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相遇

　　人到了一定年龄，大约都会有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有时候，也会不断地回想和思考这些记忆对于自己生命的意味——这一点，大约也可以说是渐渐告别青春的征兆之一，但如果不那么服输的话，却也无妨说是生命渐渐成熟时必不可少的经历。古语云：“父母在，不言老。”—那么，自己的老师在前，同样也不可以作出老气横球的样子，说一些奇怪的话吧。然而，近几年，越来越觉得时间前进速度的飞快——这却是想回避也回避不掉的事实。我已经算是少去凑一些无聊的热闹的人了，却还是觉得时间像流水一样从掌中逃逸，把捉不住，还没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情，便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于是便经常生出一种莫名的惶恐之感。 　　在这样的心境下，年前又有些惊骇地获悉：我们的导师——陈思和先生，也已经马上要荣开六秩了！印象中的陈老师，一直精力充沛、活力十足，乐观积极得经常甚至远远胜过我们这些后辈，一直到现在似乎都还是这样——然而，不经意间，竞也到了望六之年……仿佛一瞬间，便看到了时光滚滚向前，将人间的满头青丝变成了萧萧白发，时间的伟力既无人可以抵拒——那么，在时序轮替之中，能够存留下来的，到底会是些什么呢？…… 　　若真要探究起来，对于一个学者和教师来说，著书立说，桃李满天下，已可说是未让时光空过——而况陈老师所作出的成绩，远胜于此；而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在自己生活的特定年代，曾经担负过自己的思想使命，曾经给过同时代人和后来者以启明，使得他们至少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不是在黑暗中摸索一那么，至少对曾得其启发者来说，也可说是其意义随着他们的生命同在了。这样的启明，不可强求，也不在乎受影响者数量的多寡，然而如其真有过这样的真实作用，也可说是部分战胜过时间了——当然这战胜，也得恰如其分地估价，不可过分夸大，但如真起过这样的作用，毕竟也可用柏拉图哲学的语言说，在特定的或短或长、或大或小的时空范围内，分享过不朽的投影了——尽管按柏拉图严格的说法，真正要达到不朽，还得一步一步走出重重不尽的洞穴，从投影一步一步走到本体……那在古往今来，都是只有极少极少数人才可以企望的——暂时不提也罢。 　　时光倒退到十八年前，我第一次看到陈老师，应该是在复旦中文系的走廊里——那时中文系还在原来的文科大楼七层，走廊里有些阴暗，不记得是在研究生办公室门外等候着办什么手续，从拐弯处走过来两位老师——其中的一位，微胖，温和，昂着头，神情间若有所思、似乎不完全（甚至大部分不）属于这个灰头土脸、蝇营狗苟的俗世，挺直的身姿略有一点点不易察觉的紧张，但最主要的是放松、宽和、平静和厚重，显示出也并非抗拒，而是包容和处理着那些必不可免的世事……其他记得的就是身着浅色的风衣——两位老师一边走一边说着话，这时旁边一起等候着的同学窃窃私语：“那位穿着浅色衣服的就是陈思和……”我也便特为注意了一下，留下了这最初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事实上，那印象从此就一直留在大脑里，不过，也就是一幅画面而已……很多的意味，是在后来，尤其近几年才慢慢读了出来，所以这里的叙述，其实也已经有时序倒置之嫌了。 　　十八年前是1994年，我刚刚到复旦中文系来读研究生——那时系里分配的导师还不是陈老师，我要到三年后读博士时才有机会跟随陈老师学习。不过，在第一次看见陈老师之前，我已经对他的文章留下极深印象——说是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也不为过，尽管这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才渐渐明晰并展现开来。那一年的上半年，我还在西安的一所大学里度过大四的最后一段时光，闲来无事，到学校的阅览室里翻杂志，便是在这里，看到了陈老师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民间问题的两篇文章：《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那一年的《上海文学》和《文艺争鸣》上。但我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上读到的，时间也已经到了该年中——还记得那一期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破格把这两篇文章复印发表在一起一读这两篇文章前，并没有特别的期待，读后却禁不住心脏狂跳，到操场上踱了好一会儿步，才安静下来——过后还和已经决定留在母校工作的同学说起，他一副茫然不可思议的样子，思想的感应在不同的个体身上，真是会有迥然不同的差别。大四的时光，是在漫长的等待中度过，从1990级开始，高校学生毕业时开始“双向选择、自主择业”，那时并不完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毫无经验，工作也找得并不理想，好在我在那年初就考了研究生，这时候结果已经出来，决定到复旦读研，所以也并不真的感到太过着急——就在对于大学本科时光即将结束的伤感，和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茫无头绪的期待中，读到了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我那半年最深的记忆之一。 　　现在的学生，由于语境的隔膜，恐怕已经很难理解当初阅读到这两篇文章时的那种狂喜。那时候，时间虽说已经到了90年代，我们的当代文学史课，用的教材依然是人文社编的那两卷本，里面充斥着对50至70年代的各种批判运动的记述，作品归类，依然还是什么“战争题材、工业题材、农业题材……”，一到80年代后，则语焉不详，欲说还休——当代文学史，那时是我们最厌倦的课程之一。实际上，严格说起来，我的整个大学四年，除了少数例外，大半就在对各种课程的厌倦之中度过——现在想起来，这可能和90年代初的文化气氛有关，尽管当时一个普通大学生，对此并无清晰的意识。我记得我们的迎新会上，有位读研究生的诗人，脱下自己的皮鞋，像赫鲁晓夫在联大会议上那样狂敲；我们的课堂上，有位老师上课时，一直是走下讲台，坐到第一排课桌上，脱离教材和讲义侃侃而谈，把各种理论陈说拆得体无完肤——但那位老师，实在是我在大学里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接下来，是《废都》的争论铺天盖地；然后是“南巡讲话”，下海狂潮汹涌而至……不过，身为普通学生的我们，当时并不能理解社会正在发生着的巨大的变动，也不能理解校园里弥漫着的那种狂躁、颓废和热衷，只是觉得大学生活也实在没劲，远不是上学之前的那种期待；而跟我们关系紧密的，是听说高校老师们待遇很差，生活艰辛——我们学校有位老师就做编剧写了红遍半个中国的电视剧《半边楼》，讲述高校老师的“苦难”生活，然后更贴身的，是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到我们这一届戛然而止，所有学生对未来都有些茫然莫名…… 　　大概每一代人，都会发现大学生活并不是自己预期的那样一原因当然各不相同，具体到个体身上，差异可能会更大些。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那种空虚茫然，也和自己当时的阅读有关。大学的课程泰半无甚意思，幸运的是，我的母校有一座相当不错的图书馆，藏书数量虽然不能和一些顶尖的高校相比，但管理得井井有条，比起有些著名高校来还要强得多。逃课到图书馆阅读，是那时候最美好的记忆——虽然现在看，那时候读书的视野和眼界，毕竟有限。图书馆收藏的中外文学名著，自然让一个乡下小子大开眼界，本业之外，也读点文化、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80年代的文化热延续过来，有一段时间新儒家的书很风行，90年代初也还是如此，我那时也读过点新儒家的文章，对海外那批学者的苦心孤诣很是同情……然而看看周围的现实，却觉得传统文化精神要真正复兴，在当时真是没有一点头绪。也读了一些反思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书，基本上是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下的作品，看了真是让人失望，也会莫名地感到虚无和绝望——尽管关于陈恪和钱钟书的文章，那时候也已经多了起来。看多了，有时候也会莫名地想，混迹于这样的群体之间，也不是什么太有意思的事情吧——虽然那时，甚至就是写这篇文章的现在，实在也并没有什么“混迹”其间的资格。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发生了混乱。在读陈老师那两篇文章之前的一年，我似乎就在报纸上注意到了“人文精神”的讨论一虽然现在翻查材料，发现这个讨论从1994年第3期的《读书》杂志上才真正展开，但我似乎之前就在上海的报章上——不是《文汇报》就是《文学报》——卖到了相关的报道，似乎还记得引录了陈老师的话说：人文学科到底和纯粹技术性的学科不同，还是需要有点精神的。——但具体情况如何，也已经记不清楚了。后来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铺天盖地，各种争论乃至解说迄今未息，这个词汇也已日渐磨损，我对于它的理解却仍然保留当年的印记——也不觉得有过多解释的必要——尽管“精神”为何物，似乎把捉不住，分说不清，但有时候它就那么分明地体现在非常具体的事情和非常实在的选择之中，也并不全然空空洞洞。不过，说起来，我现在的理解到底还是有了一些进步——和许多精神性和伦理性的词汇一样，“人文精神”根本上--也并不在于界说、定义，遑论宣传，而更在于“显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实事之昭明且著也。”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是非功过，当时乃至事后都有种种争论，然而，作为一个当年无知无识的文科学生，我很清楚，当时确实曾经得到过发起讨论者们的鼓励和滋养——尽管当事者本人们，如今也已分化和变化得很厉害，而我自己也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回首当年，毕竟不能不对他们抱有某种感恩与敬意。 　　现在可以说说关于“民间”的那两篇文章，对我当时的启发和指引了——人文精神的论说似还稍显玄虚，陈师关于“民间”的两篇文章，那时对我来说却颇为着实——那仿佛是，在进无可据、退无可守的两难间，突然看到了一片从未留意过的生机勃勃的宽阔空间，自己过去的经验和记忆，也一下子被激活了。“藏污纳垢”而又“自由自在”，现在看来是多么诗意甚至有些浪漫的论说呀，那时却感觉到仿佛一下子捕捉到了某种特定的精神和生命，许许多多不着边际的思想和想象，也一下子得到了一些实在的牵引般，踏实了下来。也不能说完全了解，譬如文章中讨论的“民间”，我那时有点疑惑的是，到底应该做“文化空间”还是应该做“价值取向”去理解，后来跟陈老师读书，还不断追问他这一问题，问得他不胜其烦，现在大致可以确定，还是以作为“价值取向”理解更为符合他的本意。——但我自信那时感受到了这两篇文章的精神命脉，也得到了实在的受益，那受益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远不是专业领域可限了。 　　那时我应该还没有读到陈老师完整阐释他的“庙堂”“广场”“民间”三分格局的文章《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这篇文章应该是我到复旦读书后才从《犬耕集》里读到的，但类似的意思，在《民间的浮沉》中已经有所表达——我那时就琢磨：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既不能，也不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能、不愿而且十分虚妄；那么老老实实做点力所能及的、能够对别人和自己起点好作用的事情，也可以算不空过一生吧一当然这些事情，可以大，也可以小，可以深，也可以浅，合乎自己心意和本分的就是好。陈师的这篇文章，把一些现代知识分子脚踏实地做自己本分工作的道路，总结为“岗位意识”，读了觉得真是“深获我心”——尽管，随着自己的阅读和思想的变化，对“岗位”的理解，现在和那时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的方向和道路，刚刚读到那几篇文章时，也可以说已经决定下来了吧。 　　去年下半年给研究生开“当代文学专题”课，因为想让学生了解一些本学科的研究情况，找了一些文章来讨论，其中便包括陈老师的这几篇，中间借“近水楼台”之便，请他和学生来交流。尽管之前早有所闻所感，这次才较详细地了解到，原来当初这些想法，也是他在90年代初剧烈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中，思考自己往后的人生道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那些讨论文学史问题的专业文章，原来是那样深地渗透着他的人生思考和生命信息，它们能够给当时的读者以激发和力量，究其实，也绝对不是平白无故、轻而易举的。 　　1990年代的那些年，是陈老师在学术上的黄金年代，也是他有意识地实践自己的“岗位意识”的开始。然而，1994年我刚到复旦读书时，除了旁听他的课程和演讲，以及或许偶或在校园里和他擦肩而过，并没有什么直接交往，那时候只是他的著作和主编的“火凤凰”系列丛书的热心读者，是从他的工作中得到思想和精神上的滋养一直到1997年跟随陈老师读博士以及毕业后留校任教，才有了充分的亲炙的机会一学术上和生活上都不断得到照应和指引自不用说，也从那时开始，才对他的宽厚、包容、开放、敏锐、坚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理想主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后来偶或也能感受到他在前进道路中的困惑和苦恼……不过，这些经历和记忆太过丰富，说来话长，且留待以后七老八十有机会写回忆录时再说吧。 　　穿越记忆的漫长时光，我还是愿意把时间定格在十八年前——那时候，陈老师刚到不惑之年（正是我现在写这篇文章的年龄），他清理着时代和自己的许多苦闷和困惑，思考着以后的道路，写下了那些既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又饱含着自己的生命信息的文章……那时候，在西北一隅的某个大学校园里，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面临着许多社会和人生的困惑，正想着“走异路，奔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时候他读到了这些文章，受到深深的感动和激发…… 　　诚实正直的思想和工作，必定会有反应和回响。 　　犹如莲花未出水时，已是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