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对韩国.日本的文化及社会的影响

古代中国对韩国、日本的文化及社会的影响 作者简介：吕正理1950年生于大溪，台湾桃园县的一个小镇。清华大学化学系及化学研究所毕业之后，吕先生在化学领域工作23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服务于台湾最大的化学品外商公司，跨国企业英商卜内门化学集团 (ICI Group), 曾任台湾卜内门化学公司( ICI Taiwan Ltd. ) 总经理，及中国卜内门化学公司(ICI China Ltd.)执行董事。1999年后，吕先生转而从事企业顾问工作, 并于2003年自创鼎信顾问公司，专注于协助企业进行策略发展、改善经营管理及从事组织之变革，其服务的行业包括化学品、材料、光电、显示器、IC 设计、 医疗器材以及新能源等。吕先生在三十余年的工作生涯中，迄今已经主导或参与创办至少8家新公司。吕先生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系友会会长。《另眼看历史》是他在历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荣获2011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古代中国与韩国、日本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和影响，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浅谈中、韩、日之间的历史互动》里已经把有关种族源流和政治、军事方面大致叙述了。以下这篇文章要谈的是有关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

古代中国对韩国的文化及社会的影响

如前所述，箕子朝鲜是殷商遗臣箕子带领遗民迁移到朝鲜所建立的国家。商朝最后一个君主纣王无道，不听劝谏，杀害贤臣比干，又把叔父箕子也关到牢里。周武王起而推翻纣王，把箕子从牢里放出来。

武王明白箕子丧国之痛，让箕子带领族人到偏远的朝鲜，建立了箕子王朝。当时周武王也分封自己的兄弟和功臣在各地，皆为诸侯。因而，箕子王朝也可看成是周王朝的诸侯之一，统治部分辽东和朝鲜半岛地区，赋有协助巩固周朝王权的任务。

传说箕子在朝鲜以礼义教化百姓，又教导人民耕田、养蚕、织布。他立下八条法令，主要是「杀人者死，伤人者以稻谷赔偿。男子窃盗罚入被盗者家中为奴，女子窃盗者罚为婢女。」被罚者出银钱即可赎身，但是在乡里中为人所不齿，其本人或子女要娶妻婚嫁都找不到对象。所以说，古朝鲜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起码是和中国的西周同步发展。

西汉初年，卫满在跟随燕王卢绾逃亡匈奴的半路上转而投奔箕子朝鲜，最后又推翻箕子朝鲜，取而代之。卫满的部属中，大多来自战国时代末期的燕、齐两国，因而，卫氏朝鲜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又有更多是从中国北方移植过来的。

汉武帝派兵灭掉卫氏朝鲜之后， 在朝鲜设立郡县， 实施直接统治。汉朝指派官员到朝鲜任职，其中有部分人生活奢华，于是朝鲜的社会又渐渐受到汉人影响，从简单转而复杂，从朴实转而奢靡，这从朝鲜的古墓规模及陪葬物内容可以清楚看见。

佛教及儒家思想如何从中国传入朝鲜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思想、学术、文化上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灿烂时代，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兵法家等百家争鸣。但是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思想定于一尊。

至于佛教，虽然在东汉明帝时已经传入中国，但一直是依附在道教之下，要到五胡乱华时才开始昌盛。当时的人民无不因战乱而经历生离死别，是置身在人间地狱的现实生活

中，佛法所说的慈悲为怀、破除痛苦、四大皆空、来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等等观念，是一种解脱，亦是一种希望。佛教因而得到一个广大的发展空间，迅速成为许多胡人所建立国家的国教。氐人苻坚在华北所建立的超级强权前秦国就是一个代表。苻坚不只崇信佛教，也与国师王猛一同提倡儒术，在国都建立太学，甚至自己在太学登坛演讲。

当时在朝鲜也是一个战乱的时代，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西元371年，高句丽故国原王在与百济盖卤王作战时，兵败身死。继任的小兽林王在国家面临危机之中，决定向前秦称臣入贡，结为盟邦，以取得保护。小兽林王更决定全面引进中国的文化及制度，以从事政教改革。前秦王苻坚派遣高僧顺道法师携带佛经、佛像，到达高句丽，开始建造寺庙。这是韩国佛教之始。小兽林王也在国都创办太学，以儒家经典教导学生。儒家的学术思想从此正式引入韩国。

西元384年，又有天竺高僧摩罗难陀从东晋到达百济，受到百济第十五代枕流王盛大的礼遇，开始传扬佛教。百济第二十六代圣王时，有一位高僧谦益前往天竺求法，回国后(526年) ，成为百济律宗的祖师。百济圣王笃信佛教，广建佛寺，又将佛法介绍到日本，是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新罗一开始对于佛教比较排斥，一直到第二十三代法兴王时，发生大臣异次顿为坚持宣扬佛法而自愿被斩首的殉教事件(527年) ，佛教才终于开始可以自由传教。 佛教及儒家思想如何传入日本

远古时候，亚洲北方从西到东，包括现今的欧亚大陆草原、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所有的民族都信奉一种原始宗教。他们认为不但人和鸟兽虫鱼都有灵魂，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雷电也都有灵性。所有的原始部落都在巫师的率领之下，敬拜天神、山神、河神、树精、狐狸精、大石头、祖灵、凶神恶煞等等。这种原始自然的宗教在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珊蛮」，现代翻译为萨满，英文为Shaman ，而在日本就是现今所称的「神道」。珊蛮是通古斯语，意思是通神作法的女巫。

直到西元六世纪初，日本仍然是神道的世界。中国的史书《三国志》记载卑弥呼女王「年长不嫁，服事鬼神，以妖惑众，有侍婢一千人。」。《日本书纪》开头第一卷也记载了天照大神(太阳) 、月读命(月亮) 、素笺乌尊(恶神) 、火神等诸神。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神道的权威。 日本与百济在第四世纪末开始建立同盟的关系。佛教传入百济之后，自然也逐渐传入日本但只是在民间流传。西元552年，虔诚信仰佛教的百济圣王派遣使臣带释迦佛金铜像一尊和佛经若干卷到日本，送给第二十九代钦明天皇。这是佛教第一次正式传入日本。天皇聆听说法，十分欢喜，询问属下是否能够礼佛，没想到竟掀起一场历经三十年的惨烈政治斗争。

大臣苏我稻目上奏：「西方各国都在礼佛，我国怎么不礼佛呢? 」大连物部尾舆不同意，也上奏：「我国天地社稷间有一百八十位大神，春夏秋冬都必须祭拜。假如改拜蕃神，恐怕国神震怒。」天皇于是说：「那么就让苏我一家先试试礼佛吧。」苏我大臣和物部大连之间原本早已为了权力斗争而有旧恨，新兴的佛教明显地威胁到传统的神道教，又成为两方的新仇，从此越加斗得你死我活。

到了第三十一任用明天皇将死时，下一任天皇继承权问题终于引爆苏我和物部两方

火拼。苏我家族与厩户王子(即是后来的圣德太子) 联盟，杀尽物部家族，拥戴泊濑部皇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

苏我派的胜利也是佛教的胜利。传说厩户王子在发难之前曾经向四大天王许愿，如果获胜就要兴建寺庙。消灭物部家族后，圣德王子果真在难波(在大阪) 建四大天王寺，另外又在大和(奈良) 建法隆寺。苏我马子也在飞鸟(在奈良) 兴建法兴寺。日本的佛教从此兴盛。四大天王寺及法隆寺至今仍存，都是日本的国宝。

根据《日本书纪》，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比佛教还要早。西元285年，百济国王派一位名叫王仁的「博士」到达日本。《古事记》又记载王仁携带了《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到日本。据说这是日本有文字的开始。

然而这件事的真实性有些可疑。《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梁武帝命令一个大臣周兴嗣编定的，一共有一千个完全不重复的汉字，后来成为中国、韩国及日本人教小孩学习汉字的一篇重要文字。不过《千字文》编写完成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早于西元500年。《日本书纪》又记载继体天皇七年(西元513年) ，百济武宁王送五经博士段杨尔到日本。这一条就比较可信了。

隋、唐时期佛教及道教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及道教在中国的南北朝时都蓬勃发展，但有部分时候甚至是过度发展，因而有北魏太武帝灭佛(445年) ，又有北周武帝两次毁佛兼且毁道的事件 ( 分别为574及577年 )。

在此期间，佛教更重要的发展是从一个外来宗教渐渐本土化。前秦苻坚尊崇一位道安法师，他精通儒家经典和老庄思想，开始运用孔、孟和老、庄的语言和观念来为各种佛教经典写注解。他的弟子慧远法师在东晋时驻锡于庐山东林寺，一样融会贯通儒、道、佛三家的经典，而青出于蓝，吸引当时的儒学大师、玄学谈士纷纷上山与慧远谈论，或书信往返，使得东林寺不但是东晋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当代的思想及文化重镇。

南北朝晚期，高僧智顗在浙江天台山创立了「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本，所以又称为「法华宗」。这是一个经过整理，已经十分中国化的佛教教派。到了唐朝初年，又有「华严宗」因为唐朝皇室的支持而盛行。

唐朝中叶时，「净土宗」及「禅宗」迅速发展，又是一次佛教真正重大的变化。净土宗的教义早在北魏时已有高僧提倡而逐渐发展，到唐朝初年时又有善导法师接手发扬光大。当时中国传统的佛教是属于贵族的宗教，教义深奥，一般平民无法了解。但净土宗认为，善男信女无论是贫富贵贱，只要信佛，常常诵读《阿弥陀经》，或是简单地口中念「阿弥陀佛」，便会受佛的接引，脱离现世的人间秽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的说法因而是佛教中最容易入门的宗派。安史之乱以后，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朝不保夕，生离死别，只能寄望今生少受痛苦，来生到达极乐世界。净土宗于是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而成为佛教信徒最多的教派。

禅宗的祖师是天竺来的达摩禅师，据说曾经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禅宗由达摩之后传了五代，到六祖惠能(638 – 713年) 才终于发扬光大。禅宗与传统佛教的最重要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佛教倾向渐悟，强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而禅宗主张顿悟，强调「不

立文字，教外别传。」， 以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而，以现代的名词来形容，禅宗带有相当的「个人主义」色彩。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社会处于崩溃边缘，使得知识份子大失所望，衍生出各种不一样的想法。在这样的时代里，思想活泼的禅宗于是受到极大的欢迎。同时，国家已经演变成为节度使分据各地的局面，节度使在传统佛教及禅宗之间，也纷纷选择支持禅宗。禅宗从此一跃而成为一支强大的新佛教教派。

唐朝中叶以后，佛教又再度过度发展，因而在唐武宗和五代的后周世宗时又下令灭佛(分别为845及955年) 。中国历史上把这两次和前述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事件合在一起称为「三武一世」。不过以政治暴力展开的灭佛运动对佛教的伤害虽大，影响却都很短，在继任的皇帝上台，取消禁令后，佛教很快又恢复旧观。

但佛教的势力过度地膨胀，其铺张浪费，不劳而获，以及倡导迷信的现象早已引发许多儒家学者的不满。西元819年，有一个名叫韩愈的大臣上书〈谏迎佛骨表〉给唐宪宗，建请皇帝停止三十年一次的迎奉佛骨盛典，以免示范迷信，使得愚顽的百姓纷纷效法，伤风败俗; 又建议把佛骨丢到水火之中毁弃，永绝根本。唐宪宗大怒，把韩愈贬到荒僻的潮州(今广东潮安) 去。

韩愈上书〈谏迎佛骨表〉在当时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从宗教及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思想上，韩愈是以维护儒家的道统为己任。这所谓的「道统」，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韩愈上书〈谏迎佛骨表〉所代表的是自认儒家中的正统派向他们认定是异端的佛教宣战。韩愈虽然被逐，但在其后几个朝代又有人继之而起，向佛教宣战。

中国隋、唐两朝对新罗佛教的影响

六世纪时，新罗逐渐强盛，提倡佛教也不遗余力。第二十七代真兴王(540 - 576年在位) 在晚年时创办了一个国家的教育机构，称为「花郎道」。国家将选定，贵族出身的青少年们集中一起，教授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礼仪规范等，用以培养其精神、体魄、学识及修养。学员称为「花郎徒」，都必须遵守一位高僧圆光法师所提倡的「世俗五戒」，内容是：「对国君要尽忠，对双亲要尽孝，对朋友要有信，杀生要有选择，临阵对敌时绝不后退。」。 花郎道的师生遍游名山大川，以增长见识和历练。花郎徒长大之后都成为杰出的文臣武将。后来与唐朝合作，灭掉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的武烈大王金春秋和名将金庾信也都曾经是花郎徒。

新罗统一之后，派遣高僧到中国及天竺求法更多，回国之后，纷纷开山立派。其中有名的如义湘法师到中国，拜在唐朝国师，华严宗第二代祖师智俨的座下，回国后创立了新罗华严宗。另有一位圆测法师拜在唐朝著名的玄奘法师座下，成为最重要弟子之一，但一直不曾回到新罗。现今在长安兴教寺里玄奘的灵骨塔旁各有一个塔，其中有一个就是供奉圆测的遗骨，由此可见圆测当时在佛教界的地位是如何崇高。又有一位更加特立独行的元晓法师，虽曾到中国，不过是自行悟道，并创立了法性宗，是新罗特有的佛教宗派。

新罗下代(781- 935年) 开始以后，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一模一样，社会也是处于崩溃边缘，知识份子大失所望，思想活泼的禅宗开始受到欢迎。同时，各地方的土豪势力逐渐坐大，为了要与王室一别苗头，也纷纷支持禅宗，在各地建立道场，开宗立派，因而有所

谓的禅宗「九山」与传统的佛教「五教」对立。

新罗末期进入后三国时代，国家丧乱，人人在战火荼毒之下，颠沛流离，不是死于刀锋，就是冻饿而填入沟壑。今生已经无望，只有期望来生，净土宗因而也大受欢迎，成为新罗规模最大的佛教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