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家论董仲舒

作者：邓文华

由于董仲舒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使他不仅成为历代思想界评论的对象，而且是当代思想界和历史学界评论的重要人物。近几年来，随着国学的宏扬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他的学说的重要性越发清晰地突显出来。建国后，史学界对董仲舒的评论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和白寿彝先生。

范文澜说，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众讲学，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学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书坑儒，结果使儒生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侯王国并立， 各派士人游说诸侯王求禄，助诸侯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范文澜认为，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的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延伸。《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的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董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民生王，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坐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的汤武革命、天命无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始终说统一起来了；墨家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利和义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教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范文澜认为，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第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第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舒温《尚德缓刑书》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义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买卖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家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得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猪狗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百姓争利，百姓怎能敌得过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百姓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极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百姓的负担略微宽松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第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常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纭，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到汉武帝的尊重和信任，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他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地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的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份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第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案，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凡1882目，又有死罪例13472条。法令繁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看不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律作依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狱案232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案。

范文澜指出，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1）思想上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阶级的需要；（2）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之统一到儒学里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阶级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做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范文澜说，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他指出，自董仲舒以下，诸儒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统治阶级则是绝对的。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通史》的主编白寿彝先生说，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格神，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天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只有人的结构能与天偶合：成人有骨366节，与一年的天数相副；大骨12节，与一年的月数相副；体内有五脏，与五行相副；外有四肢，与四季相副。董仲舒构筑“天人感应”的目的，正是为汉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服务的。董仲舒认为，天是要大一统的，汉朝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在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还利用阴阳五行说来体现天的意志，他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将五行***化。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都是来自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以后 ，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白寿彝说，董仲舒的认识论继承了孟子通过内省的途径，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董仲舒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由内省的途径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同时还要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在名实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名”要符合天意，要符合“义”与“理”，强调的是“名”而不是“实”。董仲舒还认为，“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名”是第一性的，而“实”是第二性的。这是孔子唯心主义“名实”论的发展。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说。董仲舒认为，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董仲舒认为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变为善。谁来实行教育转化呢？当然是统治阶级，是君王。这种主张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白寿彝认为，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王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 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