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

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

第一章 长恨歌 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何谓文体之关系？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八云： 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

夫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欲事改进，一应革云不适描写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然碑志传记为叙述真实人生之文，其体尊严，实不合于尝试之条件。而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

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

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为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部分，陈氏之传当之。后人昧于此义，遂多妄说，„白氏此歌乃与传文为一体者。其真正之收结，即议论与夫作诗之缘起，乃见于陈氏传文中。

何谓文人之关系？白氏长庆集二八与元九书云： 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元白二人作诗，相互之密切关系，此数语已足以尽之，不必更别引其他事实以为证明。然元白二人之作诗，亦各受他一人之影响，自无待论。

今并观同时诸文人具有互相关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辞（即文体）则非徒仿效，亦加改进。于立意（即意旨）则非徒沿袭，亦有增创。盖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苟今世之编着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 据上所论，则知白陈之长恨歌及传，实受李元之莺莺歌及传之影响，而微之之连昌宫词，又受白陈之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其间因革演化之迹，显然可见。 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然其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也。至若元微之之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之所致，然实亦受乐天新乐府体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故乐天于“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之句及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李十二尝自负歌行，近见事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之语，明白言之。世之治文学史者可无疑矣。 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但文人赋咏，本非史家纪述。故有意无意间逐渐附会修饰，历时既久，益复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如乐史所编着之

太真外传是也。 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考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虽然，此节物语之增加，亦极自然容易，即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陈传所云“如汉武帝李夫人”者，是其明证也。故人世上半段开宗明义之“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已暗启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文思贯澈钩结如是精妙。特为标出，以供读者之参考。

综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特创。诗句传文之佳胜，实职是之故。此论长恨歌者不可不知也。

第四章 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

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人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说，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鉅制，即是其例。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人生时间约可分为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中岁以后。人生本体之施受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与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

夫婚仕之际，岂独微之一人之所至感，实亦与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大夫阶级之一生得失成败至有关系。而至唐之中叶，即微之乐天所生值之世，此二者已适在蜕变进行之程途中，其不同之新旧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并存杂用，正不肖者用巧得利，而贤者以拙而失败之时也。故欲明乎微之所以为不肖为巧为得利成功，无不系于此仕婚之二事。以是欲了解元诗者，依论世知人之旨，固不可不研究微之之仕宦与婚姻问题，而欲明当日士大夫阶级之仕宦与婚姻问题，则不可不知南北朝以来，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所发生之统治及社会风习之变动。

南北朝官有清浊之别，„故士大夫之仕宦苟不得为清望官，婚姻苟不结高门弟，则其政治地位，社会阶级，即因之而低降沦落。„唐代政治社会虽不尽同于前代，但若以仕之一事言之，微之虽云为隋兵部尚

书元严之六世孙，然至其身式微已甚，观其由明经出身一事可证。 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 微之纵是旧族，亦同化于新兴阶级，即高宗武后以来所拔起之家门，用进士词科以致身通显，由翰林学士而至宰相者。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微之虽以明经举，然当日此科记诵字句而已，不足言通经也）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宜乎郑覃李德裕以山东士族礼法家风立场，欲废其科，而斥其人也。夫进士词科之放佚恣肆，不守礼法，固与社会阶级出身有关。 然则进士科举者之任诞无忌，乃极于懿僖之代。微之生世较早，犹不敢公然无所顾忌。盖其时士大夫阶级山东士族，尚保有一部分残余势力。其道德标准，与词科标准，与词科进士阶级之新社会风气，并存杂用，而工于投机取巧之才人如微之者，乃能利用之也。明乎此，然后可以论微之与韦丛及莺莺之关系焉。

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离乱，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

其实唐代德宪之世，山东旧族之势力尚在，士大夫社会礼法之观念仍存，词科进士放荡风流之行动，犹未为一般舆论所容许，如后来懿僖

之时者，故微之在凤翔之未近女色，乃地为之。而其在京洛之不宿花丛，则时为之。是其自夸守礼多情之语，亦不可信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竟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 夫元白二公自诩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 元白梦游春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鉅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微之天才也，文章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

附：《读莺莺传》 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

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 复次，此传之文词亦有可略言者，即唐代贞元元和时小说之创造，实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是也。„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 旧唐书之议论，乃代表通常意见。观于韩愈，虽受裴度之知赏，而退之之文转不能满晋公之意。及旧唐书一六〇韩愈传，于其为文，颇有贬词者，其故可推知矣。是以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与欧宋重修唐书时，其评价迥不相同也。 今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有“旧体”“新体”之分别。其所谓“新体”，即微之所主张，而乐天所从同之复古改良公式文字新体也。 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盖莺莺传乃自叙之文，有真情实事。毛颖传则纯为游戏之笔，其感人之程度本应有别。夫小说宜详，韩作过简。毛颖传之不及莺莺传，此亦为一主因。观昌黎集中尚别有一篇以古文作小说而成功之绝妙文字，即石鼎联句诗序。„微之之文繁，则作小说正用其所长，宜其优出退之之上也。 唐代古文运动巨子，虽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然公式文字，六朝以降，本以骈体为正宗。西魏北周之时，曾一度复古，旋即废除。在

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乃一篇极意写成之古文体公式文字，诚可称勇敢之改革，然此文终遭废弃。夫段墨卿之改作，其文学价值较原作如何及韩文所以磨易之故，乃属于别种问题，兹不必论。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至于北宋继昌黎古文运动之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亦不能变公式文之骈体。司马君实竟以不能为四六文辞知内制之命。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其难若是，微之于此，信乎卓尔不群矣。 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