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西南丝绸之路与古代经济文化交流论述

汉晋西南丝绸之路与古代经济文化交流论述

陈欣 20115122

摘要：古代中国的一切对外交通线，都被誉为“丝绸之路”。中国西北部沙漠中的丝绸之路路早已闻名遐迩，而中国西南部的一条隐藏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的丝绸之路长久以来却鲜为人知。本文是对汉晋时期的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商业活动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详细叙述。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文化交流活动则主要是与东南亚，西亚地区，通过当时的语言文字，音乐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呈现。

关键词：西南丝绸之路；汉晋时期；商业贸易；东西文化交流

关于中国在古代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就是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在考古学上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总共有四条。“一是汉唐两京（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它因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中亚的若干沙漠地区而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三是中国四川、云南和西藏的丝绸之路；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1]。但是从欧亚大陆的东西文化交流方面来说，现在较为公认的丝绸之路有三大路线：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其中，西南丝绸之路，从四川进入西藏，过尼泊尔到达印度，或经过大理而入缅甸。但此后它又可以分为两路，一路可以北上到达中亚，融入沙漠丝绸之路，另一路南下连通海上丝绸之路。本文着重描述汉晋时期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大理、缅甸而抵达印度以至中亚的“西南丝绸之路”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这条道路直接沟通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促进了中国与印度、缅甸乃至地中海地区的古代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和世界古代交通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

关于这条古道的由来，据说在汉代以前就已在民间存在，而正式由官方开凿的历史起于秦朝。据《史记》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这是关于南方丝绸之路最早的官方权威书籍记载。“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这首最早见于史书的民谣，见证了南方古丝绸之路由民道转为官道的全过程。

2000多年前，东西方分别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西侧是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兴起，在东方则是汉武帝时期的张骞通西域。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政府并统治了整个希腊。然后，她又开始了对东方的征战，歼灭了强大的波斯帝国军队，占领了印度的大部。但亚历山大去世后，曾经被他占领的土地就被他的部将分裂成了若干国家。

从汉武帝开始，位于东方的汉朝国力逐渐强盛，一方面他们与匈奴正面作战，另一方面也联合其他部落围攻匈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想联络被匈奴赶走的大月氏人联合夹击匈奴。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向汉武帝报告了存在一条从汉帝国的蜀地通往印度和中亚的道路这一重要信息。为了达到联合大月氏人夹击匈奴的目的，汉王朝便开始了争取直接打通这条道路的各种努力。伺此后，有关这条道路的各种记载也才开始散部于史。《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溼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彊，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闲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大夏国为大月氏所建，在中亚阿姆河流域，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身毒”即中国对印度的古称。蜀、犍为即今成都地区为中心的四川西部一带。从这一段记载可知，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当时的四川已与印度存在着民间的商业来往。但是由于西汉前期对西南夷地区实行闭关政策，民间的商业活动均代有走私的性质，朝廷并不知道当时民间的商业活动通道，因此汉王朝才派遣使者四处寻找经身毒去大夏的路线。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当时四川至印度存在三种可能的途径：第一，北路。即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大迂回的路线，又是张骞出使时所行路线，当然不会再从这路走。第二，西路。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秘密使者探路。汉武帝将西路曾作为重点，但不仅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而且这里山脉均南北走向，期间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数条大河从北南下，形成著名的搞上斜谷地带，地势极为险峻。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第三，南路。这条路是从四川盆地向西南行，经云南、缅甸北部至印度到大夏。这条路似乎是唯一的可能了。虽然使者在昆明被阻，但他们却带回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属地商人的足迹已达到昆明以西千里之遥的滇越了。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才算打通了，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进入了印度。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蜀，身毒国道”才算全线畅通。

汉王朝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在西汉元封年间，通博南、渡澜沧水，开通古商道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永昌道，并与已经存在的西道（又称灵关道，由成都-泸沽-西昌-大姚-祥云-大理，由司法相如修筑）、南道（分为岷江道、五尺道；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相传为李冰所筑）连成一线，西南两道在大理汇入永昌道，经永平、保山，由腾冲进入缅甸和印度。自此，“蜀身毒道”全线贯通，成为郡县相连、驿路相接的管道，史称“古西南丝绸之路”。

二、西南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

在境内的商品流通活动：

1. 盐

早在原始人时期人类就发明了制盐术，使原始人掌握了一种有广泛交流价值的媒介物。随着盐在氏族部落间的交换，必然带动更多的物品的交换与文化交流，从而形成了最初的商道“盐运道”。“南方丝绸之路”由成都经滇西进入保山的清溪道，经过了两个古代的著名盐池，一个是盐源，一个是大姚盐丰。另外还有两条以盐井为连接点商旅道，其走向与丝路一致，一条“夷方道”，一条“马帮道”。

盐固然不能成为到达印度的远程贸易物资，但它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丝路形成以后, 盐运道又起了必不可少的辅助作用。

2. 铁器

在中国西南地区，巴蜀文化发展很高，进而最早进入铁器时代。形成了南方一个古文明中心。公元前四、五世纪，云南还处在青铜鼎盛时代，巴蜀早已进入了铁器时代。根据《史记. 货殖列传》明确记载，从秦始, 今天的邛崃蒲江一带就成了中国西南铁器生产基地，并大量向西南夷地区输出。后来在乐山、彭山、双流、冕宁、泸沽、会理业发现了铁矿, 这些地点都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例如临邛“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童恩正先生指出“战国至秦这一时期中, 出现于越南红河三角洲和泰国东北部的铁器, 以及越南北部清化省的东山遗址和广平省的某些汉墓中发现的铁器, 都很可能是从临邛输入的。”

3. 茶

“茶马古道”,顾名思义, 就是以“茶”为流通物而形成的古商道。唐代以后，茶叶进入了藏区。由于茶具有化食助兴，解脂提神的功能，很快成为吐蕃人不可缺少的饮品。云南四川生产茶叶，民间运茶的茶马古道网络以横断山脉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宋代，官府在四川雅安特设立了茶马互市司，可见民间贩茶一定很盛行了。马帮以驮茶为主，换取吐蕃人的马、骡、羊毛、药材等。

4. 各种矿产

古道途经的西南夷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汉书﹒地理志》记载：越雟郡邛都南山出铜，会无东山出碧；益州郡律高西石空山出锡，东南盢町山出银、铅，比苏，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健伶，来唯从山出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水昌郡“其地出铜、铁、锡、金、银”等。《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土地沃腴，有黄金，„„出铜、锡”。铜锡铅是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原料，铜又是铸造钱币的重要对象。现在，在四川凉山昭觉县出土过汉代“五铢”钱范[2]，在云南昭通地区出土有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钱范[3]，因此可推测这些地方当时应是官方的货币铸造地。此外，在西昌市黄联关东平村和汉源县九囊大田乡新中村分别发现有古矿遗址和冶铜铸造遗址，其中在西昌的冶铜遗址中还发现有王莽时期的钱范[4]。

丝绸之路，自然是一条经济贸易的通道，所有东西方的商品都可以通过这条通道进行交换。这种交换，使得丝路沿途的人们生活上得到极大的丰富。因此，跨境商业贸易活动也异常活跃：

1. 丝绸

“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古蜀国的成都。沃野千里的四川是我国养蚕业最早而又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古代巴蜀人民创造的蜀锦，在汉代的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的成都就以蜀锦而闻名海内外。人们通常所闻的“西北丝绸之路”交流丝绸，但是根据《三国志》卷30裴注引称大秦“又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可见蜀地丝绸从”南方丝绸之路“”出口, 曾经远销全国, 同时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贩运到印缅”。

其实，丝绸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不光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货币。很多大宗贸易就是用丝绸作为货币进行交易的，特别是牲口和奴婢，当时敦煌和吐鲁番一带的马价一般在15匹练左右，较次的在10匹练左右，而奴婢的买卖价格有时可达40匹练。

用丝绸作为货币的另一个好处是丝绸不会贬值。丝绸之路沿途，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流通着波斯银币、铜币和丝织品三种货币。据我们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唐武周年间（690年前后）和天宝时期（745年前后）的55年间，银币与丝织品之间的兑换率一直是一匹练换十文银，而铜钱则从一文银换32文铜贬值到一文银换46文铜，贬值约30%。很显然，相对来说，绢练对于中西诸方来说具有公认的价值，具有较高的信誉，因此，它在丝路沿途可以作为硬通货来使用。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

2. 蜀布、筇竹杖

张骞使在大夏见到蜀布、筇竹杖时，有很惊奇的表现，疑惑这两样东西通过什么途径来到万里之遥的大夏国。蜀布是汉朝从高贵的人至普通老百姓都很熟悉的生活必需品，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地的特产蜀布自然感到奇怪。事实上，张骞所称的蜀布，是西南夷哀牢国的最有名的工艺特产。据《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哀牢国“宜五谷蚕桑”，“出铜、铁、铅、锡„„”尤多珍奇宝货如黄金、光珠、琥珀、翡翠、水晶、玛瑙„„并有孔雀、犀、象、

轲虫、食铁貊兽和说话的猩猩等。另外，还有“节相去一丈，围三尺余，受一斛许”的大濮竹等。这里最有名的工艺特产是桐华布和兰干细布，就是优质苎麻细布，其华美有如丝织品中的彩色大花绫锦；桐华布则是用木棉织成的洁白不污的布。西汉时期蜀地的这种麻织品又称为“黄润细布”，为一种很精致的麻布，质地轻细柔软，可卷于竹筒中，所以又称“筒中布”。它类似于今日四川所产的夏布。其色泽黄润，不畏水湿，汗渍不污，织纹疏能散热，深受炎热之地人们的欢迎。蜀布不但作为贡品，而且远销印度和中亚地区。关于筇竹杖，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筇竹杖蜀中无之，乃出徼外蛮峒，蛮人持致泸、叙间卖之，一枝才四五钱”。陆游曾到过嘉定州，即今天的乐山市，他所说的“蛮峒”就是位于今天马边县和雷波县交界的大凉山，以及宜宾长江以南筠连县一带。筇竹的外输通道主要有三条，张骞在大夏见到的筇竹应是从大凉山及云南昭通一带南下经今天云南西部、缅甸、印度等地输入大夏。今天昆明西北方向有一座建于宋元之季的寺庙叫“筇竹寺”，筇竹寺的存在说明这条筇竹输出通道是存在的。陆游所说的“蛮人持至沪、叙间卖之”。这应是筇竹东出之通道，这是《广志》说筇竹出南广的原因。

3. 海贝

在与成都毗邻的广汉三星堆古蜀国一、二号祭祀坑中，清理出土海贝数千枚，其中环纹贝最多，且大部分背部磨成孔[5]。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海贝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两周。雅安地区，凉山地区，宜宾攀枝花地区，楚雄地区等等西南片区发现大量海贝。关于西南丝绸之路海贝的用途，此问题学术研究的比较充分且基本达成了共识。多数学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用于贸易或者交换的货币是一种产于印度西太平洋暖水区，包括印度、菲律宾及我国南海诸岛[6]。在借助南丝路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与东南亚、南亚等形成了贸易体系，从而引入了当时较早的古文明地区即南亚印度地区的等价交换物海贝充当货币的功能，用以维持以围绕南丝路为轴线的贸易体系的正常运作。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认为云南用贝币的历史悠久，是受印度的影响。古印度一直有使用贝币的传统。印度、东南亚诸国均曾以海贝为货币，那么作为与东南亚和南亚毗邻地区，南丝路国内主要途径地区的云南其使用贝币理应视作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

4. 琉璃和宝石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永昌郡：“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华阳国志﹒南中志》谈到永昌郡物产时：“有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又有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在永昌郡众多的产物中，有一部分物产在当时可能产于永昌郡境内，但现在属缅甸境内，有一部分物产在当时即出自境外。入光珠、虎魄、蚌珠、翡翠、轲虫就应该是出自缅甸和印度，而琉璃多产自印度。这些非本地产的宝物应是从缅甸、印度来永昌经商的“骠越、身毒之民”带来贩卖的。当时国际通商地和物资集散地非永昌莫属。琉璃和各种各样的宝石在中国古代多作为贵重装饰品。汉代以前中国传统的贵重装饰品主要是玉石（软玉）和玛瑙，并在境内有传统的出产地。琉璃虽然在汉代以前中国也能生产[7]，但根据古文献记载在汉代是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国外输入。汉代是往往将人工制造的玻璃和料器与天然宝石等混为一谈，统称为琉璃。这说明早期的琉璃至少有一部分当从印度输入。在云南春秋晚期至西汉的滇文化墓葬中，发现有少量的外来蚀花肉红石髓珠和琉璃珠，有学者对其质地、加工形制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些文物当是从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经这条古道输入的[8]。

汉晋时代南丝路贸易之繁盛，交易物品之丰富，从路上的一个交通枢纽站点永昌即可窥见一斑。例如，金银、黄金文绣等类，除当地自产外则主要来自中国内地，蚕桑、锦绢、采帛、文绣等，是自战国以来，永昌与蜀地有了密切交往后，引入永昌地区，并发展为当地重要手工业，其中有一部分也可能是被商贾贩运到永昌去的。当时的永昌除了自己有丰富的物

产外，主要还得益于它处于交通网络的连接点上，它东接大理、益州（昆明晋宁），东南贯通进桑麋泠红河水道，西通腾越缅甸直至印度，南下缅甸抵达海边，北连澜沧江、怒江上游，直到青藏高原。各种各样的海内外产品，通过南来北往的海陆通道相互转接进入永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时益州只是红河水道的枢纽，而永昌却可以同时连接当时云南的两条对外通道，成为它们的汇合点，作为太平洋经济与印度洋经济在云南的纽结，故能成为汉晋时期珍奇荟萃的“多异物”之地[9]。难怪《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从前文可以看出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贸易并不仅限于丝绸一物一品，而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有进有出，互通有无，十分丰富多样。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人们可能会根据双方贸易的行情和需要，在某一时期某一条道上对某一种物品的运输特别多，如唐朝的《蛮书》就有“安息香路”的记载，说安息香产地南距永昌“有三月路程”，其地有安息香山，但是这些古道决不会为某一种物品所独占。

从古代贸易的情况看，西南丝绸之路的对古代西南地区的发展和对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明代史家谢肇淛在《滇略》中记述了大理三月街的贸易盛况：“以三月十五日集，二十日散。至期，则天下商贾皆来贸易，若长安灯市……”。若不是有一个在当时相对方便的交通道路网络与内地和境外相沟通，怎么可能使“天下商贾皆来贸易”，出现如此热闹的盛会。

三、西南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西南丝绸之路是文化交流之路，这其中包括科技、艺术、生活等各个方面。在科技交流方面，自然有地理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农业、医药、交通等的交流，也有如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的著名技术，丝绸之路的艺术也无处不在，如音乐、舞蹈、壁画、丝绸、金银器、陶瓷、绘画等。在生活方便自然表现在宗教

1. 纺织材料和养蚕技术

纺织材料的交流主要体现在毛、丝、棉的传播上。养羊、羊毛利用和加工的技术传播很早，可能在青铜时代已经基本完成。但养蚕技术的西传则主要在2至6世纪之间。2至3世纪，养蚕技术传入西北地区，所以在新疆有了蚕茧的发现和传丝公主的故事，而养蚕技术传入中亚，应该是在4至5世纪间，导致了粟特锦和波斯锦的兴盛。养蚕技术传入小亚细亚，应该是在6世纪初。据泰奥法纳介绍：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一位波斯人曾在拜占庭介绍过有关蚕虫的起源问题，这是中国养蚕技术传入欧洲的最早记载。棉纺织生产技术则至迟在唐朝已传入中国西北，到元代则传遍中原大地。

青海都兰出土的红地簇四云珠日神纹锦最能反映丝绸艺术的交流。这件织锦图案融合了丝绸之路沿途的各种因素，驾车出行的太阳神题材是欧洲的产物，驾车所用的有翼神马乃是希腊神话，联珠纹则是波斯的特征，太阳神的手印和坐姿则是弥勒菩萨的形象，华盖和莲花座等也是佛教艺术中的道具，而织入的汉字“吉”和织造技术则明显来自中原。这算得上是一件融合了地中海、南亚、东亚三大纺织文化圈艺术风格的代表作。

2. 语言文字

在我国的西南现今主要分布着汉藏语系中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三大族群的众多民族。这种情况至迟在秦汉时期即已形成，如《华阳国志》云：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 一般而言，“夷”主要是指西南夷中的夷叟人，大体指今藏缅语族的各族；“越”主要指百越人，大体指今壮侗语族的各族。至于古代的苗蛮人即今苗瑶语族各族，来到西南地区则主要是秦汉以后的事。

境外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组早承担着是商人和僧侣，他们在进行商业贸易和托钵化缘的活动中，文化的交流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进行。在西南丝绸之路上，从古至今，不同语言和文字并存使用的现象一直存在，特别是在边境地

区；甚至有些远古创制的文字（有的已经湮没灭绝，有的成了难以破译的天书），也在这里保存下来，其形貌与意义已经逐渐为更多人知晓。

在四川地区战国时期的出土器物上，长江道一些图形符号，过去一般称之为“巴蜀符号”，或“巴蜀图语”。近年来有学者经过研究分析，认为这种符号应是一种较为发达的拼音文字，字母越有40个，称它为“蚕丝文字”，是股数抵在殷代时就出现的一种文字。无疑，这种文字与蜀地古老的桑蚕业有关。然而，这种神秘的文字竟与今日的彝族文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属于同一类型的拼音文字体系，也可以说彝族文字是在古蜀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平坝的蚕丝文字到山区的彝文，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交融甚至承接关系。这种关系出现在西南丝绸之路沿途，与道路的存在和作用应该是息息相关的。

另一个古老文化现象：葫芦神话和崇拜，至今在西南高原很多民族中存在着，历来为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著名学者极限林教授曾针对李子贤先生在《傣族葫芦神话溯源》一文中所涉及的葫芦神话传布地区的问题，同时也是针对刘尧汉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葫芦神话》，把葫芦神话仅限于中国境内的观点完全否定了。季先生提出了印度古人以葫芦象征子宫、生殖崇拜的有力证据。他举出了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第一篇第37章第17首诗。“须摩底泥，虎般的人生出来了一个长葫芦。人们把葫芦一打破，六万个儿子从里面跳出来。”这和西南高原上佤族、傣族等的葫芦神话如出一辙。重要的是，今天，葫芦神话和崇拜在中印文化中的共同存在，而且内容的极其相似，表明这一文化现象的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一古老文化现象仅存在于古印度的典著中，而在西南高原却广泛存在于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可见西南高原这一文化的中间区域对文化交流所起的沉积作用。

3. 音乐

西南丝绸之路的开辟改变了上古时期华夏文化的发展相对地处于封闭式状态的格局，开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逐渐形成以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相互交流融合为特征的中古时期的音乐文化面貌。《晋书﹒乐志》载：“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柯兜勒》一曲。”„„《摩柯兜勒》这一曲调名称显然是外来语的音译。摩轲是梵语“大”的意思，东汉时西域有兜勒国。梵语中有“达拉”一词，是奏乐或唱歌是打拍子的意思，后引申为乐器铜钹的名称，不知乐曲名是否与上述国名或其他梵语词语有关。但是“横吹”乐和《摩柯兜勒》乐曲是张骞有“丝绸之路”带回中国的第一批音乐成果，是的汉代音乐成分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张骞的副使从安息返国时，安息“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汗”[10]。汉灵帝在位时，西亚的生活习俗和音乐艺术开始风靡中原。在《后汉书﹒行志》中“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亲皆竟为之”。 4宗教

关于佛教传入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 四川学者根据“蜀身毒道”沿路相继出土的诸多汉代佛像推断早期佛教也沿着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11]。汉虽然佛教不是张骞通西域时带进来的，但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东西文化的交流中传到中原。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影响相当大。明帝时，由西域来访的僧侣所穇译的佛绮、建造的寺院等。后来晋朝时的佛教徒自我宣传时就说汉武帝让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带回佛教。

四、总结

西南丝绸之路对当时汉代的经济国力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西汉初年，中国还处在一个自成体系、相对孤立、比较闭塞的社会环境之中，但由于国内经济力量的积蓄、商业活动的积极开展，以丝绸、铁器为主要代表的商品输出成为中国与周邻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的

重要纽带，为西汉王朝突破四周的地理屏障，不断地扩大统治疆域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也为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原文明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并发生影响提供了最有效的经济载体。因此，中国这个长期独立的社会系统，在其基础经济部门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之后，不仅这个系统内部的交流程度大大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方民族和国家开展直接和广泛的交往。这些辐射状的道路和航线，不断地向西方和海外延伸，使中西交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时的中国，在万里亚欧大陆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似一个闭塞的王国和孤立的半岛，而是与西方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使原先由于起源和发展不同、又因地理原因而相互阻隔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开始有了开展广泛接触和交流的基本条件。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同时，中国也吸收了西方的优秀文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随着历史的演变，当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时，西南丝绸之路曾经逐渐衰落，西南高原的历史地理枢纽作用也便随之减弱。交通的衰落，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封闭。于是，大量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遗存和文化融合的特质被保存了下来，以致于今天，西南高原成为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宝地，成为人们对现有文化寻根探奇的热土。

[1]徐萍芳. 《考古学上所建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J]. 《燕京学报》新一期，1995年

[2]清﹒光旭时修. 昭觉县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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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寿川. 云南用贝做货币的起始时代[J]思想战线，1981（5）.

[7]杨伯达. 关于我国玻璃史的几个问题[J].文物，1979（5）.

[8]张增祺. 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J],思想战线,1982(2).

[9]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6).

[10]《史记﹒大宛列传》[M]，中华书局，1982（11）.

[11] 江玉详《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 [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