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X

2003年第5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52003(总第159期)　　　　　　JOURNALOFXIAMENUNIVERSITY(Arts&SocialSciences)　　　　GeneralNo.159,福建厦门361005)Ξ

摘:,不能满足时代对新型科技与管理人

才的需求,并且严重地阻碍新式教育的发展,所以,在经过选官制度的变通作为过渡之后,科举制

终于在“新政”中被废除。科举制废除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效应,主要有:现代教育制度的建

立、现代科技事业的开创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废除科举制的重要意义在于清除了横亘在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道路上的一个综合性障碍。这项成功的制度改革,无疑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制;教育制度;科技事业;知识分子群体;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5-0027-08

中国的20世纪,以改革始,以改革终。世纪之初的改革即清末新政,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废除科举制。以往学术界一般将废科举定位于教育史上的一次改革,笔者认为如此定位局限了对废科举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的认识。本文拟将科举制的废除置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背景之下,对这一项关系到教育、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体制,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效应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废除科举制的社会背景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廷颁诏,谕令自次年起停止科举考试,从隋朝以来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至此被划上了句号。诚然,科举制相对于隋以前的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等选官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同时,科举取士制度适应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需要,因此尽管它存在许多弊端,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批评,但仍历千年而不衰。然而鸦片战争后随着国运日趋乖蹇,科举制也步入日暮途穷之境了。到戊戌维新至清末新政的几年里,在舆论频频抨击、权臣屡屡奏请之下,经朝廷进退反复、踌躇再三,这项制度终于被一

Ξ收稿日期:2003-04-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资助项目(01JA720032)。

作者简介:徐辉(1947-),男,江西奉新人,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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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诏书彻底注销。千年古制废于一旦,个中缘由应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寻找。

首先,科举制对知识的规范已无法抵挡“西学东渐”的大潮。科举制规定了士子自幼及长都须习诵儒学经典,所学知识皆以科考为鹄的。尤其是明初实行八股文取士以来“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1](P23)就连传统的经史正宗学问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危害。然而作为当权者箝制社会思想、举制,虽不利于学术进步,但有助于政治巩固,,代,传统文化即所谓“中学”一统天下,但不严重。,的政治的需要而“师夷长技”,,由惊叹新奇到趋之若鹜。欲船坚炮利以强国也好,,似乎难以从孔孟程朱的学问里找到答案,。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的几十年间,由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西学东渐”已成汹涌大潮。“中学”日趋式微,科举制所规范的那些时文制艺的文字游戏,对于社会发展更是已成蛇足。因此,科举制已无存在之必要了。

其次,科举制所培养的人才已适应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社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据统计,1905年全国工矿企业已达400家左右,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也逐渐兴办。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来操作和管理。同时,新式学堂的急剧增加需要众多的具有新知识的教师;清末新政中增设的许多政府机构如外交部、商部、学部、度支部、法部、邮传部等,也都需要懂得相关专业的干员。显然科举制无法培养、选拔这类新式人才。科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显而易见,故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已在所难免。

再次,科举制度成为新式学堂发展的最大障碍。为解决各行各业人才的匮乏,清廷采取了建立新学堂的办法来培养人才实施过改书院为学堂、制订新学制等措施。但科举制却严重地掣肘着新式学堂的发展。具体表现其一是科举与新式学堂争夺生源。新式学堂与科举并存,不少人,尤其是内陆省份的士子观念仍旧,不愿意进新式学堂,一心希望通过科举入仕。而且,“学校之课程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所以“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为剽窃钞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2](第5册,P4498)可见还有不少人不愿艰苦地去求那些难懂的洋学问,寄侥幸于科举而不入新式学堂。其二是科举影响着新式学堂办学经费的筹集。清廷虽倡导兴办新式学堂,然而此时已是财政窘促、国帑空虚,绝大部分办学经费要靠地方政府和民间筹捐。但这类筹款很不容易。“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然则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

[3](P59)上述事实表明,科举与新式学堂间的矛盾已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

激化到不能共存的地步。到1905年,这个主张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所以清廷“立停科举”的诏书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3](P62)

最后,选官制度的变通为科举制的消亡作了准备。清代选官,视科举为“正途”,一般无特殊身份的士子都只有通过科举才可能入仕。但自洋务运动开展后,由于科举取士难以选拔出经世致用的人才,于是朝廷对选官制度作了一些变通。第一是准许新式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录用为官员。如北京同文馆的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由总理衙门主持大考,分授九品至七品官职。广东同文馆也规定毕业生才能出众者可“调京试用,授以官职”。[4](P167)船政、水师、武备等・28・

军事学堂的毕业生也都是学以致用,授予军职,或做候补官员。戊戌维新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中也规定“:大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引见授官”。[2](第4册,P4155)第二是选拔归国留学生入仕为官。洋务运动中派遣到美国留学的幼童和到欧洲留学的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学成归国后不少人都被授与官职。1903年,清廷颁发张之洞拟奏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根据其学历分别授予拔贡、、翰林出身。

[5](P271)从此形成了留学生入仕为官的遴选机制年初,朝廷颁行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折》,目,,比同正途出身。使科举制的实际效用大大降低,也使得,。,、新人才需求的障碍,成了新式教育发展的桎梏,。这表明科举制已严重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它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掣肘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当权者试图通过改革挽救危殆局面的力度加大,科举制的废除便势在必行了。

二、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应

科举制废除后,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效应。这些社会效应并非以废除科举制为单一的原因,它们是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多种条件促成的结果,但是,科举制的废除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1.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

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新式学堂,有外国语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和科学技术学堂(如南京矿务学堂)。90年代又创办了一些普通学堂,如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的南洋公学等。维新时期,在朝廷支持下,全国掀起了旧式书院改新式学堂的热潮,各种工艺、医学、农务、蚕桑、商学等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也纷纷建立。中国第一所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是这时期的产物。书院改学堂在戊戍政变后遭受挫折而停顿,但不久就在新政中恢复,而且发展势头大大超过以往。据统计,1895年以前,全国仅有新式学堂20所,1895-1898年间又增加19所,而到1903年,就有了769所。

新式学堂的发展要求得到制度的保证,因此制定新学制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04年清廷

(癸卯学制)并予以实施。癸卯学制实施之初,颁发了张百熙、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

虽对各级各类学堂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却因科举仍在实行而受限制,因而进展有限。废除科举之后,各地兴学热情高涨。江苏、安徽、广东、四川、江西、直隶、山东等省,自奉诏立停科举之后,各州县纷纷奏请兴学。原为科举而备的学田与专项钱款均先后拨充兴办学堂之用,许多地方的学舍以及考棚、试院等科试场所,均被改作学堂校舍。各地士绅“咸知登进之路舍学堂未由”,或捐资兴学,或送子弟入学,一时间学堂发展,突起高潮。据统计,1904年新式学堂增至4476所,而到1905年达到8277所。以后几年每年增加10000多所,到1909年,增加到59117所,学生达1639641人。[6]

癸卯学制的颁行真正启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这突出表现在教学上不再以儒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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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为基本内容,而是借鉴西方现代教育,以科学文化知识为基本内容,学堂的课程设置上明显反映出废除科举后教学内容的根本性变革。该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占全部课程的2/5;到高等小学堂,这个比例降到1/3,到中等学堂又降到1/4,到高等学堂再降到1/12;而大学堂以及通儒院,除专门的经学科一门之外,其他所有学科均不设经学课程。癸卯学制还强调外语为“必需而最重之功课”,规定中学堂外语在教学中应占近1/4课程则要占全部课程的近一半,,癸卯学制还对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农、工、商、船等学堂),科学以及外语课程为主。由此可见,,儒学知识,、、培养于国计民生有用的人才为宗旨,而,。这是符合世界教,。

总之,,中国的教育实现了从传统制度到现代制度的转折,彻底变革了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从而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2.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事业

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期间,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规模逐步增大。在早期,直接引进各种技术设备和技术人才(洋技师),建立像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之类的军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不仅生产军工产品,而且还附设学堂培养军事和技术人才,有的还附设编译馆,翻译出版西方的科技书籍。后来交通、矿冶以及各类民营企业兴起,各地的电报学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工艺学堂、医学堂等纷纷建立,培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在这段时间里,通过工业生产和科技教育,输入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20世纪初,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新政中各地纷纷兴建的新式学堂使得科技知识有了更广泛的普及,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学问,此时已不再主要依靠西方传教士和为数不多的洋务学堂,而是通过进入新式学堂或是直接出国留学。由中华教育会审定的新式教科书取代了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译的旧式教科书,供学堂采用。尤其是废除科举之后,译自日文的书籍大量问世,这与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背景是分不开的。这些书籍具有内容新而且词句较易懂的特点,为科学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是在废除科举以后出现的。洋务运动中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中国学者在科学技术若干领域有所建树,但这些学者都是从中国传统学术转入西方科学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译著而非独立的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因此还称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到20世纪初,开始有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科技界崭露头角,这些人成了中国第一代现代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们中著名的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地质学家章鸿钊、化学家虞和钦等人。废除科举后清政府派遣留学生不断增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成了民国乃至共和国时期科技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坚,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最著名的有数学家胡明复、熊庆来,物理学家吴有训、饶毓泰,化学家侯德榜、范旭东,天文学家张钰哲、李珩,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生物学家秉志、胡先　等。所以说,废除科举后的一段时期是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拓荒及准备人才时期。

20世纪初也是中国现代科学体制化的初创期,其表现就是科学团体的产生和活动。戊戌维新时期各地成立了许多学会,但随着变法的失败这些团体也都烟消云散。废除科举之后,学・30・

术团体又逐渐兴盛,一些留学生和在国内的科技专家纷纷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如算学研究会(1906年,天津)、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1907年,巴黎)、中国药学会(1907年,东京)、中国地学会(1909年,天津)、中西医学研究会(1910年,上海)、中华工程师会(1912年,广州)、中国科学社(1914年,美国)等等。这些科学团体聚集了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形成科学共同体,推动初创的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起步,为科技体制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以科举制的废除为契机,主、初步体制化的现代科学技术新阶段。。

3.形成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

,。社会文化的变革,外在地表现,。,从传统士大夫中不断地分化出一批又一批掌握了一,具有新的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一些倾心西学、关心时务的官绅,由对西方“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7](P181)的向往和效仿,进而产生了政治上实行“君民共治,上下相通”,[8](P19)且“定法、执法、审议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

[9](P21)的宪政憧憬。他们之中有的人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追求,转而投身洋务企业(如徐寿),或进入新式学堂(如严复),或留学海外(如马建忠),或译书办报(如王韬),甚至弃官经商(如郑观应)。这些人的出现,标志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但是,他们的知识和观念都还具有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他们从传统的表层结构中分化出来,但内心尚未改变传统的深层结构,这集中表现在“中体西用”是这一时期新式知识分子的价值模式。

20世纪初,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尤其是以废除科举为契机,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在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上进一步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新式学堂的学生和出国留学生的数量空前地快速递增,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不断扩大的基础。据统计,新式学堂学生在1904年有近10万人,次年即增至近26万人,1906年科举废除后猛增至55万人,1907年复增至102万多人,可见这几年人数在连续翻番,到1909年高达近164万之众。[8]留学生以留日者最众,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5年间,留日学生由200多人猛增至8000多人,废除科举后更增至12000多人。去美国和欧洲的留学生,在20世纪初也大幅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一二年,留美学生有650人,留欧学生约500余人。[10](P171,156,166)每年众多的毕业学生源源不断地进入教育、科研、工业、商业、财会、医务、律师、新闻、出版、艺术,以及政府、军队等各个社会职业阶层,充实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步发生变化。

新式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的价值取向和知识结构迥异。传统士大夫所追求的最高道德目标就是“内圣外王”。“始乎颂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11](P4)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实现儒家理想,同时也体现自身的价值。士子须经科考得第才能入仕,为官为宦是他们的唯一目标,因而他们对皇权和官本位有强烈的依赖感和倾向性,形成了对权力盲目崇拜的集体意识,学统为政统所制约,文化成了政治的附庸。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取向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科举废除后,他们不再以充当帝师王佐为己任,视由士而仕为正途,无须依靠皇家俸禄谋生,而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事各种新的社会经济职业。这样,他们与皇权便日益疏远,对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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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权力的迷恋也就逐渐淡化以至消除,并且逐步学会用新的价值观念去观察、思考各种社会现象。正如梁启超指出,现在的学问和思维方法确已有了一条大进步之路径“这里头最大,

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12](P248)而在世界潮流的感召和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众多新式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士志于道”的传统积淀转化成了忧国忧民、改革社会的志向和要求。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王权,。

20一尊,特别是隋代建立科举取士制度以来“,,步单一和僵化。,、治史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学,,鲜有创新。所谓“代圣人立言”,所谓“述而不作,。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则被目为“末学”或视作而为“大业文人”所不屑。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结构就不再是以儒,也已经开始超越“中体西用”、“会通古今”的模式,逐步接受和形成了以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核心的新的知识体系。受这些科学知识的陶冶、浸润,并通过社会变革的实践,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渐形成了现代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他们认同科学理性,持有进化论思想和科学的自然观;他们崇尚独立人格,向往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这些新的特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且,由于新式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活动对社会民众的广泛影响,逐步而切实地改变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起到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的功效,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旧文化的批判者和掘墓人,同时又是新文化的力行者和创造者,他们自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产儿,他们的活动又成为这种转型的强大动力。

三、由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看科举制的废除

科举制的废除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各种反响。如果说上自朝廷高官下至莘莘学子对废除科举的反应,大都仅在教育制度或选官制度的层面上,对这项变革做出或褒或贬的评论的话,那么,少数中外有识之士对此却是看得更深更远。维新时期曾痛斥科举之弊的严复对此感到无比振奋,认为“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13]将这一举措比作秦始皇废除封建制,设置郡县制的划时代改革。1905年9月7日《时报》亦载文为之欢呼“: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海臣民之观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起精神财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而同年10月号的《万国公报》则以《中国振兴之新纪元》为题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他们超越了对废除科举制所产生的具体社会效果的评价,或多或少预感到科举制的废除,是重大社会变革的前兆,蕴涵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如果将科举制的废除置于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进分析探讨,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废除科举这项制度改革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便被推进入了世界性现代化的进程。早期的现代化(一般指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32・

或到新文化运动),内容主要是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传统的人文文化向现代的科学文化的转型。这三方面转型的综合,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以及新文化运动,便是社会主体为完成这个转型而进行的改革活动。社会转型必然是充满着新与旧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种因素会通过制度和观念的形式,的抗拒是柔性的,而传统制度的抗拒则是刚性的,,革。概而言之,定了具体方案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其余诸如预备立宪、制定法律、。

,规范着社会主流文化的内容,又是一项选官制度,,因此它是联结文化和政治的具有双重功能的制度。当中国社会进入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科举制恰恰成了新旧经济、政治、文化三对矛盾的焦点,因而成了社会转型的一个综合性障碍。首先,从经济转型上看,在传统社会里,科举制与农业经济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兴的工业经济提出了对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要求。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科举制规范的知识和培养的人才都无法满足这种愈来愈强烈的要求,于是科举制自然就成了经济转型的障碍。其次,从政治转型上看,维新时期设计的君主立宪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到新政时期重新提出预备实行,行政部门也作了一些相应的改革,特别是增设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管理机构,这些变革要求大量具有现代观念和科学专业知识的官员来主理其事。而科举取士又无法选拔出符合这种要求的政治精英,因此,科举制自然又成了政治转型的障碍。最后,从文化转型上看“,西学”从引进到传播,经过半个世纪,对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所产生的影响,虽不能说已深得人心,但也是尽人皆知了。无论是自然科学展示天地万物的新奇,还是社会学说解释世道人伦的别开生面,以科学为特征的“西学”都使得以人文为特征的“中学”相形见绌。尽管作为科举制的学术背景和文化基础的“中学”不断顽强地抵抗,但它的一统天下已一去不复返。经过中西调和的、仍然是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学”,从维新运动起已成为众望所归,文化转型势在必行,因此科举制又成了文化转型的障碍。

既然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都受到科举制的阻碍,用现代化研究的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这就是由“制度短缺”产生了“制度危机”,这种危机最后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来加以解决。制度短缺是指制度方面的社会实际供给不足的现象,制度危机是指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制度难以应付新的挑战所产生的制度供应不足,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的现象。“当社会正常的制度供给与需求不平衡时,制度本身就会被创新了。因此,制度创新实际上制度供给主

[14](P208)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体解决制度短缺,从而扩大制度供给以获取潜在收益的行为。”

期的科举制,正是由于其社会实际供给不足,已无法满足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挑战所提出的需求,因而终于被“创新”,也就是被废除而由新的制度所取代了。

科举制的废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搬掉了一个严重的障碍,道路更加畅通了,因而加速了社会转型的进程,产生了如上文所述的一系列社会效应,这些效应又成为社会进一步现代化的资源和基础。当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复杂性,早期的现代化并没有成功实现社会的转型,同时科举制的废除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有论者指出“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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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15],致使社会政治渐呈乱象等等。几十年来从如此角度研究科举制废除的论著极为罕见,这对于更全面、深刻地探讨早期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是有益的。然而笔者认为,用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废除科举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是重要的,其积极性远大于消极性;影响是深远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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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洪峻峰]

TheAbolitionof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

andtheModernTransformationofChineseSociety

XUHui

Abstract: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inthelateQingDynastycouldnolongersatisfythesocialdemandsonsci2enceandculture,norcoulditmeettheneedforscientific/technologicalandmanagerialtalents.Moreover,itseverelyhin2deredthedevelopmentofnewformsofeducation.Thus,afteraperiodoftransitionalflexibilityinthesystemofselectingof2ficials,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wasfinallyabolished.Thereafter,aseriesofsocialeffectstookplaceincludingtheestablishmentofmoderneducationsystem,theinitiationofmodern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undertakingsandtheforma2tionofnew2typeintellectualgroups.ThesignificanceoftheabolitionliedinremovingthecomprehensiveobstaclefromtheroadofmoderntransformationofChina.Thissuccessfulreformhadundoubtedlyplayedapositiveroleinandexertedfar2reachinginfluenceontheprocessofChina’smodernization.

Keywords: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educationsystem,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undertakings,intellectualgroups,social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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