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国共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

李大钊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同时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李大钊所说的：“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这里的新文明主要是指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涨，而且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骤然分裂为两大阵营：以西欧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和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第三国际)，前者主张通过温和的议会斗争掌握政权渐进地实现的社会主义改良，而后者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挣扎于军阀混战泥潭的中国是受影响最大最深的国家之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使的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二十年代初期中国最流行的思潮，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有所反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也在中国倾向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派、国民党派和研究系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种思想的分歧最终在大革命末期产生了血腥的后果。

一、研究系派(研究系)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致认同

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主要代表的研究系派(研究系)来源于晚清的立宪派，本来是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最忠实信徒，但是由于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由于受到战后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推动，他们在保持议会民主信仰的基础上，开始在其政治主张中增加社会主义的内容。由于这个以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基础的派别一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温和改良，所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情况下，他们自然倾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过这种倾向只是思想上的大致认同，由于当时中国的落后状态，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能满足于思想的研究和传播。

梁启超于1918-1919年访问西欧，目睹了战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盛况，受到不小的冲击，1920年回国后即开始大谈社会主义。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以为“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贫富两阶级战争，这句话说了已经几十年，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时代”。梁对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和苏联两大模式也有清晰的认识，知道欧洲社会主义“有一派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有一派连现在国会咧、政府咧，都主张根本打破”，“各国普通社会党大半属前一派，俄国过激党便属后一派。前一派所用手段，是要在现行代议政治之下，渐渐扩张党势，掌握政权，现时在各国国会及地方议会，势力都日增一日，好几国机会已成熟，其余的也象快要成熟了。至于后一派，俄国的火盖已自劈开，别国也到处埋着火线。”

但是，落实到如何在中国推动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却有相当多的顾虑，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落后状态，担心社会主义运动损害现代工业的发展。梁一方面承认“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另一方面又强调，“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不同。欧美学者，同在这面大旗底下，已经有无数派别，应该采用那一种，采用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的落后状态无法和欧洲相比，“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到痒处”，“又如马克思一派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美岂非救时良药，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罢，要说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

梁启超认为，为了保护中国的幼稚工业，必须反对阶级斗争，只能用温和的方法改善工人的待遇，力图实现资本家和工人的和谐。“我的主张是：一面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工业方在幼稚之时，萌孽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令工业组织一起手便是合理健全的发展，将来社会革命这个险关，何尝不可以免掉？须知革命都是出于不得已，本非吉祥善事，免得掉还是免掉的好哩。所以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

梁启超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前提，资本家创办企业给劳动人民就业机会，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朋友，不能片面地打击资。梁说：“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资本阶级应专认为社会主义之敌耶？抑一方面应认为敌，一方面又应认为友耶？”

事实上，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有一种对劳动人民的怀疑和恐惧。梁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劳动阶级者，非游民阶级之谓。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人形成之”，“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产阶级、知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乎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利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 到1927年大革命期间，梁更是痛心疾首地说到：“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

研究系系年轻一辈的代表人物张君劢，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学习德国(西欧模式)，而非俄国(苏联模式)，这在张君劢、张东荪1920年夏天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系列通信《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有充分的反映，信中张君劢列表比较一战后俄国与德国政治变革并加以分析。

俄国                         德国

废国会                       召集国会

苏维埃选举权限于劳动阶级     国会选举权及于全体国民

国有化立即实行，无赔偿       国有政策不立即实行，有赔偿

张君劢虽然盛赞列宁的天才，但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偶然现象，其他国家无法模仿。“以亡命客于数日之间夺取政府”，“若夫天才不如蓝宁，自信力不如蓝宁，而欲尤而效之，未有不画虎类狗者也”。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后通过选举上台，推行社会主义改良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途。“德之革命则异乎是，建筑于五十年训练之上”，“议定宪法，虽社会革命之理想并未完全实现，然规模具在，循此轨道以行，则民意成熟，自然水到渠成矣”。“若此者，无赫赫之功，故不为世人所叹赏叫绝，然而世界国民之有志者，未有不能学，学焉而未有不能至者也”，“吾国人之所当学者，厥在德社会民主党之脚踏实地，而不在蓝宁之近功效速焉”。

更为重要的是，出身于温和立宪派的张君劢无法认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派始终信仰议会民主制，主张用合法的、渐进的方法实现社会改良，认为暴力革命是凭借少数人的强力，不会有好的结果，而无产阶级专政违反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是与民主对立的。“仆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之一人，对于蓝宁式之革命不敢苟同” ，“所谓法者，其成立也，必有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若苟焉以少数人之力，从而更易之，则法为非法，而国必乱”；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工人阶级“推尊之过度，至于摈斥其他国民，则大非平等之义”。

相对于梁启超和张君劢而言，张东荪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更大的热情，而且确实在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起了相当的作用，甚至还应邀参与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筹备，但是他的基本政治立场仍不出温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张东荪从1919年开始热情地宣扬社会主义“是新文明的总称。这个新文明虽则从世界上一二处发源，但必定总汇起来，布满了全世界，方能完全实现，所以不可把社会主义认做那一国对于他特别状态下的特别政策，他乃是全人类反对现在状态的一个共通趋向”。

但是，与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同样顾虑到中国当时的极度落后，认为首先应该发展实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将来。1920年10月张东荪陪罗素到湖南讲学后，看到中国内地的落后，深受刺激，提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当务之急是让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 张东荪的态度引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小组方面的社会主义者不满，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等先后撰文批驳，发展成一场相当激烈、影响广泛的论战。1920年12月15日张东荪又在《改造》3卷4号上发表长文《现在与将来》，算是对各方批评的一个正式回答，文中认为中国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阶段只能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而社会主义者只能满足于研究学说、传播思想，真正实行社会主义要等到遥远的将来。

不过在分析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以及中国政治现实上，张东荪确有其独到的深度。首先，张东荪认为西欧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不同道路是由于国情的不同，“俄德之不同，全在国情。若移德之社会民主党而于俄，难保其不主张贫民专制，若移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于德，亦难保其不取缓和态度”，这显然已经比张君劢深刻多了。但是在谈到中国现实时，张东荪表现出与梁启超同样的、对贫苦人民的轻视和疑惧，“中国于一方面则上中阶级确有洗刷之必要，不过提出贫民以洗刷上中阶级，在中国情形则与俄国不同，事实上亦不能行也。中国之贫民阶级非特知力不发达，即本能亦不发达，天性不厚，无论何事不能为，故今日之中国非组织贫民专制之时，乃改造贫民性格之时。中国下级社会之人性不能逐渐改善，则一切社会革命皆为空谈，故中国即有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不过张东荪的独到之处在于，虽然他与梁启超、张君劢政治立场一样，反对暴力革命，但是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难以避免，“至于中国之前途，以弟之观察，止有革命，且革命或不止一次。此革命之来，吾人无权以拒之。吾人固无力创造革命，然亦无法避免革命，仅能从事于文化运动，俾于革命之进程中增加其理性的要素耳”。在军阀混战、中国政治生活完全暴力化的时代，温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从事实际政治改良的机会，唯一还能够做的只能是推动温和政治思想的传播而已。

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代表的这一派温和知识分子，出于对议会政治的信仰，出于一贯温和稳健的政治态度，其倾向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二十年代暴力充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他们的思想毫无转化为现实政治活动的可能，因此只好退居书斋和教室，通过译述和教学，推动政治思想的传播。由于他们在教育界有很大的势力，还掌握着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有影响的报刊，也由于他们大多长于译述，因此在二十年代初期传播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其中张东荪尤以鼓吹社会主义知名于当时。

二、国民党派对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的折中取舍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派在徘徊苦斗之中，对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也寄予很大的希望，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一度对社会主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和苏联两种模式，国民党人做出了自己的折中取舍，没有简单的宗奉其中任何一派。在政治制度的理想上，国民党虽然在所谓“军政”、“训政”的过渡期里是要实行一党专政，但从未否认其最终理想是包括权力属于各阶级全体人民的议会政治，这接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民党还明确反对阶级斗争，认为阶级之间虽难免有矛盾，但合作仍是主流，主张阶级调和，仍然接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在政治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国民党却积极地接受苏联模式，始终坚持以暴力斗争推翻军阀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依照布尔什维克的风格改组政党，力图把涣散的国民党改造成纪律严明的革命党。

孙中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他的民生主义划等号，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相同，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方法的不同主要在对于阶级斗争的态度上，孙中山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所以他主张通过阶级调和达到均富的理想，具体的方法除了原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又提出“制造国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但是他认为中国没有巨富，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差别，不主张通过没收一个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或分配给另一阶级，而是用征税或赎买的方式达到目的，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差别。

孙中山在社会改革方法上主张温和，但政治斗争的方法上则主张完全模仿苏联模式，建立组织严密的革命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政权推动社会改革。他尖锐地批评研究系派是只会空谈的糊涂书生，“以如此底人而讲社会主义，难怪他看着社会主义，前路茫茫，正不知从那里下手。且社会主义底真旨，不是专靠几十本书，或几百本书、几千本书可以看得出来的。要有机敏底会心，确实底心得。我常说中国人读书，越读越糊涂，大约就是这种人。”

戴季陶是国民党内一度对社会主义钻研较深的人物，虽然后来成为坚决的反共分子。不过戴季陶谈论较多的还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谈到德国时戴说“现在德国的新国家组织，在民主国里面总要算一个进步的国家了”，“现在德国的政府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议会里面占多数的是社会民主党，所以我们对于这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应该要晓得一点”；在谈到英国时，戴说“看这个选举法，就可以晓得向来自己夸称世界第一的英国议会政治，已经渐渐的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实现起来。不但是议会政治的形式大加进步，在社会组织的形式上已经有不少的变化了”；在谈到俄国时，戴把革命看成一场大灾难，威吓中国的特权阶级对人民作出让步，“这半年来俄国国内的战乱、饥谨恐怕比俄德交战当中还要利害，死伤的人更不晓得有几何。这些祸害，我看十九都是人造成的。我们中国特权阶级的人看见这种惨祸，应该要有觉悟了。‘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

国民党派对下层民众的态度始终和自命清高的梁启超派知识分子有所差别，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就把联络下层民众的会党组织作为工作重点。邵力子对张东荪轻视民众的言论大为不满，他说：“大多数农工的勤俭、朴诚、忠厚、老实，谁也不敢否认。他(注：指张东荪)竟悍然下‘天性不厚’的断语，并决定为‘无论何事不能为’，真忍心呀！我不敢说贫民阶级中没有天性不厚的人，但我们断不能就都会中所见的流氓地痞，拿来论定一切。”戴季陶本人对于劳动人民并不信任，不过和梁启超、张东荪不同，戴希望能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加以引导，并不一概否定。戴在谈到五四运动期间的上海工人时说，“幸而北京政府免曹、陆、章的命令下来了。如果再迟一两天，恐怕会变了全市总同盟罢工的景象。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甚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

邵力子认为中国不必象梁启超等说的那样必须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实业，社会主义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实业，孙中山也特地在“节制资本”之外提出“制造国家资本”，这是双方最重要的理论分歧。邵力子说“社会主义只反对‘货藏于己’的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者当然不免视社会主义者为洪水猛兽，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这不是资本家的愚昧，便是资本家的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说法，东荪君难道也认定谈了社会主义便不能开发实业么？”，“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不可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东荪先生不要只采用他半截话啊！”

值得一提的是，1920—1921年正在中国讲学、对当时社会主义论战影响很大的英国思想家罗素，经过在中国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对于中国的前途竟然得出了与国民党派接近的结论，一个举世闻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却给中国开出了类似布尔什维克的药方，其中的道理确有探究的必要。

罗素本来是梁启超等组织的共学社请来中国讲学的，张东荪等甚至在一段时间里陪同讲学并担任翻译，所以人们往往把罗素当成他们一派的支持者，罗素本人在英国确实也是有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这种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确实也是梁启超派着力宣扬的。罗素刚到中国时，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多，确实也说些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之类的套话，被张东荪等借用，比如张1920年12月1日在《新青年》8卷4号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大致就是如此，所以当时比较激进的如陈独秀等人有时把罗素和张东荪放在一起加以批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邵力子当时就说过：“他初到中国时，即被人误解、附会，先闹什么‘保存国粹’的笑柄，后来更被人借他发展实业的话断章取义，做了反社会主义的资料。”

罗素在英国虽然是知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但是经过在中国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在离开中国前夕的临别讲演中却明确的提出，中国不可能走西欧式的道路，反而是类似俄国的道路比较适合于中国，这与孙中山等人经过探索得到的“以俄为师”结论相当接近。首先，罗素认为中国不具备直接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必须经过一个专制的过渡期，这与孙中山的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思路大致相同，罗素说：“中国政治的改革，非经若干年后，不能摹拟西方的模型，采用德谟克拉西的体制。德谟克拉西以为，一国国民是能读书写字且能略具政事知识的”，“若在俄国和中国这些地方，这类条件全都缺乏，人民既没有教育，又不熟悉实业的方法，所以俄国式的手段，是最适宜最可能的。” 其次，罗素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纪律坚强的革命组织，以暴力扫除军阀，建立革新政府，这与孙中山模仿苏联改组国民党，进而实施北伐夺取政权的思路一致。罗素说： “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这一万人必须是正直的，勇敢的，不沾腐败气习的、工作不倦的”，就可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集权的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发展。

无论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还是与其结论相近的罗素，他们对苏联模式的认可是有限度的，与中国共产党相比有很大不同。首先，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想仍然是西方的议会政党式民主，没有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只是在过渡期里要有一段时间的一党专政，但是这个党也不是代表某个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是代表全民的。其次，他们反对残酷的阶级斗争，认为虽然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是通过斗争达到消灭阶级是不人道的，主张阶级之间通过谅解与合作缓和矛盾。著名教育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说：“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斗争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故马克思所主张阶级争斗绝不适宜于中国也。”总之，这一派的政治思想是在西欧模式与苏联模式之间通过取舍达到某种折中。

三、中共党人经过探索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兴的共产党无疑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忠实拥护者，但是中共党人最终选择苏联模式经过了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开始，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是否能适合中国的条件持怀疑态度；即使在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大规模传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经历了一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阶段，有的人还在这个阶段徘徊了比较长的时间；在认识到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分裂以后，不少人并没有立刻作出抉择；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以及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建立联系之后，中共党人才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选择苏联模式前的探索过程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很大兴趣，甚至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也不例外，即使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7年初他还说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这与梁启超等想法相当接近，可见十月革命确实是促使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思想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

在年轻一代逐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相当多的人都经过了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很少例外。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甚至在1921年夏天中共成立前夕还是思想模糊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暴力革命，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现在一般人最大的错误以为革命一定要拿了手枪和炸弹去杀人，杀人愈多则称之为愈大的革命，他们拿无抵抗主义为服从的、奴隶的道德。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无抵抗主义实行的是最大的革命。耶酥、释迦牟尼所要履行的革命不是最大的革命吗？”

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只认为是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主义的胜利，还没有真正看到社会主义者的力量，更没有预见到布尔什维克将会夺取政权。1917年4月李大钊兴奋地报道了俄国二月革命：“新政府既告成立，关于一切处置，颇称果断，国内秩序，赖以维持”，“由是作战之气益壮，应战之策益捷，而胜利与自由之不可分，盖已深铭于俄人脑中矣”。半个月后李大钊又报道了俄国民主革命的影响：“俄国民主主义之光芒，既已照耀于世界，影响所及，德国亦呈不稳之象。近日议会中之社会党人，大声疾呼，迫其政府改革内政，励行民主主义。”

甚至当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等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仍很有限，只是将其当作一种新的信仰，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背景知之甚少。1918年10月李大钊是这样介绍布尔什维克的：“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廿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即使在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两条道路之后，很多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激进知识分子一开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抉择。李大钊清楚地认识到有两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并未将两者对立起来：“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科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旗帜更见鲜明了”，“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运动”。“社会党人是中央派和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今日尚不能明了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

最初李大钊对于温和的政治和社会改良并无任何敌意，他说：“余虽为急进之言论，余并不排渐进之言论，盖言论而发于良知之所信，无论其为急进、为渐进，皆能引于进步之境，而达于真理之生涯也。”相应的，他对于非暴力的社会改良持一种赞许的态度：“象英国那样素以‘无血革命’自夸的国民，又想拿出他们宪政的天才来顺应这种世变，求得一个无血的社会革命”，“英国近来设了一个‘改造部’”，“对于改善劳工生活的方法特为注意”，“这就叫‘沉默的革命’、‘调和的革命’。英国国民若能在风平浪静的中间，完成了这一大使命，世界上有政治天才的国民，真算英人为第一了。 日本的朝野近来也都注意及此，‘无血革命’、‘第二维新’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

甚至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李汉俊还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 而年轻的蔡和森1920年5月刚到法国时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抱一种完全开放态度，希望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再作出选择，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二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一面将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克拉西(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综合此四者而成一调和，近德国多数社会党，显然立足于二主义之上——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以与中产阶级联盟)加以研究”。

(二)中共党人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中共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最终坚定地选择了苏联模式。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政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方式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当时的中共党人逐渐认识到，这样可以避免走西欧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发展老路(梁启超等人以为无法避免)，既能加快国家的发展，又可以消除阶级压迫的痛苦，真是两全其美。而西欧模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需要要成熟的议会体制和合法活动的社会主义政党及工会组织，这在中国是要经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才会有的，真是缓不济急。

选择苏联道路要首先在经济上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李大钊说的很明白：“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 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陈独秀在给罗素的公开信中说：“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的错路。” 在同时给张东荪的公开信中陈独秀质问到：“以先生底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是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底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的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选择苏联模式还意味着要否定对西方议会民主制，西方议会政党政治长期以来是中国先进分子追求的目标，这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老一辈来说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陈独秀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 李大钊引用列宁的思想批评议会政治：“列宁氏虽称道平民政治，却极反对议会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为哓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璜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李大钊认为通过议会斗争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的，大抵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但是“任你社会主义如何宣传，终不能使选民及代议士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故此种运动常归于失败。”

而对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本身受旧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染本来不深，又亲眼目击了北洋时期中国议会政治的腐败可笑，更容易受世界性激进思潮的影响而否定议会政治，进而否定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蔡和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家，由阶级斗争和国际竞争的结果，一面成为托辣斯争夺殖民地之武力的集团，尽量扩张其军国主义与军备，一面渐渐揭破其‘德谟克拉西’的假面具，显出资产阶级专政的真相。”赵世炎严厉批评英国工党：“拥有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之英国，他从世界的无产阶级(特别是殖民地的)榨取中把英国无产阶级放到了一个特殊地位上去——这个地位便是‘工人贵族’”，“劳动党(注：即工党)只在议会席上买弄，怯于阶级斗争。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党而将大群众的无产阶级统治着”。

放弃议会政治意味着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是苏联模式与西欧模式的最主要区别。李大钊说：“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 李又说：“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在十月革命纪念会上一向温和的李大钊说：“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于世界的影响：有四种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 瞿秋白说：“罗素要反对‘阶级斗争’，其实‘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若客观上既必不可免，则必有国内的阶级斗争”，“即使劳动党(注：即工党)能执政，若不经阶级斗争而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资产阶级也决不容忍你们来从容不迫的行‘社会主义政策’”。

1920年蔡和森到法国后本来计划先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两年，再作抉择，但是实际上连三个月都不到，他已经选择了俄国道路：“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提出“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此时正是五四青年思想急剧分化的时期，据李维汉回忆，湖南新民学会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1920年7月召开会议，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发生的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仿效苏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种意见是萧子昇提出，主张温和的改良。当时李维汉并不同意蔡和森，会后给毛泽东的信中写到：“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学会留在湖南的会员1921年在长沙也连开了三天会，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书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些会员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最终导致学会的分裂和消亡。而王若飞则自称欧战前信仰俾斯麦主义，欧战后改信威尔逊主义，最近才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对于选择苏联模式而批判西欧模式，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在1921年作出了最清楚的论断，他也象张君劢一样把德国与俄国是社会主义道路列表加以对比，并坚定地选择了俄国道路。陈独秀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资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底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政党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底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产阶级妥协，而且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苏联共产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

阶级战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

“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和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格斯底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四、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矛盾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中国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经过探索否定了西欧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道路，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资助，但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却令中共党人陷入矛盾之中。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的民主革命，并且根据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约定，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从事革命运动。

中共党人是在经过探索否定了议会民主制之后才选择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定了阶级调和之后才选择了阶级斗争，是否定了渐进式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才选择了跳跃式的苏联模式，俄国与西欧相比同样是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却走到了西欧前面，中国为什么不能？虽然俄国革命也经过了短暂的民主革命阶段(二月革命)，但是布尔什维克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独立政党，从未接受过其他政党的领导，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很多中共党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都难以认同，以中共一大选出最早的三个中央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例，陈独秀接受国共合作相当勉强，张国焘公开反对加入国民党被解除了中央委员职务，李达因不满国共合作的形式愤而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尚且如此，一班年轻气盛的中共党员更难屈从他们眼中庞杂腐败的国民党。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权威，由于中共当时确实弱小，由于孙中山的个人声望，由于在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国民党毕竟有一番新气象，中共经过激烈争论还是勉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但是，中共党人不可能满足于民主革命的目标，也不可能真诚信仰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其中根本的分歧在对于阶级斗争的态度。民主革命是要建立不分阶级的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国民党主张的是阶级调和，中共党人很难接受国民党的阶级调和而放弃阶级斗争，甚至对共产国际的殖民地革命理论也表示怀疑，比如恽代英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客观条件成熟的产物，而是有组织的革命者努力奋斗的结果，“俄国革命分明不是起于劳动阶级的自觉，分明是起于列宁等人利用革命去贯彻他波歇维克的主张”。 相应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未必需要通过民主革命达到客观条件的成熟，“中国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一阶段，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较俄国少几倍，这并不能断定中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不较英美少二三十倍么？俄国既可以比英美先成无产阶级革命，却断言中国一定不能成就这种革命，这是无理由的事”。“一个真正注重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

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很多中共党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加入国民党后，并不想屈从于国民党的民主革命理论，而是希望利用国民党势力实现自己宏伟的社会革命理想。李大钊甚至说：“从北京到广州，存在这样一种气氛：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恽代英认为：“以中国经济之落后，工人之无团结，或团结而无力量，欲求社会革命之完成诚不易言。吾人取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政策殊有意义。但我视此举只认为我们借此改造民党，借此联合一般真诚热心于民主的人向恶势力奋斗，因以握取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确实根基，如俄国前例。”

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思想矛盾势必在实践过程中产生重大后果，中共党人在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中往往会突破国民党甚至中共中央的政策限制，大规模推动阶级斗争的展开，这必然会引发民主革命阵营中各阶级矛盾的激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湖农民运动。国共合作框架之下的土地政策只是温和的减租减息，最初只提出地租最高限额为50%，到1927年5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布《佃农保护法》也只是把地租最高限额降到40%。不少中共党人对这种限制阶级斗争的政策十分不满，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中的中共委员谭平山、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愤怒地指出：“在农民争夺土地的斗争即抗租斗争热火朝天的时刻，通过有关地租的法令，不能不被解释位对农民运动的一种限制。农民将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个法令看作是《地主保护法》”。

从中共中央到中共基层(甚至在遥远的莫斯科)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即使冒着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联盟破裂的危险，也要深入推动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公布了不少限制工农运动的法令，虽然政治顾问鲍罗亭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为了维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发布了不少限制工农运动的指示，工农运动还是日趋激进，阶级斗争随之日益激化。北伐军攻占两湖之后，中共党员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困苦中的农民反应也相当热烈，湖南农民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夺取了农村政权，到1927年夏湖南农协会员已号称四百万。农民起来以后，通过罚款、游街、拘捕甚至处决等激烈方式斗争豪绅地主，整个地主士绅阶级受到巨大的冲击，纷纷逃亡，农民实际上夺取了地主的土地。在两湖农村，“绝大多数大中地主和一部分小地主，从农村逃进了城市”，“佃户们普遍认为，秋季不必交地租了”，“他们认为土地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留在农村的小地主，往往为了保住性命自愿把土地交给农民协会。”这种大规模的残酷阶级斗争势必引起北伐阵营中各阶级的分裂，于是与地主士绅阶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革命军军官们开始昼夜密谋清算共产党、镇压农民运动，而一向主张阶级调和的国民党与强力推动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也就必然走向血腥的分裂。

国民党虽然接受暴力革命和革命党的思想，但坚持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不愿意从民主革命走到社会革命，对共产党推动的土地革命和剧烈阶级斗争非常不满。1927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提出攻击共产党的呈，内称：“总理知共产必不适宜于中国，尤其是阶级斗争之共产主义，故自创三民主义以适合中国，且允许共产党分子之有觉悟者服从国民党主义，使其隐销其逆谋。不料自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积渐谋逆，迨总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阴谋。” 4月9日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等又发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其中有：“农工政策，本为总理所贻留指导农工，组织农工为国民党员之天职，乃自共产分子加入以后，对国民党员之为农工运动者，尽量排斥，偶有组织，动遭摧残，中央对此，不闻有纠正之事，而对于农会工会之幼稚行为，则又视为娇子，绝无指导制裁之权能”。 这些不过是舆论铺垫，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武力镇压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此时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还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到两湖的农民运动高涨起来，动摇了支持武汉的军队，7月15日汪精卫也步蒋介石的后尘实行清党，国共联盟彻底破裂，共产党遭到国民党优势武装力量的血腥镇压。

研究系派等反对暴力革命，但也不同情军阀，对北伐大致持消极反对态度，只有蒋百里、丁文江少数等人一度成为孙传芳的幕僚。这一派更反对阶级斗争，对北伐战争中的工农运动完全是深恶痛绝，梁启超在给儿女的家信中说道，“平心而论，这回初出来的一部分党军，的确是好的”，“但行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极坏的党人把持，所以党军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更是家常便饭，而在这种会中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凡是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但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

国民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在这个前提之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了联盟，甚至与北洋派有较多关联的梁启超派对于军阀也是并不同情。但是，一旦阶级斗争激化，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分歧就立刻凸显出来，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工农群众的力量也没有真正组织起来，共产党早就受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敌视，由于领导工农运动又受到稍有革新思想的国民党和研究系派的敌视，陷于孤立地位，最终遭到各派势力的联合打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分析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思想背景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1920年前后中国各政治派别对不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及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