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领导力研究_任多伦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领导力研究

●任多伦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领导力研究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领导理论，也不能全盘依赖适用于传统文化的领导力思想，而必须按照时代需要建构一个与我国体制相适应的现代领导力体系。换言之，中国的发展需要有适应中国国情的领导力思想，一种完全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力是不会被人民接受的，也就谈不到用它来提高领导的核心竞争力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传统文化思维，也就失去了本民族的灵魂，因为传统思维方式常常作为民族的潜意识，不自觉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等。晚清的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说：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如果说张之洞当年的目的是强调要“知外”以治“聋瞽”，那么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则是要“知古”以用于“今”，即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领导力在当代的应用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领导思想的大潮相互激荡、交融日趋明显，传统领导力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必然要卷入这种激荡、交融中。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力时，我们既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又要自觉地延续继承传统文化思想的魅力，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力研究服务。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领导力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推动以领导力载体为媒介的中西方平等对话与交流。

一、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区分以及领导力中的授权

Manager（管理者）

短期思考维持现状务实微小变革控制

对已发生的事快速做出反应重建企业流程或规章制度

将事情做正确

Leader（领导者）长期思考创新充满想象力大的创造授权预先反应

重新思考企业流程和制度的

局限性

做正确的事

在领导者与管理者的行为区分上，传统文化认为，领导者首在成事，而非做事；管理者则首先做事，再按已

经计划好的目标推进。领导者在对各种组织的领导中，

一般把领导理论用在个人上、激励理论用在群体上，而把结构理论用在组织管理中。所以，领导者与管理者在行为区分上虽然有交叉重复的地方，但更多的则是面对不同的领域。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领导者的领导力是将人类愿景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将员工的绩效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将每个人的个性发挥到极限。管理者是对已发生的事快速作出反应、重建组织运行的流程或规章制度，并将事情做正确。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蒂夫·乔布斯则认为，管理是劝说人们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而领导力是激励人们去做他们从来都没想过他们能做的事。因此，领导者与管理者在行为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对的人，而领导者则是做正确的事情的人。换句话说，领导力是能够确保攀登的梯子是靠在正确的墙上，管理力则能保证攀登梯子的方式是最有效率的，而让领导工作富有成效的前提是有效的领导力加上及时的管理和执行力（如上表）。

在分析完管理者与领导者的区别后，我们再来讨论领导力中的授权。领导力首先是激励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其创造性地工作，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授权。其实，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中，任何一个领导者随时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各种组织规模的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即使是精明强干、智慧超群的领导者，也无法事事躬亲、样样有为。因为领导者本身也是一个人，知识、体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而需要处理的事情则是无限的，用有限的体力去处理无限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可能持续的，所以，为了更好地提升领导力，每一名领导者都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办事人员。根据工作性质和层次的不同，通常一名领导者直接控制四五个直属下级较为合适，而能够有效管理的人员则以7—12人为宜。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合理授权，领导者才能摆脱烦琐的事务，集中精力干大事，这就要求领导者不但要善于用人，还要善于授权。清代严可均辑录的《全晋文·卷三十三》中说：“古之圣哲，深原治道，以为经理群务，非一才之任；照练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积，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故人知厥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后治道可隆，颂声能举。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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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管子·形势解》篇也指出：“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正因为任何领导者都无法胜任“群务”与“万机”，所以才要求领导者要任贤使能，还要善于授权，通过授权而达到“无智而能使众智，无能而能使众能，无为而能使众为”。

先秦时期的韩非子就领导力的授权指出：“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遭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韩非子·难三》）韩非子认为，领导者只需为组织制定目标纲要即可，然后就可以纲举而目张，如领导者自恃聪明不放权，则必劳而少功。同时，由于领导者“力不敌众，智不尽物”，如要事必躬亲，遇事只靠自己主观揣摩，猜对了，则花费自己的精力；猜错了，还要自己承担责任，故“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韩非子·八经》）。这就是说，领导者与其依靠自己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倒不如授权，指挥操控群人的智慧和力量，只有这样，才可以敌过众人智力而胜过万物，做到“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韩非子·八经》）。韩非子把领导者的领导力分为三等：“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韩非子·八经》）。所以，一个领导者不应该拘泥于小事，而应该在小事上“无为”，在大事上“有为”。

黄老学派“治大者不治小”的思想是要求领导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授权），而在大事上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这也就是汉代学者刘向所说的“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说苑·政理》）的领导力的精义所在。

二、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领导力研究在传统文化思想中，主要把领导力分为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两种类型：无为而治以道家的“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主，而有为而治以儒家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其模式有：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领导；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的刚性领导；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兵”的智慧性领导等。当然，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力思想还有法家的法、术、势，兵家的奇正术和权变术，以及农家的因地制宜、墨家的兼爱交利、名家的名辩、纵横家的联横合纵、阴阳家的阳阳太极等诸子百家的领导力思想。各家学说在争鸣中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为中国的领导力思想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同时塑造了一种内向型的民族性格、自悟式的思维方式以及伦理道德与社会和谐相统一的心理特征。西方开放性的海洋文化和外向型的民族性格，造就了一种长于逻辑思辨，崇尚科学，热衷于知识、法治以及追求物质生活的文化传统。从本质来讲，西方的领导力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中国传统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集体主义、“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所以，中

国传统文化思想首重德行——这也是中国领导哲学的

起点。古人云“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又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以及《尚书·尧典》中的“克明俊德”等，这种重视人的德行操守的传统，孕育出了以人性为基础、以人道为内涵的伦理型领导思维，它强调“以人为本”，并以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为基础，追求道德的制高点；而西方领导力思想则是以物质和工具理性为基础，在追求利益的同时达到既定目的。

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人的心理定式、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和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领导力应用，将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中西方领导力思维差异产生的原因，实现中西方领导力的结合，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理念将西方领导力研究所强调的专业化、程序标准化、手段科学化、效益和效率的数量化等科学理论，即西方的工具理性中的领导之“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领导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西方的追求卓越与中国的境界提升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内在潜质思维与现代组织领导力的使命愿景结合起来。

古代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在这种情况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领导哲学。显然这些思想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并包含了丰富的领导经验，但在整体上是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当时的生产力状态限制了思想的发展，同时思想也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相互适应、相互牵制才是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当成资源、矿藏，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而重新提炼、重新冶铸和诠释成为研究的重点。

我们在从传统文化视角出发进行领导力的研究时，要创造性地把传统与现代、有为与无为、柔性与刚性、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本着“一以贯之”的中国领导哲学（道）来运用西方的领导科学（理），力求使中国领导力的研究现代化，达到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与西方领导科学的融合，以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共存、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想的平衡。同时，要将西方领导科学中的管物之“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管人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对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领导力要素进行分解，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把正面价值传承下来，把负面价值扬弃掉，然后再将这种重新组合的领导力理念与西方的领导科学结合起来，形成中国传统领导思想智慧的现代化、西方经典领导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当代领导实践的科学化，这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领导力的目的所在。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博士后）

责任编辑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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