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复是：人民从未创造过历史，也不可能创造历史。所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只是一个华丽、空洞的谎言。人民只有被历史玩弄的宿命，根本没有置喙历史的资格。

我们无妨举例说明：印第安人民在美洲，据说曾经达到两千万之众，也有说数百万的，不去考证，因为南北美洲皆为其领地。几千年了吧？考古发现至少也有七千多年了，创造了什么历史呢？曾经有过一点玛雅文明，皆被部落间杀戮自毁殆尽，连文字也无，至今还考证不清。直至殖民者涉足美洲，他们仍生活在原始状态下，19世纪晚期摩尔根还得以到易落魁部落去考察原始社会的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还在亚马逊密林中发现更原始的群落，连部落也算不上。又比如黑非洲吧，据说所有人类都是从东非大裂谷那里最先进化而成的，六七百万年了吧？到十七世纪，也说有黑人一两千万之众，连遮羞布也没能创造出来，历史在哪儿呢？他们比印第安人更糟糕，古埃及时代就有黑奴贩卖了，应该说那时他们就接触人类文明了，结果什么历史也没有，现在的非洲史，只得从殖民者涉足开始说道。

按照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最早产生“人民”的肯尼亚应该有人类最辉煌的历史，如今那些发达国家都应该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爬行。反过来瞧，地球上人民最多的族群，其历史恰恰都不敢恭维，基本上属于被历史潮流驱赶着爬到近现代。引领历史发展潮流的，偏偏都是人民很少的族群。不去说古希腊创造的民主，古罗马创造的法制，文艺复兴是从小小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几万人里发祥的；折腾出工业文明的英格兰，那时也不过几十万人口而已；创造出宪政的美国，那时还不到400万人。确实有“人少好过年”的味道。

人口众多于是人民队伍也浩浩荡荡的印度，历史又如何呢？马克思先生评述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这结论应该也适用我们中国。

黑格尔在读罢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纪实》之后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啊，别忘了，我们可是有世界最多人民的国度，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呢？就连最激昂的愤愤也口不离“落后挨打”四个字！即便现在吧，甭管13亿还是14亿，御用文人异口同声：“素质低”。别说什么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民主选举等等无缘享受，就连装个“锅盖”看卫星电视的资格都不具备，您还指望他们能创造“人类新纪元”？

倘若我们稍加推广，罗列一些国家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的先进程度大致与人民数量成反比，人丁一兴旺就落后了，大概这也是计划生育的理由。倒是我们那条古训来得实在：“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就该志在过好日子，享太平，享自由，享天理人伦之乐，上帝从来没规定他们还得担当创造历史的责任。说人民创造历史其实是民粹主义者哄他们心安理得地抬轿子，以便统治者坐得舒适还可胡作非为。比如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被捧上天，协和广场上立起的断头机没日没夜忙活，等它被叫停后一数，剁下来四万多人头里85%是“第三等级”自己的！又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确实荒唐得可以。工人能领导谁？从班组长往上，谁都可以领导他们，就连车颗螺丝扎根钢筋缝个鞋帮，也得循规蹈矩照图纸画瓢，稍微走样就得挨批受罚。

那么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知识群体。印第安人、黑人没出现这个群体，历史就是一片空白。佛罗伦萨出了几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之类写写画画之徒，文艺复兴的历史就创造出来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张罗，启蒙运动的历史就演绎开来；几十个律师、教授什么的吵了一个夏天，美国的宪政制度也制定了。最牛恐怕还得算马克思，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用鞋底搓地板，搓出个坑儿便整出一个主义，折腾人类达一个半世纪，至今余波未尽还指望掀起点风浪来。

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人民创造历史”源于把暴力更迭政权视作历史之误读。譬如马克思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恩格斯在《论权威》里也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要实现这种更迭无疑需要蛊惑人民以增强力量。这种历史观无疑是陈腐的、兽性的，毫无进步因素，延伸下去就应了伏尔泰所言：“历史只是罪恶和灾难的写照罢了。” 法国大革命时美国驻法国大使写信给华盛顿：“我坚信，如果现在拉法耶特没有军队的护卫就出现在巴黎的话，他一定会被群众撕成碎片。感谢上帝，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民众。”不说太古老的故事，自雅各宾专政以降，十月革命、法西斯专政、纳粹运动乃至人民公社化、文革等，举凡人民群众踊跃参与创造的历史，无一不是血腥的、倒退的。

恩格斯晚年终于明白了许多，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写了《卡.马克思一书导言》，反思了他和马克思对于暴力革命的鼓吹。恩格斯说：“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大概我们可以从恩格斯这段话里悟出“人民创造历史”的真谛，它还可以继续用恩格斯的话诠释：“在

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此文中，恩格斯不但反思了他和马克思当初鼓吹的暴力革命，还旗帜鲜明地认可了议会道路。

另一种历史观早就存在，它如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的：“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比他稍晚的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随笔录.论历史》里描述：“历史是各门科学的根，同时也是人类精神世界创造出来的第一件独特的产物；它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妨可以称作思想。”其实马克思也承认过：“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哲学的贫困》）如此，历史就不可能为人民所创造了，因为无论“自由意识的进步”或“精神世界创造”或“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都不是人多势众、大轰大嗡乃至暴力所能实现的。

接下去我们就可以转入深一点层次的话题了：历史是理性创造的，不是感性的现实创造的，尽管它最终也将体现在现实里。这是康德哲学的贡献。康德自诩其可以媲美哥白尼的“日心说”，即他把主体围绕客体转的既有哲学理论转变成客体围绕主体转之新哲学体系。我们试着借用来研读历史。传统的历史观都是理性围绕现实转，用中国话说可以概括成“成王败寇”，西方也有汤因比“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之说道，对历史的解读停留在帝王或政党的文攻武略业绩的展示之上。而我们解读历史，需要探讨其中进步的产生与否及步幅大小。

以康德的“理性王国”论，现实必须接受理性的检验，或可以说成现实围绕理性转，也即“三思而后行”。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充分的议会辩论等等，必须使权力受到制约。皇上的圣明是靠不住的，朝廷的仁政也靠不住，万一他们改变主意了咋办？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靠不住，往往实践检验出来发现不是真理，灾难已经降临过了，比如人民公社。数千万饿殍以作“检验真理”的代价，无论怎样辩解也说不过去的，除非耍赖。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上、电影里以及文艺演出什么的，文艺宣传家们竞相大秀历史题材的剧目歌舞，主旋律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相反，对于理性的历史进步，则由理论宣传家们喋喋不休，信誓旦旦要抵制“西方那一套”。于是便有些感想，我们总不能重蹈覆辙，让几十年一百年后人们看我们，就像我们今日看百年前的先人一样。

（2009.9.22发炎黄春秋、凯迪文史、关天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