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未_才华横溢的医学家_卢祥之
［往事回眸］
ＷＡＮＧＳＨＩＨＵＩ
ＭＯＵ
・杏林耆宿・
秦伯未———才华
横溢的医学家
卢祥之
秦伯未先生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是一位近现代德高望重的儒医大家。先生一生致力中医教学、临床、著述，晚年正值十年动乱，颇为坎坷艰难，颇有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著书”之风范。先生１９０１生于上海市浦东，１９７０年卒于北京。其字之济，号廉斋，出身儒医世家。他的祖父笛樵，名乃歌，毕生研究诗辞古文，余事攻医，著有《读内经图纪》、《玉瓶花馆丛书》、《俞曲园医学笔记》等。他的父亲锡祺，伯父锡田，均精医通儒。秦先生出此门庭，耳濡目染，幼年即好读经书，凡经史子集、诸家医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涉。他初学医从师于曹颖甫，１９１９年进入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并创办上海中医书社和中医学社。解放后，他历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中药组
成员，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等。他在创办新中国中医学院，编写最早的卫生部统编教材，培养中医、中西医结合人才等方面，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的诗作“拼将热血勤浇灌，期卜他，足以体现其致年一片红”
力于中医事业的坚志和苦心。
秦伯未先生治学谨严，博学多闻，在中医教育界、理论界有很高的声誉。他生秦氏内经平著述甚丰，有《
学》、《金匮要略简释》、《中医临证备要》、《实用中医学》、《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内经知要浅释》、《内经类证》、《治疗新律》、《中医入门》、《谦斋医学讲稿》等数十种。
先生强调辨证论治。在
中医的诊疗规律，从认识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曾提出：
“辨证论
治所以成为中医的诊疗规律，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辨证论治是中医处理疾病的程序和方法，是依据临床表现，通过四诊、八纲作出诊断和治疗的过程，所以辨证论治和诊断不可分割，这是中医治病的精神。”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秦伯未先生也不否定一病的主治法、主方和主药。他认为，这也是治病的一个基本法则，临床上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病情加减出入，灵活运用，也能收到良好效果。秦伯未先生在温病、肝病、水肿病、腹泻、痛症、溃疡病、慢性传染性肝炎、心绞痛等方面的理论造诣很深，富有新意，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总结归纳出征治规律。他还强调寒温统一，认为温病
６０年代初期，中医界出现了忽视中医基础理论，强调单方验方，或单纯依据西医诊断、化验指标进行用药，而不加以辨证分析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秦伯未先生在《谦斋医学讲稿》一书中专辟“浅谈辨证论治”一节予辨证论治是以论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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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伤寒的发展，伤寒和温病并无分歧，若将两者对立起来，是偏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肝病方面，他提出了“肝气和肝郁”、“肝火和肝热”、“肝风和肝阳”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区别，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医理论研究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秦伯未先生于１９５３年和
在医院工作期间，他同时承担着大量的临床工作，每周有两个半天在高干门诊应诊，一个半天在东直门医院病房查房，一个半天去北京医院查房。那个时期，秦伯未已是著名的中医专家，但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医家风范，从不以“专家”自居，无论是谁有病，总是随请随到，一视同仁，行医一丝不苟。每次会诊以后，他总是将病人念记在心，诊后主动询问、打听治疗情况，甚至登门问候。有一次，他到朝阳门外吉市口胡同专程去看望一位因煤气中毒，吃过他开的几剂中药的卖菜老翁，让病人感动至深。在５０余年的临床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对患者的真情厚爱，使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痛苦，一向为医界同仁及广大患者所称道。
秦伯未先生不仅是现代著名医学家，还是集诗书画印一身的艺术家。他早年加
入柳亚子创立的南社，其诗律之细，构思之速，常为人所赞颂，有“南社题名最少年”之誉。他３０岁即有《秦伯未诗词集》印行，
《谦斋诗词集》七卷，共３４４首。他的诗词形式活泼，笔势新奇，文辞清淡素丽；他的书法宗赵子谦，行笔工整，蝇头小楷亦浑匀流丽。他对小篆、北魏书也下过一番功夫，其隶书推崇杨藐翁，至今上海城隍庙大殿上有一副对联，即是他早年墨迹，其笔力跃然可见。秦先生绘图也颇见功力，善画梅、兰、竹、菊，尤喜画荷，有不少吟绘荷花的诗画。他欣赏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一身清净”的品格，常以之告诫学生：
“做人要有人格，看
病要有医德。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缺此不可为良医”。
１９６０年曾先后赴苏联、蒙古两国会诊、讲学，后又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及皮肤性病研究所合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及脊髓痨等疑难病症获得良效。除此之外，他常应全国各地之邀，参加会诊、讲学及各种学术活动，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秦伯未先生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但时刻都不放松临床实践。他在奉调到卫生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为了能更加接近临床、搞好临床工作，主动从卫生部宿舍区搬出，举家迁居到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内。
１９６２年，秦先生和李重人等“五老上书”，向卫生部提出了加强中医理论基础的建议。这一建议，引起卫生部领导高度重视，也就是因为这一建议的影响很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大罪状。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蜗居北京海运仓胡同（现东直门医院内的）低矮平房中，身边亲人凋零，无菜、无煤，冬天寒冷，靠自己用手捏煤球以围炉取暖，自己腌菜，聊以度日，院校里更无人问津这样一个“反动权威”。先生屡遭迫害，最后，在凄苦、悲凉、窘迫和忧郁中长逝。
（作者：中国科学院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胡文生）
４０岁时将其
上海城皇庙大门的一副对联是秦伯未题写的
增订补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