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进步中的局部退步
坊间有俗谚曰：“看书看皮儿，读报读题儿。”由此即可知，给纸媒体写文章，标题这个吸引读者眼球的第一要素，是何等的不可掉以轻心。比如，我现在写的这则短文，题目原本是想定为《新中国未必事事好过旧中国》，怎么样，够惊世骇俗的吧！说不定那些属于“国内外敌对势力”范畴的家伙，会因此引我为同道；当然，“文革”时代的“专案组”余孽们，面对这个题目，也肯定会摩拳擦掌地做义愤填膺状，恨不得立即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请稍安勿躁，我和前一种混蛋，根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至于后一种混蛋，想如同当年那样轻而易举地对良善百姓“以言治罪”，怕也基本上是痴心妄想吧！ 话扯远了，咱们还是书归正传。 据媒体披露：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纪显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对此举例说明，“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 不过在我看来，刘纪显副主任之所言尽管大体不错，却也有不准确之处。眼下的社会形态，哪里是什么“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而是只要当了官便会什么都有，这其中除过污浊的金钱、美女外，也包括好像不怎么污浊的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等玩艺儿。有了这些，即就是草包一介，不也可以貌似“学问做得好”吗？旧时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早已经与时俱进为“官场自有黄金屋，官场自有颜如玉，官场自有博士帽，官场自有教授衔”了，那些追求处处高人一等的“英雄豪杰”，谁还会傻到去皓首读书、苦求学问呢？只需去谋取官位便可以了，赢家通吃，要啥有啥！ 以上说的是新中国的一种个别现象，下来咱们再来说旧中国的另一种个别现象。 从一则资料中得知，1940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拟设立民族学研究所，院长朱家骅通过总干事傅斯年（这两位尽管在1949年都去了台湾，但却皆为毫无争议的泰斗级大学者），邀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所长。孰料李方桂坚辞不就，于是傅斯年一再延请。到最后，惹得李方桂发了火，他毫不客气地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闻听此言，傅斯年躬身长揖，非常谦恭地表示：“谢谢先生，在下是三等人才！”然后退出。 李方桂是一等人才毋庸置疑（尽管他1949年也离开了中国大陆），但如前所说，朱家骅、傅斯年也是没有折扣的一等人才，由此可知，李方桂的人才分等法并不完全妥当。但较之前面提到的争夺1个处长位子的40个新中国的教授来，这位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胸襟、气度，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了。当然，40名教授也许会视李方桂为迂腐、乖谬。这不奇怪，“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我的“新中国未必事事好过旧中国”之论，便是缘此而发。 也许不应该过分指责那40个争当处长的教授，存在决定意识嘛，他们也是环境的产物。在李方桂生活的时代，学术界官场化的程度可能还比较低，不说整个社会，起码在学术界内部，价值判断的标准好像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地位而非官职高低，而且，担任行政之职，非但要承担相当多的日常事务，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大有折损，而且并不能得到额外的益处与便利，以官位炫耀于世吧，又恐遭学人诟病和嘲笑，反倒是那些专心问学者，能赢得同道嘉许，获得职业颜面。正因为如此，学术，才被李方桂这样一些有事业追求的知识分子视作安身立命之所。现在的学术界，依然是这样一种景况吗？无须我来回答，那40个争当处长的教授，其实就是一面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的镜子！ 所幸的是，着眼于整体，新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巨大进步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所以，面对着学术界风气和知识分子心态的恶化，我们完全可以不无宽慰地说一声：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