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在9月3日胜利日的阅兵大典上，中央电视台转播实况时，引用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此语出自先秦典籍《左传》。《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朝大夫刘康公的话：“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祭祀，也指祭典。戎，兵戎，指兵器、军队，也指战争。春秋时期，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祭祀和战事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国语·周语上》说：“夫祀，国之大节也。”祭祀，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主祭者，为一国之主。所以，祭典都是非常隆重的。中国是个重视礼和礼制的国家，“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左传·隐公十一年》）的作用。因此特别强调“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祭典，是最重要的国之大礼。春秋时期有“观兵”（即阅兵）之礼，也是国家的大典。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但是，对于“戎”，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多方面的认识。
一是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宋国的子罕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五材指金、木、水、火、土。兵器须用金与木做，用火与水铸造，且载之于土地，所以说“兵”乃五材生之。而兵戎是威慑不法行为、伸张正义、安靖国家的工具，所以兵不可弃。战争不是目的，而在于威慑越轨者，宣扬文德，捍卫和平。
二是对战争作用的认识。据《左传》记载，宣公十二年，晋楚发生邲之战，楚国战胜晋国。战后，楚国的大夫潘党劝楚共王筑武军京观，即建筑显示武功的大土台，以此来炫耀楚国的武功。楚共王不同意，说：“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止戈为武”并非“武”字造字的本意，楚庄王借以阐述他的以战争抵御和阻止战争的思想。楚共王认为，“武”有“禁暴”等七德，武力的作用在于禁暴息兵，保有天下，武功不足以炫耀，反对穷兵黩武。
三是对兵戎与民心关系的认识。据《左传》记载，庄公十年，齐鲁发生长勺之战，鲁国曹刿论战，认为鲁庄公可以作战的条件就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包括保民、爱民、勤民、恤民、成民、抚民、教民、利民等内容，就是忠于百姓，取得民心。《左传》里面多次提到“忠，民之望也”“上思利民，忠也”。如成公十二年申叔时所说：“民
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左传·宣公十二年》还引晋国士会的话说：“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又说：“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德、刑、政、事、典、礼六事，是战争取胜对国内政治清明的要求。概括为一点，即政通人和者胜，政治贤明的国家是不可抵御的。春秋时期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入务利民”，又“示民以义”“示民以信”“示民以礼”，终于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民心向背是战争决定因素，要战胜敌人，必须依靠广大人民，取得人民的支持。
四是认识到“帅乘和”，同心同德者胜。《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帅乘和，师必有大功。”“帅乘和”即指军队上下一致，步伐整齐，是所谓“旅进旅退”。《国语·越语上》说：“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也。”此外，还特别强调一个“和”字。《左传·桓公十一年》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和”者，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这就是军队最大的战斗力。
胜利日的阅兵典礼，为的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阅兵典礼上最后说的：“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阅兵典礼，再次应证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昭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