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农商社会_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

葛金芳

起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速率，开始步入“农商社会”的门槛。

所谓“农商社会”，是我对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农商社会的前身，无疑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亦即农商社会景，当然应是现代工商社会。

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

葛金芳，北京师范大学“９８５”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主攻宋《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出版通史》（第５卷）、《中华文化通志·土地赋役志》、《唐宋变革期研究》等专著十余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总计４６０万字。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大学财经学院经济学教研室邮编：３６１０２１；Email:[email protected]

引论：“农商社会”之概念和南

宋经济之地位

近十余年来，随着宋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南宋史研究的急剧升温，重新认识宋代、特别是南宋一朝的利弊得失并重估其历史地位，已成史界热点之一。长期以来被视为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等成说受到挑战，同时南宋所获之多方面成就及其对后世的深远

①影响得到正视和阐扬。

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拙见以为，宋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处在农商社会这个阶段之中，而南宋则可视为农商社这个阶段最为会的形成期。

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

从历时态看，经“唐宋变革”洗礼之后的南宋社会已与建基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上的汉唐社会大不相侔；从共时态看，南宋辖区的江南社会蒙（元）治下的华北与金、

地区相较，亦有诸多区别。本文即以这种经济进

程的时空变动为视角，以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为探究主题。在我看来，华北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区域社会的发展是不同步的，中唐以后黄河流域发展速率趋缓，其原因主要是止步于商品经济，即较多地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农中；而南方即长江流域在人口日益增加、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则因商品经济的兴

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对于南宋社会来说，商业经济活动是如此重要，以至使得农业经济已经无法像汉唐时期那样独立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顺畅运行，商业已然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不仅越来越多的农民生计要靠种植业以外的手工业、副业和小型商业来维持，而且国家财政也无法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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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和籴”、“和预买”等市场采购活动而

②这种商业氛围比较浓烈、商品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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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展，农民经济收益表中的非农收入明显增长，此时的农业经济已是包括种植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在内的有机体系，而与原先男耕女织的单一结构相区别。

史实表明，这个过程是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小农的多种经营开始的。所谓“商品指的就是农业内部专为出售而生性农业”

产的那些分支。除余粮出卖外，这些分支苎多与经济作物相关，涉及蚕桑、棉花、麻、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花卉、药当这些产品的材和经济林木等多种门类。

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同时在产地周围存在着必不可少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就是说生产者不再为自身的消费而生产，而是通过把产品投入市场，换成货币，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和活劳动的消耗。在宋代，已有不少桑农、茶农、果农、蔗农、菜农从单一的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开始以蚕桑和茶叶为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进程。

例，两浙地区约在北宋中叶发明了先进的桑树嫁接技术，引发了桑树栽培史上的一

③极大地推动了太湖流域蚕桑业场革命，

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形，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限于篇幅，本文所论即以狭义江南为重点，且以逻辑论证为主，只引用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和史料，更多材料支撑请参考文末相关论著。

在我看来，江南“农商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南宋时期已经基本成型，当然各个特征在南宋辖区的分布地域及其发展程度上是有差别的，其中有些特征到明清时期才凸显出来，但这些特征的初现及其演进仍然具有相当的同步性，各个特征之间也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现依次分述于下，是耶非耶不敢自必，敬请识者有以教我。

特征之一：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中古农业社会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其主要景观是茅舍炊烟、春耕秋收，一派田园风光，交换和商业活动即使有也无足轻重。而现代工商社会的主要景观则是城市崛起、街道纵横、工厂林立、机器轰鸣，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需要从市场上获得。在这两种场景的社会之间还存在市场逐步扩大、交换着一个商业逐步发展、

和货币逐步变得重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日渐增多的交易活动导致农村现有的经济结构同时在两个方面发生改变：一是，小农经济由自给性向自给性和交换性相结合的方向转化，且交换性持续加强，有赶上或超过自给性的趋势，即小农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向交换价值的生产者逐步转化；二是，相应地，农村经济中的非农制糖、养蚕、缫产业得到增长，随着种茶、丝以及多种土特产等新型生产项目的引进

的发展。宋人谈钥在《嘉泰吴兴志》中介绍了湖州一带种植桑业的兴旺景象，说：“（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有蚕至数百箔，兼工机织。”又说：“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

④据南十亩者。檿桑、山桑也，生于野。”

宋洪迈记述，湖州地区的某些村落中，已

⑤的农户。据程不乏“递年以桑蚕为业”

“杭、湖等州属县，多以俱所言，秀州以及

⑥据原籍湖州、又在越州做蚕桑为业”。

过通判的施宿说，越州剡县（后改嵊县）的“商人贩妇，往往竞取”本地机户所织的

⑦而剡县所属“强口布”，“与吴人为市”。⑧“习俗务农桑，事机织”。的绍兴地区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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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輱輥这说明农村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再看茶叶。茶树性喜温湿，产茶之地几浙、闽和四乎全在江南丘陵地区，尤以江、川、淮南为多。茶叶种植自唐代兴起，至宋代已遍及南方９７个州郡，北宋中叶产茶在五、六千万斤左右，南宋增至一亿斤上下。以每斤均价３０文计，产值达２００万—３００万贯铜钱，折米约合２００万—３００万石，相当于北宋漕粮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

⑨可见茶叶已与谷帛为伍，成为市场一。

劳力、资本等重要经济资源得到重的土地、

新配置，大大提高了当地经济成长率。也就是说，南宋以降江南农村经济开始向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在内的一个有机体系转变。这个生产体系中，“兼业”农民逐步增多，农民的非农收入已明显增长。这是传统经济结构在商品经济兴起后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变化。

上又一主要商品。更为关键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茶园种植者从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北宋晚期吕陶即以其亲见亲闻向神宗皇帝报告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税赋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

⑩吕陶还寄茶给宋君仪，宋以诗谢食。”

特征之二：江南市镇兴起、市镇

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

南宋城市的繁荣和乡村市镇的兴起给中外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城市数量的激增和城市人口的膨胀，中古坊市制的崩溃和沿街设店的近代城市风貌之初、建康府现，以及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今江苏南京）和平江府（今苏州）等为代表的区域中心城市的扩展和卫星城镇的崛起，就是都市化进程在南宋凯歌行进的重要表征。都市化进程的基础当然是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特别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为城镇手工业提供日益丰富的各种原料；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都市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活力；乡村地区大批镇市的兴起，这些基层市场作为城乡产品交换的渠道，为城镇经济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粮食、商品和时时扩大的市场；另外，日趋改善和扩大的交通网络，则像血管一样，为都市化进程输送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养料。

史实表明，南宋时期的市镇网络已经形成，至少从两浙，尤其是太湖流域来看是这样。１９８９年，厦门大学教授傅宗文即有《宋

訛輲輥一书问世。此前，李春棠代草市镇研究》

吕，吕和诗称：“九峰之民多种茶，山村栉比千万家。朝脯伏腊皆仰此，累岁凭恃为

訛輯輥这些记载说明，生涯。”宋代茶农与前述

蚕桑户一样，以生产茶叶作为自家生活的基本来源，他们从事的已是商品性生产，因此茶叶种植业也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福建仙游、建宁和四川独立分支了。此外，

涪江、沱江流域作为制糖原料的甘蔗种植业亦有相当规模；部分地区特别是城市郊区的水果和蔬菜种植业亦属商品生产性质，相关详证请参阅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５卷）。

上述各类经济作物商品生产的扩大，肯定会促进纺织、焙茶、制糖和竹木加工等乡村手工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市镇兴起、商业繁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诸如手工制造、商贩贸易和水陆运输等非农产“今之农与古之农业。南宋晚期的王柏说：

异。秋成之时，百逋丛生，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

訛輰輥这种情况在长江三角洲、皆是也。”四川

盆地和福建沿海等地的许多城镇及其周围已指出，南宋疆域缩小，但仍有１２８０个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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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陈国灿亦认为，輳輥４０００个集市。市镇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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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的必要补充。其重要意义在于，乡村地区的自然经济体系通过数千墟集市镇而与以城市为基地的交换经济发生日趋广泛而又频繁的联系；与此同时，商品交换关系通过遍布各地的基层市场，更加深入而持续地侵蚀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从而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道路。特别是江南太湖流域的市镇分布更为密集，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市镇网络。这个新型的网络体系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散为自己的独具功能，不仅沟通了本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性区域市场，而且沟通了本地区与外地（如闽广、两淮以及京畿等地区）的商品交换，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把当地经济纳入

訛輱輦其影响是极为了全国性市场网络之中，

的第一个高潮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而地处嘉兴、湖州、绍浙北平原和浙东沿海的临安、

兴、庆元、台州、温州等地“无疑属于市镇密

訛如浙东庆元府輴輥集地带”。（今宁波）有５镇訛輵輥依据樊树志２２市，建康府有１４镇３３市。

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仅苏、常、湖、秀地区就

訛密度可观。輶輥如此众多的市镇已有２０余镇，

经可以按其功能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如环城卫星市镇、生产型市镇、交通枢纽型市镇、港口型市镇和乡村墟市等。若就改变农村传统交通枢纽型经济结构而言，其中的生产型、和港口型市镇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浙东金华“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

訛輷輥可视为纺织市镇。下”，江西铅山场、广东

岑水场，宋代常有十余万矿冶工匠聚集于此，这是矿冶城镇。至于以制陶名世的江西景德镇，有瓷窑３００座，陶工数千人，自然更是生产型市镇。而地处水陆交通沿线的城市

和集镇则起着商品中转站和货物集散地的（今江苏仪征），楼作用。江淮如扬州和真州

玥说“维扬、楚、泗俱称繁盛，而以真为

訛輮輦长江中游如鄂州（今武汉武昌）“市首。”

深远的。如果考虑到此期间海外贸易的拉动作用，则可以认为江南区域经济确有某些外向型经济的特征，此点留待本文第四节再论。

邑雄富，列肆繁错”，沿江“贾船客舫不可胜

訛輯輦而东南沿海一带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訛輰輦此点下文则分布着一连串的港口型城市，

特征之三：早期工业化进程开

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传统的“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

所谓早期工业化，亦称“原始工业化”（Ｐｒｏ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按照美国学者门德尔斯（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Ｍｅｎｄｅｌｓ）的定义，指的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

訛輲輦正是在原始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

再予申说。

在现代工业兴起之前，作为“生存于农村经济上面”的市镇，其全部活力来自于周围农村经济。正是在江南农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各式工匠的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一道，构成了此类镇市经济的主要成分；镇市周围的农业生产（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是市镇赖以生长的土壤；交汇于镇市的水陆交通，则是为镇市输送养料的孔道。因此，这种市镇经济既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达的

工业化的进程中资本逐步增值，企业主开始成长，雇佣工人日渐增多，机械使用不断推广，市场赖以扩展，雇佣关系、包买商等惯例随之渗透到经济生活中去，预示着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

訛輳輦开始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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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制瓷、造纸、印刷、粮油加工、酿筑、

酒、熬盐、制糖、文具和工艺品生产，以及各类农具、铁工具和金属器皿制造等行业。特别是可以归入轻工业范畴的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食品加工业等行业，生产规模明显扩大，内部分工更加细密；因为生产技艺日见提高，拥有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所以出现了产销两旺的喜人局面。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个成就。若从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角度看问题，虽说南宋官营手工作坊在矿冶、铸钱、军工和造船等行业中仍然占有相当份额，但在与民生日用品相关的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食品制造等多数行业中，民营手工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见于记载的手工业工匠有“炉户”、“铁、“铜匠”、“金银匠”、“冶工”、“车工”、工”

“船户”、“机户”、“染户”、“石匠”、“窑户”、“陶工”、“纸户”、“磨户”、“焙户”、“漆户”、、“亭户”、“盐户”、“糖霜户”等。其“木匠”

中绝大多数是独立的手工业从业者，有些还是拥有雄厚资产的作坊主，总共不下数十万人。这是南宋手工业的第二个历史成就。第三个成就是技术革新与工艺革命在南宋时期仍有重大进展。冶金业中胆铜法虽说发明于北宋晚期，但其大规模运用于冶铜生产是在南宋；兵器制造业中弓弩的、“霹雳炮”等射击改进特别是“突火枪”

型、爆炸型武器的发明昭示着热兵器时代铁搭等新的曙光初现；农具制造业中犁刀、式农具的发明为江南地区沼泽地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造船业中明轮战船的发明和大型海舶的建造使南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造船大国。此外，纺织业中脚踏缫车和水转大纺车的创制，制盐业中取卤和验卤技术的发明，造纸业中竹藤类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印刷业中铜版泥活字的运用，桥梁建筑中石墩石梁桥的日益普遍和伸臂梁技术的创造等，确

正是在宋代，煤炭采掘业正式进入规模作业时代，并在冶铁、铸钱、制陶等部门中作为新型能源大显身手。铁的产量每年这个数字是１６４０年达到７．５万—１５万吨，

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３万吨）的２．５—５倍，并且可以和１８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的总产量１４．５万—１８万吨相比

訛輴輦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下，宋代手工业拟。

部门获得很大发展，各种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例如矿冶业中“灌钢法”的推广和胆铜法（水法冶金术）的发明，造船业中干船坞的发明和航海罗盘的广泛使用，井盐业中借用钢制“圜刃”开凿深口窄井之技术的开创，纺织业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水转大纺车的创制，印刷业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兵器制造业中火药武器的发明和运用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科技成果最丰、进展速度最快、对后

訛輵輦如果说人口世影响也最大的一个时期。

的增长（北宋后期已迈上１亿台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和商品性农业为标志）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性前提，那么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则是手工业快速成长的内在动力。当然，由于早期工业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为市场而生产”，因此宋代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扩大无疑为制瓷、纺织等行业进行商品生产提供了重要助力。

从产业结构来看，早期工业化无非是指传统社会中矿冶、纺织、制瓷、造船、建筑、造纸、印刷、食品加工以及金属器皿和竹木制造等非农产业比重的上升并逐步接近农业比重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史实表分工细密，与百明，南宋手工业门类齐全、姓生活相关的日用品行业生产规模明显扩大。传统社会中的多种手工业门类到南宋时期已经是“三百六十行”行行皆备。其中最为重要的，有矿冶、铸钱、军工、造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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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輶輦南宋手工实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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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不断提高等角度视之，南宋江南地区特“斯密型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确有成长”的诸般特征。

业中的诸种进步，不仅对手工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农业（如犁刀的发明），交通、海外贸易（如海舶）甚运输业（如桥梁）至城市化（行业集聚效应使相关行业汇集于一处带动商业繁荣，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等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经济学眼光视之，南宋经济的成长方式也已与此前不同。传统社会的经济成（ｔｈｅ长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广泛型成长”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这种经济成长方式通常只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更是慢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则出现了“斯密型成长”（ｔｈｅＳｍｉｔｈｉａｎＧｒｏｗｔｈ）方式，其特点是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技术亦有进步，但尚未实现技术突破。推动“斯密型成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被称为“斯密型动力”（ｔｈｅ

訛輷輦但这些产品一定要Ｓｍｉｔｈｉａ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特征之四：区域贸易、区间贸易

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如前所述，“农商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成分的快速成长。南宋农业仍是基础产业，但是，随着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发生、手工业的发展、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如道路、桥梁的修造，以及运河、长江航道和海运的开通），市场容量确有扩大，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业贸易成为江南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海外贸易更是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先看国内贸易。一般来讲，传统小农社会中最具吸引力的商业活动是以价高量轻的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性贸易，这种贸易主要为统治阶级和社会上层服务，与黎民百姓关系不大，所以其但进入宋贸易总额难以有大的提升空间。代以后，这种长途贩运性的贸易已不占主要地位，虽然它还在延续。史料表明，南宋贸易中的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和各种手工业制品等）、生产资料耕牛、农具、煤炭、木材、船只（如土地、

等）进入商业流通领域，贸易性质由原来的奢侈品贩运性商业变为以居民日用品

訛輯輧可以说，宋代市场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能卖掉方能实现原料和人工投入的价值替代，所以分工的扩大和专业化的发展又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如果某个行业的市场范围扩大，比如从区域市场扩大到区间市场，甚至国际市场，那么该行业的发展速英国早期工业化的度会明显快于其他行业。

经验证明，海外市场，特别是殖民地市场对工业革命前英国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南宋时期，恰恰由于海内外市场陶瓷的扩大（详后），与出口有关的纺织业、

訛若从南宋民輮輧业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营手工业的崛起，手工业制造重心向江浙地区的转移，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诸多进展，海外贸易对手工业各部门的强力拉动，以及手工业各门类间和手工业内部劳动分工（包括地域分工）不断扩大，专业化

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正如傅筑夫先生所说，宋代“商业不再为少数富人服务，而变成供应广大人民的大规模商业，这在性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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輰輧这也正是宋代政是一个革命性变化”。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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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和商船取代了波斯商人，而宋代和阿拉伯等国的地位，成为中外贸易中的

訛輶輧在世界贸易格局中，。这是一主导力量”

府商税收入大幅增长，以致不少年份甚至超过农业“正赋”收入的奥秘所在。

宋代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供给量究竟有多大呢？最早朱瑞熙以平均每年商税收入“过税”（２％）和“住税”（３％）的一千万贯，按平均值即２．５％计，则每年贸易总额达４亿

訛輱輧这是最高的估计。贯。稍后漆侠提出“全年

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化。正是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南宋东南沿海地区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逐步崛起，这又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开特别是宋室南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

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是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南宋中叶陆宇《修城记》称：“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

訛輷輧时人刘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訛輮輨的城克庄说泉州是一个“以蕃舶为命”

贸易总额不超过２亿贯（包括铜钱、铁钱在

訛輳輧近有张锦訛輲輧吴慧的估计是１亿贯。”。内）

鹏博士将商税率估计为１５％，北宋神宗时年

訛輴輧南宋应不少于此数，贸易量为７０８２万贯。

平均每年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总额在１亿贯上下应是大致近实的估计。若按南宋孝宗淳熙二年（１１７５）１２００万户计，则每户每年平均消费８贯铜钱，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则应当高于这个水平。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因为宋代绝大多数乡村第五等户的全部家赀总值一般均在３８贯５００文之下。

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海外贸易对于江南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要更加显著一些。南宋海外贸易的兴盛为汉唐杭州、明和北宋所不及，除北宋时期广州、州三处市舶司以外，又在温州（１１３２）、江阴军（１１４６）秀州海盐县（１２５０）等七处设有市舶场（务）。此外，通（今江苏南通）、楚（今、海（今连云港）、越（今浙江绍兴）、淮安）

台（今临海）、福、漳、潮、雷（今广东雷州）、琼（今海南海口）等十多个城市也有规模不等的外贸活动，通商港口近２０个。与宋朝有直接、间接贸易往来的东亚（日本、高丽）、南海（今印支半岛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波斯湾以西的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岸（如层拔，即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的国家或地区超过６０个。难怪美国学者马润潮要把宋朝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

訛黄纯艳认为，輵輧的第一个时期”了。从事海

市，可见泉州之活力全赖海外贸易。到南宋“蕃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末年，泉州已是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

訛輯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泉州是当时世。最”

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外贸港口。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

外贸易的主力军在唐代还是波斯和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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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

訛輰輨当然，由于明清两朝在济走向开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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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向入纳粮草者支付的用于领取金银现钱的期票类交引；第三类是政府向入纳粮草者支付的按比例领取现钱和实物的混临安等大城市合性交引。而遍布于汴京、

的各种金银交引铺，则可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证券交易所，并兼有银行的某些功能。交引市场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兴商人

訛輴輨在我看来，资本的出现。这种“新兴商

大部分时间中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江南区域经济的开放性未能得到顺畅的发展。此点留待本文“余论”中再予申说。

特征之五：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

前已述及，农商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原有农业社会内部商品经济成分的快速成长。正是在商业气息扑面而来的历史氛围中，一些为近代工商文明所特有的新经济因素开始出现：

一是在交换手段上，“交子”这种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北宋前期横空出世，并与交钞、钱引等信用票据（详后）一道充当支付手段，汉唐“钱帛兼行”的时代宣告终

訛輱輨与结，历史自此进入“钱楮并用”时代。

人资本”，其性质颇与近代的金融资本相类。难怪缪坤和在其博士论文《宋代商业票据研究》中说：“宋代信用票据的大量出现和行用，乃是社会经济史发展中最具

訛輵輨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

三是纺织、茶叶和果树种植业中“包买商”身影的出现，其中尤以纺织业中最为多见。洪迈《夷坚志》卷５所载《陈泰冤梦》中讲过一个包买商的故事，时在１２世纪７０年代，即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冤主陈乐安、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仁、金溪以及吉州属县的机户、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间再到这些地方去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作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户”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仅乐安一地就积布数千匹，为建仓库就花去陈泰５００贯缗钱，确有相当规模。这就是说布商陈泰的商业资本，通过给织户发放带有定金性质的生产性贷款而进入了生产领域；而则分散在城镇、乡村的细小机户的产品，先由曾小陆等各地代理商集中起来，再由陈泰贩卖到外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事实说明，陈泰所为，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性质。郭正忠先生指出，在浙江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存在着“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

訛輶包买商正是輨“预俵丝花钱物”等惯例，

此同时，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称量货币跻身于流通领域，白银货币化进程启动。王文成认为，白银货币化从北宋神宗朝开

訛当然，輲輨始启动，到南宋孝宗朝初步实现。

南宋白银主要在远距离贸易和批量贸易中流通，尚未遍及整个市场网络。要到明英宗正统元年（１４３６）明令“弛用银之禁”，此

訛以白银为本位的贵輳輨后“朝野率皆用银”，

金属货币体系才正式确立。

二是商业信用逐渐发达，宋代开始以茶引、盐引、钱引、交子（它很快演变为信用货币）、便钱和现钱公据等为代表的大量信用票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姜锡东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向入纳金钱或用以领取茶、盐、香矾等粮草者发放的、

禁榷物质的提货凭证类交引；第二类是政

在这些惯例中生长起来的新型商人。而不少茶区商人对茶农实施的“先价后茶”之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１７

为生。他们如对生活待遇、劳动条件或劳资关系有不能忍受的意见，就会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掀起种种工潮。如不能满足要求，他噪”

们就会同作坊主算帐，索取工钱，然后退

訛輱輩雇另就，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

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

惯例，以及福建果树业中初春时节即赴各地果园“断林鬻之”的水果商人，显然亦是包买商人之属性。这说明南宋包买商分两浙、四川、福建等地布区域广泛，江西、均可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四是纺织、井盐和矿冶业中出现了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劳动。漆侠估计，宋代纺织业中已有十万机户，其中多数是自有

人身依附关系，基本上是近代意义上的

。织机的小商品生产者，但在少数作坊中，“自由劳动者”

五是早期工业化进程在江南经济发达已经出现了雇佣工人。南宋笔记中为人

訛者，輷輨“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就是

地区的启动和推进。此点前已述及。

应当说，农商社会自身有一个慢慢成型和逐步扩展的过程。在其形成初期即宋元阶段，不免带有其前身即汉唐社会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诸多痕迹，成长中的商品经济地盘也难免稍嫌狭窄。到其中期即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至少在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商社会已俨然成型，并沿着长江和东南沿海向内地扩展（当然，内地还有不少地方仍处在自然经济之中）。晚清到民国时期，则进入到农商社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会后期。

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少数都市（例如上海、宁波、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陷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之泥淖中苦苦挣扎。

上述这些带有近代文明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均是在南宋那些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区域（如两浙、四川和福建沿海等地）中出现的，而且这种情况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通商口岸城市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正如上海学者张仲礼说：“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多是走背倚腹地，发挥地理优势，由商的依托长江、

自备工具、受雇于人的纺织工人。矿冶业中此类雇工北宋时更多些，如苏轼所说，北宋神宗年间徐州地区的３６个铁冶作坊中“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

訛南宋时有所减少輮輩强力鸷忍之民也”。

（因官营铁冶业中更多地使用厢兵和罪犯），但铁冶业中各种民营炉户（如福建、淮南等地的矿税制和承包制炉户）不少，其中资本雄厚者，佣工有达数百人者。据《桯史》载：“淳熙辛丑（１１８１），舒之岳珂

宿松民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比郡大振……闻淮有耕冶可业，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铁冶居其旁。（革叛，）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不肯从，争迸逸；惟冶下众。炭山皆乡农，

多逋逃群盗，实从之。夜起兵，部分行伍

訛到南宋末年，湖南輯輩……有众五百余。”

郴州也有纠集数百人私采铁砂，敢“与州

訛輰輩此外，县敌”的邓雷玉等铁冶作坊主。北

嘉、茶等州井盐区的数万井盐宋四川陵、

工人到南宋时大部应还存在，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的文同调查所见，这成千上，应万的井盐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与农业亦即土地脱离了关系，所以被称为“浮浪无根著之徒”。他们的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值”

１８

訛輲輩可业化而工业化而城市化的发展路径。”

葛金芳

乱短则十余年，长则数十年，均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破坏，社会处于承平与战乱的循环之中，一次次打断了经济发展的势头。二是生态。中唐以降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森林砍伐和植被破坏的结果是黄河连年决口，水旱灾害频率上升，恶化了华北平原的生产、生活条件。这是中原地区逐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是制度。金元时期和明末清初由女真、蒙古等周边部族带进关内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前封建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前进步伐。明清两朝推行的“迁界”、“禁海”等闭关锁国政策则沉重打击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阻滞了江南向开放性区域经济转型的势头。更不利的是，专制主义的大一统集权体制不保护民众产权，反而大肆摧残工商业活动；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反而把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纳入到旧式官僚体制中去。原本是原始工业化进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封建官吏，其余的仍然处在传统等级制的最末一端，于是各级城市仍是统治者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由此看来，缺乏近代宪政秩序和法制框架的支撑，才是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未能顺利

訛輶輩也就是转型至现代工商社会的根本原因。

见商业化确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这至少是中国经验给我们的启示。赵德馨先生关于“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学说”，即是依据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其要点是：“第一，经济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我在工业化之外加上了市场化层次；第二，强调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市场化也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第三，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进

訛輳輩

入生产领域。”事实上，由市场化发轫再发

展到工业化，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普遍经验。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总结的：“研究西欧的现代化虽常是从文艺复兴讲起，但经济上的变动，或现代化因素的出现，始于１６、１７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这几乎成为史学界的“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１６世纪市共识。”

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

訛輴輩１９９８年底，致１８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他

在一次访谈中说得更为肯定和明晰：“西方现代化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商业革命引起工

訛如此看来，輵輩业革命。”在市场化先行一步的

江南地区，出现商业信用、包买商、雇佣劳动和早期工业化等新经济因素就是顺理成章（合乎规律）的事情了。

说，在战乱、生态和制度这三个制约因素中，

余论：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近代命运

现在的问题是，南宋时期初步成型的江南农商社会此后却一直未能实现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化；而且直到清末民初，内地仍有不少地区深陷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不能自拔，其因何在？本文试作简要回答如下：

从宏观上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长波受到的制约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宋元之际、元明之面：一是战乱。两宋之际、际、明清之际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每次战

制度的滞后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经过工业革命其实力大大增强，挟坚船利炮之势在“千年来世界各地横冲直撞，近代中国遭遇。在民族危机日渐深重的同未有之大变局”

时，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中国在两个方面落后于世界大势的演进，一是政治集权专制，不民主；二是经济闭关锁国，不自由；进而导致以现代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为载体的机器工业化进程严重受阻。在我看来，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力孱弱症结之所在，也是农商社会未能实现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１９

浴血奋斗之中，近代中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终于告别了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治而迈进共经济市和体制的门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场化水平均有显著提高，２０世纪头二三十年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兴盛正是托此所赐。可惜此后半个世纪中先被战争所打断，继受计划经济体制之阻滞，市场化进程不进反城市化进程亦受牵连。可喜的退，工业化、是，历经磨难的中国经济终于在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迈上正途，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呈现出齐头并进、比翼齐飞的喜人势头。我们看到，在前面所说的制约近代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三个要素（即战乱、态和制度）中，制度要素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江南经济的演进轨迹具体而生动地阐释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一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命题。

向工商社会转化的根本原因。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一直到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等）和教育救国运动，所着眼的正是如何通过机器工业的引进和创办来增强自身的国力，这可名之为经济救国论者的实业救国路线。从康梁的“百日维新”到改良派、立宪派的论争，直至孙文革命派的暴力起义，着眼的则是如何推翻专制政权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宪政民主，这这可名之为政治救国论者的民主救国路线。两条路线在近代中国一直是纠缠扭结在一起的。其所针对的，恰恰是近代中国政治不民主、经济不自由这两个痼疾。也就是说，这两条路线的主张者和实践者都是寻求救国道路的仁人志士，都在为中国早日走上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努力奋斗，只是他们关注的侧重点和优先次序有所不同罢了。正是在这些仁人志士的摇旗呐喊和

注释

１．参见徐规：《南宋史稿·序言》，载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页。李《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裕民：

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又载李裕民：《宋史论考》，科学出报》

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页。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５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年第１期。

２．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３—１２５页。

３．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４．谈钥：《嘉泰吴兴志》卷２０《物产》，《宋元方志丛刊》本。５．洪迈：《夷坚丙志》卷１５《朱氏蚕异》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标点本，第４９６页。

６．程俱：《北山小集》卷３７《乞免秀州和买绢奏状》，丛书集成初编本。

７．《嘉泰会稽志》卷１７《布帛》，《宋元方志丛刊》本。８．《会稽掇英总集》卷２０，载沈立《越秀图序》，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９．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５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３３—２３５页。

１０．吕陶：《净德集》卷１《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丛书集成初编本。

１１．吕陶：《净德集》卷３１《以茶寄宋君仪有诗见答和之》。１２．王柏：《鲁斋集》卷７《社仓利害书》，《续金华丛书》本。１３．参见杨德泉等：《从〈夷坚志〉看宋代农村社会经济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龙巨大变化》

登高：《宋代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市场》，《思想战线》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１４．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１５．李春棠：《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湖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１６．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镇市》，安徽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１７．王曾瑜：《宋代的坊廓户》，载《宋辽金史论丛》第１

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２０

１８．樊树志：《１１—１７世纪江南农村经济的发展》，载《中

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１９．刘敞：《公是集》卷５１《先考行状》，《国学基本丛书》本。２０．楼玥：《攻媿集》卷５４《真州修城记》，丛书集成初编本。２１．陆游：《入蜀记》卷４，《陆游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

标点本，第２４４１页。

２２．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５卷，第４８１—４９５页。２３．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６—１２８页。

２４．门德尔斯（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Ｍｅｎｄｅｌｓ）：《原始工业化：工业

，载《经济史评论》（美）第３２卷化进程的第一阶段》第１期，１９７３年３月。

２５．葛金芳：《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２６．罗伯特·哈特威尔（ＲｏｂｅｒｔＨａｒｔｗａｌｌ，中文名郝若贝）：《北宋时期中国的煤铁工业的革命》，《亚洲研究杂志》１９６２年２月，中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２７．葛金芳：《两宋工艺革命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２８．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１４—４１８页。

２９．Ｄ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ｓａｎｄＷ．Ａ．Ｃｏｌ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１６８８－１８５９：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６９，ｐｐ．６１－６２，８６－８７，９６．３０．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第１９２—２０１、２２１—２２８页。３１．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５卷，第４９５—４９８页。３２．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页。

３３．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７页。

３４．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第１１５６页。

３５．吴慧：《从商税看北宋的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

第２辑，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史论丛》

３６．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４—７６页。

３７．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和城市》，（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３页。

３８．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页。

３９．王象之：《舆地纪胜》卷１３０《福建路泉州》条引，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影印本。

葛金芳

４０．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１６８《西山真文忠公行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４１．吴澄：《吴文公集》卷１６《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４２．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大陆帝国和海洋，《光明日报》“理论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又帝国》

载《新华文摘》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４３．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宋史研究论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集》

４４．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４７页。

４５．《明史》卷８１《食货志（五）》，中华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横排版，第５１７页。

４６．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４７．缪坤和：《宋代商业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页。

４８．郭正忠：《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江淮论坛》１９８５年

又可参见郭正忠著：《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第２期。

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５—２５７页。４９．洪迈：《夷坚乙志》卷８《无颏鬼》，第２４９页。５０．苏轼：《苏轼文集》卷２６《奏议·徐州上皇帝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标点本，第２册，第７５９页。

５１．岳珂：《桯史》卷６《汪革谣谶》，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点校本，第６４—６６页。

５２．《郴州志》卷１１《坑冶》引王 《封铁冶疏》，《天一阁本。藏明代方志选刊》

５３．以上引文均见文同《丹渊集》卷３４《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四部丛刊本。此札约撰于熙宁四、五年间（１０７１—１０７２）。

５４．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序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页，

５５．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又见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４１页。

５６．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５７．吴承明：《市场化、现代化和经济运行》，《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５８．葛金芳：《试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缺陷》，《云南

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内容提要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

葛金芳

南宋辖下的江南地区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迈入农商社会的门槛，而与此前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上的汉唐社会和同时期的华北地区相区别。从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市镇网络的形成，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开放度因市场的扩展而提高，以及交换手段（纸币和白银）、商业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新经济因素的信用、

成长等角度可以概括出江南农商社会的五大特征。历史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盛衰变化的长波受到生态、战乱和制度这三个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尤以制度要素最为重要。原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东南沿海地区自宋元至明初已见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雏形，却因明清专制集权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之打击而步履蹒跚，终在１８世纪经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落后于政治民主、自由之世界演进大势。

宋后，留氏宗族衰微，已称不上名门望族。

留正中进士后，生平仕宦，一帆风顺。有赖于龚茂良、虞允文、王淮之荐举，尤得力于孝宗赏识，得入中枢为相、执政。光宗一朝，留正独相，对时局的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贾似道的对蒙防卫构想

寺地遵

南宋后期与蒙（元）的战争，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次是端平元年六月至八月收复三京之战。第二次是端平二年六月至淳祐八年三月四川、荆湖、两淮的保卫战。第三次是宝祐五年十二月至景定元年的巴蜀、桂湘、鄂州保卫战。第四次是咸淳四年九月至九年二月的襄阳保卫战。第五次是咸淳十年九月至德祐二年三月的长江、临安保卫战。第六次是景炎元年九月赣、粤战争。贾似道通至祥兴二年二月闽、

过第三次战争登上右丞相、平章军国重事以后，面对蒙元的不断入侵，提出了构筑

南宋宰相留正的家世与生平

藩镇体制的防卫设想，在四川、荆湖、两淮等直接与蒙古交界的地区，配置强有力的边境军事长官加以应对。但是后来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放弃了对全国的军事领导权，只重用自己的心腹将领吕文德，又通过实行打算法等一系列措施，排斥异己，

———留正研究之一张其凡王冬梅

南宋孝、光之际的宰相留正为五代后期漳州、泉州的割据者留从效之后；但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