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理论追溯

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理论追溯

Theoretical Retrospect for Landscape Urbanism Practice

发表于《时代建筑》 2011年5月刊

摘要

文章试图追溯美国的建筑师斯坦•艾伦和景观建筑师詹姆士•康纳在景观和都市主义中的实践及其理论叙述。通过对两位合作多年的实用主义建筑师的工作进行粗浅比对，回应为什么要研究景观并进行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问题，来为当代中国建筑界继续深入讨论景观都市主义及其实践法则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基建

ABSTRAC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architect Stan Allen and landscape architect James

Corner’s practice and theory, I try to mak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se two formerly cooperated pragmatism architects’ works. The essay tries to tell the reason why those two were interested in landscape theory and practice so that Chinese architects and urbanists can discuss deeply in term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rather than just taking methodology for fun in practice.

KEY WORD

Infrastructure, Landscape urbanism, Practice, Diagram, Imaging, Field, Digital complex,

前言

我们如今看到的许多城市设计实践的提案，多在城市设计基础上融合了景观设计，甚至更多的会讨论农业、生态、可持续循环系统在城市设计中的设置。这其中，斯坦•艾伦和詹姆士•康纳的实践更具有系统性。斯坦•艾伦(Stan Allen)作为90年代到2000年后美国东部的一位重要建筑学学者，他的著作和实践为我们深入讨论建筑学的当代意义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而早年与他合作的景观设计师詹姆士•康纳(James Corner)也帮助艾伦从景观学层面撕开了新的建筑学讨论的口子。而当成都双年展邀请这位跨界的建筑学学者参与“田园城市”的景观学顾问时，我认为有必要从艾伦的景观实践出发，追溯一下他已经通过多年的文本和实践交替的工作，打通并铺设好的景观学和建筑学的理论联系。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下我无法从头到尾对艾伦的理论进行详尽的描述，因此，景观都市主义 实践 图解 成像术 场域 数字化

本文试图通过关注艾伦和康纳的文本的历史关系，以及对重要关键词的简单阐述，为中国同样做着“

类景观”实践的建筑师和城市者们提供一个“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当代语境的论据。

关注城市基建的景观都市主义实践

2011成都双年展的建筑展提出“物我之境”的主题概念。围绕着100年前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城市理念，参与展出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都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然而，仅仅为一个理论上的城市模型给出付诸实践的战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无从知道这番从100年前的英国渡来、并且还是建立在用英国的浪漫主义方式调整、反思现代主义科学城市规划的模型是不是会在当下的中国水土不服。我们需要进一步向“田园城市”提问。

在这百余份“答卷”中，我找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斯坦•艾伦的提案。在这份提案中，他指出要回答在景观都市主义的实践中反思都市主义的问题，需要把实践的着眼点落实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设计中。他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建筑师理解城市建设的复杂性以及设计自身意义的途径，基础设施建设比任何其他设计都有能力引发出乎意料的城市效应。而这个位于台北延平的水岸基础设施的设计【图1】，试图在淡水河边创造一个全新形态的公共空间。方案通过调整基础设施的形态，延长了河岸边界，增加湿地生态多样性，创造新的水岸公园，同时在道路的端头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地标性停车楼。

而在另两个城市项目中，艾伦也充分的表达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关注。在韩国光桥（Gwanggyo）的水岸公园设计中【图2】，艾伦通过对两个现存城市水库的重新设计，不仅恢复了水库的生态，也通过构筑新的公园连接人工与自然。而在更早完成的“台中之门”的规划项目中【图3】，艾伦通过整合城市基础设施创造了属于这个城市的新形态的中心公园，以缝补原有机场搬离后留下的城市空隙。

景观都市主义

无独有偶，艾伦早年的合作伙伴，场域操作(Field Operations 景观设计事务所，简称FO)的合伙人兼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系主任詹姆士•康纳从80年代起不断探索并讨论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也乐忠于在实践中讨论相似的问题。

在最近落成的纽约Highline公园项目中【图4】，康纳和他的合作伙伴迪勒斯考费迪奥（Diller Scorfidio+Renfro建筑设计事务所）将一个废弃的城市高架轨道改建成了连通曼哈顿多个街区的空中公园。在这个特殊的公园中，当植物被设定为自然生长在混凝土预制铺地夹缝中而不需维护时，它便不仅仅成为了容纳城市公共活动的现场，同时也成为了调和城市街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由城市基础设施改造而来的新城市基础设施。

2004年由景观都市主义的团队成员现任哈佛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莫森•

莫斯塔法（Mohsen

Mostafavi）主编出版的名为《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the Machinic Landscape）一书，是伦敦AA学院开设景观都市主义学科的理论宣言。书中收录了同为团队成员詹姆士•康纳的“景观都市主义”一文。在文中，康纳口号式的澄清了景观都市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学科，不是一种单一的图像呈现，也不是某种风格的确立，它更多的是一种对待都市主义的态度，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对已然失败的传统城市设计和规划方法的实践层面的回应。这种方法不再强调对设计的权威控制，而将设计和规划从实践中解脱出来。

康纳进而认为当代城市的无序不受控制不再是弱点而是优势，需要通过景观都市主义所设定的5个主题来挖掘这种优势在城市中的潜力，即设计问题的平铺性（Horizontality），城市基建的缝合功能(infrastructure)，演进发展中的形态(form of process)，应对复杂现场的设计技巧(technique)，作为新型公共空间的生态系统(ecology)。

“景观都市主义”一文正如AA所出版的这本书的副标题“景观发生器的使用手册”一样，此文仍然更像是对工作对象的说明和阐述，这篇指导实践方向的“理论使用手册”般的文章，并未能直接针对艾伦和康纳的景观学背后的学理讨论进行回应。尽管我们已能从他们的实践中看到了他们所关注的对象，我们仍然需要再追溯两位学者早年讨论景观学和建筑学学理基础的文章并寻找答案。

图解、场域还有成像术

要了解艾伦所坚持的这种城市实践方式的缘由，我们需要回到他于99年出版的《点+线：关于城市的图解与设计》（Points+Line: Diagrams and Project for the city, 中文版于2007年出版）。 尽管这本关于图解的著作副标题为“城市”，但艾伦似乎并没有直面城市问题提出什么解决策略的意思。而他相反的从我们描绘城市的工具——图解出发，寻找缝合城市和建筑学的方法。

有趣的是整本书中除了介绍和后继部分的讨论外，在对自己的项目进行分类展开分析的时候，艾伦采用了和康纳几乎一样的用词（这与两人96年起合作创办FO设计事务所以及在学术上的合作有关）。文脉策略（Contextual Tactics），基建城市主义（Infrastructure Urbanism），以及场域条件（Field Conditions），在这三个标题下，都配上了艾伦的若干个竞赛或设计项目。不过要注意的是，艾伦并非是将自己的项目进行严谨分类，而是通过给项目贴标签的方式指出项目在具体条件变化时的恰当性。

在发表于2010年9月刊的时代建筑中的书评“返向实践的图解”一文中，作者王家浩认为艾伦在书中透露出这样一个“时机”，一种并非历史发展必然的而是对历史发展的回溯，一次针对诸如“可塑性的和基础建设的、形式的和实践的、具象的和表现的”等等概念争议的重新启示，图解式的实践提醒人们认识到“现实就是一个虚幻的场地”。

如果说《点+线》是艾伦初次通过自己的实践项目来搭建理论框架的话，那么2000年出版的《实践：建筑，技巧及再现》（Practice: Architecture, technique and representation）一书是艾伦通过编织文本进行理论延续。书中文本既有关于建筑师的实践工具即绘图的历史讨论，也有艾伦对经典建筑的案例阅读，同时对建筑师的工具媒介的变化也进行了历史叙述。、

而2009年对该书的再版，艾伦新加入的几篇文章可以认为是对建筑学实践条件的再叙述。 其中“从物体到场域：建筑与城市中的场域条件”（From Object to Field: Field Conditions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一文中，他引用了山福•昆特的论述，场域（Field）是一种对于力的传播的描述。因此场域中不包含任何实或虚的材料与物质。场域是不可见的。就好比在军事行动中，图解和脉拼（笔者对Mapping在建筑学工具中的翻译，后文同）所描述的敌人可能的动向一样，全都属于场域（英文的战场Battlefield中的Field的概念与艾伦的Field概念完全一致）。我方应对的显然不能只是敌人的兵种、数量、军械等这些相对稳定的要素，而必须寻找方法应对敌人的动向。而这个不可见的部分，却决定了整个实践战略的调整和实施。这就是场域的力量。

【图5】

于是对艾伦来说，基建和场域是他的景观都市主义实践中相辅相成的要素。在艾伦的实践方案的表达中，我们总能看到城市基建与场域叠合的图解，如在成双提案光桥(GwangGyo)水岸公园城市设计里，码头作为基建与场域叠合，以解释整个项目的重点。【图6】

同样的，康纳在景观学中也试图从再现的技巧中出发，讨论一个相似的话题，成像术（imaging）。在《论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Recovering Landscape，中文版于2008年出版）一书的前言中，康纳首先反对布景化的景观。他认为这样的景观只是用以提供小资式的怀旧和伤感的物品，

这种与现实生活分离的景观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一个已死的事件、一个深度美化了的不包含意义的体验，一个没有许诺的未来。

因此，在随后的“逼真的操作及新的景观学”(Eidetic Operations and New Landscape)一文中，康纳提出如果要复兴景观学，将景观学作为社会实践的筹码，那么首先需要从景观学的再现手段去寻找新的实践策略。成像术（Imaging

，《论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中文版中的翻译）作为区别与取景（Picturing）的操作手段在这里被提出。成像术的手段需要不断的适应条件进行调整。如同蒙太奇式的拼贴是重塑场域并追问可能性的成像手段一样，成像术解释的是尚未到来的力的作用（这与艾伦的Battlefield的概念一致），这显然有别于仅仅通过取景，抒发对物的依恋的操作手段。因此，成像术指向了更深层次的超越技艺本身的功能，而避免了图像再现工具仅为炫技和恋物而服务。如同艾森斯坦的电影那样，在“战舰波将金号”中所采用的蒙太奇的技法是为意识形态服务，而不是为了炫耀电影的表现技术。

数字化焦虑和战略战术的提出

因此，从《实践：建筑，技巧及再现》一书开始，艾伦也从未间断过思考建筑学的实践工具的变化所带来的条件改变。05年发表在LOG杂志第5期上的文章“数字化复杂性（”Digital Complex）一文为我们指出了当下数字化的条件可以给建筑学所带来的焦虑和困惑。

我在2006年曾经撰文“数字综合战略”，除了简介艾伦对数字化的态度，也试图将他当时所提出的战略与战术的概念与数字化的现场做一个理论关系的整合。【图7】

战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于掌握并控制并完成目标，是一项关于如何计算结果，预知未来，建立系统结构等等的工作。建筑师自身必须尽可能的具备更多的工具，并且学会如何与不同知识领域进行合作。因战略的这种纵览全局的特殊性，它所要关注并再现的内容应包括距离，领域，地

图，视觉，符号等。而战术则更多针对具体问题。它可以更多的融入个人的判断与喜好，具有即兴性、不确定性，直觉性等特征。对于建筑师来说，没有战略的战术极容易陷入局部战争中的游戏般的快感中去，尤其是在建筑师能掌握的工具越来越丰富、表现力越来越强的当下。因此谨慎审视数字化为建筑师所带来的条件就变得相当重要。

正如艾伦所论述的那样，许多当代西方建筑师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建筑战略的建立对建筑师自身的实践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已经在实践中不断实验并完善自己的建筑战略，以从容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那么重要的是，建筑师所掌握的新工具即数字化，也理应面对这种场域的条件，如同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

）的电影而不是皮克斯(Pixar)的三维电影那样，去缝合虚拟与现实的裂缝。

小结

于是，我们可以绘制一个简单的关键词图表【图8】来观察艾伦和康纳两人之间历史上理论和实践的交集以及他们的态度。

艾伦从早年对建筑师的工具，即图的研究出发，通过对图解和脉拼以及建筑学的再现技巧的讨论，延伸出他对建筑学现场的认知。对场域条件的论述，是他对建筑师所面临的实践现场进行的理论定义。在这个定义下，他在实践中，试图通过针对景观都市主义的实践对象，如城市基建等，来讨论建筑师在建筑学的实践现场中可能采用的战略与战术。面向现实的数字化应用，以及由战略战术延伸出的投射理论是正在进行并尚未结束的话题。

而作为景观学背景的康纳从早年对景观都市主义的研究开始，试图确立新的、当代的景观学。他通过讨论景观学的逼真再现，试图揭开取景(picturing)与成像术(imaging)之间的理论差别，以用成像术来应对不同的实践现场。而后应对场域的条件进行景观都市主义实践，并开始在AA建筑学院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该学科的理论和教学尝试。

在梳理这复杂的理论关系后，我想起库哈斯于1994年成文并发表在《小中大超大》一书中的那篇檄文般的短文，“都市主义曾经的事儿”(What 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更确切的说库哈斯用了一个过去分词时态，向过去的都市主义说再见。在文章中，他认为从“六八年五月”那一代人对过去失败的都市主义所采取的两面派操作，仅仅停留在保护外加戏虐上，太过于圆滑和战术化而缺乏想象。库哈斯指出如果我们当下还认同一种新的都市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描述这当下难以描述的城市情境。他采用了一系列丢弃语境的文学化的叙述来确认这种新的都市主义可能应付的对象，如灌注可能性，建立场域适应变化，反对边界，对城市基建的操作。这些模棱两可的描述和艾伦及康纳的理论叙述是完全一致的。

这样说来，艾伦的实践，尽管是根植于景观学的操作，但实际上仍然延续着库哈斯对都市主义的反思，而将这种反思置入全球化的实践现场中，滚动出适合当下语境的实践战略与战术。这绝不仅仅是在屋顶上种植菜园，或者创造富含农业娱乐的城市公共空间，又或者是逃离城市探索如何在乡村惬意生活那么简单。事实上，艾伦在库哈斯的宣言后编织起的这张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网，帮助我们不间断的反复审视建筑学那种过于恋物的操作。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各种趣味的时候，还能不忘记指着当下的鼻子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得不这样做。

(感谢中国美术学院包豪斯研究中心的王家浩作出的部分文献阅读及讨论诠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Landscape Urbanism, James Corner, “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Machinic Landscape”, 2004, AA Publication

[2] 2011成都双年展提案

[3]返向实践的图解-评《点+线——关于城市的图解与设计》,王家浩，时代建筑T+A，2010.9

[4]Field Conditions, Stan Allen, “Practice - Architecture, Technique and Representa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2009, Routledge

[5]Eidetic Operations and New Landscapes, James Corner,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999,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6]Digital Complex, Stan Allen, “Log 5”, 2005

[7]数字综合战略, 王衍，“城市建筑UA”，2006.4

[8]What 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 Rem Koolhaas, “S M L XL”, 1998, MonacelliPress

图例

图1：斯坦•艾伦的提案台北延平水岸基础设施城市设计

1: Yanping waterfront urban design by Stan Allen Architect

图2：斯坦•艾伦的提案光桥（Gwanggyo）水岸公园城市设计

2: Gwanggyo lakeside park urban design by Stan Allen Architect

图3：斯坦•艾伦的提案“台中之门”城市规划设计

3: Taichung Gateway urban design proposal by Stan Allen Architect

图4：詹姆士•康纳与迪勒斯考费迪奥+雷弗洛建筑事务所合作的纽约HIGHLINE公园项目 4: Highline urban park by James Corner and Diller Scofidio+Renfro

图5：二战市场花园行动荷德边界的军事地图

5: A battle map of Market Garden operation in WWII at the border of Netherlands and Germany

图6：光桥(Gwanggyo)水岸公园城市设计中码头作为城市基建叠合场域的图解

6: A Gwanggyo lakeside park diagram that shows how does infrastructure operate on field 图7：斯坦•艾伦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关键词描述

7: Keywords that explain Stan Allen’s strategy and tactics

图8：斯坦•艾伦与詹姆士•康纳的理论发展的关键词图表

8: Roadmap that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n Allen and James Corner’s theoretic keywords chronologically.

Synopsis

Nowadays, we frequently see so many urban and architecture design involved with landscape operation such as ecology, agriculture, roof garden etc. Especially in 2011 Chengdu Biennalle, we have seen so many proposals like that following the theme “garden city”. However, the question for us is never how many ways that we can do with landscape in design but always why we “have to”.

Stan Allen and his former colleague James Corner provided us a general history of landscape theory and practice as references. However, what they focus in practice like landscape urban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what they discussed in 1990s.

By comparing several texts from Stan Allen’s books “Points+Lines”, “Practice - Architecture, Technique and Representation” and James Corner’s “Landscape Urbanism”, “Recovering Landscape”, I find it is pretty clear that they were all starting their idea of practice in landscape from the deep discussion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Allen focused his practice mainly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for years. He started his discussion with mapping, diagram and architectural representation tools, taking diagram as a practice tool with vector towards real against just picturing image instead. His diagrammatic practice

defined the practical reality as explainable field in which allows possible operations. His idea of “field” which is as pretty same concept as “battlefield” led formal operations to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and tactics. Landscape urbanism for him is a certain practice that allows field

operations instead of form operations. Also, it will be the practical test for projective theory. While James Corner took the same idea of field and started his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s. He compared the concept of imaging and picturing in his essay trying to argue against romanticism and nostalgic landscape design. After he opened hi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fice Field Operations with Stan Allen, his main practice tried a lot in dealing with social programs with landscape design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field,

horizontality, ecology, etc. His research defined a new way of landscape practice.

However, this essay also digs a clue that Rem Koolhaas’s early essay “What happened to urbanism” in “SMLXL” did tell about field, infrastructure etc. Although he didn’t give any conceptual definition in this essay, he still tried to direct the urban practice towards the new way of thinking, which influenced Allen and Corner in their practice of landscape urb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