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何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
《子虚赋》引来汉武帝的诏书
如果说司马相如以一曲《凤求凰》赢得卓文君的芳心,并因之而脱贫,那么他游梁期间写的《子虚赋》,则震撼了汉武帝。司马相如从仕途上“脱轨”之后,又因这篇旧文重新回到轨道上。
公元前140年,对辞赋没啥感觉的汉景帝病逝,喜欢写诗作赋的汉武帝继位,司马相如的命运也就有了巨大的转机。汉武帝是辞赋文学的“发烧友”与积极支持者,一即位就安车蒲轮征召老作家枚乘来京,枚乘不幸死于半路上,又轮到枚乘子枚皋“待诏”。这个枚皋虽为名家之后,自己同样也是名家,倒是挺谦虚的,《汉书·枚乘传》附枚皋传:“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等于承认领军人物非“圣之时者”司马相如莫属,自己不敢冒领,该算谁的还是谁的。
汉武帝无意间读到《子虚赋》,拍案叫绝,他以为作者已不在世上,就遗憾不能作一席谈,以“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为恨。负责管理猎犬的官吏杨得意,暗自得意,欣喜地告诉汉武帝,写《子虚赋》的司马相如还活着,是自己的老乡,随时可招来一见。汉武帝的诏书到了成都,把温柔乡里的司马相如惊醒。又像一个更大的梦境:他想不到多年前写下的《子虚赋》,能在自己对功名早已绝望之后,带来迟到的惊喜。司马相如奉诏晋京,见到汉武帝,感谢他对《子虚赋》的赏识,又投其所好,说那写的只是诸候的事,如蒙允许我为圣上专门写一篇新赋,一定更加精采:“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汉武帝见这位外地才子不顾旅途劳累主动要求献技,就命令专司文书奏章的尚书官,给司马相如提供一个安心创作的环境。
当司马相如把这篇宣传皇家辉煌兼而歌颂天子德政的《上林赋》,敬呈给汉武帝,这位正急于建功立业的年轻皇帝一下子就看懂了,当场封司马相如为郎官。这篇内容上与《子虚赋》相衔接的《上林赋》,更见风采,假托“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人物,设为问答,彼此唱,纵横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描绘统一大帝国四海之内无可比拟的盛世景象,又对帝王将相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日后几乎成了“主旋律”。
跟他上一次入京为郎跻身宦海不同,司马相如这次被皇家刮目相看,确因自己的特长,真正是脱颖而出。先有《子虚赋》,后有《上林赋》,奠定了司马相如的地位,他如愿以偿地成为天子身边数一数二的“御用文人”。
王观国《学林》卷七: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虽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贯通一意,皆《子虚赋》也,未尝有《上林赋》。而昭明太子编《文选》,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为始,以为《上林赋》,误矣。
《子虚赋》与《上林赋》,在被编入传世《文选》时,又被合成一篇,名为《天子游猎赋》。王世贞《艺苑卮言》:《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始换上戎装,率领大队人马去长安城西南一带打猎,吾丘寿王为之规划区域界线,扩大上林苑,为天子游猎行乐之地。司马相如曾从武帝到长杨宫打猎,亲眼目睹热爱冒险的武帝登山涉水,率先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劝戒,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应避免不测之祸,“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武帝感动地收下这篇《谏猎书》,既夸赞司马相如以情相谏,又将其作为美文欣赏。狩猎归来,过宜春宫,此处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见机行事,作《哀二世赋》,是哀二世之行失,实藉以讽谏武帝应留意自己的行动。
东汉史学家班固称赞:“巴、蜀、广汉本南夷……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王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有一个据说是班固记录的故事,颇能体现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亲密关系,好到了可以做交易,譬如商量交换文思。上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相如造文迟,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也。
在中国历史上雅好诗赋的皇帝中,汉武帝算是出色的。他的诗作《瓠子歌》、《天马歌》、、《西极天马歌》、《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柏梁台诗》等等,继承了高祖刘邦《大风歌》的慷慨激昂,有王者之气,被徐祯卿《谈艺录》誉为“壮丽鸿奇”。《秋风辞》影响很大:“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明人王世贞以为其成就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盐》)
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马卿之失路也,临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众,文不足以动时。长剑屈于无知,洪笔沦于不用。洎乎雄图蹑运,至尊纳背水之谋;丽藻升朝,天子赏凌云之作。威加海岳,声振廊庙。”
出使西南夷:《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
司马相如第一次入京,无意于仅仅做一个陪伴天子狩猎的贴身保镖,因而转投梁孝王门下。第二次入京,得到汉武帝重用,但他同样不满足于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人。他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功绩。《资治通鉴》卷十七载:“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司马相如名列汉武帝钦定的文豪榜,也就成为这位个性十足的帝王麾下的高级幕僚之一。《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汉武帝热衷于开疆拓土,也感染了司马相如。他觉得自己能发挥比纸上谈兵更大的作用。这样的机会居然还真被他等到了。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强征数万巴蜀民夫修路凿通夜郎,三年还没有完工,加上他用战时军兴法诛杀一些少数民族土司,引发巴蜀骚乱。汉武帝想派人去“救火灭火”,司马相如就主动请缨,说那里是自己的老家,比较熟悉情况,便于对症下药。汉武帝就授权司马相如以郎中将身份(秩千石,相当于正司级)出使巴蜀。司马相如抵达巴蜀,临危不乱,写了一篇《喻巴蜀檄》来传达朝廷旨意,稳定民心,一面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恩威并施,效果良好。
《喻巴蜀檄》全文如下: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警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之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喻巴蜀檄》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辨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喻巴蜀檄》把通西南夷纳入汉武帝开边与反击匈奴的大格局中来论说其重大意义,告喻巴蜀之民加以理解,无需惊恐,“急国家之难,而乐尽臣之道”,在变局中迎接挑战也把握机遇。这篇《喻巴蜀檄》果然让巴蜀民众吃了宽心丸,事态很快平息。
司马相如回京汇报工作,提出通使西夷比通使南夷更为有利:“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这个建议正合汉武帝心意。司马相如把握住了建功立业的好时机,被汉武帝任命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夷。中郎将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副部级,司马相如的官阶升了一格。建节,即持节,相当于后世的尚方宝剑。司马相如有了钦差大臣的派头。在一年之内,两度衣锦还乡,深得皇帝亲信,官越做越大。蜀郡太守亲自到城门外恭候,县令为先导,当地官民都热烈欢迎这位青云直上的老乡。司马相如也没辜负汉武帝的期望,兵不血刃地抚平西夷,拆除旧有的关隘,扩大蜀郡十多个县的疆域,把诸多蛮荒之地纳入大汉帝国的版图。此时的司马相如是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鼓吹者、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正处于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峰期。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这也是他用行为、用实际行动,为大汉的宏图伟业献上的一篇“大赋”、大作品,添上的一段华彩。
除了《喻巴蜀檄》,司马相如还写了一篇《难蜀父老》: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云,湛恩汪濊,羣生沾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駹,定莋存邛,略斯榆,举苞蒲,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乎?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洪水沸出,泛滥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岖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决江疏河,洒沈澹灾,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傶骿胝无胈,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谹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絫号泣。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乌可以已哉?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覩指,听者未闻音,犹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迁延而辞避。
《难蜀父老》中有一段话很精采,翻译成白话就是:“世间一定要有不寻常的人,然后才有不寻常的事;干了不寻常的事,然后才有不寻常的功绩。不寻常,本来就是常人感到奇怪诧异的。所以说不寻常的事刚开始,百姓就害怕它;而等到它获得成功,天下就安然无恙了。”
《难蜀父老》是中国文学史上首篇论难文,开创了一种新文体。所谓“难”,即《难蜀父老》中“而己诘难之”的“诘难”之意。“难”作为文章形式,其实早已有之。先秦西汉著作,多以虚设对问作结构,辞赋如楚辞之《卜居》、《渔父》,文章如《孟子》诸篇、宋玉之《对楚王问》等,或本身就是对问、对策,如《二世、李斯责问书对》、《公孙弘对天文、地理、人事之纪》等等。就一个具体现实事件而虚设论难写成一篇完整文章,后代明确以“难”作篇名,《难蜀父老》还是第一篇。
相如之“难蜀志”,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南朝梁代著名批判家刘勰对此文刮目相看。后来历代文人又美誉不断。明朝王维桢:“先叙事起,而后诡为问答之词。其事虽非,而其文则腴。”明朝金圣叹:“瞌折顿挫,极尽文态。”清朝王文濡:“表面虽是难蜀父老,说得堂皇正大,而其讽天子,好大喜功之意,却以隐约出之,此文之所以名贵也。”
王德华、宋雪玲认为《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爽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汉武帝甫一继位,便着手外定四边、内兴文教。两汉在对待四边的政策上,尤其是对匈奴的态度,大致而言,高祖至景帝时以和亲为主,武帝时则以征伐为主,而无论何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和亲与征伐的争论……汉武帝时代在出兵两越、开发西南夷问题上存在着主开发与反开发的争论,这种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地理观。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代表了反开发者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而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则反映了主开发者的地理扩张与文教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二者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德华语)在这两种观点的竞争中,司马相如最终胜出,成为主流。他站队站对了。因为这一方正受到汉武帝的默认与力挺。“武帝此时正大展宏图,内修政治,外扬国威,靖边扬德,建立功勋,相如此说投合武帝所想”,因而“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并派相如建节往使,相如遂为略定西南夷,“还报天子,天子大悦”。
赵炳清肯定了司马相如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因而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明贤《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先后两次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同时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南丝绸之路也有着重大意义。”还有当代作家戏称:司马相如既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巴蜀(中华)文化巨人,更是“西部开发第一人”。
司马相如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一路受到热烈欢迎,尤其在四川,当地富贾争相进献礼品和一睹风采。回成都,乘坐驷马高车的司马相如,以天子特使的身份过升仙桥,蜀郡的地方长官都列队站在桥头迎接,司马相如就像梦游一样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通过。这正是他少年时做过的梦境,居然变成了真的。他还遇见了特地从临邛赶来的老丈人卓王孙。卓王孙兴奋不已,不仅因乘龙快婿使自己脸上有光,还因证实了宝贝女儿没有白白地继承父姓、确实具有远见卓识,而感到无比骄傲。
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鸿运高照的司马相如,也被一些人忌恨。欲加之罪,何怕无辞?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有人向朝廷举报司马相如几年前出使西夷时有受贿行为。汉武帝为表示自己并不偏坦,下令撤掉司马相如的官职。
电视剧《凤求凰》中焦恩俊扮演的司马相如
卓文君的《白头吟》与司马相如的《长门赋》
司马相如被罢官,心情灰暗,离群索居于长安西郊,在茂陵县与卓文君形影相吊,重新过起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民生活。幸好老丈人卓王孙心疼女儿,再次给了一笔财产,司马相如虽然赋闲在家,但并不缺钱,仍然可以四处周游,请客交友,以排遣政治上的失意。卓文君打扫书房,发觉那把从巴蜀带来的琴已蒙上薄薄的一层灰尘:相如整天与一班酒肉朋友厮混,好久没跟自己琴瑟相和,弹唱那曲《凤求凰》了。自己每每邀约,相如总以没空或没心情为理由来搪塞。文君知道此时是相如人生的又一个低谷期,也就没怪他,反而加倍体贴,嘘寒问暖。相如有时却表现得很不耐烦。直到贴身丫头偷偷告诉文君:听说老爷在外头有了新欢,是茂陵县当地的一位名媛……文君就像听见晴空霹雳。实在不敢相信司马相如会背叛临邛私奔之夜的山盟海誓。凰还在不离不弃呢,凤却想另栖高枝。待到司马相如晚上醉酒归家,文君严加盘问,相如只得如实相告,说当地的那位大家闺秀崇拜自己的文彩,自己也有意纳其为妾。没听完他的解释,文君就冷笑一声冲进书房,反锁上门,任相如怎么敲也不开。第二天中午,门终于开了。只见桌上的那把琴,弦已被齐齐剪断。文君面无表情地递给相如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墨迹未干的《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皓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躞御沟止,沟水东西流。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竹杆何袅袅,鱼儿何徙徙,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相如一读就明白:文君已有绝交之意。他心里也同样如刀铰,连忙道歉,表示从此后再不花心,一心一意与文君白头到老。相如迷途知返,文君也就原谅他了。后来,两人的爱情再无曲折变故。断了的琴弦再接上,弹出的《凤求凰》还是那么情真意切。卓文君的《白头吟》,是其中的一小段插曲。但并不多余。
卓文君如何对待司马相如的“婚外恋”?这位绝对挑不出毛病的典型贤妻良母,用一首诗感化了夫君,教育了夫君。似乎比痛骂他一顿或所谓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起到更好的效果。
传说卓文君除《白头吟》外,还写过一封凄怨的《诀别书》:“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这类传说太多了。譬如说司马相如离家出走时,给妻子送出一封十三字的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卓文君读后,心如刀铰:一行数字中唯独少了一个“亿”,无亿岂不是表示夫君对自己“无意”的暗示?她忍住悲痛,回了一封《怨郎诗》:“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三四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字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念,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九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仲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秉烛烧香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似火红,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司马相如读完,惊叹妻子真是盖世才女。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虽历经波折,这一对才子佳人最终还是白头到老,没有让人失望。司马相如先走一步之后,传为卓文君所作的《司马相如诔》,流行于世,字字含情,声声滴泪,概括了司马相如的一生:“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学兮综群书。纵横剑伎兮英敏有誉,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远游兮赋《子虚》,毕尔壮志兮驷马高车。忆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怜才仰德兮琴心两娱。永托为妃兮不耻当垆,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上中庭兮霜草枯。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郁不舒。诉此凄恻兮畴忍听予,泉穴可从兮愿殒其躯。”梅鼎祚《文纪》有此,未详所出。《西京杂记》提到此事:“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死,文君为诔,传於世。”
后来有人据此写过一首叫《望江亭》的诗:“当炉卓女艳如花,不记琴心未有涯。负却今宵花底约,卿须怜我尚无家。”句首四字连起来为:“当不负卿”。
正是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破镜重圆那段时间,被汉武帝冷落废弃的陈皇后阿娇,听说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因为一首《白头吟》和好如初的事情,把《白头吟》找来读罢,更是泪如雨下。就托人转交千金给相如与文君作酒钱,其实是想买相如一赋,最好以自己失宠后幽居的长门宫来命题。陈皇后所抱的希望,是汉武帝读到后,也会像相如对文君那样回心转意。且说这陈皇后,原系汉武帝姑母馆陶公主的女儿。当年她和武帝刘彻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馆陶公主跟刘彻开玩笑:“得阿娇好否?”刘彻面露期待:“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由来。作为景帝刘启唯一的同母姐姐,馆陶公主就积极推举刘彻为皇太子。刘彻当上了太子,果然娶阿娇为妃。继帝位后,又封其为皇后。第三年,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到姐姐平阳公主家做客,对姐姐家的歌女卫子夫一见钟情,将其带进宫中。陈皇后妒意大发,几次寻死觅活,闹得后宫鸡犬不宁。刘彻对她本已变淡的感情也给折腾没了。陈皇后还与女巫楚服等人在宫内施行巫蛊之术,意在加害情敌卫子夫。元光五年(前130年),巫蛊之事败露,楚服枭首于市,诛连者三百多人。陈皇后被废,退居长门宫,整日以泪洗面。她把托请司马相如写赋,当成了救命稻草。
此时的司马相如,正好有与卓文君的感情波折作为切身体验,再加上自己被告发而罢官,同样的失落,同样的希望在天子面前洗清自己,他为陈皇后代拟的这篇《长门赋》,写得很动情,既把绝望渲染得如泣如诉,又勾勒出对未来的一线希望。此赋一出,被争相传抄,唤起无数读者的同情。美人一笑值千金,能让美人千金以求相如一赋,又岂是千金所能比拟?这才是不过时、不褪色的无价之宝。不只能让美人心里一暖、破泣为笑,更使当时和未来的无数读者牵肠挂肚。小序讲述的前因后果,使《长门赋》大为增值:“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
退居寒郊的司马相如,与打入冷宫的陈皇后,祈祷的是同一个倾听对象:汉武帝。只有感动了汉武帝,他和她的命运才可能出现转机。汉武帝果然听见了。司马相如这位名家的赋,汉武帝是每篇必读的。这也是陈皇后找司马相如写赋代言的原因。
汉武帝读完《长门赋》,对陈皇后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赋前小序里注明的:“相如为文以悟其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另一种则说汉武帝并没有收回成命,被废的陈皇后几年后忧伤地死于无人问津的冷宫。
司马相如的命运倒是又回春转暖。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被罢免一年之后,司马相如官复原职。汉武帝给了司马相如一点惩戒,没多久就重新启用,不知跟他读到《长门赋》有没有关系?即使汉武帝并没原谅陈皇后,他毕竟原谅了司马相如,让这位栽了跟头的文豪东山再起,回到自己身边,继续献计献策的使命。
那就让我们看看大名鼎鼎的《长门赋》,究竟有什么神奇的?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悫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廓独潜而专精兮,天漂漂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 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襜襜。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訚訚。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协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
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
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欂栌兮,委参差以槺梁。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玳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
抚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白鹤嗷以哀号兮,孤雌跱于枯肠。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却转兮,声幼眇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昂。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 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茞香。
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 岁而不敢忘。”
果然不同凡响。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长门赋》开骈体宫怨题材之先河,引得无数后人仿效,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白肯定看过《长门赋》的,他的诗《妾薄命》,就像是唱和:“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覆重难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李商隐《戏题友人壁》:“花径逶迤栁巷深,小阑亭午啭春禽。相如解作《长门赋》,却用文君取酒金。”
黄滔在题为《司马长卿》的诗中,写道:“一自梁园失意回,无人知有掞天才。汉宫不鏁陈皇后,谁肯量金买赋来。”
卢仝的《卓女怨》,借卓文君之口抒情:“妾本怀春女,春愁不自任。迷魂随凤客,娇思入琴心。托援交情重,当垆酌意深。谁家有夫婿,作赋得黄金。”
崔道融的《长门怨》,则以反讽的方式对司马相如的薄情寡义进行了挖苦:“长门花泣一枝春,争奈君恩别处新。错把黄金买词赋,相如自是薄情人。”
由于《长门赋》序言提及武帝的谥号,司马相如不可能知道,况且史书里找不到记载汉武帝对陈皇后复幸之事,有人据此认为《长门赋》并非司马相如所写,是后人伪托。其实,此序出现在梁萧统《文选》中,也可能是萧统编辑时所加。
朱熹还是认可《长门赋》为司马相如原创,在《楚辞后语》里说:《长门赋》者,司马相如之所作也。归来子曰:“此讽也,非《髙唐》、《洛神》之比。”
书生与帝王: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关系
我们谈论司马相如,可以不提卓文君。可我们谈论卓文君,却没法不提司马相如。
我们谈论汉武帝,可以不提司马相如。可我们谈论司马相如,却没法不提汉武帝。
这或许就是文化的悲哀?就一时一地而言,政治在文化面前占上风,文化在政治面前常常居于从属地位。虽然司马相如已堪称文化的幸运儿,甚至幸运儿中的幸运儿,但也不得不主动向权力靠拢,他的这份幸运也是为政治服务而获得的。
司马相如一生,有两个人最重要:卓文君与汉武帝。这算得上司马相如的两大知音。一个影响了他的情感、他的生活,一个影响了他的文运、他的仕途。
汉代大赋兴隆与武帝善赋的个人爱好有关,同时也是“武帝朝崇礼尊神的产物”,是那空前绝后的盛世使然。司马相如也就英雄有用武之地。一篇《子虚赋》,使司马相如成为汉武帝的红人,进入帝国的文化核心。司马相如倍受鼓舞,为了迎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劝谏有方,一鼓作气写了《上林赋》、《谏猎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等等。
汉武帝利用汉初以来积累的巨大财富,开展了拓边活动,平南越、东越,使西南夷,定朝鲜,更主要的是击匈奴、通西域,最终取得了成效。和卫青、霍去病驱逐匈奴、张骞凿空西域一样,司马相如使西南夷,也为汉帝国立下汗马功劳。
汉武帝其实比司马相如本人更了解他自己,看出司马相如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文学才能,蒸蒸日上的汉帝国正需要“正能量”的吹鼓手,于是一手捧红了司马相如,将其列为第一号的宫廷诗人。司马相如跻身天子一侧,却不满足于担任高级别高待遇的言语侍从,他最大的理想还是做政治家,譬如帝王师,或者出将入相,不仅为皇帝出谋划策,还能身体力行地加以贯彻。光有话语权是不够的,他还渴望掌握实权。奉汉武帝之命作为中郎将持节出使西夷,使他的美梦成真。这也是他在汉武帝面前努力争取的结果,他是主动请缨的。可惜宦海总有不测之风云,遭遇同僚倾扎,大好前程就此断送。汉武帝之所以不愿保他,大概是看穿了司马相如并非在官场冲锋陷阵的料:还是回家写诗去吧。那才是你最该干也最能干的事情。
可读到《长门赋》,汉武帝分明听出了司马相如借陈皇后之苦酒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弦外之音,就起了测隐之心。加上也确有点想念他的好处,因而招他重新出山,还是在御阶前做郎官。只是现在这个郎官,跟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所做的那个货真价实的郎官相比,已大大缩水了,相当于一个空衔。而且两年之后,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汉武帝又改拜相如为孝文园令,就是给汉文帝陵墓担任守陵人。陪死人去了。可见武帝不想再给相如参政议政的机会。觉得文人嘛,还是离军国大事远点好。即使他们再热衷于此,该泼冷水还是得泼,免得他们不知自己吃几碗饭的了。
挂个闲职,有了闲情,相如又想写东西了。跟以前习惯了奉命、应景之作不同,他想给自己写点东西了,想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了。或者说,他不想纯粹为迎合别人喜好而写东西,也想逗自己开心了。加上眼见仕途上再无进步的可能,只好彻底移情于文艺。正在此时,恰逢汉武帝建立乐府机关,仿佛特意为转型期的司马相如而设的,司马相如也就找到新的舞台。它可能在政治上不是很前沿,可对全社会尤其市民阶层照样能产生影响。
《汉书》记载:“《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后世多承认司马相如参与汉郊祀歌诗写作之说。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诗源辨体》卷三:“汉之《房中》、《郊祀》,乃相如之徒所为。”《日知录》卷六云:“十九章,司马相如等所作,略论律吕,以合八音者也。”
司马光《资治通鉴》提出:“元狩……三年……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弦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
司马相如很少写大赋了,改写小诗、改写歌词了。目标听众变了,他的风格也变了。离自己更近了,还是更远了?他也弄不清那个慷慨抒写《天子游猎赋》的司马相如,和现在这个低吟浅唱《郊祀歌》的司马相如,哪个更接近自己?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司马相如不知道自己离死期已不远,只有一年时间了,他振邦济国的心却没死,或者说,这颗不甘凡俗的心虽曾假死过,又死灰复燃了。不,也许他预感到大限将至,才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一桩宿愿:写一篇《封禅文》。帝王并没有向他约稿,可他还是写了,并且相信迟早会用上的。以力能扛鼎的文笔,写完这篇与泰山同重的大作,司马相如有呕心沥血的虚脱感,身心俱疲又引起糖尿病加重,只得辞官回茂陵家中养病。这次辞官,真是因为大病一场。汉武帝听说司马相如病情越来越重,担心这位大才子若亡故,他家中的书稿会散失,就派人去司马相如家把藏书收存宫中。使者所忠进门,司马相如已咽下最后一口气,可书房空空荡荡。卓文君听所忠说明来意,答复:长卿写书很少留底稿,谁约他写他就让人直接把手稿取走,所以书房里啥也没有。忽然又想起:长卿临终前倒是刚写完一部书,交代过若皇上派人来求文,可将此稿奉上。
汉武帝收到使者带回的司马相如遗书,一看是《封禅文》,正合自己想选择时机去泰山封禅的心愿。不禁感叹司马相如虽然久已不在朝中,却对国家大事乃至帝王的规划,了解得很透彻。而且还能做出如此周到、如此有远见的安排。真不是一般人啊。
司马相如病逝八年之后,他特意遗留的《封禅文》终于派上用场,或者说起到作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正式举行封禅大典。
司马相如苦心经营一篇《封禅文》,证明自己不只是文艺的天才,还是政治的设计师与预言家。
司马相如复职后一直未受重用,对汉武帝把赋家当作弄臣来摆布,他是不服气的。直到他构思并完成了《封禅文》,相信此文必将改变汉武帝对自己的看法,他内心里才咽下这口气。写下最后一个字,他就知道自己死而无憾了。如果有什么遗憾,就留给汉武帝吧。他会遗憾未对司马相如的全部才能加以重用的。司马相如未能完全实现效仿蔺相如济国兴邦的理想,自己固然有责任,也不能说汉武帝完全没责任。他真的做到让人尽其才了吗?还是让他自问自答吧。
在《封禅文》里,司马相如既为帝国勾画宏伟蓝图,又委婉地向心目中的读者——汉武帝,暗示自己也是有鸿韬伟略,只可惜未得到充分发挥。帝国虽大,可帝国提供给自己的舞台,还是有点小了。这不仅是个人的遗憾,更是帝国的遗憾。
司马相如仕宦于景帝及武帝前期约四十年,终不得意,“盖雄于文者,常桀骛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李贺《咏怀二首其一》:“长卿怀茂陵,绿草垂石井。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梁王与武帝,弃之如断梗。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
祖孙登《赋得司马相如诗》,总结了司马相如的一生,把《封禅文》视为其顶峰:“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寻。当垆应酤酒,托意且弹琴。《上林》能作赋,《长门》得赐金。唯当有汉主,知怀《封禅》心。”司马相如的赋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杨晓芳认为司马相如《封禅文》是对汉武帝的“讽谏”和“尸谏”,是“讽武帝不要夸功封禅”,但其客观上确促进了武帝这一举措。而造成这一目的与效果相背离的原因则与汉武帝作为接受主体对文本解读的主观意向性,《封禅文》本身作为赋体文铺张扬厉的特点,以及经学语境下文学话语的贫乏是分不开的。
王世贞《艺苑厄言》: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独司马相如於汉武帝春天《子虚赋》,不意其令人主叹曰:“朕独不得此人同时哉!”奏《大人赋》则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间。既死,索其遗篇,得《封禅书》,览而异这。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傅粉大家读之,且不能句矣。
刘朝谦写过一篇论文《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事件的诗学解读》。大意是说: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是文学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事件,但其重大的诗学意义一直未得到追问。在诗学精神方面,这一事件是时代英雄进取、崇高文化心态的诗学表现。汉代诗学以此一事件为分水岭:西汉初期文学诗学话语由个体性转为公共性、悲剧性转为帝国的话语狂欢,中国诗学话语以北方中心、南方边缘的旧格局被颠倒过来,文学体式从以南方骚体赋为主转变到以融合南北诗学的大赋为主,汉代的标志性文学体式得以确立。
程世和《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从景武之际到元狩四年这30年决定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司马相如以其一系列文本,一再为汉天子与汉帝国的内在意志立言。从内诫诸侯守职到外攘匈奴侵扰,从北出师以讨强胡到南驰使以化西南,从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诞生到促成大一统文化中国实现,从“修山川之祠”到封禅泰山以告汉德大成,从“顺天道以杀伐”到“往而知返”,这些具有汉武时代特征的进程,在相如文本中都得到了形象化体现。其中,《上林赋》于汉武即位初,先行代言出汉武“罪己诏”的本质内容,勾画出汉武“晚而改过”的未来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