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与人民公社的较量

　　这位农民叫刘庆兰。他是安徽省原宿县褚栏公社（现宿州市褚兰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却有一番极不平凡的经历。正是这番经历让他的命运与安徽的“责任田”的历史紧紧连在了一起。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全省农村推行“责任田”，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主持起草省委文件《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这是“责任田”最早的名称――引者注）的意见》时，特意在文件里突出写明刘庆兰的重要作用。文件的开头这样写道：“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文件列出三条理由，其首要一条就是：“宿县一位老农的建议。”文件说，“他向我们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

　　一个老农民的建议写进了省委文件，成为推行一项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罕见的。从这里也可看到这位“宿县老农”的实践对安徽实行责任田起到了多么重要的推动作用。

　　“宿县老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庆兰是一个老年农民，却也是一个敢做敢为的血性汉子。

　　褚栏是宿县最北的一个公社，沿着皖苏两省边界有一列东西走向的低矮山丘，其中有一座叫虎山，海拔只有150多米，刘庆兰所在的小王庄就在虎山脚下。虎山上乱石荒草丛中杂有一片片的零星的“鸡窝土”，土层很薄，又没有水源，只有在多灾之年，有些少地无地之人才上山开垦这些小片山荒种些小杂粮。

　　刘庆兰出生于当地农家。他勤劳能干，发家致富的梦想火热，除种地外，还经营磨芝麻香油等副业。在有些人看来，他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但又举不出早年间他有什么不良表现。乡亲们知道的只是他年轻时曾在旧军队里当了几年兵，但回村几十年就一直种地为生，只是社会阅历比一般人广。他说，“我这个人经过了三个朝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当过日本的亡国奴，旧社会啥滋味都尝过。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掌天下，才有庄稼人过的日子。”

　　离开集体，私自上山开荒，自食其力，这是刘庆兰传奇故事的核心内容。这也正是有些人说他“不务正业”、“品质不好”的根据。从农业合作化兴起之后，加入集体经济组织还是想个人发家致富，成了评价每个农民是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甚至是一个好人或坏人、敌人的主要根据。刘庆兰从旧社会走来，年过半百时迎来新中国的阳光。经过对比，他看到新中国社会安定、万象更新，是一个有奔头的好世道，他的心上升起勤劳致富的希望。这是一个热爱新中国，劳动生产积极，精明能干，有个性，有着强烈发家梦想的农民。对新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心存疑虑。这是很正常的。

　　1956年，冯楼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公了。刘庆兰被群众运动裹胁进了高级社，但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合作社的弊端暴露出来：他自己亲手喂养的膘肥体壮的牲畜，交给合作社后日见瘦弱；许多农户把积攒的肥料拼命往自留地里拉，社里的庄稼淹没在草丛里却没人去锄，收到场上的粮食有人往自己家里偷。刘庆兰提意见不被接受，干部们反说他“多管闲事”。他深感失望，逐渐看清了这样的“大呼隆”，不是种庄稼的正道。他更感到自己入了高级社，失去了土地，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有力气没处使。完全受制于合作社，有志难酬。合作化彻底堵死了他勤劳致富的道路。于是他横下心来，另寻出路，毅然决然离开家庭及高级社，独自一人上虎山开荒去了。家人及一些乡亲为他担心，他却信心满满，说我就不信离了合作社就能饿死！

　　他的次子刘志立怎么也上了山？刘志立说：“我原来在蚌埠一家制革厂当工人，因染上肺结核病被辞退了。高级社时回村当了会计，不下田干重活。1958年‘大跃进’中我被派往水利工地，白天黑夜干挖土抬土等重活，肺结核病迅速恶化，身体很快垮了。当时社员吃大食堂，有人说‘队里不能养这样的闲人，要是再不下地干活，大食堂就不给他饭吃’。好心的干部指点我：‘上山跟你大大（即父亲）去吧，给你大大当个帮手，也省了俺队干部的一份心思。’我无路可走，就这样被‘逼上梁山’。”

　　虎山不是世外桃源。刘庆兰刚上山就有人说他是对抗合作化，上山“单干”去了！要求把他弄下山来。但合作社的干部并不太看重这件事，就推说他已过60岁（按当地民间算法，这年他虚岁60），不算社员了，合作社管不了他。“大跃进”、公社化一起，农村形势更“左”，刘庆兰开荒也有了收获，有些人眼红起来，说大小队干部受了刘家的好处，包庇纵容他。但社队干部们还是没有强制他下山，只是提出让他给队里交点粮食，堵住众人的嘴。刘庆兰欣然接受。交了粮食继续在山上“单干”。说到底，若没有当地社队的宽容，也难有刘庆兰在虎山上的传奇经历。

　　虎山上的奇迹

　　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荒山上开荒种地，自食其力，日子必定是非常艰辛的。我没能亲见刘庆兰老人在山上的生活。所幸当年与其父一起山上劳作的刘志立还健在，他带着我们上了虎山，察看当年开荒的现场，向我们讲述他们父子俩的艰苦经历。

　　刘志立说，我上山时我父亲夜间还住在山下家里，天天早出晚归，中午饭带着馍馍和一壶凉水在山上吃，日子过得又累又苦。我上山后就决心在山上搭个住处，安营扎寨。我们就地取材，用石块石板垒墙，再从山下拉了些秫秸和麦秸铺上顶，盖起了两间小窝棚，就在山上安下了家。但山上没水，就每天下山去挑，挑一趟来去要跑上六里山路。下雨天就用盆子接雨水吃，下雪天就铲雪化水吃用。我们还把一盘小石磨拉上山，下雨天不能下地，我就抱磨棍一转一转地推，把粮食磨成面，麸皮留着喂鸡。我们还养着一大群鸡、几只羊。

　　刘志立说，那十几亩地，全是一抓钩一抓钩地刨出来的。开垦荒地主要用冬季农闲时间。冬天里天短夜长，有月亮的夜间也干。山上风大天寒，手冻肿了，脚冻裂了，也不停工。夜间刨地，獾子、黄鼠狼在我面前窜跳。那几年我们爷俩只有这些小动物来作伴了。

　　头两年，刘庆兰凭一双手养活了自己。1958年父子协力，开荒地达到十亩，收获自给有余，并能拿出一些粮食交给生产队。刘志立的肺结核病也因在山上空气清新，劳逸适度，又有饱饭吃，一两年后不治自愈，身体日益强壮。1961年5月中共宿县县委的调查材料详细记录了1958年后，刘庆兰父子在山上垦荒的收获情况及向集体上交粮物的具体数字： 　　1958年：开荒种地十亩，收获粮食2184斤，扣除口粮种子1400斤外，向生产队交粮734斤，另外还有12元卖菜钱。

　　1959年：开荒地增加到15亩，收获粮食2400斤，交给大队粮食900斤，棉花60斤；

　　1960年：开荒地增加到16亩，收获粮食3000斤，交大队粮食1473斤，棉花65斤，芝麻17斤，还有现金60元，羊一只；

　　1961年：开荒地增加到17亩，预计可收获粮食3000斤。

　　刘家父子在荒山上取得这样好的收成，可谓是一个奇迹！当然，这项奇迹的意义远远不只是收获这些粮食。不管刘庆兰父子是否意识得到，其实他们在虎山上的做法正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雏形：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却拥有土地使用、生产、经营及产品处置等方面的自主权，从根本上避免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大呼隆”劳动，“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的弊端，刘家父子可以使用的土地有限，但他们有了完全的自主权，个人、家庭的生产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生产上便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与后来安徽全省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大体相同。所以不少学者都说宿县虎山是安徽“责任田”的滥觞之地；“宿县老农”刘庆兰是“责任田”的开创者。刘庆兰在虎山上的实践告诉所有的人，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废止“大呼隆”，让农民直接经营土地。

　　一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大竞赛

　　刘庆兰父子的艰苦劳作及创造，终于引起全社会的关注。1960年深秋时节，褚栏公社党委副书记周立德等来到北部社队检查秋收秋种，上了虎山。过去，他曾听说有人反映刘庆兰在山上“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今天实地一看，刘庆兰父子在荒山上经酷暑寒冬，风餐露宿，艰辛劳作，用自己的双手开垦出十多亩地，而且每块地都种得精细，各种庄稼都管理得很好。对比一下山下的生产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心说，这样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怎么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周立德把在虎山上的见闻报告了在公社驻点的省委纠正“五风”的工作组组长、省水利厅厅长孙韵和。孙韵和上虎山拜访刘庆兰。刘家父子的辛劳让孙韵和深受感动，他说先不管刘老汉的行为是什么“主义”，在这全省深陷粮食危机的严重时刻，这一对老弱父子却能在荒山上种出这么多粮食，这就是一件发人深思的大事！之后，他又将此情况报告了在宿县地区调研的安徽省副省长张祚荫。几天后，张祚荫专程上了虎山，看了刘庆兰开出的地，种的庄稼，喂的猪和鸡，一番深谈后连声称赞。刘庆兰也敞开心扉向张副省长进言：种地务庄稼本来就只能一家一户干，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呼隆！他建议：快把地分给各户种吧！再这样“呼隆”下去，恐怕有一天连省长你也得挨饿！几句话说得张祚荫心上火辣辣的。

　　1961年2月初，曾希圣辞去所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从济南回安徽。这时，他对自己所犯错误及“左”的危害已有了认识，此番回来决心“戴罪立功”，解决安徽的严重问题。在回合肥的火车上，张祚荫向他讲了宿县老农刘庆兰的事。曾希圣听得心上腾起波澜。近年来，从安徽到山东，再从山东回到安徽，他看到农业问题十分严重，日思夜想如何走出危局。他也曾几次想到“包产到户”，但毛泽东划的那条红线横在眼前，他不敢越雷池一步。今天，宿县这位老农的行动给他的思想、感情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活生生的现实说明，只要人有主动性、积极性，哪怕是在荒山上，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也能从土中刨出粮食！徒有“一大二公”虚名而无群众积极性的“大呼隆”，有良田沃野也搞不好生产，甚至要饿死人！在这样一个陷入危局苦苦寻找出路而不可得的严重关头，刘庆兰这个典型来到他的面前，简直就是天神相助，为他指点迷津：只要像这位老人这么干，农业生产便可迅速走出危局！这是一个经营体制问题！刘庆兰的实践让曾希圣对现行农村农业经营体制弊端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增添了越过红线去实行包产到户的勇气。于是，1961年的春天，安徽“责任田”横空出世。

　　其实，不管刘庆兰是有意还是无意，自他1956年登上虎山时开始，就摆开了一个大擂台，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展开了一场大较量！五年较量的结果已经判明：自主、自觉劳动的老弱病汉赛倒了兵强马壮“大呼隆”伙干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刘庆兰老人的故事有着深刻发人深省的内涵，当年曾希圣从这里受到激发和启示；今天，我们重温这个故事，仍然感叹不已。

　　结局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1962年秋冬间，刘庆兰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当地公社下令刘家父子下山归入集体。刘庆兰坚持不下山，他说，我已是一个老迈之人，当不了社员，干不了活了。我开的地，栽下的树，全交给生产队！就让我在山上看着这些田地树木吧！公社还算宽容，收了他开的地和种植的树木，但没有逼他立即下山。可文化大革命一起，刘庆兰父子又被卷入批判斗争的漩涡，被加上“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的罪名被打倒，反复批斗。因为刘庆兰与被污为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刘少奇都姓刘，年纪也相仿。造反派说“二刘”是一对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难兄难弟”，把他们“捆在一起”批判，每开会批刘少奇，则一定揪上刘庆兰“陪斗”。一个国家主席，一个草芥小民，却被加上同样罪名，这是全国少见的一例。

　　但不管如何批斗，刘庆兰坚持不下山，他厌恶“大呼隆”，也厌恶当时流行的胡批乱斗。他对儿子说：“我死也要死在这虎山上。我要看个水落石出，我就不信叫众人挨饿的‘大呼隆’法子能长久！”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位倔强的老人活到了这一天，终于看到了“水落石出”：1981年春天，当地实行“包干到户”，“责任田”真的又回来了！刘庆兰感叹道：闹腾了二十多年，现在总算明白过来了，把地交给农民种，这才是搞农业的正道啊！

　　这年秋后，刘庆兰患了重病，但仍坚持住在山上，弥留之际才被抬下山。在山下自家老屋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与世长辞，享年83岁。根据刘庆兰的意愿，刘家把他葬在虎山之旁。

　　虎山肃穆无语，却脉脉有情。它见证了人世间这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