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利税并举
影片《人到中年》将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表现得淋漓尽致，激起了国人对“臭老九”的无比同情。改善条件最容易、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发钱。各单位名为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实为大家多个发钱分物的名目。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对此有切身感受：“我女儿在兵器部工作，每月发70 元的中年知识分子补助费，她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哪里算得上是中年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和重视总是件好事。 财政继续让利，在改革开放前沿探险开路。而自身在修炼内功的基础上，开始着力于骨干性的体制开辟。 财政部的陶省隅、吴翠兰等人，从1980 年起，就在月坛北小街的一个招待所里，专攻一件事，第一步利改税方案就是在这三年中修得的正果。此后的若干年里，这个班子从未停止探索。当年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史耀斌，如今正是继续这项大业的掌门人――财政部税政司司长。 1983 年6 月， 在600 个国营企业进行试点的基础上，实行第一步利改税。盈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根据实现的利润，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采取三种形式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再进行分配：一是税后利润全部留给企业；二是税后利润再以调节税或承包费的形式上交国家一部分，余下的留给企业；三是税后利润按利润留成比例留给企业三项基金后，余下的利润再采用固定比例上交、定额上交等多种形式交给国家财政。 利改税一举突破了企业只上交利润的禁区，第一次尝试了以所得税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民富国穷、上枯下荣”的现状开始改变。中央领导数度研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问题，认为还是要在税上做文章――“资本主义的税就比我们多多了的嘛!”于是，第二步利改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赵紫阳总理解释财政困难，叫“形势大好，拿得太少”。因此，“大家钱多了，就要‘耙’回来一些，主要办法是税收”。原则是“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 与此同时，政府作用经济的方式也开始有了根本转变。基建投资仍是国家竭力控制的目标，但改了方式：变行政手段为经济行为，从10 月1 日起开征建筑税，对计划外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税率加倍。 “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改革原则强调得多，执行得却松。尽管薄一波等老同志坚持财政占GDP 的比重不能低于28%，财政还是在无奈中没能守住这道防线。 值得欣慰的是，财政收入总算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终于可以在“形势大好”的大环境下稍吐一口气了。 中国工商银行也从中国人民银行中脱胎出来，成了继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后的第四家商业银行。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务中央银行的正业，中国完整的金融体制格局初定。财政金融改革动作很大，却远不如张海迪、步鑫生等名人的事迹那样轰动。 毕竟，那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