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战区的建立及其作用

作者：李仲元

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02期

　　中国战区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中、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领导人的协商而建立的对日作战统帅机构及其所辖作战区域。

　　作为反法西斯国家联合作战的产物，中国战区比较明显地体现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性。研究中国战区，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持，认识中国战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建立中国战区这一重大事件对中国抗日战争乃至战后政治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史学界对中国战区的研究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有关中国战区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还存在种种误说。这不能说不是我国在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本人不揣浅陋，试图对中国战区的建立及其作用作一探讨。

　　一 中国战区的建立及其演变

　　（一）中国战区建立的背景与经过

　　中国战区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建立的，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美英苏等国已就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步骤：

　　苏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不久，即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中国以大力支持。从1937年到1939年，苏联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2.5亿余美元的军事援助， 还组织志愿飞行人员与中国空军并肩抗日。1940年，为增强蒋介石战胜日本的信心，“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以便苏联在一旦遭到德国进攻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1〕， 斯大林又给蒋介石派出以崔可夫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

　　英国在它本土遭到德国攻击和远东殖民地受到日本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其对日绥靖政策，由试图牺牲中国换取日本让步转为利用中国支援其远东的军事。1940年10月，英国重新开放它应日本要求而关闭的滇缅公路。1941年1月， 英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军事合作。1941年春，应英方邀请，“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军事考察，为期三月之久，并拟制出“中、英缅甸共同防御计划草案”。〔2 〕中英两国朝着军事同盟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同年7月，苏德战争爆发后， 英国又和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关于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之协定》。

　　美国面对德日在欧亚的咄咄攻势，也逐渐从“孤立主义”的泥潭中走出来，加强与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系。在欧洲，它于1941年9 月同苏英签订三国协定，决定美英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联合行动。在亚洲，美国对日本的侵略活动由消极的“不承认主义”转为一种积极的强硬政策。为了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军南下，美国从1940年下半年起，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财政和军事物资援助，并开始探讨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事宜。1941年12月，罗斯福派私人代表居里来华，研究美国一旦与日本开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中国。5月， 罗斯福推荐拉铁摩尔充当蒋介石的政治顾问。8月， 美国派出以马格鲁德少将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来华，并允许美国退伍军官陈纳德筹建一支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日作战。

　　上述这些重大步骤，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中国战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此举， 把美国从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地位推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线。美国除了全力投入一场全球战争，别无选择。美国的参战无疑使反法西斯国家增加了一把击碎敌人的重锤，无怪乎丘吉尔听到珍珠港遭攻击后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好了，我们总算赢了！”〔3 〕而重庆的国民党官员们则“好像是赢得一场伟大胜利似的”。〔4〕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蒋介石分别召见苏、美、英驻华大使潘友新、卡尔、高思，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及其它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之完全溃败；中国政府现决定向日本宣战，并对其同盟之德、意同时宣战。他还向各大使分别面交建议书，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同时宣战；各友邦（中、美、英、苏、澳洲、荷兰、加拿大、新西兰）成立军事同盟，并订立一不单独媾和之条约。〔5〕

　　10日，蒋介石分别召见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和丹尼斯，商谈关于成立联合作战机构和拟具整个作战计划问题，并要求他们将如下内容电达本国政府：1.中、英、美、荷四国应速制定联合作战整个计划，以便行动一致。2.四国应速成立联合指挥部或军事委员会，其地点在重庆，由美国为领导者；派员指挥，或先为委员制，协议一切，决定共同作战之行动。3.四国应速成立军事同盟协定，并不许单独媾和。4.并请苏联随时加入。〔6〕

　　蒋介石的行动表明，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迫切要做的事情是力促建立一个对日军事联盟。蒋介石热衷于此，其动机他自己曾有表白。他说：“无合作，无联系，军事行动之成功，即失去其保证。”〔7 〕当然，还有一些更重要的考虑他没有说明。这就是：联盟的建立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一个被忽视的、几乎是孤立的战场；意味着中国与美、英等国之间，既有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的责任，也有彼此支援的义务。也就是说，美、英向中国提供经援和军援将不再是一个单方面的援助了。无论怎样，当时他的这种努力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美国参战后，轴心国与反法西斯国家已经渭分明，建立联合机构，协调各反法西斯战场的行动，不仅完全可能，也十分必要。

　　蒋介石的建议在美国方面得到积极反应。罗斯福总统于14日致电蒋介石：“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敬建议，由麾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南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本人并建议，参加该会者应为英、中、荷、苏及美国之代表。”〔8〕他还告诉蒋介石， 他已建议英国在新加坡、苏联在莫斯科召开类似会议，以研究南部战区和北部战区的行动，希望由此产生一永久机构。丘吉尔对召开联合军事会议的提议表示赞同。但苏联方面反应消极，斯大林致电蒋介石表示：“本人以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9 〕这表明苏联不会派代表参加在重庆开的联合军事会议，也不会在莫斯科召集类似的会议。

　　在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美国代表勃兰德将军路途耽搁，延至12月23日才正式召开，且实际到会正式代表只有中、美、英三方。会上，英方代表魏菲尔突出强调缅印方面的防务问题，蒋介石则强调“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争论颇为激烈，最后终于拟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10〕虽然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务虚”，但会议召开的本身表明中、美、英三国朝着联合作战迈出了一大步。

　　英国在新加坡召开的联合会议也于12月20日举行完毕。同重庆会议一样，由于英、美政府未派决策人物出席，因此所讨论的计划并不具有决策意义。

　　在重庆、新加坡两地的联合军事会议举行之际，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华盛顿就制订同盟国合作体制，拟定联合国宣言等问题连续举行会议。

　　联合国宣言经过26个反法西斯国家充分酝酿，于1942年元月1 日正式签署。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其它国家按其国名之拉丁字母次序排列。中国以独立抗日四年所显示的伟大力量，获得国际四强之一的地位。宣言规定，签字国应各尽其兵力和资源，以打击共同敌人，并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以宣言的签署为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中国既为四强之一，当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就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因此罗斯福与丘吉尔商议，在远东设两个联合军事指挥部，一个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由美、英、荷、澳四国军队组成，作战区域包括缅甸、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这一地区的全部陆地和海域，英国的阿奇尔德·魏菲尔将军被选为该战区最高司令官。另一战区即是中国战区，拟请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就此事致电蒋介石征询意见：

　　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起见，今正在南太平洋成立一最高统帅部，指挥全部美、英、荷军队。此项联合国在中国战区之共同活动，亦需有同样统帅部，事属当然。予会征得英、荷政府代表之同意，建议麾下负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之联合国军队之责，予等并建议，该战区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之安南及泰国国境……特此奉电，企候赐复。〔11〕

　　蒋介石于翌年元月2日复电表示“义不容辞，敬谨接受”〔12〕， 并于元月4日致电时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 要他请罗斯福总统遴选一军衔在中将以上的高级亲信将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同时另派高级空军将领一员主持中国战区空军的指挥与训练事宜。

　　关于战区参谋长人选，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具有多年在华经验的第七师少将师长史迪威，但因其在华时官阶较低，恐为中国所轻，乃改拟鲁德姆中将。鲁德姆在“一战”时曾与马歇尔同隶于潘兴将军麾下，先后任第一军军长和潘兴将军的参谋长，其资历才能，颇为陆军部长史汀生所属意。1942年元月初，鲁德姆奉召前往华盛顿，与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晤谈。鲁德姆主张自缅甸进攻泰国和越南，打开滇越路，建立强大在华空军，为史汀生所赞同，但马歇尔认为美国目前尚无大批援华之准备，不必急于打通滇越路，对华政策，只在训练、装备华军，维持中国作战。鲁德姆认为此政策属于消积，不肯受任，于是马歇尔仍决定派史迪威赴华。为使其适于新任职务，临时将他晋升中将。

　　至于派遣空军将领一事，美国拟在印度设置第十航空队，将陈纳德的美国空军志愿队改编为美国空军第二十三驱逐机队，纳入第十航空队正式编制。第十航空队由美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节制。第二十三驱逐机队于1942年7月改编完毕，并于1943年3月升格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将军为该队司令，兼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

　　史迪威于1942年2月11日自美飞抵印度， 随行人员除了同他一起乘机的35名幕僚和5名士兵外，还有400名技术人员和教官乘船转道来华。3月3日，史迪威飞抵缅甸之腊戍，与正在这里视察的蒋介石会面。6日 ，史迪威在重庆向蒋介石阐明其来华职责：1.指挥在中国、缅甸、印度之美国军队。2.监督及管理一切美国对中国国防之援助。3.代表美国政府出席重庆军事会议。4.充当中国战区与南太平洋战区之联络员。5.管理维持并改进滇缅公路。6.中国战区参谋长。〔13〕8日， 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至此，中国战区正式成立。

　　（二）中国战区的组织机构、辖区及其演变

　　罗斯福总统在电请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统帅的同时，曾建议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并说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请苏联代表参加。史迪威来华后，蒋介石也及时要求他提出联合参谋部组织草案，但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在史迪威任参谋长期间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1.史迪威刚一来华，即受命赴缅指挥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 未能及时组建。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1941年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组建的，共三个军约10万人。1942年2月，日军10余万之众集结于泰国，准备攻占缅甸， 英国守军吁请中国增援。蒋介石于是移调空军志愿队一部前往仰光协防，同时命令远征军分道援缅。由于刚刚发生过塔尔萨事件（英国劫掠美国货船塔尔萨号载运的中国租借军火），中英关系不洽，故蒋介石希望由美国将领统带中国人缅部队，史迪威适逢此时来华，蒋介石便将此任交付于他。史迪威3月6日抵渝，11日即衔命赴缅，可谓来去匆匆，不可能有精力及时组建联合参谋部。2.史迪威与蒋介石在联合参谋部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的关系问题上有分歧。史迪威要求联合参谋部不受军令部之指挥，但蒋介石坚持：“指挥中国部队时，将军（指史迪威——作者注）既为予之参谋长，当秉承予之命令，即以予之名义转令军令部。指挥美国部队时，将军策承予之命令，转令美国部队，同时以予之名义通知军令部。”〔14〕指挥程序上的分歧是形式上的，其实质是史、蒋都想掌握对中国战区内中、美两国部队的控制权。3.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由于第十航空队他调问题、缅甸作战问题、以及史迪威地位问题等等，矛盾日趋激化，彼此由意见分歧到相互鄙视、憎恨。蒋介石有时拒不见史，史也常常宁愿呆在印度蓝姆珈训练基地或缅甸前线，不愿和蒋呆在一起。二者关系如此恶劣，所以直到1944年10月史迪威被撤换，联合参谋部也未建立起来。

　　史迪威调离中国战区后，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提名三位可为他所接受的美国人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候选人。蒋介石通过赫尔利提出亚历山大·M·帕奇、文伯特·C·魏德迈和沃尔特·克鲁格。尔后，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经过你认可后，魏德迈将军可以出任你的参谋长。我也将任命他为所有在华美军的司令官。”〔15〕魏德迈曾就读于德国和美国的参谋学院，谙熟参谋工作，时任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对中英间的情况比较熟悉，故乐于被蒋介石所接受。

　　魏德迈来华后，吸取史迪威的教训，对蒋介石表现得比较恭顺。1944年11月1日，他在重庆第一次与蒋介石晤谈即表示：“我是委员长的 参谋，参谋的任务是忠实地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委员长的命令变成有效的实际行动，而且使这一切行动都适合委员长的企图。”〔16〕蒋对魏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为了有效地履行参谋长的职责，魏德迈在重庆组织了“中美联合参谋部”〔17〕（中方称之为“中美参谋会报会议”）。参加联合参谋部的美方人员为美军参谋长马克鲁少将、中国战区后勤司令齐福士中将，汽车运输专家某上尉和主管后勤的上校参谋一人，主管作战的上、中校参谋各一人，主管情报的上校一人。中国方面最初参加的有后方勤务部参谋长汤尧、军令部第一厅长张秉钧，第二厅长郑介民，担任翻译的中将高级参谋何世礼，少将高级参谋刘耀汉。1944 年12月，魏德迈鉴于许多重大问题汤、张、 郑三人都不能负责决定而扩大组织增加军政部长陈诚、军令部次长刘斐，后方勤务部副部长端木杰。

　　“中美参谋会报会议”（“中美联合参谋部”）由魏德迈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亲自主持，每周举行两次会议。会议内容最初只交换中美双方情况，且只限于中国战区范围以内的情况，如敌人到达地区，我军空运情况，美军空战及轰炸情况等。后来逐步扩大业务，举凡作战计划应互相抄送一份，尔后即作为会报会议决定的计划，交由中国的主管部门用蒋介石的名义发号施令。凡中国向美国要求的援助（如美械装备中国部队、战略空军的推进、补给物资的增加等问题）和美方要求中国的事项（如美国空中堡垒到华后使用的特别机场的建设，由印度到中国的输油管铺设等问题），都通过“中美参谋会报会议”加以决定。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战区的统帅机构以参谋长的易人为标志，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42年3月8日到1944年11月魏德迈取代史迪威之职，由于史蒋矛盾等原因，呈现出一种极不健全的状况。后一阶段，从1944年11月1日到1946年4月22日中国战区正式关闭，建立了具有联合参谋部性质的“中美参谋会报会议”，但由于蒋介石的排共反共政策，该组织中没有中共军队代表参加。这无疑使该组织机构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受到局限。尤其是日本投降以后，中国战区的性质逐步发生根本变化。

　　为加强与其他战区的联系与配合，中国战区还向其他战区或反法西斯国家派出常设军事代表机构。如西南太平洋战区设立后，中国战区曾派郑介民为“出使魏菲尔总司令部代表”，新加坡陷落，西南太平洋停止活动后，始“自荷印脱险归来”〔18〕。东南亚战区建立后，中国又及时派去一个军事代表团“留驻战区统帅部以利联系”。该代表团以冯衍少将任团长，以程振粤为秘书，陆海空军各派一名军官为联络参谋。〔19〕由于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利害关系极为密切，且均为美军中印缅战区活动区域，所以从1943年8月到1944年7月，史迪威既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担任东南亚战区的副总司令。〔20〕有的论著说中国战区统帅和东南亚战区统帅“由同一个统帅兼任”〔21〕，似为对史迪威任职的误解。中国战区还向美国派出以熊式辉（后为商震）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常驻华盛顿负责联系军事合作事宜，并出席太平洋作战会议。相应地，美国、英国、东南亚战区等地向中国战区派有常设军事代表机构。

　　中国战区辖区最初包括中国、越南和泰国，经过魁北克会议的非正式调整和盟国最高司令部的最后确认，泰国辖归东南亚战区，越南北纬16度以南地区在杜鲁门与蒋介石协商后划归东南亚战区。这样，中国战区的最后范围是中国和北纬16度线以北之越南地区。中国战区辖区问题是史学界说法颇为混乱的一个问题，本人曾专门就此写过一篇考证文章〔22〕，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 中国战区的作用

　　中国战区的建立及其活动客观上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以及战后中国政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战区的对日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中国战区的建立对中国抗日战争及战后政治的影响

　　1.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民党继续抗日的信心。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英美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的进行，它的抗日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身居要职的汪精卫、陈公博一班人公开走上投敌卖国的道路。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态度已不如初期那样积极。中日全面战争进行了几年，蒋介石却一直没有勇气公开对日宣战。1940年日本实施引诱蒋介石投降的所谓“桐工作”、蒋介石派人数次与日方代表会谈。双方代表甚至协商由蒋、汪和日军总参谋长坂垣在长沙直接会谈。〔23〕虽然“桐工作”最终破产，但它表明，蒋介石曾经有过与日本谋和的念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定“日寇最后必然惨败”。他在日记中写道：“日军进军南洋，兵分力弱，其战区扩大，战线延长，再加为时较久，则人力物力皆不足以支持，其结局之惨，必非所能想象者也。”〔24〕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信心大增，表现也极活跃，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日，即召见英美驻华大使，表示不避任何牺牲，抗战到底，并建议各友邦成立军事同盟，还一改四年来不宣而战的作法，紧随英美对日宣战。中国战区的建立，实现了蒋介石与英美结盟的愿望，改变了中国孤立抗日的局面，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命运密切相联。战争的前景以及蒋介石在反法西斯阵营中所取得的比较重要的地位，激励着他彻底摈弃与日本妥协、“和平”的念头，而乐于保持一种抗日的姿态。中国战区建立以后，蒋介石再也没有真正对日本寄予和平希望，并对日方的各种“和平”试探采取愈来愈强硬的立场。1943年12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发表宣言，表示坚持进行长期作战，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表明了与日本作战到底的决心和赢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可见，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中国战区的建立，对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抗日信心，维持抗日立场是有一定作用的。

　　2.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增强了中国正面战场对日作战能力。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任务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看起来比较庞大，并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战斗力，但由于中国工业落后，加上抗战初期一些主要工业城市的沦陷及军用物资的大量消耗，如果没有相当的外援，要维持大规模继续作战的能力的确是有困难的。然而，中国战区建立前，中国得到的外援是非常少的。以美国为例，从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到1942年中国战区建立的几年间，中国与美国达成的各项借款总数不过2亿美元〔25〕，而且由于中国对外运输线被封锁，已经采购到的军用物资无法运回。

　　中国战区建立后，这种情形有了较大改善。1942年3月， 美国一次提供给国民政府的“财政贷款”就达5亿美元， 英国也一次提供信用借款5000万英镑。美国设法在短时间内开通了“驼峰”航线，并力促打通滇缅路，使援华物资得以不间断地运往中国，运输量也不断增加。虽然实际运抵中国的物资在美国运往各国物资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小，但对中国的抗战仍有雪中送炭之功。抗战期间，美国除了训练和装备中国在印度的新一军、新六军共5个师外， 还装备和训练了在云南的远征军共12个军36个师及地方实力派的4个半军。 这些新装备的部队战斗力得到明显加强，完全可以与同量日军抗衡，甚至超过日军，故在抗战后期的打通印缅交通线和湘西战役中，日军均遭到惨重失败。

　　正面战场空军作战状况的改变则更为明显。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时，国民党空军有作战飞机约200架。几经作战，到1941年底， 仅剩老旧飞机65架〔26〕，而日方侵华空军却由原来的600架增至800架，且性能具优。陈纳德志愿航空队组建后，虽然增加P—40新式飞机100余架，但多数在缅甸训练，只有一个中队驻昆明，敌空军仍占绝对优势。中国战区建立后，志愿航空队改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直接配属中国战区，空军力量日趋雄厚。第十四航空队辖两个轰炸机联队，两个战斗机联队，两个混合联队，一个司令部直属中队，共有作战飞机700—1000架。〔27〕1943年10月，中国空军第一、第五大队与第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团（简称ACW），辖4个轰炸机大队、两个战斗机大队、一个直属中队及其他空、地勤单位，正面战场空军实力大增，由被动截击转而主动袭击日军在汉口、越南、广州、香港、台湾、岳阳的空军基地，轰炸平汉、粤汉、津浦、陇海、同浦沿线之车辆和沿江沿海之敌军船只，制空权移入我手。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对此深感懊丧，说：“以前敌机极为罕见，在汉口、九江之间往来内地之大型运输船，常达三、四十只；如今，连十吨左右的小汽船均被美空军炸光……目前制空权竟已全被敌人掌握，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28〕

　　3.它对中共冲破国民党的长期封锁，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产生了一定作用。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包围，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一直是片面的、零星的和歪曲的。中国战区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改善自己的外交处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逐步与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方人士建立了联络，使他们得以直接了解中共的主张、政策和行动情况。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活动直接影响盟国驻华新闻工作者，并通过他们影响其本国政府和人民。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15人到延安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向国外发出数以百计的新闻稿。随后，美军又向延安派出了以包瑞德为首的观察组。美军观察组不仅为搜集情报向中共军队提供了近千台无线电发报机，而且向美国军方和政府发回大量关于中共军队战斗力和对日作战真实情况的报告。他们考察认为：“中共正规军是一支年轻力壮、营养良好、服装整齐、饱经战斗锻炼的志愿部队，它有良好的体质、很好的智力水平和非常高昂的士气。”“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29〕鉴于中共方面的情况，他们曾建议美国政府“应当给予共产党少量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反坦克炮和一些轻炮”〔30〕，以充分发挥其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他们的这些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领导人曾要求蒋介石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将租借物资分配一部分给中共军队，要求国民党与共产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等等。1945年初，罗斯福总统数次表示，希望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应该包括共产党代表（蒋介石被迫同意董必武参加）。〔31〕尽管这些要求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未能实现，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状况为美国及其他盟国政府和人民所了解毕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它使中共在抗战时期获得有利的外交环境，使美国政府在对日战争胜利前后处理对华事务时不得不认真考虑中共的存在，使美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深得民心和国民党的反动腐败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从而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产生某种制约作用。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把这一时期的对外接触看作是自己“外交工作的开始”。〔32〕

　　4.它对中国战后政治的消极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战区本来是盟国间为协同对日作战而设立的统帅机构，随着战争结束，它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尽快撤销这个机构，撤走在中国的外国军队。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在日本发出迄降照会后，迅速致电马歇尔强调：“如果我们撤走我们的部队，则我们会受到公正的指责，我们在紧要关头背弃盟邦。”〔33〕他在表示要“尽一切力量将中国的部队重新部署和运用，以加强防阻大规模暴动与混乱，和迫使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局部化”〔34〕的同时，要求美国派两个师前往上海地区，两个师前往大沽口地区，一个师前往广州地区，并将此工作列为“第一优先”。这些见解与建议符合美国战后利益和扶蒋反共政策，因而得到了采纳。这样，就出现了战争结束后美国反而向中国增派飞机、舰船和战斗部队的极不正常现象。它迅速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运送到重要战略地区，并直接控制一些沿海重要地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大量军火支援，即使在马歇尔来华调停期间，也没有停止这些工作。美国以中国战区名义进行的这些活动，不仅无助于实现它所希望的那种“和平”和“统一”，反而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加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最后导致了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

　　（二）中国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中国战区从它建立到战争结束，一直抗击着37至57个日本师团，而同一时期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与英美作战的兵力是15至44个师团，在日本本土常驻的兵力是5至59个师团。〔35〕就是说， 中国战区一直抗击着日本在它本土以外的大多数侵略军。中国战区的对日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力支援了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太平洋战争初期，骄狂的日本海军力主攻打澳大利亚，攻占锡兰，与德军在印度洋会师。当时，盟国在这些地区的防御都十分薄弱。当时负责西南太平洋防务的麦克阿瑟回忆说：“这时，我只拥有美国陆军和空军总数的2%弱， 分配给我的10万多兵力恰恰是驻扎在美国大陆以外的100万陆军和空军人员的10%。我分享美国海军舰艇或人员的比例，比陆军的比例更低。”〔36〕在东南亚方面，魏菲尔负责的英美荷澳联军司令部在新加坡失陷后已被解散，他率剩下的残兵败将担负着马来亚、缅甸、印度等广大地区的防务，实难进行有力的抵抗。如果日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澳洲、锡兰、印度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这些地区被攻占，那么盟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辽阔的海域内将失去其战略基地，英美供应苏联作战物资所经过的印度洋、中东进入里海的交通线就会被切断，英国就会失去中东的石油供应，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日本陆军主力37个师团深陷在中国战区，投入南进的陆军只有10个师团和3个旅团， 而日本陆军预计仅攻占澳大利亚就需12个师团，所以不得不否定攻占澳大利亚和锡兰的计划。虽然日军在东南亚大陆的进攻一度非常得手，但中国远征军10万官兵及时入缅作战对它的凌厉攻势起了重要的阻遏作用。远征军经过艰苦作战和巨大的牺牲，迫使日军将战线稳定在缅甸。远征军还成功地解救出被围英军7000余人，掩护英军安全地撤往印度，为保卫印度和防止日德在中东会师作出了贡献。丘吉尔在获悉英军安全返回印度时曾高兴地说：“通向印度的路封闭了。”〔37〕

　　1943年，美军开始在太平洋展开反攻。日本于9月25 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建立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及新几内亚西部、巽他、缅甸在内的所谓“绝对防御圈”。〔38〕但是，在长达4000英里的漫长的防卫线上，日军只配备了17个师团的兵力。相反地，在中国战区，它正组织50多万兵力，准备进行“1号作战”。 这就使得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美军在历次进攻战役中，不仅保持着装备上的优势，而且在兵力上也往往保持绝对优势。例如：在收复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作战中，美军与日军的比例是5∶1，在新乔治亚登陆作战中，美、日军比例是6∶1，在攻克马金岛战斗中是3∶1，在冲绳岛战役中，美、日兵力对比是2∶1，火力对比是20∶1。可见， 中国战区对日军的大量牵制，严重地削弱了日本在太平洋的防卫能力，为美军在太平洋的胜利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战区的“空中堡垒”轰炸机还多次轰炸日军在太平洋的航线及在台湾、越南、香港的基地和日本本土，给太平洋美军以直接支援。

　　2.大大减轻了日军对苏联的压力。驻在中国东北的10多个日本师团一直是苏联东部的隐患。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德国曾数度要求日本加入对苏作战。日本军方也有人提出：“对日本来说，苏联将是这次战争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致命之症”〔39〕，主张通过日德苏战争彻底摧毁苏联。但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认为：“中国大陆直接成为美英方面对日反攻据点的倾向已逐渐明显起来”，为了“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专心致力于对美英战争”，日本拒绝了参加对苏战争的要求。尽管它仍表示要同以前一样“尽可能将苏联牵制在东方”〔40〕，但中国战区的情况使得它并不能做到这一点。1944年初日本为发动“1号作战”， 陆续从东北抽调约5个师团的兵力到关内，以至于“1944 年底的驻满兵备，与1943年底相比，已降低1/2”。〔41〕为了从外观上保持强大军事威容，日本利用在满储备物资和退伍、侨居人员新建了一些师团，但战力仅及精锐师团的30%。关东日军已不足以对苏联构成威胁，因而苏联逐渐将兵力全部用于西线，专心一致对德军。

　　3.有利于“先欧后亚”战略的推行。“先欧后亚”是英美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确定的反法西斯战争全球战略。这一战略要求英美将主要兵力集中于欧洲，协同苏联首先击败头号敌人纳粹德国。但它并不意味着要等对德战争胜利后再来对付日本，而是以亚太地区对日作战局势的稳定和顺利发展为前提的。亚太地区的战局不能控制，英美就不能在欧洲集中兵力。中国战区在亚太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战区能否拖住百万以上的日军，直接影响到英美在亚太地区压力的轻重，关系到他们的全球战略。因此，美国自始就很重视中国战区的作用，“维持中国作战”的对华政策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制定的。美国想方设法要中国军队投入缅甸作战，重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保证其“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与英方代表的辩论中曾尖锐地指出这一点。他们说：“由英国在缅甸南部和中国在北部的联合进攻将牵制南太平洋的日军调往缅甸……这可以防止太平洋的一场灾难，否则就会断送欧洲第一的战略。缅甸攻势还能打通进入中国的陆上通道，以便集结空军部队打击日本。”〔42〕

　　事实证明中国战区是成功地牵制住了日军主力。正因为如此，英美得以比较顺利地集中兵力于欧洲方面。1944年6月，英国陆军约为27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留在本土，准备用于开辟第二战场，在亚洲的英军为数甚少。当时美军总数约1100余万人，其中除部分留驻本土外，主要集中于英国和地中海，在太平洋地区仅有90余万。由于英美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因此在罗曼底一举登陆成功，敲响了德国法西斯的丧钟。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战区的建立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中国战区大量牵制和歼灭日军，为其他战区的胜利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国战区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击败法西斯集团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战区的广大军民为消灭人类公敌日本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

　　〔1〕〔苏〕瓦·崔可夫著：《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 年版，第36页。

　　〔2〕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3〕〔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上册， 东方出版社1958年版，第176页。

　　〔4〕〔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28页。

　　〔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1页。

　　〔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7页。

　　〔7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第53页。

　　〔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三），第66页。

　　〔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三），第57页。

　　〔1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第91页。

　　〔1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第97页。

　　〔1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第98页。

　　〔1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第561页。

　　〔1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第605页。

　　〔15〕〔美〕约瑟夫·史迪威等：《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8页。

　　〔16〕廖耀湘、杜建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

　　〔17〕〔美〕Keith E·Iler著：《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 台湾正中书局1989年印行，第145页。

　　〔18〕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第267、477页。

　　〔19〕程振粤：《蒙巴顿将军与我》，台北《传记文学》合订本第35卷第4期。

　　〔20〕〔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另见《史迪威资料》，第107页。

　　〔21〕胡菊蓉著：《中国战区受降始末》，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22〕见拙作《中国战区辖区及其演变》，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23〕〔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24〕《蒋总统秘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页 。

　　〔2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979年内部印行，第332页。

　　〔26〕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台北1946年版，第31页。

　　〔27〕陈应昌：《陈纳德与飞虎队》，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28〕〔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2—243页。

　　〔29〕〔美〕约·斯·谢伟恩：《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30〕〔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31〕《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9页。

　　〔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73页。

　　〔33〕〔美〕Keith E·Iler著：《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 第220页。

　　〔34〕〔美〕Keith E·Iler著：《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 第207页。

　　〔35〕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36〕〔美〕《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37〕〔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38〕〔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册，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59页。

　　〔39〕〔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700页。

　　〔40〕〔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646 —703页。

　　〔41〕《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4页。

　　〔42〕〔美〕罗伯特·达莱克著：《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0页。

作者介绍：李仲元 武汉海军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