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读书笔记摘录

1、“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

——《君主论》第六章

“那些光靠幸运„„成为君主的人们„„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

——《君主论》第七章 个人感想：我之所以把这两段来自不同章节的话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两段话的联结，让我联想到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说的一段话。他说，“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否则他们无法避免遭受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以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很显然，柏杨在总结中国历史时的论断，与马基雅维利的论断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他们都认为，因为幸运而获得政权的统治者，其必须拥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够维护自身的统治。当然，这二者之间又有所差别，马基雅维利说的“幸运”，是指“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柏杨所言之“幸运”，更多地是指皇位世袭制度中的皇家出身。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又在前者的范畴之内。

其实，这里面的君主和君权也可以扩大化的理解为是统治者和国家政权。因为我们可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发现，每当政权更迭，新的王朝的开创者在选择国家政治制度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与前朝相类似的制度。其不同也只是在旧有制度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做一些零零碎碎而非根本上的修改。如此，前朝的臣民在接受新统治者的态度上，就不会显示过多的反抗。与此相对的，如果新政权的开创者并不能够沿袭旧有制度，而是做了根本性的改变，新制度对于前朝臣民来说是陌生的，就很容易遭受来自臣民普遍性的、长期性的抵制。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中，往往会出现在少数族裔统治中原的时候，以元、清两代最为明显。比如蒙古族建立元朝的初期，蒙汉民族之间的冲突巨大，如文天祥的抗元英雄比比皆是；再比如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初期，满族政权要求汉族移风易俗，招致汉族国民的普遍抵制和敌视。而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的政权，其最终都是趋于稳定。在稳定的背后我们发现，一方面，在两朝的第二、三代君主中都出现了有才华和能干者（元朝如忽必烈。清朝则更为明显，有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能君）。另一方面，蒙古族和满族政权都在政治制度上渐渐“皈依”儒家正统（以施行“科举”为标志），且两个民族都开始了汉化进程（元朝表现得并不

是很明显，因为它在此进程刚刚开始不久，即陷入了王朝末期的动乱泥潭，最终被赶出长城以南，其民族融合也远没有满族来的充分。因此来说，蒙古族较满族在今天才显示出更多的民族特色），在政治稳定上也扮演着相当大的作用。 ——————————————————————————————————

2、“但是，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

——《君主论》第十七章

个人感想：这和中国社会的认知恰好相反。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根深蒂固。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中，由于“孝”和“亲”等观念的影响，相对于个人财产与亲人生命来说，并没有将“个人财产”放在很高的位置。中国无数的历史典故中，不乏出现散尽万贯家财只为替父报仇者。同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于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谴责度，也远远不及“草菅人命”来得高。而在西方人的思维中，个人财产凝结着一个人的劳动和智力，是个人尊严、社会地位和认可等人权的凝结。统治者侵犯个人的财产，就意味着侵犯和践踏人权，很容易在概念上推而广之，引发社会民众的普遍担忧，从而招致的社会仇恨和敌视也是巨大的。而相较而言，亲人只是相互独立和自由的个体，其与自身的关联性远不及个人财产。可见，在对个人财产的看法上，东西方文化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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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当代的某一位君主——我现在不便点名，——除了和平与信义之外，从来不宣扬其他事情，但是他对这两者的任何一者都是极端仇视的。然而假使他曾经遵守其中任何一者，那么，他的名望或者他的权力就不免三番五次被人攫取了。”

——《君主论》第十八章

个人感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的《君主论》中，该章开头做了一句话的备注：此章是在马基雅维利的名著中受到后世许多评论家最严厉非议的一章。我一点也不意外于这样的后果。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在本章中宣扬的是君主要同时具备狮子和狐狸的品质，并能够在必要时刻做到“口蜜腹剑”、“表里不一”。往通俗了说，便是要学会“虚伪”得不明显。诚然，这样的观点具有着极高的真理性，在中国统治阶级中也早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可以称之为“官场潜规则”了。古语将之称为“帝王之术”，到了近现代还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厚黑学”。但是，虽然东西方都存在这样的统御之术，然而毕竟不是上的台面的东西，任何统治者并不会公开承认，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也与其为教化国民而启用的道德典范严重冲突，属于失典行为。所以，当马基雅维利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其必然受到公开的非议是可想而知的。同样，他对国民“流氓”的批评也是招来非议的一大方面。因为这样的评判对于近现代已经经受过启蒙，而自诩“理性”“智慧”的西方民主制下的西

方民众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国家的政制正式建立在他们的“理性”与“智慧”之上，若称之为流氓，则否定了其政制的合法性。但是冷静下来，我们可能又不得不赞同他的观点。因为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的确很难把握过程中的是非曲折，只有直观地观察事件的“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来最终给予评判。而这种评判的标准，又与各自的利益相联系，从而便会在“理性叠加”的前提下产生一种“公用地悲剧”式的“平庸的恶”。

而在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有一种倾向，即只要达到了好的结果和目的，国民在判断其手段时便会认为是合理甚至光荣的。这种只注重结果的是非评判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却有着一定的重合，但与西方社会普遍的标准存在冲突。在西方社会，合法性由过程推向结果，过程和手段的正义是保证结果正义的必要条件。所以，马基雅维利的思维在他们眼中显然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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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

——《君主论》第二十章

个人感想：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那句经典的“民水君舟”论。很显然，这一段话无论是对于当时，还是对于当下的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是适用的。这里的堡垒可以广义上的理解为“防范”。这样的防范会在民众的心理上与统治者拉开距离，同时也会阻隔民意向统治者的传达，从而将大量的矛盾积压在民间。在最终矛盾集体爆发时，是任何堡垒也承受不起的，是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也是为什么大禹治水能够成功，而其父鲧治水会失败的原因。

当统治者因为自己的统治失德，而害怕受到来自自己人民的伤害时，他便会筑起堡垒。相反，当统治者于人民之间关系密切，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他便无需防范人民。因为他已经生活在他们当中，无法区分彼此。我想，这对于当下的中国也有着一定的警示作用。脱离群众已经成为我国党和政府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官员大说官话、套话、空话，民众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渐远，信任度也就随之渐低。而与此同时，由于担心政绩受损，官员纷纷堵塞民意反映渠道，各项制度形同虚设，社会矛盾大量积压。于是，每年中国维稳费用，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堡垒”一样，庞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关于选段中的最后一句，只消看当下的中东北非局势即可一目了然，我就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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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

——《君主论》第二十三章

个人感想：马基雅维利所提到的这第三个方法中的“有识之士”，虽然有点像高级幕僚，但在我看来，则更像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中的言官制度。言官们只向皇帝负责和汇报工作，他们可对百官提出弹劾，也可对皇帝的所颁布的谕旨提出意见，有时候甚至是尖锐的批评，而不用顾忌自己因为讲了真话而性命不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就一定会采纳他们的意见，因为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我们翻开历史不难发现，言官制度很容易被皇帝用作制衡百官或政治斗争的工具。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便会鼓励言官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给言官的印象便是如马基雅维利所述的“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

在这段话的末了，马基雅维利还不忘提醒提醒君主“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正恰好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中也能找到相应的对象，即皇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可“朝令夕改”。这些都是在维护皇帝的威严，继而稳固自身的统治。其实，这在当代政治中，也是对政治领导人的普遍要求，因为“政令初一”是行政效率提高的有效保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