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摘要
确立判断文明“延续和断裂”的基本标准是“对文明的自我认同感”。 依据这个标准，“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的说法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通过转移人们注意力的方式掩盖了阶级矛盾，使今天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出现了新一轮文明的危机。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汤因比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中华文明并没有延续至今，它和西方文明一样都发生了断裂，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里中华文明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此后古老的中华文明已经不复存在。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西方文明也是一直延续至今的，认为从古代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基督教欧洲，一直到近代和现代，构成了一个延绵不断的文明体。只不过中心区发生了变化，古代是以希腊和罗马为中心，近现代转到了英美。总体来看，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文明整体还是延续下来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个问题呢？
个人认为，首先应确立判断文明“延续和断裂”的基本标准。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无论说是某个文明是延续还是断裂恐怕都是难以服人的。那么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标准应该是“对文明的自我认同感”。如果一个文明的后裔都不再认同自己是该文明的成员，那么，我们就很难说这个文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只能说这个文明已经灭亡。从这个角度说，西方文明的确是发生了断裂。因为中世纪以后的西方人虽然自诩为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但是也不再自视为希腊人、罗马人。而中国人无论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还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对于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都自视为华夏人。依据这个标准，“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的说法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归纳出一些次要的标准。比如从语言文字的转变上来讲，古典希腊语与古典拉丁语实际上在今天都变成了死语言，而汉语虽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别，但即使在古代也有白话文存在，且现代人理解文言文也无太大的障碍，故汉语仍然是一种延续至今的活语言。不过，这些标准都不如“对文明的自我认同感”这个标准有力，只能作为判断文明“延续和断裂”的一种辅助。
但是，我们也应明白，无论是文明的延续还是文明的断裂，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延续或绝对的断裂。例如，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自身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个朝代在一定程度上都和前一朝代有一定程度的断裂或者说是区别。至于延续性方面则更加明显，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到全球，那么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文明区都存在着内在延续的精神特质：
前面已经说过，在上古时代，存在着华夏文明世界，地中海文明世界，南亚文明世界这三个文明世界。而在中世纪，我国高校的历史教材一般是分为西欧，东欧，西亚，南亚，东亚，非洲和美洲7个地区进行介绍的。这其实是以西方，特别是西欧为中心的一种建构的历史观，即西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和领航者。在西方，很多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存在着四大文化圈，即欧洲基督教文化圈、西亚伊斯兰教文化圈、南亚印度教文化圈（包括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东亚的中华文化圈（包括包括朝鲜，日本和越南）。其实，这也只是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表现——西方人自视为地中海文明世界的正统继承者。但严格意义上讲，欧洲文化圈和西亚文化圈都来源于上古地中海文明世界里希伯来文明中的犹太教。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文化圈合并成欧洲——西亚文化圈。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三个文化圈可以和上古时代的三个文明世界实现一种对接，他们都延续一种独特的内在精神特质。具体说来，欧洲——西亚文化圈与上古时代地中海文明世界的基本精神特质就是排他性。比如，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强调光明与黑暗的绝对对立、无法共存，这显然是一种明显的排他性文化。尼采曾经有一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把琐罗亚斯德教视为整个西方世界文明的源头。但在地中海文明世界一些更古老的宗教中也有类似的排他性精神特质。像在古代埃及，虽然阿蒙神和阿吞神都是太阳神，但是一个人如果信了阿蒙神就不能再信阿吞神。而在晚一些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里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排他性色彩。比如说，希腊神话强调所有的神和人都是天生注定的，英雄虽然可以战胜神，但英雄仍是人，注定会死，不像神可以永生。这明显具有一种排他性和独断性的文化特质。相比之下，中国的道教这些本土化的宗教中，人可以修炼成神，人和神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显然，这较之希腊罗马的排他性明显带有宽容性色彩。而南亚文明世界的佛教、印度教介于两者之间，即人虽然可以转化成神，却必先经过死亡或曰涅槃才能实现这一转化。因此，南亚文明世界的文化排他性色彩较之西方文明有所淡化，而较之中华文明则强烈得多。
中世纪的三个文化圈则延续了上古时代三个文明世界各自的精神特质。比如中国文化，则属于完全开放的，不但可以既信儒学又信道教，也可以信中华文化体系以外的宗教（比如佛教）。无论是对文化圈内部，还是对文化圈外部的文化，都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这也和上古时代中华文化的宽容性精神特质是一致的。与此相对的是欧洲——西亚文化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出于犹太教，很多规定也都相似。众所周知，伊斯兰教不吃猪肉。其实犹太教和基督教在最早也是不吃猪肉的，只不过这些禁忌后来有不同程度的放松罢了。前一段西欧曾经有一个采访，一些人把《圣经》遮住了封面挑出一些内容来问路人，结果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古兰经》。这表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但即使两者差异很小也绝对不允许同时信仰，这体现了欧洲——西亚文化圈在文化上的强烈的排他性。至于南亚文化圈的排他性就要弱一些了，像东南亚地区很多人既信佛教也信印度教，这在南亚文化圈中是被允许的。但南亚文化圈不可以信印度文化体系之外的宗教，比如一个印度教的教徒就不能信仰道教。这体现了南亚文化圈宽容性与排他性并存的特点。
还要补充的一点是，西方世界从上古到中世纪虽然出现了文明的断裂，却并未出现文化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前面已经说过，希腊罗马的很多文化典籍是后人逐渐构建出来的，并非历史的真实存在。这导致今天我们看待西方历史时会感觉到希腊罗马比中世纪的文明发展水平要高出很多，从而加剧了我们对西方文明断裂性的观感。其实如果我们抛弃了希腊罗马文明中后人构建出来的东西，仅仅以社会经济领域的考古资料来看，可以说，西方世界在发展水平方面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断裂。
总的来说，延续性主要体现在各文明内部的精神特质上，而除中华文明以外文明的断裂性主要体现在对文明的认同感上。
接下来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除了中华文明，为什么各个文明都出现了对文明认同的断裂呢？现在主要的说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地理环境说”。即认为西方文明的地理环境比较开放，外族入侵比较容易，而中华文明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外族入侵比较困难，所以中华文明就保存了下来。第二种说法就是“政治制度说”。即认为西方文明有自治和割据的传统，而中华文明主张中央集权，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够有效保证中华文明的延续。第三种是“文化形态说”。即认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形态更加开放和包容，所以能够有效地保证文明的延续。
然而，要是我们再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三种说法其实都是不合理的。以“地理环境说”为例，我们如果观察一下欧亚大陆的地图就会发现，欧亚大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称的——欧洲和中国都是单向的开放。欧洲主要是在东边开放，比如“蛮族入侵”的来自东面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等。而中国主要的开放方向是在北面，主要是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所以从地理环境的开放性方面来说，中国和西方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在蛮族入侵罗马的同时，中华文明也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规模巨大的侵扰。综合这两个方面，自然也就没有所谓“中华文明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导致中华文明的延续”了。第二种说法则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一个表现。像在魏晋南北朝这种分裂割据时期，就很难谈得上是中央集权制度了。所以，“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至少很难说是主要原因。第三种“文化形态说”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前面说了，中华文明的特质的确是比较开放包容的。但是，从人的精神特质上来说，越是排他的文化，人实现其思想的转化越难，而越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思想转化越容易。比如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佛教，而印度人很难接受道教。同时，很多印度人转向伊斯兰教，可是穆斯林很难接受印度教。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文化的开放包容未必有利于文明的延续。何况，在罗马帝国后期时已经把基督教定为国教，而中世纪时基督教仍然是国教，基督教实际上是连接罗马与中世纪的一道桥梁，是西方文明延续性的表现。而且入侵西方的一些蛮族在很早的年代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其中法兰克人更是归属于基督教的正统派。可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却未能转化为对罗马文明的自我认同。所以，基督教的排他性导致西方文明断裂的这种说法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高于西方呢？其实，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目了然，非常清晰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 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中华文明公开的阶级斗争激烈程度远高于西方文明。以秦汉时期为例，中国先后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和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三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战争。而在罗马最著名的起义——斯巴达克起义也仅限于亚平宁半岛，其规模如果放在中国只能算是局部性的小起义。表面上看，西方文明似乎比较稳定。实际上正是中华文明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社会矛盾的得以一大规模的释放。当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结束后，由于旧统治阶级在农民战争中已经受到沉重打击，甚至很大一部分被铲除，所以社会矛盾变得相对缓和。而西方文明没有大的人民起义并不是西方文明没有大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阶级斗争被压制住了，处于一种隐蔽的状态，社会矛盾也处于一种不断积累的状态中。这样，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对文明认同感的丧失，文明也就延续不下去了。
如果看看罗马帝国时期的传说，我们就会发现罗马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羡慕和认同蛮族的。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罗马帝国内部贫富分化太剧烈，阶级矛盾太尖锐，导致劳动者对罗马帝国丧失了认同感：“在那个时候，即公元475年左右，马赛的主教萨尔维安还对这种掠夺表示愤慨，并且说，罗马官吏和大地主的压迫已经如此严重，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罗马统治之下。关于那时父母常常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的事情，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有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是由于经过了几次农民起义的清洗，较罗马帝国来说相对缓和很多，人民对中华文明的认同高于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认同，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也就得到了保证。
一句话，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文明延续的主要力量。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清洗缓和社会矛盾，才有可能保证文明的自我认同感。相反，如果压抑住了阶级斗争，那么社会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文明自我认同感的丧失。我们今天之所以很多历史问题难以解释，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对唯物史观特别是对阶级斗争的认同，阶级斗争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大禁忌。
要是在十几年前，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困难，但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因为今天的西方世界走到了类似罗马帝国后期的境况——阶级矛盾、贫富分化没有经过大规模战争与革命的清洗，仿佛被温水煮的青蛙，在表面的“民主制度”的框架下不断积累。因为所谓的民主制度，仅仅是给社会提供了一种类似减压阀的机制，即通过转移人们注意力的方式掩盖了阶级矛盾，并不能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的积累。如今，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这样就出现了新一轮对文明自我认同感的危机。比如西欧面临着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这些外族的涌入，而美国则面临着墨西哥人的大量涌入。欧美对于这个问题处于一种束手无策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主要是阶级矛盾的激化也导致了民族认同感的丧失。移民的社会地位普遍比较低下，因此缺乏对欧美文明的认同感，这使得移民无法有效融入。同样地，国内的一些原住民要么主张排外，主张多元文化。而无论是排外还是所谓的多元，都无法解决阶级矛盾激化下民众对文明认同感的不断丧失，反而从不同方面激化了社会内部的冲突。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谈甲午战争的影响时曾经做出过预言，中国移民的涌入会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崩溃：“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末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虽然这个预言的实现推迟了100多年，但是今天的社会发展仍然证实了恩格斯的伟大：外来移民的涌入已经威胁了欧美资本主义的生存，然而资本家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的考虑却不可能真正解决移民问题。如果不通过社会主义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最终重建人民对文明的认同，那么今天的欧盟和美国就好比上古时代的罗马帝国，也有可能在若干年以后变成记忆里的一段传说。
（鹿野，察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