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察举制和科举制的异同得失

汉唐察举制和科举制的异同得失

唐代科举制虽较汉代的察举制公平，但其亦有不足的地方，反之汉代的察举制虽有不足之处，但亦有其优点。

取士标准方面： 汉~取才重德行，但士人德行虚矫，受荐举者爱憎影响甚重(失) 唐~较公平客观(得)

取录名额方面： 汉~例如：岁举、孝廉充斥仕途(失)

唐~考者人数众多但官位有限，使仕途拥塞(失)

影响方面： 汉~结成朋党引起东汉党锢之祸(失)

唐~促成朋党之争(失)

两汉之世实施察举制作为选举官员的制度，这时的选举制虽甚粗疏，却开后世的先河；而唐创出科举制，中国文官制度逐进入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更成为此后一千三百多年的楷模，开创中国公平选士的先河。而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方面虽具有辉煌的成就和重大贡献，但就其本身的运用来说，亦尚有若干缺陷，仍不免为当时和后世的人所评议。反之汉代的察举制虽有不足之处，但亦有其优点。

在考试科目方面，汉代察举制能应当时所需而设，但唐代科举的科目则有欠实用。汉察举之精神在於选贤任能，除一般定期选举外，大抵随皇帝之意旨，以应当时之需，访求的真才有文有武，如「直言极谏」、「勇猛知兵法者」、「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也」、「武猛堪将帅者」等，这种用人唯才的考选方法，在政治上不仅有「募求」的作用，更使汉代人才辈出，据《文献通考》所列，就「孝廉」出身的大臣，西汉有师丹、萧望之. 、京房、鲍宣等；东汉有左雄、荀彧、陈蕃，李膺等，由「贤良」出身的，在西汉有晁错、孔光，公孙弘、董仲舒等；东汉有鲁丕、荀淑，刘焉等，可见察举制下人才辈出。汉室富强之基得以奠定。

然而，唐代所开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会实用，拔取真才，但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一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此而生，此因明经科重视「帖经」，士子对经籍遂极力背诵，久之「试学者以帖字为通经，而不穷意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明经和进士科皆为文学性科目，并非为官的学问与实际技能，文学知识成为考试唯一标准后，实用技能便全被忽视，故唐代后期的官员人才种类减少，社会对实用技能亦有所忽视，如《文献通考‧选举考》载时人赵匡谓：「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故士林鲜国体之论，其弊一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实指出考试科目的币病。

在取士标准方面，汉察举制较受荐举者的个人爱憎影响，而唐科举则较公平客观。汉代察举制令地方长官推荐孝廉，在郡国官吏把持州郡察举制度下，请托舞弊多有发生，东汉以

后，地方官之察举人才，多凭一己之好恶、贪污而恂怯或依托而虚荐，鲜能客观公正，故所举者多名不符实，遂为当时童谣所讥：「举秀才，不知书，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足见当时滥举之弊；而且以「品德」和「资望」为选才标准，表现出德治主义的观念，故所举之人每非政治人才；汉时的孝廉须由州郡官吏所推荐，达官贵人为要博得孝廉一官，乃极力奉承高官，各人竞相仿效，致造成社会诃谀伪之风。

反之，唐科举取士挑选严密，分科细密，确定从政人员兼备「经」、「史」、「文学」、知「身」、「言」、「书」、「判」等条件，选人不仅要有德，且要有才，这在中国政治观念上是一重大的转捩点，降至现代仍不失为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此外，唐代人士初登第多任藩府小职，待其能习吏事，通达民情，藉之对政事先有一番实习，然后始迁入京，此乃配合学历，故官吏主政更能驾轻就熟，政务亦能尽善必备，故唐代名区辈出，如房玄龄、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造就唐国势之强、文治武功之鼎盛。然而，唐代科举考试除考卷外，尚有「温卷制」，然温卷取才，诚未尽公允。举子得先将自已的文章送呈京师的达官贵人，以采名誉，观素学，到临场应试时，可以不问试艺的高下，专取知名之士，谓之「通榜」，其榜贴也可以托人为之。其作用本在使考官不仅据考试成绩，且更参考平时习作以为取舍标准，但流风所被，全国士子奉弊利以谒典客的，投上自已的文章，名曰「求知已」，为求达官贵人的注意，士子卑躬屈节的状态实在可怜，甚至有走门路，通关节，以求必得。既及第则肆意轻薄，举进士不得志的，则含恨於心，挺而走险的亦甚多，又由於科举考试阅卷时有偏差，试卷又不糊名，使取才欠其实，因阅卷甄士之不足凭信，亦容易使人对考试失去信心及造成结纳权贵的风气。

由此可见，於取士标准方面，唐代的科举制与汉的察举制，都未能做到完全公允。唐代的科举制相对汉的察举确实较为公允，然而其温卷取才，却诚未尽公允。而汉的察举制行之既久亦请托舞弊多亦常有发生。

在风气形成方面，汉察举使士风纯良，而唐科举能令文风鼎盛。「孝子」、「廉吏」皆由郡太守岁举方可进身仕途，东汉光武帝提倡气节，尤重「孝廉」，官吏多由「孝廉」一途出身，此制在政治上既起了「奖励」作用，更无形中鼓励了敦品励行之风气，汉代士风优美，崇尚德行，诚与汉察举孝廉关系密切。

同样地，唐科举对当时风气亦有建树，它予天下人入仕机会，入仕者又享有种种特权，遂为时人所慕，加上入仕须凭个人学识，比前代更为重视知识，知识分子亦倍受社会尊重，且唐科举以进士及明经为主，以进士科尤为重要，而进士科所考重视诗赋文章，遂使诗文创作特为时人所重，形成唐代文风兴盛，其诗歌尤为后世推崇。

在政权体现方面，汉察举和唐科举皆使政权开放，汉察举制下，令政治机会开放，调和文化，时汉察举孝廉起初为分区察举，但后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由是参与政治机会开放给全国各地，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

选拔，因此中央政府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参加，故政府能代表全国性；汉制郡县长官避用本郡本县人，避免其陷於地方性，这使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风气相移，令地方文化经济水准走向融和、平均，不致隔绝分离，如东汉和帝时，边区蛮夷人口日多，郡国察举包括荐人在内，此对抚慰边陲、调和文化有很大贡献。

如是，唐科举制下，各地皆有选才到中央应试的机会，故学者钱穆强调唐代是一开放的政权，每人也有可能参与中央政府，固提高人民对中央的向心力，亦可打破个别豪族聚居地区对仕途的垄断，而且寒门子弟亦可「怀牒自列」，自由报考，地方官及门第因而较难操纵选举，久之，门第垄断仕途的情况逐步消除，门阀政治及社会的势力亦将消减。

取录名额方面，汉代察举制，例必岁举，孝廉充斥仕途。汉武帝时令地方长官岁举孝廉，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自此制形成之后，往后的二、三十年，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之阻塞了。其后孝廉不分，仅成为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全失当初孝廉之意。

而唐代的科举制，考者众多，官位有限，致仕途拥塞亦为唐科举之一大毛病。唐科举取录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无限制，於是因报考之人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而全国知识分子，终於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抚，祇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由於参加考试者越来越多，政府遂设有员外官、后补官，所谓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无官，官乏录，而吏民扰民，亦因待选者众多，任用者少，於是时有贿赂，茍得任用，其官位亦不高，使新进者仕途多滞，这实是一参政机会开放中的大流弊，自两汉以来，早已把参政机会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有压抑工商资本，祇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许人为大商人，於是知识分子被单引导上政治舞台一途，竞求做官，仕途充斥，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同时，政府组织扩大，官员人数增多，不但增加国加开支更减低行政效率。

汉代好以察举举孝廉以致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之阻塞。而唐的科举制因考者众多，官位有限，以致仕途拥塞，后来更使官员数目大增，对政府的开支造成沉重的负担。

在整个制度的影响方面，汉察举与唐科举皆促成朋党之争。东汉二百多年培养出的士族与士风，在汉末时已成为操纵选举的标准，士大夫重清议，互相标榜，品第人物形成社会舆论力量，他们的褒贬可在选举方面产生左右的作用，汉末人士照例要有一个「品题」，经过「品题」才能定名，於是一些企图在政治上获得名位的士子，多依靠主持清议的名士，名士领袖为扩张势力也「标榜交游」与「臧否人物」，这种风气相互激汤，便结成朋党，其末流演变成沽名钓誉的浮华风气；又在东汉和帝后，因外戚和宦官相争权，政权腐败，朝延士大夫与太学生勾结为朋党同对付宦官，引致党锢之祸，士人被诛锄殆尽，东汉亦因此种下灭亡危机。

亦然，唐科举每年皆有不少考生报考，由主考官负责评选，遂出现「座主」、「门生」的关系，「座主」即主考官员，经其「提拔」中式的考生，便成为其「门生」，门生多对座主有知遇之感，故曾为主考者各有其门生支持；唐中叶出现的牛李党争与此甚有关系，座主各有其门生支持，牛、李二党得以援引大量官员为助，最终演成意气之争，形成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故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贡举者，议论之丛也……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助之以击李宗闵、杨汝士。长庆元年，进士榜发，而攻奸以逞，於是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於唐亡而后亡，」道出了党争激烈，与座主门生的纽带有关系密切。

总括而言，考试科目方面，察举能应当时的需要、反之唐的科举则欠缺实用；取士标准方面，唐代的科举制虽较汉察举制为公平客观，但其「温卷制」亦有不足之处；又於汉代的察举以孝廉为标准，故其士风纯朴，而唐的科举制确能选到真正的人才，但由於科举制没有参看士子之德行，故所选之士则有欠缺德行之弊病；政权的体现方面，汉的察举和唐的科举制都能使政权开放，收到调和文化之效；察举制使孝廉充斥仕途，而唐科举亦使仕途拥塞增加国家的开支；结果，两个取士制度都导致朋党之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