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立人思想及其个性主义

鲁迅的立人思想之感受

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新文化、新价值观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的人学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个性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终其一生都为追求人的解放包括知识分子（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又终其一生都努力恪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鲁迅的人学思想及个性主义，体现于他自觉而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封建主义精神：要追求人、知识者、自身的解放，就意味着要打破一切束缚人的既定的陈旧规则和观念，打破一切的封建主义；也意味着个性的张扬，人格的独立，使人成为一个现代的独立的“人”。

人学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他在探索强国之道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探索人的问题，并开始探讨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据许寿裳回忆说，1902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一起经常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病根何在。鲁迅的答案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这些问题是本世纪初鲁迅他们一代人经常讨论的问题，也是鲁迅终生奋斗的出发点。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鲁迅愈来愈敏感地发现当时先进中国人到日本学习“脱亚入欧”的偏颇，并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康梁维新思想以及孕育中的民主共和思想以及“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想产生怀疑与否定：“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指出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之流于物质与制度这些表层的东西而不知西方精神之所在；他又说：“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虽然“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但如果任物质主义发展到极端，“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就会产生严重的弊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

舍之不置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起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鲁迅在怀疑和否定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他的立人思想，并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到“立人”→“立国”的目的。他在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里就很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立人的主张：“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底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然而中国之衰，根抵也在人。只要国民性不变，中国人即使身体强壮，也不过是杀头示众的材料；即使掌握了先进的武器，也只能拿去向弱者示威；即使进行政治革命，也不过是在原来的瓦砾场上修补老例。因此，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关键不在坚船利炮，也不在变法维新或者暴力革命，而在于启蒙立人。因此，他主张解放人的思想，张扬人的个性，并且反对“庸众”对先觉者的压制，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而“庸众”“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因此，只有全国人民的思想都解放了，成为“世界人”、现代人，国家才能逐渐强大起来。鲁迅的这种思想，显然是相当超前而独异于主流思想的，因而也就从“大群”中分离出来，将自己边缘化了。

循着这“立人”的方向，鲁迅不断地指出中国的“非人”。在《狂人日记》里，鲁迅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又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只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且中国人互相奴役，互相“吃”：中国的古圣们“早以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而且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之下，人的精神个性被严重地压抑着，一

切都要服从于封建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在封建主义依然大行其道的中国，其社会秩序就是“以尊者、长者为本位”以及“社会本体主义”。而这种“以尊者、长者为本位”以及“社会本体主义”的封建专职主义与鲁迅的“立人”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因此，鲁迅大声疾呼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并且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而提出“幼者、弱者、下者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从解放儿童和青少年等新一代人入手，提出“救救孩子！”；而要解放新一代人，就要先改革家庭：“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此外，鲁迅在其许多文章中也从各个方面阐述其“立人”的理想，并对于各种封建主义或变相的封建主义对人的压迫进行了绝不妥协的斗争。

鲁迅是一个人间的挚爱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洞察一切的眼光使他能“从天上看见深渊”）而他坚定的“立人”理念与执着的自由精神、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名不屈的反封建斗士。鲁迅的精神是伟大的，他所奠定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现代文化，不仅启蒙了当时的人们，而且在今天，它依然烛照着人们，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指引着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依据和强大了的精神动力。

鲁迅立人思想的多义性解读

1907年，远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先后抛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以及《破恶声论》（1908）等文章，一举确立了“立人”思想，并明确给出其“道术”：“尊个性而张精神”[1]（90），也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82）笔者以为，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立人”思想构成了鲁迅一生思想的基点和支柱，无论是其“五四”时期重新确立启蒙思想，还是1930年代接受阶级论思想，都是“立人”思想的不断修正、完善与实践，

而不是一种否定的结果或新生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鲁迅早期的思想再次给予关注[1]，而且所论基本没有偏离“正常的轨道”，应该不在张梦阳先生的“95%”[2]之内，这一点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但遗憾的是，多数论者仍缺乏一种整体意识，常常偏于一端，造成片面的深刻，甚至自说自话，结果在强调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和淡化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事实上，只要考察“立人”思想形成的背景，便可清晰地发现，日本明治以来形成的国民性讨论以及甲午中日战争、俄日战争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热潮，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赫胥黎、尼采、拜伦，以及儒、道、墨、法、道教、佛教、基督教等，都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影响了青年鲁迅。对这些复杂的思想资源如何进行筛选、整合和运用，对于涉世不深的鲁迅来说，显然是个不可回避的难题。还有，特殊的人生阅历及批判性反思的个性也决定其思想必然是深刻而复杂的。因此，青年鲁迅“立人”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甚至矛盾的统一体，必然包含多种层面的意义，只有对其进行整体性关照并予以多义性解读，才能更全面、准确地接近其思想本质。本文将选取以下几个层面进行阐述：

一、是非论：“科学”与“救国”

青年鲁迅对发端于西方的科学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这在此前的《中国地质略论》、《说鈤》等文已有所体现。他认为，科学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交通贸迁，利于前时„„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1]（72）“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1]（77）“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1]（72）因此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动感。”[1]（79）他还指出，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是“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1]（77）而不是为了追求实利，所以他们“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1]（75）在此意义上，科学成为人的精神、智慧和道德的统一体，也便具有了“人性之光”[1]（79）。同时，青年鲁讯并不迷信国人所热衷的科学之于救国的各种学说，他审慎地指出：那些“抱残守阙之辈”，却“耳新声而疾走”，[1]（38）而“借口科学，怀疑中

国古然之神龙”[1]（97）的人，实际上却不知“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1]（94）其真实的心理是“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1]（97）对于“汝其为国民”、“汝其为世界人”、“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的论调，鲁迅将其斥之为“伪士”的“恶声”。[1]（94）而对那些“取经”的留学生，鲁迅讥讽道：“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对那些“竞言武事”和“辁才小慧之徒”，鲁迅形象地描绘为：“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1]（81）对那些倡导发展工业、商业、制定宪法、召开国会的人，鲁迅批判他们“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

[1]（82）为此鲁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1]（89）可见，青年鲁迅在科学与救国的态度上，是非立场是鲜明的。 在中国“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1]（89）之时，青年鲁迅也不辱使命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他在不断接受新知的基础上批判地指出，欧美强盛是科学昭示的结果，中国的发展和强盛也必须依靠科学来实现，但要提防假科学、伪科学和借救国和科学的招牌谋私利的“阳谋”，同时还要避免“术”的唯科学主义，因为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才是救国、强国的“根柢”，而决定这个“根柢”的关键还在于“真正的科学者”——“个的自觉”的人。这里，青年鲁迅将科学看作“人”的自由精神的产物，将科学者的精神与民族独立的精神统一为具有主体性“人”的自立精神。因此他说，当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90）可见，在科学与救国的问题上，青年鲁迅的思考可谓精辟、独到、超乎常人，瞿秋白为此赞叹说：“辛亥革命之前，譬如1907 年的时候，除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呢? 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3]（7）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明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尽管声势浩大，但主题和思想并没有超越鲁迅，这或许是他后来为什么没有参与论战的原因之一。至于清

末以来的种种政治纷乱，个中原因不言而喻：一是国人对西方科学的一知半解、误读误用；二是固守伪科学而执迷不悟、死不悔改，以致祸国殃民，贻害无穷。可见鲁迅的思想资源应该值得我们认真清理和审视。巧合的是，鲁迅也在不经意间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演绎着科学的救国之道：从绍兴到南京到东京到仙台再回到东京，从学军事到学矿路到学医学再到改学文学，从救治中国的军事到救治矿业到救治人的肉体再到救治人的精神。需要说明的是，在青年鲁迅那里，文学与医学决不是对立的，他弃医从文的行为并不是否定医学（科学），而是寻找到了“一味”更适用于救治愚弱国民“思想上的病”的“七百零七的药”，[1]（212）即以科学为医、文学为药。可见，其行为本身就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纵观鲁迅的一生，他的最爱虽然在文学，但并没有偏废科学，他此后撰写的大量科学小品文便是明证。

二、取舍论：“众数”与“个人”、“物质”与“精神”

在对众数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的态度上，青年鲁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追溯了西方文明发展的脉络后，认为19世纪宗教革命、政治革命之后，“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结果形成“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的现象；同样，19世纪“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但也出现人们对物质“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以至于“惟此是尊，惟此是尚”的现象。基于此，鲁迅审时度势地提出质疑：“理若极于众庶矣，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品尽人生之本也耶？”[1]（84）在对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考察后，他认为“多数相朋，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肴乱；惟常言是解，于奥义也漠然”，苏格拉底、耶稣、布鲁诺等被残害的事例就是明证。所以“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1]（87）为此，他真诚地呼唤“唯一者”施蒂纳的“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言行奇觚、为世希有”者叔本华的“主我扬己而尊天才”，“卓尔不群之士”易卜生的“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尼采的“超人之说”。[1]（86-87）并认为，只有这样的超人或英哲出现，天下才能太平。而人们过分推崇物质的结果便导致

“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1]（87）这种恶果使人们深受其害，于是就有“新神思宗徒出，”他们“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1]（87-88）因此“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1]（89）所以说“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据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1]（82）中国在“翻然思变”中，应该避免“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酲”，不应再重复欧洲所走过的老路，况且“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1]（85）这是一个国家极大的悲哀。因此说，物质和众数不过是一些非根本的现象，不能真正让国家屹然独立于世界，根本的出路在于“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尽管鲁迅谦虚地说：“今为此篇，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1]（85）但是他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取舍态度，确实为中国甚至世界确立了未来准则和理想模式，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这其中，他没有对物质与众数进行简单、粗暴的否定，而是充分肯定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然后以“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1]（84）的进化观指出，如果人们满足现状而不思进取，结果必然是走向文明、精神和价值的反面。他还在深刻洞察的基础上指出，在“人”的哲学的思辨中，物质的本质是“延长”，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众数的本质是伦理和道德法则，而个人的本质是怀疑和超越一切，是行而上的信仰。两厢比较，精神的发展与个人主体的张扬相对物质与众数而言，具有极大的优先性。然而世界与中国所选择的现实道路恰与此相反，我们没有看到“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1]（89）的美好图景，却目睹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惨状：“一战”、“二战”是物质（枪炮）的屠杀，斯大林集权、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则是众数（盲从的民众）的杀戮。当今，人类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利益的同时，环境、人心（精神）和理想也最大限度地被摧残。试看当下中国流行的新词汇：沙尘暴、艾滋村、房奴、学术造假、假文凭、浅规则„„无不证实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均是

19世纪“通病”的最大“继承”者。至于将来如何，尚难预测，但从当下中国“新左派”、“新儒家”、“新国粹”、“后现代”、“后殖民”等众多的“新”与“后”构成的思想界的言论来看，恐怕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一百多年前的老黄历仍被津津乐道，“新瓶装旧酒”的历史仍在循环并将持续下去。

三、协调融合论：“取今（现代）”与“复古（传统）”、“世界（西）”与“本土（中）”

关于取今（现代）与复古（传统）、世界（西）与本土（中）的关系，青年鲁迅的态度可说是既鲜明又暧昧。所谓“鲜明”，在于他从欧洲近代思想和文艺中发现了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完全异质精神，因此决然地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1]（47）的呼声。这里的“新声”即他所谓的“无不刚健不挠，报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青年鲁迅的“立人”思想显然不是对生命本体追问的结论，而是他沉浸于现实救国主旋律中所做的思考。无论是“立国先立人”，还是“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1]（82）都带有严复、梁启超等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思想痕迹，救国的情怀可见一斑，这也是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结。但是，在青年鲁迅那里，“立国”固然是目的，但这个目的是“自觉至，个性张”的自然结果，是由下而上的自觉行为，即要在“立人”的思想纲领下，走一条“先觉者的个性解放→国人的个性解放→立人→立国”[10]（76）的道路。显然，在根本上，究竟是以“立国”为最终目的还是以“立人”为最终目的构成鲁迅选择上的一个矛盾。当然，这个矛盾是潜在而未被察觉的。因为从学理角度来看，二者本不冲突。然而，回顾历史便可清晰地发现，伴随着五四启蒙运动的落潮，现代中国便接连出现“救亡压倒启蒙”[11]、“翻身压倒启蒙”[12]以及当下“发展压倒启蒙”的局面，而且每一次的“压倒”又都是打着“国”字旗号。也就是说，在实践中，“立国”与“立人”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充满着无法调和的对立和矛盾，而且始终是“国”压制和排斥着“人”。原因在于，无论民族主义者还是阶级论者，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大众，都拒绝和排斥以人的解放和人权的获得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尽管他们表面上并不否定自由、民主、

人权，甚至公然将其写入宪法，而实际上却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还要冠冕堂皇地抬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特殊国情论”做挡箭牌。说到底，就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压制和扼杀“立人”思想，使其不得翻身解放。因此，对现代中国来说，“反封建”始终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因为“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都必须经历这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人的解放如果不彻底，轻则让本国人民在炼狱中爬行拜年，中国是其中典型；重则给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这就是德国和日本反人类罪行的祸根所在。”[13]（5）所以说，舍弃“立人”这一必修之课，中国的现代化永远不能步入正轨。这个潜在的矛盾，鲁迅在“沉寂”十年后，最终予以彻底解决，即确立了以“人”为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启蒙思想作为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另外，青年鲁迅的所谓“人国”，并不是政治革命的结果，也不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制度，而是充满着“诚与爱”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组合，即“‘人+人+人+等等’这样一种自由人的联盟”。[9]（15）可见，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人性完善的理想图式，“人国”的本身就具有乌托邦性质。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党宣言》的描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273）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然而，现实中的他又急不可待地渴求拜伦式的英雄，“今所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1]（71）自己也曾幻想做“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1]（467）的现世英雄，以改变“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1]（70）的局面。这种“高于社会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先觉者的优越感和改造世界的激情”，[9]（109）其峻急、乐观、浪漫的情怀可见一斑。美国学者哈雷特·密尔斯也曾为此指出：“在东京那种充满激情的特殊环境之中，学生们很容易低估在中国施行改革将会遇到的巨大困难。”[15]（8）这是造成青年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者的本心与现实世界之间复杂矛盾的根源所在。这个矛盾尽管在“五四”后得到矫正，但他还是在更多时候、以更大的精力选择了更直接、更有效、更过瘾的“投枪和匕首”的杂文创作，而《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在数量上明显逊色的多，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问题。甚至后期，他之接受阶级论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也可以看作是他对

“人国”理想操之过急的行为尝试和实践。只是这种“转变”给他带来更深的痛苦和打击，也给后世研究者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日本学者竹内好为此曾感触地说：“鲁迅在本质上是一个矛盾。„„也是一个混沌。这种混沌，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没有清晰地自我意识到”，[16]（12）“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拖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的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是个矛盾的统一，二律背反，同时存在。”[16]（14）因此说，“鲁迅是一个悖论式的人物，也具有悖论式的思想”，[9]（19）这也是他同时身为传统“知识阶级分子中最末的一个”[17]（29）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个的必然结果。

以上对青年鲁迅“立人”思想的解读，显然只是冰山一角难及全面，更深层次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在有限的阐述中，我们仍能够通过这种多元的视角，较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了鲁迅思想的源头和本质，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鲁迅是有积极意义的。自1907年鲁迅确立“立人”思想迄今刚好100年，如果按照时下的惯例举办一个百年庆典，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恐怕除了屈辱、苦难、遗憾和羞愧可以作为见证历史的资料外，我们想象不出还能拿什么来装点门面或者作为炫耀的资本。回首百年，我们确实愧对鲁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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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1] 代表性观点如：邓晓芒.鲁迅思想矛盾探源.鲁迅研究月刊.2001（2）；潘世圣.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鲁迅研究月刊.2002 （9）；俞兆平.科学与人文：鲁迅早期的价值取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王学谦.科学理性的生命观照——论鲁迅早期的科学思想.齐鲁学刊.2004（2）；洪峻峰.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文史哲.2006（5）；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6；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 1995年，在张家界召开的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张梦阳先生曾说：“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百分之五谈出些真见。”后于2000年在《文学自由谈》第四期中发表《我观王朔看鲁迅》再次指出：“我所说的真见之文占百分之五，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百分之一就不错。”[2]（146）

鲁迅立人思想之我见

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新文化、新价值观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的人学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个性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终其一生都为追求人的解放包括知识分子（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又终其一生都努力恪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鲁迅的人学思想及个性主义，体现于他自觉而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封建主义精神：要追求人、知识者、自身的解放，就意味着要打破一切束缚人的既定的陈旧规则和观念，打破一切的封建主义；也意味着个性的张扬，人格的独立，使人成为一个现代的独立的“人”。

人学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鲁迅在怀疑和否定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他的立人思想，并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到“立人”→“立国”的目的。

解读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人格内涵——人的自觉、个性的发展和行为的理性，不难发现，“立人”思想与我们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的。

一、“人的自觉”——爱与责任

鲁迅理想中的人，首先是具有人的自觉品性的生命存在。它包含三层意思：既要“保存这生命”，就要树立起人的自尊；既要“延续这生命”，就必须珍爱生命；既要“发展这生命”，就必须自强。把握生的权利和生命价值的真谛就是爱生命。

“爱生命”，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爱”是教育的前提，“爱”就意味着责任。我们要以“爱”培养“爱”，以“责任”培养“责任”。首先，作为一个充满爱心与责任感的教师，我们要以“爱”培养“爱”，以“责任”培养“责任”，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冰心老师曾经说过，“没有爱便没有一切，有爱才有教育的先机。”学生与教师的“爱”是相互作用的，教师给予学生的深沉无私的爱，学生在师爱中感受的温暖、爱的神圣，学会去爱别人、爱同学、爱老师、爱家长、

爱学习、爱学校、学祖国。学生的爱，激励教师爱事业、爱生活和工作，更爱学生。责任感是做人的基础，要使学生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首先要让学生懂得自己既是家庭的希望，又是民族的未来，使学生产生一种自豪感、责任感，从而努力学习。教师必须要率先垂范，对自己的言行高标准要求，对工作和学生认真负责，认真负责地上好每一节课，做好每一件事，开展好每一次活动。以自己和一些古今中外历代名人的强烈的责任心影响教育学生成为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家庭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人，使他们真正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材。 其次，教师自身的爱心与责任心是教育成败的关键，更是构建和谐课堂的重要因素。教师一旦没有了爱、没有了责任，和学生怎么会有融洽的师生关系？怎么会用他那高昂的激情，带给学生高涨的情绪和活跃的思维；又怎么会用幽默、风趣带给学生轻松和愉悦的感受。唯有心中充满了爱、充满了责任感，才能去塑造他人的灵魂。爱，是教育亘古的主题；责任，是师者永恒的承诺。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仁者，爱人”的观点。教育首先就是爱的教育。有了爱，师生间就架起了一座感情的桥梁；有了责任，师生间才会心灵相通，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有了爱和责任，教师才会愉快地播种知识，传播文明，塑造灵魂；学生才会愉快地接受知识，继承文明，设计人生，才会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个性的发展——尊重与张扬

立人”的根本在于“尊个性而扬精神”，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个性，人才会去发现“精神”。新课改呼唤生命教育，因此就要求教师：“给学生一些权利，让他们自己去选择；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自己去把握；给学生一些困难，让他们自己去面对；给学生一些条件，让他们自己去创造。高扬生命的价值，反复吟唱生命的礼赞，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生命积极的存在状态：投入、倾注、热力四射、兴味盎然。”

1、凸现自主,超越自我

现代教育观倡导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以发展学生的能力为出发点，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真正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著名教育家魏书生是我们的楷模，他经常让学生上讲台讲课，而他在学生学习活动时从旁点拨。上课时，让“小老师”自找资料，设计教学方案；上课时，基本上是学生主动提问，学生共同讨论和切磋问题，课堂气氛相当活跃，达到了学生自我表现、自我完善、互相激励的教育目的。学生深深地认识到：学习是自己的事，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仅是学习活动中的帮助者、咨询者、组织者。

2、诱导质疑,激发情感

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学习知识、体验情感的过程，更是追求真实、探求真知、献身真理的过程，更是追求真实、探求真知、献身真理的过程.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呵护小学生那种稚嫩的童心，教给学生质疑的方法，在重点处求疑，在易错处思疑，在无疑处见疑，在关键处质疑，诱导学生在质疑中体验情感，这才是教学的真谛。教学中,教师还要善于创设情境，运用各种手段，激励学生打破己有的思维定势，从独特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培养学生“不惟上，不惟书”的独创精神，只要学生言之有理，能自圆其说，哪怕是一点点创新的火花，教师都应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以提高他们的创新积极性。

3、尊重体验，鼓励创见

生命不仅仅是一个活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更在于他是一种活力的存在，是一个有尊严的个性的存在。我们需要抠门自问，在自己的课堂上，给学生以尊严了吗？给学生以活力施展的空间了吗？给学生个性张扬的机会了吗？为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学会信任，学会期待，允许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理解，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何谓“创造性思维”？就小学生而言，是指在特定群体中鲜见的，不同于众的见解和发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怀疑教材，对不同的文章，尽可能让不同层次的学生，说出自己不同的感悟和见解，最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如果我们都这样尊重学生的见解，善于引导他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善于让他们畅谈自己的体验感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就会水到渠成。

三、行为的理性——

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告诉我们：理性的行为是合规定性与合目的性的行

为。规定性表明行为的外在制约，必须是合理的、合法的、合道义的，合公平原则的，总之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和规范的，因而是真；目的性表明自己的内在需要，或是利己的，或是利他的，至少是不妨碍他人或有所补偿的，总之是有益的，因而是善；理性原是人的类本质，体现在人的行为当中，便是求真、向善。这样的行为观照着人的本质力量，因而是美。人类理性的评判标准就是行为的真善美。因此，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评价，即要教育学生确立正确的评价标准、掌握正确的评价方法，学会合理的评价一切。正确的评价具有激励作用，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具有积极的作用。在新课改背景下，评价已被运用到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和过程中，教师让学生掌握评价的这把尺子很重要。

鲁迅是一个人间的挚爱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洞察一切的眼光使他能“从天上看见深渊”；而他坚定的“立人”理念与执着的自由精神、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名不屈的反封建斗士。鲁迅的精神是伟大的，他所奠定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现代文化，不仅启蒙了当时的人们，而且在今天，它依然烛照着人们，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指引着正确的价值取向。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也将如一盏明灯，照耀着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为当代人的全面发展，为教书育人提供正确的思想依据和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