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类物与特定物的区别及意义

种类物与特定物的区别及意义

种类物又称不特定物，是特定物的对称，对于债权债务关系中应作为给付的标的物，依当事人的意思抽象地以种类、品质、数量而指定者也。故种类物与特定物之分，同代替物与不代替物之区分，微有不同：前者纯系依债之关系当事人的主观意思为标准，对民事流转中的物所作的区分;后者则系以一般社会观念为客观标准，对静态的物所作的区分。而且，两类区分的实益也各不相同。在我国民法理论上，因为受前苏联民法学说的影响，迄今仍将种类物与可代替物、特定物与不可代替物等同，这种做法未见妥当。因为，代替物固然多作为种类物而交易(例如，北大图书馆购藏《鲁迅全集》10套)，但也可以经由当事人具体指定而作为特定物来交易(例如，北大图书馆购藏1938年8月复社初版，版式为纪念本乙种，纪念本编号为第1号之《鲁迅全集》);反之，不代替物固然多作为特定物参与交易(例如，甲向乙收购二手笔记本电脑一台)，但也可以经由当事人以种类品质数量抽象地指定(独一无二的物除外)，而作为种类物进行交易(例如，甲向丙批发IBM535型二手笔记本电脑10台)。所以，代替物亦得为特定物，不代替物亦得为种类物，当事人的意思乃最后之决定标准。

以给付某种类之物品为标的之债，谓之种类之债。种类之债与特定之债、货币之债区别之实益有四点：

1.债务履行上的便利性不同。种类债的债务人只须于全体种类物中，任取某个或某些别物体给付即可，而特定之债的债务人必须给付业已指定的特定物体。对于债务人而言，前者在履行上之便利，实不让于货币之债。

2.有否标的物的品质问题不同。货币之债中，债务人只须给付法定本位货币即可，不发生货币之品质问题。种类债之标的物有不同品质，而当事人未指定且无法确定时，应给付何等品质之物，立法例不一：有采下等品质主义者，如古代罗马法、现代英美法;有采中等品质主义者，如德日民法，法国、瑞士也大体相同。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所谓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云云，所针对者仅仅限于，根据交易习惯或合同目的，能够通过合同解释确定标的物之品质之情形。遇无从确定标的物之品质时，该条规定即不敷运用，此时，解释上应取中等品质主义，于债权人、债务人两方皆可不偏不倚，允执厥中。

3.给付上的危险负担不同。债务人方面在给付责任的强度上，强于特定物之债，而弱于货币之债。在货币之债，债务人不能以能力不足(即无资力)为由拒绝履行(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所谓恺撒抗辩(即没钱时皇帝亦不能付款之抗辩)当然不能适用，故学理上称为金钱之债不灭。在种类物之债，原则上不会发生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客观履行不能。因为在种类物之债，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债务人所负担者，不过是以自己的金钱购买某种类的标的物，以给付于债权人，故其本质上仅为尽力购备或获取之债。只是在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其无能力取得标的物之时，即使该种类之标的物在客观上仍有取得之可能，但债务人为此却可能需要作出不相称的、过分的牺牲，而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债权人实不应如此期待者，应视之为经济上不能，债务人得拒绝给付，而代之以金钱赔偿义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参见德国民法第275条)。在特定物之债，一旦因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求权即告消灭。总之，债务人在给付责任强度上的差异，集中体现在给付上的风险负担不同。这对于双务契约中对待给付上的风险负担尤为重要。

4.买卖合同中针对物的瑕疵之救济不尽相同。种类物买卖与特定物买卖中，卖方都负有使买方取得与合同规定相符的、无质量瑕疵的标的物之义务(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卖方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方有权以卖方违反义务为由，要么维持合同，选择行使追加履行请求权(包括修理、更换及重作)或减价请求权(德)，要么解除

合同(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九十四条及第一百一十一条的退货)。维持合同的情况下，买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得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要求赔偿。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买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果有瑕疵的标的物不是种类物，而是特定物，买方的追加履行请求权的内容只限于要求修理，不包括要求更换或重作，除非双方另有变更合同的约定。所以，我国现行法上种类物买卖与特定物买卖在瑕疵履行时，卖方得自为补救的可能性有所不同，买方的追加履行请求权的内容不同，买方因卖方无法追完或拒绝追完而退货的几率也不同。此与原德国民法对种类物的瑕疵与特定物的瑕疵区别处理者迥异，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德国新债法的设计殆同。

在我国，对于种类物与特定物区分的意义问题，存在两种误解：①前苏联1922年民法

第66条规定，依照出让人和受让人间所订立的合同移转物的所有权的，对于特定物，从订立合同时起，受让人取得所有权，对于种类物，从交付时起，受让人取得所有权。故在苏俄民法理论上，种类物、特定物之分，关系到所有权移转的时间，意义非同寻常。前苏联1964年民法第135条，以及1995年俄罗斯民法第223条不再根据种类物、特定物而异其移转时期，此后其学理上也不复将此种分类与所有权移转联系起来。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与后来之立法例相同，并未区分种类物与特定物而异其所有权移转时期。然学理上仍执苏俄之旧说，而强为解释者，不乏其人。我国对物之所有权依法律行为而移转时，主要区分动产、不动产：动产须交付，不动产须登记。须交付始得移转之动产也好，须登记始得移转之不动产也罢，依当事人之主观意思，其系以种类物抑或特定物而参与交易，均不影响其所有权移转的时间。这一点必须明确。②前苏联民法学说曾认为，种类物与特定物对应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不同，如财产租赁合同、使用借贷合同仅由于特定物而产生;金钱借贷合同则仅由于种类物而产生。此亦种类物与代替物、特定物与不代替物相互混淆之说，未见其然。例如，甲出租私家车与乙，此车既是不代替物，故乙于租期届满，当原车璧还。此车亦为特定物，倘订约后交付前甲车即已毁灭，法律上遂发生不能履行之问题;嗣后，甲若擅以丙车交付，乙可以拒绝，纵于使用上言，甲车与丙车并无轩轾，亦然。盖乙所欲租赁者，甲之车也。又如，甲车行有百车待租，今乙迎娶在即，欲向甲赁入十车作迎亲之用。甲车仍是不代替物，故乙用毕，仍应原车返还。然，甲届时应交付者，究为此十车，抑为彼十车，皆无不可，盖作为合同客体的十车乃种类物(限制种类物仍属种类物)。所以，租赁合同必以不代替物为标的物，但是否必为特定物，种类物是否不足当之，则未必然，悉以当事人意思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