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中表现出的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

孑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独立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共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的时候，还都是不到30岁的青年人。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马哲史的史实。在他们自己的通信中所反映出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和科学共产主义创立的过程，大家就不一定熟悉了。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马恩全集》第二版第47卷，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个过程。本文主要以这些书信为依据，对这一过程作些探讨。在人的一生中，从十八、九岁到三十岁左右，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我国现在在校和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大体上处在这个时期。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对这个群体的思想发展也可能有所启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这个时期的书信，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仰者们，更是大有裨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经历的这个时期，有12个年头。在这个时期内，他们从青年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们通过各自的途径，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他们开始合作制定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并在工人运动中积极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围绕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展开了广泛的活动。

本卷书信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成长历程。这些书信内容极为丰富，涵盖面十分广泛，是他们为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的思想实验室。在书信中他们通过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切磋讨论，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理论。这些书信又把他们生活和斗争的绚丽多彩的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他们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崇高的理想抱负、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反动制度的深恶痛绝、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错误思潮的鲜明立场和透彻剖析；还展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趣爱好、亲情友情、对同志的关爱，特别是他们患难与共、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是研究他们生平、活动和事业的最珍贵的资料。马、恩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是和他们的这些丰富的斗争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但本文不可能对这方方面面都加以解读，只就马克思、恩格斯怎样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谈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还必须了解它的时代条件。和过去的任何思想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具体地说，它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产物。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欧洲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的痼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不断发生。大工业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增加，使他们的组织性和各地区的联系逐渐加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无产阶级的斗争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从不自觉的破坏机器发展到自觉的群众性的罢工、政治性示威游行直至武装起义。在这些斗争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1831年、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和1838—1842年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这些早在1843年就引起了马克思注意的事实，后来恩格斯把它们称作“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738页）。

但是，唯物史观却不是由这些历史事实直接引起的。一般地说，在上述时代，虽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尖锐，但是，资产阶级仍然处在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然是时代的主流。特殊地说，这时的德国比较落后，它的革命在邻国法国的影响下才刚刚开始。这一时代的特点，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出身，以及他们开始踏上人生之路时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只是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他们才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政治立场转变的同时，他们的世界观也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方面。此后，适应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需要，开始了自觉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历程。

如果是普通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和立场也就够了。但是，要创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还必须有丰富的知识。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学说，而是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和著作等等，结合社会现实，综合地进行研究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除去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源，还有其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主要是从康德开始到19世纪初期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如卡•弗•沃尔弗在1759年宣布、后来为拉马克等人证明了的“种源说”，地质学关于地层相继形成的理论，化学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的、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有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的实验，生物学领域广泛的新成就，等等。

一、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18岁的马克思中学毕业后，1835年10月考入了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了柏林大学法学系，1841年大学毕业，以一篇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至1844年，马克思先是在《莱茵报》做编辑和主编，后又主编《德法年鉴》。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列宁曾经指出过，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4年在巴黎出版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已彻底完成。”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而在中学时期，他就为这一转变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1835年10月，他带着在中学毕业时树立的、“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理想，踏入了大学的大门。在这里，他要为实现这一理想锻造锐利的思想武器，进行寻求科学世界观的初步探索。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写给他父亲亨•马克思的信，集中表现了他的这一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进入大学以后，他遵从父亲的愿望攻读法学，但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法学研究需要借助于哲学，“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因而“首先渴望专攻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7卷，第11、7页。以下本书引文只注页码)。从信中看出，在波恩大学的一年中，他仍然处在康德、费希特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之下。但是，这种哲学解决不了他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惑，于是他转而研究黑格尔哲学，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寻找正确方法。由于刻苦攻读，缺乏适当的休息， 1837年春天马克思病倒了。在休养地斯特拉劳，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第15页）。从这时起，他就自觉地为寻找一种科学世界观，开始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在这期间，他接触了当时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很快成为该派“博士俱乐部”的积极成员，开始走上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的这一探索，开始是围绕着解决应有和现有的关系、实际上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进行的。他的这次钻研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次钻研，证实人们的精神本性和肉体本性、即应有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是一致的；并且不是为了学习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形式，而是“要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之下”（第13页），即把它之中最珍贵的东西——辩证法揭示出来。通过这次钻研，马克思写了一篇将近二十四印张的哲学对话。本来他想“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这个表现为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的神性”，结果发观“我最后的命题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第13页）。这次钻研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它却产生了一个可以说足以导致整个哲学将来发生革命变革的伟大成果：它把马克思引入了黑格尔哲学的怀抱，使他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信仰者。

马克思的这一探索，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渗透着他的思想发展的唯物主义方向。他在给父亲的信里说道：“我已经从理想主义——顺便告诉您，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作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第12—13页）这里的理想主义，显然是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他虽然从康德和费希特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但并不满足和停留于此；他要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这里已经明显地预示了他的思想发展的唯物主义方向。二是他掌握了辩证法的实质。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对研究方法的看法上。他认为：“在生动的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全部哲学方面”，决不能采取“数学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方法；“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决不能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第8页）马克思特别重视黑格尔关于事物内部矛盾的思想，说明他已经初步领会了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大学毕业时写成的博士论文表明，他这时的世界观虽然还受着唯心主义的影响，但却包含了许多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辩证法因素。这对于以后他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某种内在的根据。

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在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1842—1843年间，他开始为《德国年鉴》、《莱茵报》撰稿，后来做了《莱茵报》的编辑和主编。在这期间，马克思围绕普鲁士封建专制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和摩塞尔贫苦农民状况等问题，撰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展开了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强斗争。这些政论文章和1842—1843年间马克思写给阿•卢格的信，表明了马克思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和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确立，又促进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有一个突出特点：这一转变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实现的。后来当他在《序言》中回顾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时候指出：“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即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官方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论战等，“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他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他在1843年3月13日给卢格的信中谈到与费尔巴哈的区别的时候，也涉及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第53页）这些，都突出了马克思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社会历史领域研究的重要作用。

在大约1842年8月中—9月下半月给达• 奥本海姆的信和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空谈“自由”、空谈理论的柏林“自由人”，表明了他开始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马克思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第42页)。他还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第35页)。这些书信，清楚地表明了这时马克思已经转向了唯物主义。

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也开始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基本政治立场是站在贫苦群众一边的，并注意到了英、法两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把反映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称作“新的世界观”（第42页）。当然，他也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潮带有空想的性质，强调最重要的是要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

由于普鲁士专制政府1843年1月19日做出了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的决定，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发表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过了几个月就去了巴黎，和卢格一起主编《德法年鉴》。其间，为了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他深入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了欧、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的历史，其成果被人们称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在巴黎，他深入工人群众之中，亲身参加他们的革命活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于1843年底，写出了刊登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些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列宁说1844年在巴黎出版马克思和阿•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已彻底完成；又说早在1843年，“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科学社会主义和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228页）。这两处不同的说法，表达了一个相同的意思，即在1843年，马克思就已经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

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也反映在他1843年3月、5月和9月给阿•卢格的三封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信中。在这些信中，马克思继续对普鲁士君主政体、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和严厉批判，称它是“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第55页），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强调“除非丢掉这个世界的基础并过渡到民主制的人类世界，任何其他进步都是不可能的。”（第59—60页）他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即“工商业的制度，占有人和剥削人的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的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并提出了“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第62—63页)的战斗任务。1843年9月的信不仅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创办《德法年鉴》这项事业的坚定信心，还阐明了这份期刊的性质、任务和办刊方针。为了解决“往何处去”的问题，他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尖锐地指出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提出了自己的消灭私有制的政治主张(见第64页)。

1843年11月，马克思来到巴黎。当时的巴黎，是全欧洲、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最集中、力量最强大、斗争最活跃的地方。马克思称它为“新世界的新首府”（第63页）。在这里，他住在工人住宅区，经常和工人们来往，有时和他们畅谈到深夜。他同德、法两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秘密组织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经常出席工人们的集会。他称赞“这些劳累不堪的人纯洁无暇，心地高尚”，确信“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第74页）无产阶级对未来事业所抱的信心、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使他看到了人类解放的力量。在巴黎和工人们的密切交往，使他彻底地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这是马克思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二、恩格斯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1837年9月，17岁的恩格斯中学毕业，父亲就让他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90页）在不来梅，恩格斯刻苦勤奋地自学和从事科学研究，走向无神论，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由于要服兵役，1841年9月来到柏林。他不但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到柏林大学去听课，而且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通过批判极端反动保守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进行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斗争。同时，在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影响下，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1842年11月，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 ，在“欧门—恩格斯”纺纱厂工作。在这里，他深入工厂和工人群众之中，作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转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成为社会主义者”（同上书，第92页）。

在不来梅，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对历史、哲学、文学、诗歌、音乐、神学等各类著作广泛涉猎。他有非凡的外语才能，能用多种外语写信和阅读各种外文书报，从中吸取知识和养料。那时，恩格斯热衷于文学、诗歌。他阅读了大量富有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还试写了一些诗歌和诗剧。这个时期，青年德意志派的自由民主思想深深吸引了恩格斯，促进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恩格斯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伍珀河谷来信》中，对宗教和现实社会的弊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了。他在信中抒发了对人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极端憎恨。在1839年7月27日给弗•格雷培的《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的诗中，他预言：“如今风暴自法兰西刮来，掀起人民大众汹涌的怒涛，你们的宝座像小舟在风雨中飘摇，你们的权杖即将失掉。”(第196页)

随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恩格斯开始清算自己以前的宗教信仰；在这个过程中，他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他在1839年6、7月份写给弗•格雷培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第187页）他提出了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有能力进行科学的讨论吗？我说：否。”（第191页）在他与旧信仰决裂和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的大卫• 施特劳斯的《耶酥转》起了重要作用。他在1839年l0月8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说，施特劳斯“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永别了，宗教信仰!——它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第205页)他还揭露了圣经教义的反科学本质，批判了那些企图使科学服从宗教或者为维护宗教而牺牲科学的言行。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他不仅与宗教信仰决裂，而且转向研究黑格尔哲学。他在1839年11月—1840年2月给格雷培兄弟的信中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第224页)过了几天他又写道：“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第228页)。他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他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第230页）

在柏林服兵役期间，恩格斯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其间，除了认真钻研军事学以外，他还当了柏林大学的旁听生，并和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这里，他参加了对极端反动保守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的批判，在1841年11月至1842年初，连续写了三篇批判文章，其中，《谢林论黑格尔》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谢林和启示》和《谢林——基督哲学家》印成小册子发行。他在1842年6月15日给阿•卢格的信中，提到了后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的恩格斯是很重视他的这两篇文章的。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发表，对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起到了很大的解放作用，“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22页）他在1842年4月19日给阿•卢格的信中，提到要“运用费尔巴哈所阐明的观点来详细论述中世纪的基督教诗，特别是它的中心人物但丁。”（第297页）这些都说明，在这期间，恩格斯开始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在参加了反对亨•莱奥和谢林的斗争之后，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在给阿•卢格的信中，明确地表示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决心要继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他在信中诚恳地说：“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原因很清楚。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自学者。我所学到的知识足以使自己形成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但是要想有效地、有的放矢地为这种信念去工作，这些知识还不够。”“现在我认为我的义务是学习，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学习，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第301—302页) 科学研究的能力，就是这样一种“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恩格斯以他亲身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一个人在科学研究上的才能和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努力的结果。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在这里，他经常到工人栖身的污衢陋巷中去，了解工人贫困的情况；他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研究英国宪章运动，和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恩格斯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对无产阶级的深刻认识，促进了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他在1844年1月13日《致〈新道德世界〉编辑》的信中，批驳了《泰晤世报》通讯员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社会运动的歪曲报导；在谈到法国工人运动的时候指出：工人们“早已离开了他们那些富裕的党内伙伴，他们并不是加入共产主义党派，不，而是在卡贝开始起来捍卫共产主义之前很久就创建了共产主义党派”（第311页），表明了他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立场。

恩格斯看到，英国工业虽然在飞速地发展，但无产阶级却日益陷入贫困的境地。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还批判地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从而找到了工人贫困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对英国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他发现正是这些他过去不太重视的经济事实，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他回顾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时候指出：“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196页）这说明，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已经形成了唯物史观即新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传播新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

1844年8月末，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回国途中，到巴黎会见了马克思。他们在一起畅谈了十天，在一切理论领域都意见完全一致。从此，他们就开始共同工作。他们和战友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德、法两国政府的极大恐惧。1845年1月11日在德国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下令驱逐他们出境。2月3日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居住。马克思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祖国——普鲁士国籍，并作为“危险的民主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而被秘密监视。4月初，当恩格斯也来到布鲁塞尔两人再次会面的时候，马克思就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向他阐述了自己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此后，他们就围绕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展开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公开阐述唯物史观，创立和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当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紧迫的任务。

恩格斯在1844年10月初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加以阐述，一切就仍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日地摸索。”(第320页) 这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发展很快。恩格斯的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自从我离开以后（恩格斯是1842年11月离开德国前往英国的。——编者注），伍珀河谷在各个方面的进步比最近50年都要大。社会风气比较文明了，参与政治和进行反对派活动成了普遍的现象”，就连巴门的警察局长，都成了共产主义者；“一句话，这里正在为我们的原则奠定良好的基础。”“我在科隆逗留了3天，对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感到很惊奇。那里的人很活跃，但也非常明显地缺少必要的支持。”（第320—321页）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更全面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信中写道：“共产主义书刊传入德国，在目前已经是既成事实。一年前，这些书刊是在德国以外，在巴黎开始流行的，实际上那时它刚刚产生，而今它们正在纠缠德国佬……秘密的宣传也不是没有收获：每当我到科隆去的时候，每当我走进这里的某一家小酒馆的时候，总能发现新的进展、新的拥护者。科隆的集会已经创造了奇迹：一个个共产主义小组正在逐渐出现，这些小组都是未经我们直接协助就悄悄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部较大的著作，以便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不能独立胜任的知识浅薄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第336页) 《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就是他们为实现这一任务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特别是《哲学的贫困》，恩格斯把它看作“我们的纲领”。

对于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阐明他们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写给伊•卡•安年科夫的信，是这方面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信中通过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错误观点的形式，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阐述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思想。信中明确指出，生产力是人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明确提出了“生产的社会关系” 的概念。信中简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并根据这些原理指出：“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第440—447页）这封信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视为《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纲要。在本书中，唯物史观中有决定意义的观点，第一次作了公开的科学的表述。它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公之于世。

依据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认识到，要达到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必须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基础。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是担负这一任务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当时的布鲁塞尔，是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者聚集的地方。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恩格斯把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称作“我们党”，把马克思看作“我们党的领袖”，把《哲学的贫困》看作“我们的纲领”（见第484—485页）。1846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给比•约•蒲鲁东的信中，马克思用简单明了的三句话，为它规定了如下任务：“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说明了“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交流思想，进行公正的批评。这是以文字表现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第36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为联系英、德、法等国通讯委员会的中心，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通过广泛的国际通讯，宣传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批判了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壮大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

清除错误思想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是为建党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时的工人组织中，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影响较大，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清除它们的影响作了不懈努力。他们的一些书信反映了这方面的活动。例如，恩格斯在1846年9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和1846年10月23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兜售的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并详细介绍了他在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中同格律恩分子激烈争论的情况。在争论中，恩格斯严厉批判了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揭露了他的假共产主义面目，从而使大多数与会者接受了恩格斯阐明的共产主义者的宗旨：“(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共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第423页)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也是为了清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错误影响而写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活动，促进了独立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他们的活动，对正义者同盟成员和同盟在伦敦的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和亨•鲍威尔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开始接受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同意把这个理论作为同盟的指导思想之后，于1847年1月加入了同盟，并同意参与同盟的改组工作。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大会。因经费困难和健康原因，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在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等人的努力下，这次代表大会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通过了同盟章程草案和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提交同盟各支部讨论。

此后，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展开了积极、广泛和卓有成效的活动。1847年9月14日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致伦敦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的摘录，反映了马克思对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提交讨论的章程草案和纲领草案的修改意见。修改意见提出：“我们认为，禁止盟员加入任何政治的和民族的组织是不策略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丧失能影响这些组织的一切机会。”“如果革命处于高潮时期，那么这种限制就会使代表大会丧失其全部活动能力。”（第470页）这一修改，对于保证和增强同盟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恩格斯1847年10月25—26日给马克思的信，叙述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巴黎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和讨论纲领草案的情况。“现在我们只有30个人。我立即组织了一个宣传支部，整天奔波，勤勉工作。我立即被选进了区部，任务是搞通讯。有20—30个人被推荐正待接收入盟。我们很快又会更加壮大起来。”在介绍了同盟巴黎支部讨论同盟纲领草案的情况后，他写道：“在没有任何人反对的情况下，我受托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在本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进行讨论”（第489—490页）。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与马克思相约一起出席定于11月29日一12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信中介绍了他为同盟草拟的新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的大致内容。他还建议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同盟纲领写成《共产主义宣言》。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即《共产党宣言》。《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表述。她的问世，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