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恐惧"

　　201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写过一篇文章《回顾2010》，在谈到自己一年的经历时，他感到一阵“恐惧”：这一年，他越来越害怕出现在人群中，只好尽量减少社会活动，做自己的事。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做过这样一个预测：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突发事件、骚乱和冲突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面临可能到来的新觉醒，知识界要做好思想准备。现在回头看，不幸被他言中。2010年，世界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中国内外矛盾空前激化，富士康连环跳、血洗幼儿园以及接连不断的暴力性群体事件，让世人开始恐慌。更让他无奈的是，面对这一切，知识界同仁的变化却给他带来无力感。“他们或因背靠国家权势而趾高气昂，或以为‘真理在握，正义在身’而洋洋自得，‘平常脸’、‘正常脸’越来越少见。”

　　他的老朋友摩罗这一年出版《中国站起来》一书，从此前主张理性和启蒙，鲜明地转向国家主义，与他另一位老朋友王晖站在一起。对于摩罗讨伐“五四”和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以及王晖对“中国模式”的概括与总结，钱理群尽管认为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有遮蔽当下的体制问题之嫌，但他同时也主张，学术界出现各种分歧是正常的，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相互辩驳和彼此沟通。

　　让钱理群措手不及的是，摩罗一书出版后，持相反观点的余杰和徐晋如高调宣布与其绝交，给摩罗安上不少“吓人的罪名”。钱理群也因为推荐摩罗的书，并在所谓“汪晖抄袭门”的开始阶段为其辩护，被许多人视为摩罗与汪晖的“同谋”。

　　近年来，学术讨论似乎开始演变成“政治斗争”，持国家主义观点的人被激烈地称之为“御用学者”、“资本家走狗”，同样，反对他们的人也会被称之为“汉奸”、“洋奴”、“帝国主义走狗”。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学者们纷纷站队以表明态度，力求“政治正确”，你站在哪一边？“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好，你是朋友，大家一致对外，面对“非我族类”。

　　在这样的遭遇面前，钱理群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他期待在学理上与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一番争论，结果只能证明自己不过一身“书生气”罢了他只好无奈地感慨：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对重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问题进行认真的学理的研究、讨论和争辩呢？不少学者都已经帮派化了，都忙着宣示自己的“政治正确”，党同伐异已成为学界常态。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最近去职，他也写了一篇文章《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8年来，在行政化严重侵蚀教育权、学术权的大学环境中，他见多了为项目、课题、报奖疲于奔命的同事，不仅如此，面对数字化教学评估，有些学校不惜选择集体造假。他听到一个老师说起网上“‘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这样的新闻，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一次讲学的路上碰到各色人等，他与人谈起现今的教授、学者，得到的普遍评价是：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不值得尊敬。

　　钱理群的“恐惧”和徐斌的无奈，都是让人痛心的现实。一方面政治化和情绪化成为知识分子们之间的常见的讨论模式，学理问题几乎丧失了达成共识的前提，更妄谈建设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对于现实的脱离与大众逐渐掌握舆论工具之间的消极互动，大众见惯某些“公知”的情绪化表演和互相攻击，对其毫不留情地嘲讽，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威”被削弱，理性淡出社会舆论，让位于民粹主义。凭借思想和专业知识，研究现实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并给出认识事物和世界的方法，这是知识分子天然的责任和存在的合理性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依附性和“政治正确”导致的责任缺失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蔚然成风。

　　知识和政治权力的结合造就了中国历史，而知识和商业的结合则造就了西方的历史，这并不能说明知识和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依附性。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固然有左右逢源者和贪官污吏，但对儒家“道统”的坚守，才是文官集团制衡皇权的精神核心，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道统”是什么呢？权势利益与独立思想哪一个更重要？同样，商人资助的私立大学固然在西方发展出独立于权力、推动商业大发展的知识体系，特别是法律体系和技术积累，却也是以商人“出钱不管事”的独立性为前提的。

　　知识既可以给社会带来积极性变化，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取决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依附性，依附于权力如法国大革命前的“人民主权理论”，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依附于商业如近来发生的金融危机，身后不免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子。中国知识分子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恐怕还是前者。

　　2010、2011、2012年有三本书在中国畅销，分别是《中国在梁庄》、《寻路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以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描述其家乡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溃败”，为“沉默的群体”发声；《寻路中国》是外国作家何伟对中国新世纪十年间的冷静观察和记录，发现了我们看不见的另一面；马立诚则在《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中梳理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揭示当下喧嚣争论的来源。

　　他们的真诚，折射出我们在热烈的争论中，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的认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贫乏——这与我们自己的观点恰恰相反。这些书的启发意义正在于此：知识分子应该用何种态度和办法，来观察自己深陷其中的社会，并得出真实的结论？独立还是依附，理性还是情绪？找到答案的人可免于“恐惧”。

　　钱理群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不归属于任何政治群体，要坚守自己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永远的边缘位置，即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生命价值与乐趣所在：想通了这一切，我反而心安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