

这段文字白描出的经典画面，出自柳青的小说《创业史》。岁月如同白驹过隙，距离这部小说出版面世，一晃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重读《创业史》，重温柳青当年为读者们讲述的那个名叫“梁生宝”的农村青年的创业故事，不禁感慨万千。那个走在高岸上的“梁生宝”的步履中，分明踏着共和国农民与农村的历史歌行——是披风戴雪的，但也是春意盎然的；是道阻且长的，但也是前景开阔的；是艰难困苦的，但也是信念坚定的。

“时间”改变了

在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传统中，或者在施耐庵和曹雪芹的传统中，人们接受了一个诗人、一个说书人为读者讲述一些遥远的故事。柳青显然与此不同。作为一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新和成就首先在于：它将“现代时间观”纳入到小说叙事，并将之运用于叙述中国农村。

什么是“现代时间观”？它意味着从“当下”的角度去叙述历史和预言未来，从而将时间纳入一个以“当下”为核心的结构中。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现代生产方式本身，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现代时间观”的确立；而“让时间督促我们工作”“让历史告诉未来”之类的箴言警句、合理高效利用时间的思想观念，也成为构筑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的精神支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柳青带着他的“梁生宝”们踏进了一条与过往完全不同的“时间之河”。不要忘记，《创业史》正是伴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诞生的。当时的工业化建设和农业合作化，是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次划时代的全面改造，不仅确立了“勤俭创业”“劳动光荣”等伦理观念，更改变了中国农民的时间观念——

过去，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过去，“从旧历开头的整个正、二、三月漫长的春天，当农业生产还没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农民只能靠赌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发时光；现在，在潇潇春雨的田野上，到处都是梁生宝互助组那种进终南山背板、扎扫帚搞副业的汉子，农民们因为可以通过科技来掌握天气与自然的无常变化而热衷于“科学”种田，“物资交流大会”在暮色苍茫中还没有散场，富裕中农郭世富则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市场”上与“国家”相遇……

其实，《创业史》每一次优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写，都可以视为这种“人勤春早”工作时间观的勃勃生长。毫无疑问，柳青笔下书写的，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被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新农村”。在这里，“工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重新配置，劳动的合理分工在渐次推进。正是在表现这种农村根本性变革的意义上，《创业史》无愧于“史”的命名。

小人物的奋斗

打开1960年第一版《创业史》，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三个字：创业难。

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柳青的感慨并非书斋里的“哀民生之多艰”。1952年5月，柳青离开北京，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梁生宝买稻种”的经典段落，来自柳青本人的经历。1956年，柳青用自己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次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000多亩水稻获得了大丰收。

在《创业史》中，梁生宝小名“宝娃”。汉语中所谓“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宝贝，另一个则是“活宝”，类似“傻瓜”。小说中的梁生宝也是这样一个双面体：他是千百万新农民和新农村的代言人，同时，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宝”的一面。现代文学作品中有这样一种叙事类型：一个小人物，办成了大事情，通过这个人物来写一个时代。他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他所处的整个时代，那个毛泽东因为穷苦农民办合作社、“鸡毛上了天”而欢呼“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的时代，也就是中国的“现代”。

所谓“现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声中降临，带着穷人饥饿的肚子至上的现实主义”，正可作为《创业史》故事的恰当注脚。在小说的开头，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宝老弱病残、饥肠辘辘的八户互助组却在嘲笑声中登台，宝娃就在一片笑声中，如落汤鸡般从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头上顶着麻袋片，身上扛着亩产710斤的新稻种。而在小说的结尾，当郭世富老汉在粮食自由市场上数着卖高价换来的几十块钱，并以“龟兔赛跑”的寓言嘲笑“宝娃这个宝货”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丐帮领袖般的梁生宝，此时正和老弱病残们在终南山扎扫帚——而他从合作社里领到的预付款就是750块“崭新的人民票”！

乌龟竟然爬过了兔子，鸡毛竟然就在这一片哄笑声中上了天。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原因当然应该在被嘲笑的“乌龟”和被鄙夷的“鸡毛”那里寻找。

如果意大利哲人马基雅维利活着，用今天的话说，他也许会成为“宝娃”的“迷弟”，因为他认为强者和富人只想维持现状，弱者和穷人却命定般地要去寻求改变和创新，所以贫穷也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无疑，梁生宝们身上那一只只破旧的麻袋，展现出的正是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贫穷并不可怕，困难的条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为精神套上了枷锁。没有了精神上的负担，也就走出了思想解放的第一步；“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问题”，也就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自信与从容；笨鸟就必须先飞，当宝娃为自身条件所逼迫，立足现实跟党走，带着互助组去搞新稻种、去扎笤帚搞副业，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他哪里傻了？他不令人感佩吗？他不正是那个在漫天风雨中奋勇前行的“当代英雄”吗？

当然，梁生宝遭遇到的嘲笑与质疑，也折射出新事物的历史运程。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不是小说中郭振山心中的荣华富贵、威风凛凛，不是他护在手里的坛坛罐罐式的个人利益，而是宝娃们看见的共产党人心怀人民、怜贫恤孤，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情皈依。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空洞的信仰，而是宝娃们咕咕叫的肚子的理性选择。共产党、社会主义，这对中国来说，对农村来说，无疑都是新事物，跟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更是一条新上加新的道路，必然荆棘遍布，必然有挫败曲折。在一些人眼中，这就是傻子们关于“鸡毛上天”的幻想；但柳青让“梁生宝”们在蛤蟆滩上挺起脊梁宣告：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事业，我们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只要志向高远，勇敢无畏，小人物的事业也会穿越历史，把激情传递给后来者，启示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寻找生存与生活、创造与改变的奥义。

吁请“梁生宝”

1960年，在《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捐出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农业机械厂、建了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柳青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债务中度过的。

1997年，皇甫村农民集体创业的带头人、创造了陕西水稻产量纪录的劳动模范，当年的“梁生宝”——王家斌也在孤独中去世。2004年，《读书》杂志上的文章《寻找梁生宝》如此描述道，“下着雨，村上没有一个乡亲来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机拉到坟地的。蛤蟆滩仍活着的当年一批共同创业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

真实的历史和人事变迁，远比言辞中的物是人非来得更加残酷。我们究竟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梁生宝”？今天的年轻人，无论是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也许早已对柳青知之不详，也许对《创业史》这部杰作感到陌生，也许觉得当今的农村和过去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只要天下的“蛤蟆滩”还等着人们去建设，“梁生宝”的灵魂便会在中国的农村大地上徘徊。

探索一条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与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粮食增产和丰收，连吃饭都谈不上，谈何发展；而仅仅依靠种粮食，农民却不可能增收致富，甚至难以脱贫。同样，对于中国来说，不搞现代化、工业化、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出路。但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保护弱势群体、扶助老弱病残孤，而是听任他们毫无保障地被抛入工业化、市场化的波涛汹涌中，那么工业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成功。

梁生宝是有文化的。他的文化，不是书房里摆的琴棋书画，也不是电视上演的爱恨情仇，而是从土地里野蛮生长出来的、渴望改变命运而又高度务实的冲动与信念。他明白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他懂得靠互助合作可以让一群弱者变得强大，所以他把自己的人生志业就安放在蛤蟆滩这个也许渺小然而又确乎宏阔的一方天地。如果说，梁生宝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思考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了他所面临的时代和实际中。今天的农村，难道不是更需要像梁生宝这样的带头人吗？不是更需要这样风雨兼程、敢闯敢干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吗？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打响中国广大农村脱贫攻坚战役的火车头就是中华大地上无数的梁生宝。组织起来，走共同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去应对城市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这是几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多么不成熟、无论路上多么难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们的前人不正是这样步履蹒跚、披荆斩棘，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的吗？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当年的梁生宝正是这样肩扛稻种在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我们是举起双手欢呼他，还是摇唇鼓舌批判他？是为他的重生摇旗呐喊，还是为他的“逝去”感伤怀旧甚至兴高采烈？是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说什么农民素质差、人口数量多、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根本无办法，还是汇入他们之中去，为争取“鸡毛上天”的可能性去尽一把绵薄之力？而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的回答。

在今天，在这个进行着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征程中，“寻找梁生宝”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也是我们当下重读《创业史》的意义所在。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7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