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运河属南北大运河系统的新证明

浙东运河属南北大运河系统的新证明 来源:  2009年10月27日

潘承玉

去年5月22日，国家有关方面召集2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运河沿线城市市长在杭州会商论证，正式启动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南北大运河（一般称为“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程。就在这次建言献策会上，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先生，拿出清代《九省运河泉源水利图》提出，浙东运河自古就列入这条南北大运河的体系，大运河的保护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应将浙东运河纳入其中。他还提出，“京杭大运河”的名称没有文献出处，不应作为申遗名称。这一呼吁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呼应，最近，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5个项目入围名单，其中，“京杭大运河”的名称为“大运河”所取代，应该就是专家集体智慧的反映。

将京杭大运河延伸到浙东运河，将两者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确认世界上最长的这条南北大运河呈L型走向，浙东运河就是其东拐部分，这决不是出于自我夸大或者搭世遗申报便车，任意将这条南北大运河延长数百公里（浙东运河两端，从杭州到宁波的直线距离为200多公里），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是对这条南北大运河原本就有的深厚文化底蕴的进一步确认。关于后者，至少有三点我们可以肯定：一、由王羲之、陆游、王阳明、黄宗羲、鲁迅、蔡元培等等文化巨子辉映的浙东文化，享誉世界，将极大地提高这条南北大运河的文化内涵。二、浙东运河的基础是春秋越国的“古水道”，浙东运河被“恢复”为南北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将把南北大运河的开发史由元代、隋代，甚至汉代进一步确认到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三、浙东运河的东端直接沟通的是宋元时代仍然十分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将浙东运河重新确认为南北大运河的组成部分意味着，南北大运河的功能将从内河航运大动脉的既往一般定位，恢复为内陆交通连接海外贸易与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条开放大通道。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抵抗游牧民族南下，捍卫民族自尊的巨大屏障的话，那么，南北大运河则是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外部世界联结为一体的纽带，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文明开放胸襟的生动体现。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仅仅根据宋元时代浙江沿海市舶司发挥的作用，来推测浙东运河与南北大运河的一体关系，在情理上是可以的，但在逻辑上仍然不够严谨；能拿出《九省运河泉源水利图》来作为白纸黑字的证明当然好，但这根据也还是单薄了，何况这还是清代的文献，以此证明浙东运河“自古”就为南北大运河组成部分的“古”的程度显然远远不够。这无疑需要更多的学者一起来努力，将有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生机和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这一伟大工程的相关细节都调查清楚，这不仅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有利于更全面地总结和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而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和重新开发这一古老、悠久的伟大工程，使其在直接服务四分之一人类数千年后，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新发挥巨大的长远的作用。

笔者最近在阅读史籍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文献，它们为浙东运河自古就是南北大运河的组成部分，浙东运河为连接京杭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顺畅通道，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明，其学术分量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清代的《九省运河泉源水利图》。

首先让我们看看明初鄞县（今属宁波市区）学者张得中的《两京水路歌》。

查《丛书集成初编》所收明嘉靖七年（1528）举人、鄞县人余永麟撰《北窗琐语》（另有乾隆四十年砚云书屋刻本、咸丰元年增刻本、光绪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初国学扶轮社铅印本等）载：

张得中大本，鄞人也，作《两京水路歌》。《南京水路歌》云：“圣主乘龙天宇开，鹤书飞下征贤才。鄞江布衣忝英荐，蒲帆早驾长风来。长风吹帆过西渡，赭山大隐黄公墓。车厩丈亭并蜀山，余姚江口停泊处。清滩七里如严陵，前瞻石堰为通明。上虞东山由谢傅，钱王庙前双树清。蔡家庄下梁湖坝，曹娥庙古丰碑大。路接东关白塔高，樊江一曲萦如带。绍兴城上会稽山，蓬莱仙馆云雾间。柯桥古寺殿突兀，举头又见钱清关。罗山林浦连渔浦，钱唐江潮吼如虎。六和塔近月轮边，龙山闸枕澄江浒。杭州旧是宋行宫，凤皇飞来南北峰。六桥三竺入天目，西湖十里荷花风。临平寺前通崇德，三塔清湾照城碧。嘉兴尚有读书台，平望随云高八尺。吴江八九洞相连，苏州好在阊门前。枫桥夜来过无锡，横林晓色凝云烟。常州古城高岌嶪，奔牛吕城坝相接。丹阳地势控丹涂，舟向镇江城外涉。金山焦山两虎踞，龙潭瓜步依江屯。观音阁下韩桥小，龙江驿上金川门。入门先到鸿胪寺，奉楮殷勤报名字。五更待漏觐枫宸，从今愿写平生志。”

据乾隆间钱大昕等纂修《鄞县志》、民国间张传宝等纂修《鄞县通志》等资料，张得中，子大本，永乐元年（1403）应徵茂才制科，试政户部，次年进士及第，授刑部主事，调工部，改江宁知县，曾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所历皆有能声，“性嗜书史，自起家至历官，无日不在笔砚间”（乾隆《鄞县志》卷十四本传）。这是一位以写作为日记的勤奋学者。显然，《南京水路歌》即为其永乐元年应礼部制科考试，乘船从宁波赴南京途中所作。

重要的是，歌中极为清晰地描绘了浙东运河与南北大运河京杭段（即一般所称的京杭大运河）连为一体的路线：从宁波城西（即望京门，详下）发舟，过鄞县西渡，进入慈溪境之慈溪江，依次历赭山渡、黄墓渡、车厩渡、丈亭渡、蜀山渡，转入余姚境之余姚江；从余姚江西行经通明堰，进入上虞境，过通明江七里滩，沿上虞运河西行，从梁湖坝过曹娥江，过会稽樊江，进入直通钱塘江的萧绍运河；绕绍兴城穿行汉唐古鉴湖水道，依次经过柯桥、钱清与萧山城南三十多里苎罗山下的林浦（今名为“临浦”），从浦阳江与钱塘江的汇流处渔浦附近，进入钱塘江（离入海口尚有约十里距离）；再从六和塔附近龙山渡转到宋代古河龙山河，从杭州城南进入杭州城内的水系，与京杭大运河连通。这是从宁波向杭州的航行方向。

反之，若从杭州出发往宁波，则可将其航程划分为这样几段：

1．连接杭州城内与钱塘江，南北走向的龙山河。这条河宋代通畅，后淤塞，经延祐三年（1315）、至正六年（1346）、明洪武七年（1374）三次大规模疏浚，可通行大型舶舰。《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二载之甚明：“龙山河，自龙山浑水闸由朱家桥至南水门。《元史·河渠志》：‘龙山河在杭州城外，岁久淤塞。至大元年（1308）浙江省令史裴坚言杭州钱塘江，近年以为为沙涂壅涨，潮水远去，离北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来，募夫搬运十七八里，使诸物翔涌，生民失所；递运官物，甚为烦扰。访问宋时并江岸有南北古河一道，名龙山河。……若疏通以接运河，公私大便，计工十五万七千五百六十六日，役夫五千二百五十二度，可三十日毕。省准咨请，丞相托克托总治其事，于延祐三年三月七日兴工，至四月十八日工毕。’《成化杭州府志》：‘至正六年，达实特穆尔为行省平章，复疏之，舟楫虽通而未达于江。明洪武七年，参政徐本、都指揮使徐司马以河道窄隘，军舰髙大，难于出江，拓宽一十丈，浚深二尺，……舟楫出江，始为利便。’”

2．连接钱塘江与绍兴城外水系的萧（山）绍（兴）运河，长约一百里。这段运河为西晋会稽内史贺循沿汉代镜湖的西半部分堤岸开掘，利用钱清江（又名西小江）、浦阳江水向西延伸而成，其中从钱清到钱塘江口的部分（入江口历史上多在萧山城西十余里的西兴，少数时候受浦阳江的影响折向萧山城南的渔浦，如本诗所写），即为延伸部分，河道较窄，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经过修浚。南宋嘉泰元年（1201）陆游等编《嘉泰会稽志》卷十二载：“萧山县……运河路，东来自山阴县界，经县界六十二里西入临安府钱塘县界。胜舟二百石。”“山阴县……运河水路，东来自会稽县界，经县界五十三里一百六十步入萧山县界。胜舟五百石。”该志卷十又载：“（府城）运河，在府西一里，属山阴县。自会稽西流（山阴）县界五十余里，入萧山县。旧经云，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参考诸史，贺循以会稽内史的身份开浚此运河的时间为晋怀帝永嘉元年到三年（307—309）。宝庆元年（1225）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四“山阴萧山运河”专条又载：“运河自萧山县西兴，六十里至钱清堰，渡堰，迤俪至府城，凡一百五里。自西兴至钱清一带，为潮泥淤塞，深仅二三尺，舟楫往来，不胜牵挽般剥之劳。嘉定十四年，郡守汪纲申闻朝廷，乞行开浚。除本府自备工役钱米外，蒙朝廷支拨米三千石、度牒七道、计钱五千六百贯添助支遣，通计一万三千贯。于是河流通济，舟楫无阻，人皆便之。”《宋史·汪纲传》亦载：“萧山有古运河，西通钱塘，东达台、明（州），沙涨三十余里，舟行则胶。乃开浚八千余丈，复创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泄，于途则尽甃以達城闉。十里创一庐，名曰‘施水’，主以导流。于是舟车水陆，不问昼夜暑寒，竟行利涉，欢欣忘勩。”

3．从绍兴城外水系连通樊江、曹娥江梁湖堰的会稽运河，七十多里。这段运河的西段约五十里原为春秋越国的故水道，全段则沿汉代马臻所筑镜湖东半部分堤岸而凿，南宋绍兴（1131—1162）初高宗曾为引水下流入余姚，下令疏浚。《越绝书》卷八载：“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引徐次铎《复湖议》云：“自东汉永和五年（140）太守马公臻始作大堤，瀦三十六源之水，名曰镜湖，堤之在会稽（县）者，自五云门东至于曹娥江，凡七十二里。在山阴者，自常喜门西至于西小江，凡四十五里。……自永和迄我宋几千年，民蒙其利，祥符（大中祥符，北宋真宗年号，1008—1016）以来并湖之民，始或侵耕以为田。”《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七：“樊江，在（会稽）县东四十里。”《嘉泰会稽志》卷十二：“上虞……（县治丰惠镇）西至会稽县界二十八里，以曹娥江中流为界，自界至会稽县九十二里。”七十二里当就原来湖上直线航行距离而言，九十二里当就宋代陆路距离而言。《宋史·河渠志》载绍兴初：“都省言余姚县境内运河浅涩，坝牐隳怀，阻滞纲运，遂命漕臣发一万七千余卒，自都泗堰（绍兴府城东门附近）至曹娥塔桥，开撩河身、夹塘，诏漕司给钱米。”

以上两段运河加在一起，长近两百里，元代以后即被看作一个整体，明嘉靖四年（1525）再浚，一直畅通无阻。如《万历绍兴府志》卷七载：“运河，自西兴抵曹娥，横亘二百余里，历三县。萧山河至钱清，长五十里；东入山阴，径府城中，至小江桥，长五十五里；又东，入会稽，长一百里。旧经云，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虽旱不涸，民饱其利。”《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七又载：“运河，……自西兴抵曹娥江，亘二百余里，历三县界。……明嘉靖四年知府南大吉濬之。”

4．从曹娥江梁湖堰至通明堰的上虞运河（有北路复线），约七十里。这段运河由来已久，南宋绍兴初高宗下令重新疏浚，其中东段通明江七里滩连接余姚江处因河道浅涩，后曾议增复道。《嘉泰会稽志》卷十：“上虞县……运河在县（县治丰惠镇）南二百二十步，源出七里湖、渔门浦，自皁李湖皆汇于河，西抵梁湖堰，东之通明堰，各三十五里。”卷十二：“上虞县……运河路，在县南二百二十二步，东来自余姚县界，经县界五十三里六十步，西入会稽县界。胜二百石舟。”两个距离数字，七十里为水路，五十三里当为陆路。《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七：“上虞县运河，在县治前通衢之南，东接通明堰，西距梁湖坝，绵亘各三十里。《宋史·河渠志》：‘绍兴初，髙宗次越，以上虞县梁湖堰东运河浅涩，令发六千五百余工，委本县令佐监督濬治。’”《万历绍兴府志》卷七又载：“上虞县……新河，在县东北十里。旧水道北由百官渡抵菁江，南由曹娥渡抵通明江。永乐九年（1411）鄞人郟度，以通明江七里滩阻塞不便，上言将县后旧沟开浚，名后新河。”《嘉泰会稽志》卷十：“上虞县……通明江，在县东十里，源出余姚江，其西自运河入于江。”而由百官渡抵菁江的航路，即上虞运河北复线，至迟至唐代已经开通。《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载：“菁江，在（余姚）县西一十五里，明、越舟楫往还经涉之所也。唐权德舆《送上虞丞》诗云：‘越郡佳山水，菁江接上虞。’”

5．从上虞通明堰（有南北两堰坝）进入余姚江，历慈溪，过西渡，从宁波城北水系（宋元以前称大浃江，今称甬江）可直通宁波外海，主要由余姚江、慈溪江连接而成的（余）姚宁（波）运河，长三百多里。这段运河是官方盐运、漕运（又称纲运）输入和对外贸易往来的繁忙通道，宋元官方对这条运河曾经多番经营，或疏浚，或开辟分导支流。如《嘉泰会稽志》卷四：“上虞县……通明北堰，在县东一十里。通明南堰，嘉泰元年（1201）冬始置。海潮自定海，历庆元（宋代宁波之名）府城，南抵慈溪，西越余姚，至北堰，几四百里。地势髙仰，潮至辄回如倾注。盐运经由，需大泛。若重载当洪，则百舟坐困，旬日不得前。于是增此堰，分导壅遏，通官民之舟，而北堰专通盐运。”卷十二：“余姚江路，西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五十五里，入庆元府慈溪县。胜舟五百石。”南宋宝庆二年（1226）罗浚等纂修《宝庆四明志》卷四载：“西渡，望京门西二十里，往慈溪路。……逾西渡堰，入慈溪江，舟行历慈溪、余姚以至上虞之通明堰，率视潮候。”“慈溪江，源于绍兴余姚之太平山，至丈亭而分，……皆东来，至西渡，复合亘府城之北，入于海，隨潮上下。”开庆元年（1259）梅应发等纂修《开庆四明续志》卷三：“西渡堰，东距望京门二十里，西入慈溪江，舳舻相衔，下上堰无虚日，盖明、越往来者必经由之地。淳祐间（1241—1252）稍加葺治，未几堰复坏。宝祐六年（1258）八月大使、丞相吴公给钱五千七百三十九贯五百文，委司法赵良坦同副吏许枢，监莅修筑，伐石辇材，费一出于公，所济博矣。”

以上所引史志文献和这首弥足珍贵的《南京水路歌》充分证明，从杭州到宁波整个约六百里浙东运河，沿线可利用钱清江、曹娥江、余姚江、慈溪江的潮水，加上春秋越国即已开通从绍兴府城往东五十里的越国故水道，东汉永和五年（140）马臻筑鉴湖已实际开通从钱清江到曹娥江的一百二十七里水道，西晋永嘉元年至三年（307—309）贺循已打通从绍兴府城至萧山西兴、入钱塘江的一百多里水道，整个浙东运河的瓶颈水道即连接余姚江到曹娥江的菁江水道，至迟在八世纪的中唐时期（权德舆为中唐时期的西北诗人）也为世人所广泛利用，以及古镜湖水系的残存和可利用至少从宋代到明初约五百年间，全线基本上一直是畅通无阻的（如《两京水路歌》所咏，只在连接上虞和余姚的七里滩航行比较困难），航线最窄处也可通行二百石舟，宽处通行舟舶则不下五百石（二百石、五百石均指载重），其东端可从宁波城西转城北，从定海进入东海大洋，西端则穿钱塘江上游，通过杭州城外水系和南北大运河京杭段完全贯通为一体。

余永麟《北窗琐语》又载张得中《两京水路歌》组诗中的另一首：

《北京水路歌》云：“四明古称文献邦，望京门外西渡江。水驿一程车厩远，舜江楼头横石杠。新中二坝相连接，上虞港内还通楫。梁湖曹娥潮易枯，大舟小舠重难涉。东关渐近樊江来，熏风廿里芙蕖开。贺监湖光净如练，绕门山色浓如苔。绍兴城，水如碧，橹声摇过蓬莱驿。柯桥远抵钱清湾，刘公庙食居其间。新林白鹤路迢递，日斜始得瞻萧山。梦笔桥高对江寺，双塔亭亭各相峙。古碑无字草芊芊，犹羡文通好才思。西陵古号今西兴，越山隔岸吴山青。钱唐江接海门阔，胥潮怒卷轰雷声。杭州旧是临安府，藩臬三司列文武。坐贾行商宝货烦，锦绣街衢百万户。北出关门景如画，竹篱人家酒旗挂。高亭临平谈笑间，等闲催上长安坝。崇德石门逢皂林，湾边三塔高十寻。嘉禾却过松青闸，黄江小路吴歌吟。平望吴江眼中过，繁华地属姑苏郡。枫桥尚忆张继诗，夜半钟声又信疑。望亭无锡人烟多，既庶且富闻弦歌。瞬息毗陵暂相泊，奔牛吕城容易过。丹阳与丹涂，镇江人共游。铁瓮城形环上国，金山塔影浮中流。扬子江边即江汉，浩浩汤汤茫无岸。甘露招提锁翠微，舟人遥指凝眸看。一帆送过瓜洲堤，船行迅速如岸移。维扬厚土琼花观，览游试问黄冠师。程奔邵伯高邮路，界首沿流水如注。菰蒲深处浴鸳鸯，湖浪滔天似潮怒。宝应县，宝县湖，荒城已废存浮图。古淮大道通南北，物阜民康军饷储。漕运循规事专一，密密征帆蔽天日。桅樯接踵连舳舻，舵楼按歌吹筚篥。清河口，土高厚，淮阴城台至今有。桃源县接古城墟，宿迁旋觉人烟辏。直河下邳地渐隆，子房圯桥遗旧踪。马家浅，吕梁洪，篙师须倩少年雄。寿亭尉迟古名将，金龙之祠屹相向。守邦治水各有功，来往祈神乞阴相。快马船飞莫能遏，锣鼓催毡号声喝。一浅一铺穿井泉，溥济兵夫往来渴。徐州逾境山，夹沟至丰沛。泗亭况对歌风台，台下每惊流水汇。沙河谷亭闸最难，湍流萦回却船退。南阳枣林次鲁桥，澎湃水声翻雪涛。师家仲家势亦险，新闸新店坡尤高。石佛赵村颇平静，济宁在城及天井。栖草二闸追开河，支山小驿来俄顷。柳堤金线笼暮烟，小河张秋灯火船。荆门阿城各二闸，七级上下相勾连。周家李家闸流急，崇武东昌旧城邑。杨清临清当要冲，百工纷纷共阗集。卫河度口夹马营，故城小市犹传名。德州良店连窝城，东光新桥从此经。沽酒浇离愁，必与朋簪共。夜深风雨打蓬窗，五更惊起思亲梦。明朝涉砖河，顺入长芦滩。乾宁兴济青县关，河流静海杨青站，直沽杨村吹便帆。河西务，河合县，漷县相将迥城域。张家湾上趋通州，半肩行李惟书籍。我本江南儒，宦游至于此。所经之处三十六，所历之程两月矣。共经水闸七十二，约程三千七百里。薰沐整衣冠，肃簉鹓班列。九重红日丽青天，四海奇珍贡金阙。贤能辅圣朝，共享升平福。我曹功成夺锦袍，早沐恩波食天禄。”

这首诗直接点出了坐船从宁波经杭州直达北京的路线，出发的地点是宁波城西望京门，从浙东运河进入钱塘江的地点在萧山城西十多里的西兴（上诗所述地点是在萧山城南三十多里的渔浦，与此稍有不同），进入北京的航道依次是漷县镇、张家湾和通州，全程经历三十六个行政区、七十二座大型水闸，总计航程约三千七百里，历时两个月，日行六十余里。根据史料，明成祖将都城从南京正式迁到北京，在永乐十九年（1421）。这首诗的内容为赴北京官衙就职，写作时间当在此际。它再次雄辩地证明了至少从宋代到明初约五百年间，六百里浙东运河的畅通无阻，六百里浙东运河与三千多里京杭大运河的一体相连，证明了浙东运河至少约从一千年前开始就是南北大运河的组成部分，是L型南北大运河的一个强有力的东拐！

对于古今一般对浙东水利无甚了解的人而言，这里或许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从宁波外海到杭州，要从定海南进宁波城北，转城西，再沿慈溪江、余姚江入上虞运河，过梁湖堰进入会稽运河，过绍兴府城进入萧绍运河，再从上游进入钱塘江，顺流向东北折转进入杭州城，曲曲折折航程长达六百里，那不是太迂回弯折，自找麻烦了吗？干吗不截弯取直，从杭州湾直接向钱塘江口航行，直达杭州城？那不是可以缩短不少航程，还可以大大地利用潮水的巨大作用吗？

其实，正是因为钱塘江口的潮水阻挡，截弯取直的“理想”航线才根本行不通也不存在，才使这条长达六百里的浙东运河在天巧和人工的共同作用下保持了全线的贯通，很早就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一条漕运、盐运和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就后者而言，如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的对日、对朝和对南洋诸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极大比例就循此路往来。以对朝往来为例。《宝庆四明志》卷六载：“熙宁二年（1069）……高丽欲……由泉州路入贡，诏就明州发来，自是王徽、王运、王熙修职贡尤谨，朝廷遣使亦密往来，率道于明。”（《宋史·高丽传》载熙宁七年高丽“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王辟之(1031—1082？)《渑水燕谈录》卷九载：“元丰（1078—1085）中，高丽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张中以诗送之。”两宋之交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载：“崇宁（1102—1106）中，高丽自明州海道入贡，偶乘风，自江路至豫章。”《宝庆会稽续志》卷三载：“昭顺灵孝夫人庙，在（会稽）县东七十二里曹娥镇，……政和五年（1115）十一月以高丽遣使入贡经从，适值小汛，严祭借潮，即获感应。”《嘉泰会稽志》卷六载：“萧山县……宁济庙，在县西南一十三里西兴镇，政和三年赐今额，六年（1116）高丽入贡，使者将至，而潮不应，有司请祷，潮即大至。”《宝庆四明志》卷六又载：“政和七年（1117）郡人楼异除知随州，陛辞，建议于明置高丽司曰来远局，创二巨航、百画舫，以应办三韩岁使，……创高丽使行馆。”《宋史·河渠志》亦载：“越州……都泗堰，因高丽使往来，宣和间（1119—1125）方置牐。”等等。由此可见，在北宋中朝关系特别密切的时代，确实是每年都有高丽使者前来进贡，而且差不多每年都是从浙东运河入境（所谓“三韩岁使”），然后再经杭州北上的水系到达都城汴梁的。与此相应，宋代政府派员出使韩国，走的大多也是这条水路。如元延祐七年（1320）袁桷纂修《延祐四明志》卷四载：“姚孶，字舜徒，慈溪人也……以应元符（1098—1100）之诏……易使浙部，……朝廷遣使三韩，渡曹娥江，非潮时行舟，胶，公适董其事，祷于神女，潮应祷而迈。”卷十六又载：“昌国州宝陀寺，在州之东海梅岑山。……宋元丰三年（1080），内殿王舜封使三韩至是，有大龟负舟不得去，望山作礼，忽龟没而舟行。”蔡绦（？—1126）《铁围山丛谈》卷四亦载：“任宗尧……大观（1106—1110）末，从尚书王宁、中书舍人张邦昌使高丽，……至四明则放洋而去。”在由于高丽与金通好，南宋政府与其中断关系一段时间又恢复外来后，由于“三韩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江尔”（详下引明州知府郑兴裔语，并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五《高句丽》），浙东运河更成为南宋与朝鲜、日本继续保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唯一通道。如《宝庆四明志》卷六所载：“宁宗皇帝更化（1194）之后，……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

考察历史还可以发现，经浙东运河北上的这条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的畅通，或者因为政府和民间为之付出很多，或者因为有敞开门户不利国防之嫌，甚至一直引来包括杭州知府苏轼、明州知府郑兴裔在内不少沿线官员的反对或者担忧。如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载其熙宁十年（1077）以应天府（府治在今商丘，有汴河南通江淮，北抵汴京）尹的身份上《请防禁高丽三节人事》疏说：“高丽国进奉使人，……自明州至京，水路三千余里，昨淮、浙饥疫，公私凋耗，国之虚实，岂宜使蕃夷细知？……漏泄国情，深为不便。”《东坡全集》卷五十六《论高丽进奉状》则说：“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三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臣伏见熙宁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至元丰之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船，建立亭馆，调发农工，侵渔商贾，所在骚然，公私告病。”《宋史·许翰传》亦载：“宣和……高丽入贡，调民开运河，民间骚然。中书舍人孙傅论高丽于国无功，不宜兴大役，傅坐罢，翰谓傅不当黜。”《宋史·朝鲜传》又载：“钦宗立，贺使至明州。御史胡舜陟言，高丽靡敝国家五十年，政和以来，人使岁至，淮、浙之间苦之。”《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又载庆元四年（1198）明州知府郑兴裔《请止高丽入贡状》说，“臣伏见高丽人入使，明、越二郡困于供億，骚然不宁”，“我朝遣使答报，舟楫费不赀，官吏縻爵捐廪，皆仰县官者甚夥。前礼部尚书臣苏轼言于先朝，谓高丽入贡无丝毫利而有五害，以此也”，“今日三韩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江尔，虽自四明至高丽海道渺瀰，中隔洲岛，然南北行各遇顺风，则历险如夷”云云。但这些担忧和反对言论，也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两宋时代浙东运河与从杭州北上的国家运河大动脉的连为一体，证明了至迟在约一千年前浙东运河就作为中国大陆的一大门户向外部世界开放了。

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杭州湾江面宽阔，潮水浩瀚，怎么会成为宁杭直航的障碍呢？

《嘉泰会稽志》卷十九《杂记》载：

龙图阁直学士燕肃著《海潮论》曰：“观古今诸家海潮之说多矣，或谓天河激涌，亦云地机翕张，卢肇以月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应，挺空入汉，山涌而涛随，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源殊派异，无所适从；大中祥符九年（1016）冬奉诏按察岭外，尝经合浦郡，沿南溟而东，过海康，历陵水，陟恩平，住南海，迨由龙川抵潮阳，洎出守会稽，移莅句章（春秋越国时期的宁波之名）。是以上诸郡，皆沿海滨，朝夕观望潮汐之候者有日，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十年用心，颇有准的。大率元气嘘吸，天随气而涨敛，溟渤往来，潮顺天而进退者也。以日者重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阴之精，水乃阴，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盈于朔望，消于朏魄，虚于上下弦，息于辉朒，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时，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对月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过月望，复东行，潮附日而又西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复会于子位。于是知潮当附日而右旋，以月临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尽矣，或迟速消息之小异，而进进退盈虚终不失于时期矣。或问曰：四海潮平，来皆有渐，唯浙江涛至，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水岸横飞，云崖傍射，澎腾奔激，吁可畏也，其涨怒之理，可得闻乎？曰：或云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岸狭势逼，涌而为涛耳。若言狭逼，则东溟自定海吞余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狭逼，潮来不闻涛有声也。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北望嘉兴，大山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滩，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滩，南北亘连，隔碍洪波，蹙遏潮势。夫月离震、兑，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泊；月经巽、乾，潮来已半，浊浪堆滞，后水益来，于是溢于沙滩，猛怒顿涌，声势激射，故起而为涛耳，非江山浅逼使之然也。”宜哉！燕公以大中祥符九年为广东提点刑狱，又尝知越州，移明州，故能考论其详如此。

燕肃（961—1040），字穆之，青州益都人，北宋著名的科学家。大中祥符九年（1016）从广西提点刑狱迁广东提点刑狱，天僖五年（1021）至天圣二年（1024）先后出任越州知府、明州知府。他在为官之余，对广西、广东和浙江沿海的潮汐进行了长期的观测研究，对浙东沿海水系的地质特点尤其进行了深入的比较考察，早在一千年前就极为科学地解释了潮汐的由来和起落规律（他所说的元气、阴阳，实际上讲的就是天体力学上的引力和相互作用），极为科学地揭开了钱塘江潮汹涌滔天的真相所在。《海潮论》被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扛鼎之作，也是一千年前世界科技史上的巅峰之作。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它还回答了为什么宁波与杭州之间的水上交通不走杭州湾直航而走浙东运河的原因，无意中也为我们描绘出北宋初海商船舶从宁波定海易舟而上，在浙东运河上争先奔航，经杭州向中国腹地进军的繁荣图景！至迟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初，浙东运河就和从杭州北上的国家运河大动脉连为一体，浙东运河是中国连通外部世界的一大门户，这一事实又一次得到证明！

在明初之后，至少对日本的朝贡贸易仍然是从宁波市舶司上下岸，经过浙东运河，往来于南北大运河京杭段的。这一点人所共知，无庸赘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使到由于海禁和倭寇侵扰，对日贸易基本上停止的明代中晚期，浙东运河作为南北大运河的组成部分，还一直为政府漕运、盐运和民间贸易、士人旅游出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苏州名士王稚登前往慈溪，致悼“青词宰相”袁炜，复至宁波城内外访游，就是从苏州金阊门出发，进入南北大运河京杭段，经杭州走浙东运河这条水路，然后又是由此返航的。试节略其《客越志》（《丛书集成续编》本）所述行踪，对此就会一目了然：“岁丙寅五月，余方有事于故相国袁公之丧，以十二日壬寅治装。余未识南行道里，既从书肆买图经载簏中。……十三日早出金阊门，……吴江泊垂虹亭下。……十五日嘉兴南，行过三塔湾，……命舟师飞浆行，……泊崇德城外。……十六日稍霁，四十五里唐栖，……四十五里至杭州北新关。……十七日新晴，……入关泊得胜坝，僮辈入城僦邸舍。……廿四日顾丈来送，……青泥（按喻珍异干粮）一尺，负而登舟。……东望海门，羲和正升，……漏刻未移，已达西兴。……插一竹于船头，有风则帆，无风则牵或击或刺，不问昼夜。……二十里萧山听潮楼，……四十五里山阴县（界）枕上过，六十里绍兴郡，禹穴已成梦游。廿五日早过樊江，去绍兴五十里，……指挥四顾，邻船皆惊；又六[四]十里渡曹娥江，……三十里上虞县，……十里中坝，十八里下坝，滩声下碛，怒如惊涛；……四十里夜半过余姚，舟中大热。廿六日大热，八十里入慈溪县。……廿八日别袁君，欲入郡，……舟人报乘潮乃行，十五里小新坝，二里大新坝，二十里夜泊宁波西门。……六月……初七日……诸君待良久，冒雨解维，二十里送至坝上。……初八日雨，姚江增阔数尺。……初九日大雨，……舟师颜色如土，夜过中坝，水高一丈，……舟人耶许沸地。……初十日雨晴，……过曹娥，……暮抵绍兴郡。……十一日早达萧山，雨复作，到西兴小晴，万壑齐赴，江流顿高，买大舟渡钱唐江，……入杭城，……晚出关门。十三日泊崇德，十四日泊平望，十五日还家。”《客越志》最后概述此行航经苏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五府十六县，沿途经历吴江、钱塘江、曹娥江、余姚江、慈溪江、甬江等六江水系。这是明清时期浙东运河与自杭州北上的大运河连为一体，作为经济社会的一个大动脉仍在强劲搏动的又一个实实在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