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主要原因的再探析

作者：杨晓杰

军事历史研究 2000年12期

　　五十多年前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在世界现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战场之一，而且也是形成战后国际政治新格局的一次大转折。弄清它的有关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和安全形势的变化走向也不无裨益。

　　1941年12月8日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绝非偶然事件。从根本上讲， 它的爆发是日美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矛盾长期发展以及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具有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发展总决算的深刻的历史根源”（注：（日）由井正臣：《太平洋战争》，《日本近代史要说》（第20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352页。 ）。列宁当年在谈到有关日美冲突问题时曾预见性地指出：“由于太平洋和占领太平洋沿岸的问题，日本和美国之间，几十年来都在进行着极其顽强的斗争，而有关太平洋及其沿岸的全部外交史、经济史、贸易史都十分肯定地指出，这种冲突日益加剧，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2页。）。19世纪末20 世纪初以来，日美两个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别是在争夺以中国为重点的亚太地区霸权的问题上，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二战前的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论断的正确。

　　一、本世纪初日美矛盾的产生及其表现

　　自1853年马修·佩里率美国军舰“访问”日本为日美关系掀开新的一页后直到美西战争前，日美关系相对平缓。美西战争中的胜利者美国和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者日本从19世纪末开始了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争夺霸权的角逐。日本推行其先取朝鲜再占中国的所谓“大陆政策”，美国则在美西战争中夺取夏威夷、菲律宾后，立即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妄图凭借经济实力，与列强争夺中国。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大增，这一变化超出了美国的预料，使得一直渴望霸占中国的美国也感到了不安，它唯恐日本在远东势力的急剧膨胀会对自己寻找势力范围造成严重障碍。于是，日美关系急转直下，双方都开始把对方当作假想敌，并为今后有朝一日彻底摊牌做准备。1904年，美国就曾拟制了一系列以彩色颜色来区别假想敌的作战计划，红色——英国，绿色——墨西哥，黑色——法国，橙色——日本，在这个计划中，远东的日本已经明白无误地首次成为美国的假想敌。日本也针锋相对，于1907年采纳海军的意见，将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号假想敌。自此，日美两国互不信任，虎视眈眈，暗中开始了军事对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一度变得尖锐。由于日本在朴资茅斯条约签订后，实质上“关闭”了中国东北的“门户”，使美国在东北的贸易额从1905年的60%降至1909年的35%，所以，老罗斯福在1907年常说，他在国内外事务上的“主要忧虑”是日本的问题。

　　在20世纪的前20年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它长期侵略中国积累的经验和有利的地理条件，利用一战中其它西方国家忙于欧洲战事而无暇东顾这一“天赐良机”，大力扩张了自己在中国的势力，通过军事、经济侵略，把中国变成其最大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在同美国争夺在华权益的斗争中，日本也暂居上风，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经过一战，日本除占领了中国的山东半岛，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外，还占据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此时日本的对华贸易额已超过美欧等国而名列前茅（附表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日本与美下一步争霸的实力。这时的日本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任务是不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而且要力求确立日本在中国的独占地位，排斥其它任何势力，当然包括美国在内。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面临着日本的挑战。当时的美英等国，虽感到了日本的威胁，却又无力阻止。1917年11月2日， 日本代表石井和美国国务卿蓝辛签订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石井——蓝辛协定。在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南满的“特殊权利”，但同时提醒日本不得独霸中国，必须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对各国工商业的机会均等。显然，该协定的签订，既是美国对日本的让步，又是对日本的限制。

　　中国进口额中，日、英、美所占比例

　　年度美国、菲律宾 英帝国(香港除外)

　　日本(包括殖民地)

　　1911-1915年8.9%

　　19.1%

　　19.7%

　　1916-1920年14.5% 15.1%

　　32.8%

　　1921-1925年16.7% 15.8%

　　26.9%

　　1926-1930年16.3% 14.9%

　　28.2%

　　对于美国而言，一次大战同样也是一次绝佳良机。一战中美国通过向外出售军火大发战争横财，战后一举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并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大国，对其它国家在经济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加上此时的德国战败并多方受制于人，英国等国虽战胜但国内已民穷财尽，实力大损，于是，作为经济强国的美国在政治上便要求成为世界的盟主。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美国制定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要夺取对中国这个最具潜力的市场和巨大的原材料产地的统治权，确保“门户开放”政策的长久顺利实施，显然，这同日本的在华利益发生了冲突。于是，美国决定把争夺中国控制权的斗争提到其对外政策的首位而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美国哈定政府认为，要确立美国的世界盟主地位，并为不断膨胀的美国垄断资本拓展海外市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就必须冲破“英日同盟”和西方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并“限制军备竞赛”，限制作为国家重要实力代表的海军舰只吨位的比例。在美国人看来，“英日同盟”在一次大战后虽已不再具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在外交和政治等方面则仍然对日本十分重要，它可增强日本对外竞争扩张的信心和实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美英合作取而代之。由于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的实力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向外扩张的重要保证，因此，美国对日、英扩建海军，制造吨位大大超过美国的舰只一事十分关注。认为如果此事任其发展，将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及安全利益产生严重的后果。

　　于是，在美国的坚持和操纵下，1921年11月到次年2月，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由美、英、日、法、意、葡、比、荷、中九国参加的九国海军裁军会议和关于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会议的结果是签订了三个条约：用《四国公约》取代“英日同盟”；根据《五国海军协定》，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和巡洋舰的吨位比例是5∶5∶3∶1.75∶1.75，从此确定了美英海军平起平坐的地位； 另外签订的《九国公约》宣布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各国“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交出所获得的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华盛顿会议是美国冲破各国在华传统势力范围，特别是反对日本在华垄断地位和“特殊利益”斗争的重大胜利，是美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步骤，也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政治外交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会后，美国代表公开声称：“多亏了这个条约，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终于实现了”。

　　华盛顿会议一改此前美国在华势力发展落后于日本的局面。在整个二十年代，美国在华的势力增长很快，如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北京建立了政权。美国还与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当时美国的势力基本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在华盛顿会议后则受到限制而更多地局限于满蒙地区，对中国“本部”日虽有野心但却无所作为。后来奉系军阀被赶出山海关和张学良易帜与蒋合作，则集中反映了日本势力相对削弱和在与美争斗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

　　华盛顿会议以美国胜利而告终，使日美两国矛盾公开化，并加剧了美日争夺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对美国怀恨在心的日本，从此开始把以美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南进”政策，作为其基本国策予以确认，而将“北进”暂时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1923年2月， 日本在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把美国列为了第一个假想敌国。1927年，日本内阁制定的东方会议文件（又称“田中奏折”）也认定美英是日本称霸亚洲的最大障碍，日本决心同它们决一雌雄。日本这样做的战略考虑是：首先，为了重新确立日本在争夺太平洋地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砸烂华盛顿会议套在日本身上的枷锁。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迫使日本放弃了一战中从德国手中夺取的部分权益，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排挤了日本在华势力，否定了日本以武力威胁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地位，并使日本的海军发展受限，这一切都是日本所不能忍受的。而要改变这一状况，日本感到，“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其次，为了获取太平洋沿岸及南洋等地区的丰富资源，为日本的进一步对外扩张、争夺霸权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南洋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对日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统治阶级选择的是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试图通过战争来不断掠夺和攫取经济资源、投资场所、贸易市场和势力范围。在日本垄断集团看来，太平洋沿岸及南洋一带的丰富物产，不仅可以满足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的国内正常发展需要，而且可以为争霸斗争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雄厚资源，这一点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是生死攸关和有特殊意义的。而日本所要奉行的“南进”政策必然要同美英等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日本必须尽早准备。

　　在本世纪的前20年中，美日两国在围绕中国问题的争夺上，各自均做出过一些妥协，在某些时候还有过暂时的勾结，但由于两国在根本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上存在冲突，都力求独霸中国，控制远东太平洋地区，这就决定了日美两国之间矛盾的长期存在，并经常处于比较尖锐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扩张态势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二、“九一八”事变后日美矛盾进一步发展

　　日美关系在整个三十年代，都处于紧张状态中，对造成这一局面应负主要责任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而在中国问题上日本的侵略行动肆无忌惮并屡屡得手，美日关系紧张却又没有失去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英在远东推行绥靖政策，试图牺牲中国的利益，仅把中国作为其对日争霸斗争中的讨价还价的筹码有密切关系。正是美国的这一态度鼓励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地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而不用担心美国等国真正的武力干预。

　　从战后披露的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一系列文件以及其侵略行动的实际发展来看，日本对外侵略的总构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步：第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和内、外蒙古，以此既作为进一步侵占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又作为“抵御苏俄”的“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注：《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145页。）。第二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排除列强在华势力，建立所谓“日华满政治经济统一体”，以此作为其“大陆政策”的基础。第三步，以整个中国大陆的战略资源为后盾（如有可能，甚至要把苏联远东地区囊括在内），同美英等国正面交锋，建立日本的“大东亚帝国”，亦即确立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绝对霸权。

　　十分明显的是，在上述分三步实施的扩张构想中，侵占中国并巩固既得成果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这是由一次大战后特定的国际政治格局、经济状况和日中两国的国情所决定的。首先，日本作为先天不足的资源小国，一次大战后在与美国的争霸中又处于不利地位，多方受制于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日本垄断集团十分清楚，“要建立大日本的超级大国，显然有必要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注：《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134—135页。）。 只有夺取满蒙乃至整个中国的丰富战略资源，才能弥补日本侵略实力的相对不足，并在争霸亚太地区斗争中稳操胜券。在日本帝国主义眼中，作为弱国的中国不仅是块肥肉， 也是任其宰割的羊。 而且当时的日本正处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经济十分萧条，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日本统治阶级为缓解国内危机，巩固其反动统治，便把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作为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次，在中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之际，日本认为这将危及其在华利益，如不及早动手“解决满蒙问题”，将会出现更多的麻烦。日本注意到，当时也正处在严重经济危机中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暇对日本的侵华活动进行干涉，正是动手侵华的有利时机。日本就是在这样的战略构想指导下，将推动所谓“大陆政策”作为日本对外活动的基础，并在蓄意侵略中国的道路上一步步走下去。近卫文麿在1945年初的上奏文中说：“今天回想起来很清楚，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全面侵华，并使之扩大，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军部一伙人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搞起来的。”（注：矢部贞治：《近卫文麿》（下）第531页。）

　　1931年9月18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 既标志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日本开始了它用独占政策来取代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武力征服过程。对此，美国胡佛政府只是发表了一个表明美国立场的政策声明，对史汀生国务卿提出的对日经济制裁建议则一概拒绝。1932年1月，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次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入中国的热河，进攻华北。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 日军全面侵略中国。日军在中国侵略行动的屡屡得手，在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的同时，也更加助长了其侵略气焰，使其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对抗。1933年3月， 日本示威性地退出了“国际联盟”，声称日本“在建立远东持久和平所应遵循的原则上与国际联盟不合”。1934年，日本宣布废除海军军备条约，1936年1 月又退出伦敦裁军会议。日本脱离华盛顿、伦敦条约，严重地冲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意味着日本与美欧列强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美日在争霸以中国为核心的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斗争中已呈现出迎头相撞之势。然而，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挑战，美英不敢正面对抗，而是企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日本侵略者做交易，以维护其在华重大利益。美英等国实行的绥靖政策，在延缓了双方摊牌时间的同时，也极大地纵容了日本的侵略。

　　美英等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在远东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和表现主要有：第一，美国内政治情势特别是孤立主义势力对政府外交决策的重大掣肘作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力量十分强大，以致于罗斯福总统多方受制，难以采取主动行动来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在远东方面，除了提出“不承认”原则外，没有拿出一点罗斯福自己的东西来。赫尔在1948年回忆罗斯福第一任期中的情况时说：“那时在与孤立主义浪潮进行的斗争中，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有所得”（注：《赫尔回忆录》（第2卷）（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纽约1948 年版， 第400页。）。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芦沟桥事变”发生后， 1932年10月5日，他在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芝加哥， 发表了一个著名的“防疫”演说。在演说中他不指名地遣责了日本最近的侵略行动，他说：“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护本区居民的健康，防止病疫蔓延”。罗斯福进一步警告说，如果侵略得逞，“谁也不要想象美国会幸免，会受到怜悯，我们这个西半球会不受到攻击”（注：《无所畏惧：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1945年演说选》（R.D.Zevin [Ed.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historical notes]"Nothing to Fear;the selected addresses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2—1945"）第114 页；《赫尔回忆录》第544—545页。）。罗斯福的这番话， 表明美国赞成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并暗示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然而，罗斯福的这一试探性言论，在国际及国内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受到程度猛烈和范围广泛的攻击，这种攻击使罗斯福深感吃惊。当时，《华尔衔日报》直截了当地警告罗斯福：“总统，停止煽动战争！”马文、霍华德这些有影响的新闻界人物提醒罗斯福，美国对中国一年的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注：多萝西·博格和冈本合编：《珍珠港事件的历史》（D.Borg and S.Okamoto( 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纽约1973年版，第41页。）。孤立派众议员费什和廷克汉姆甚至威胁要对罗斯福提出弹劾（注：《赫尔回忆录》（第2卷）（The

　　memoirsofCordell Hull）纽约1948年版，第545 页。）。和平主义者还发起了一个征集二千五百万人签名的“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运动，等等。第二，在经济上美国担心对日经济制裁会影响对日贸易，损害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国当时的对日贸易额约占其整个对外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就在1931年，美国还把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近600 万美元的工业装备品，7000万美元的钢铁，1600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而杜邦公司甚至把制造炸药的硝酸和氨的专卖权卖给日本的三井公司。“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1932年以后至“七七事变”前，美国供应了日本进口所需的90%的废钢铁，65%的石油与石油产品，90%的铜和45%的铅，以及扩大军事工业所必须的70%的机床（注：樊亢等编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第333页； （苏）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第20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1937年美国出口日本的物资共28855.8万美元， 其中战争物资占58 %；1938年出口日本的物资共23957.5万美元，其中战争物资占67%；1939年，日本进口石油的90%来自美国（注：比森：《1931—1941年美国的远东政策》（T.A.Bilson,"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East,1931——1945"）纽约1941年版，第85页；《珍珠港事件的历史》第371—372页； 安德森：《美孚真空石油公司与美国的东亚政策》（Anderson,"Mobil Vacuum Oil Corporation and Eastern Asia Policy of USA"）普林斯顿大学出版1975年版，第224页。）。1940年7月， 美国《幸福》杂志就美日贸易问题向全国企业界人士作了一次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5000名企业界人士中，包括最大公司的总裁、750家最大公司的董事和经理。调查的结果是：主张对日绥靖的占40.1%，主张“听其自然发展的”占35%，主张强硬对待的占19.1%，其中主张以武力相威胁的又只占29%。被询问的人中，绝大多数主张同日本继续做生意（注：多萝西· 博格和冈本合编： 《珍珠港事件的历史》（ D.Borg and S.Okamoto(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纽约1973年版，第350—351页。）。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关于远东局势的多次声明的基调是，“美国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注：美国国务院编：《战争与和平，1931— 1941 年美国的对外政策》（American Departmen of State,"War and Peace,Foreign Policy ofthe United States,1931——1941"）华盛顿1943年版，第86、87、 89号文件。）。布鲁塞尔会议前，罗斯福总统又指示美国代表团不要带头采取反对日本的立场，会上，美国又联合英国不赞同对日本实行集体制裁的决议。第三，政治上出于其反苏反共的本质，希望日本能在远东成为“阻止布尔什维主义蔓延”的“起稳定作用的国家”（注：格鲁：《使日十年》（Crew,J.C.,"Ten years in Japan"）纽约19

44年版，第221页。）。1931年9月，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美国总统胡佛在向驻外大使所发的一份备忘录中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立场。胡佛宣称：“至于谈到中日冲突，那么用武力维持国际间的和平不是我们的事情。……为了有利于日本则应该说，如日本直截了当宣布：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定了，因为中国境内的秩序尚未恢复，半个中国正在布尔什维克化并与俄国合作；……除北方有布尔什维克俄国这个邻国以外，如果在我们侧翼还可能出现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那我们的生存将受到威胁，因此，请给予我们机会来恢复中国的秩序！如果日本人公开地向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美国还“力图不惜以削弱中国为代价来削弱苏联，并利用日本来达到削弱苏联的目的”。希望日本和苏联“这两个强国象1904—1905年那样彼此厮杀”（注：（俄）贾丕才（卡比察）：《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2页。）。在美国统治集团看来，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镇压、被消灭，只要日苏战争打起来，就可能造成和出现美国垄断集团所“期望的均势”，美国可以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第四，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在美欧列强的整个外交战略中，所处地位甚低。在一段时期内，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十分模糊，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十分悲观， 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抗战发展趋势的基本看法是：“也许一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就会被一个日本的傀儡政权所取代，那时全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大满洲国了”。美国驻日和驻华大使也都认为，美国对于中日战争的发展无能为力，“这出戏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演完，应该告诉中国官员，不要指望美国会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援助”（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第22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在本质同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弱小国家并没有什么两样。最后，从战略上考虑，在希特勒已上台执政并大肆扩军备战，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对欧洲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情况下，美国要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对付纳粹德国，而在远东不能不取守势，这一情况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更加明显和突出。

　　1937年7月，罗斯福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目的在于独占中国，这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严重挑战。当时罗斯福政府曾经考虑对日本实行禁运。1938年11月3 日，针对日本宣布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而不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旧秩序”的情况，罗斯福于1939年5月17 日要求国会通过了十年建造军舰115万吨的庞大的海军扩建法（文森法）；7月26日，美国宣布1911年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在1940年1月26日到期后不再续约。

　　尽管美国做出了上述决定，尽管作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早在一战时期他担任美海军助理部长时，就认为与日本的战争不可避免，后来在他1933年就任总统后，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他又谈到了美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注：格罗里亚·巴伦：《危机期中的领导——罗斯福和走向干涉之路》（Gloria Barron,"Leadership in Crisis,FDR and the Path to intervention"）纽约1973年版，第10页。）。但总的来说，在整个三十年代，美国的对日政策带有明显的绥靖色彩，美欧列强炮制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损人也不利己。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和独霸中国的野心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而且也超出了美国对日本的估计和可能的忍耐限度，这就为最终美日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何时爆炸只是时间问题。

　　三、“三国同盟”签订后美日矛盾不断激化到最后摊牌

　　1940年6月法国败降，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影响整个战争全局的重大事件之一，整个国际局势也因之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德国法西斯短时间内横扫西欧，法国不堪一击，英国30万远征军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德军可谓是打遍欧洲大陆无敌手，轻易到手的巨大胜利使德国称霸世界的气焰更加嚣张。

　　欧洲战局的急剧变化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胃口。日本法西斯看得眼红耳热，摩拳擦掌，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以为日本、德国、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乘英法新败无力他顾之机向南洋进攻，夺取它们的势力范围，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并企图“使中日战争中的困境从属于1940年5 月德国在西欧作战的成功所引起的世界性变化，以南进政策的具体化来展开”（注：（日）由井正臣：《太平洋战争》，《日本近代史要说》（第20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352页。）。于是， 日本改变了此前对签订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观望犹豫态度，1940年9月27日，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它实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适应世界形势之骤变，迅速建设东亚新秩序，谋求加强日德意轴心”的基本方针。三国同盟条约约定“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注：（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941—— 1945）》（下）原书房1966年，第459页。）。所指的“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显然是指美国无疑。从此，日本在与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争斗中，就不再是单枪匹马，单挑独斗，美国所面对的是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受到的压力和威胁比此前要增大了许多。对此，当时美驻日大使格鲁曾说：“在三国同盟已经订立的今天，我们再不能把日本看做是一个国家或当做一个国家去对待了。日本是一个集团的成员之一。我们必须以对这个集体的态度作为对待日本的态度”（注：日本国际政治协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7卷第489页，朝日新闻社，东京1963年。）。

　　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标志着日本的“南进”政策最终定下了基调，此前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南进”、“北进”的纷争从此暂告结束。日本之所以最终下定“南进”的决心，除了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使英法在远东的力量受到牵制和削弱，南进可以切断美英同中国抗战的联系而加速中国问题的解决，以及日本在此前同苏军在张鼓峰、诺门坎两次交火中均遭败绩等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南进可以夺取南方的重要经济资源，控制南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和海上通道。同时缓解日本国内正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附表二）。日本殖民大臣小矾国昭曾毫不掩饰地说：“南洋地区对于日本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扩大非常重要……由于中国事变的日益发展和欧洲战争所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日益紧张，日本对南洋必须保持谨慎而适当的政策。”（注：列·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665页。 ）日本右派社会民主党——社会大众党则进一步要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把印度支那及荷属东印度列入日本的统治范围”（注：列·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665页。）。

　　1936 年日本主要工业原料对东南亚的依赖程度（注：伊田憙家：《战前的日本与中国》三省堂1976年版，第439页。）

　　年度

　　美国、菲律宾 英帝国(香港除外)

　　日本(包括殖民地)

　　1911-1915年8.9%

　　19.1%

　　19.7%

　　1916-1920年14.5% 15.1%

　　32.8%

　　1921-1925年16.7% 15.8%

　　26.9%

　　1926-1930年16.3% 14.9%

　　28.2%

　　日本与德意签订三国条约并确定“南进”政策，便孕育了把欧洲战争扩展为太平洋战争的危机，也使得美国的战略地位与战略环境严重恶化。日本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指出：“有了三国同盟，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从而石油来源断绝。……与其这样，莫如马上动手，除此别无他途”（注：《木户原幸—日记》（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 年版， 第895页。）。此前，美国与日本之间虽多有争斗， 矛盾有时还比较尖锐，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美国一直是置身于德军与英法交战的欧洲战场之外，隔岸观火，处于相对安全的第二线，而此刻，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与德日法西斯直接对抗的第一线，并很可能在尚未做好应战准备的情况下就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

　　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罗斯福总统于1940年9月28 日在白官召开了由国务卿和三军首脑参加的高级决策会议。会上确定了“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这个“全球性大范围”的基本战略。根据这一总的战略指导思想，罗斯福政府确定了既不允许日本在远东进一步扩张，又尽力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的远东战略。罗斯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屈从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威胁。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或放弃中国人”。“我们将抓住大西洋战线，我们也将同样抓住太平洋战线。但是由于首要的任务是紧迫的，太平洋上的行动将推迟下去”。根据罗斯福的建议，美国政府确定了其下一步在远东地区的四项行动原则：“一、避免和日本发突生冲；二、改变以前不与日本对话的态度；三、保留使用经济压力的权利，以使日本政府恢复理智；四、敞开谈判大门，在美国的远东历史地位的格局内力求达成日美妥协”。罗斯福在与国务卿赫尔多次商议后，敲定了具体的对日斗争方略：“……对日本要维持我们的一切权利和原则，继续我们的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不把日本推到使它的军方要求战争的地步；让日本了解我们在太平洋是强大的，而且正在加强总的力量；不能让日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需要时我们不会使用我们的力量。但在同时，克制与它的争吵，让讨论和协议之门敞开。”（注：《赫尔回忆录》（第2卷）（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纽约1948年版，第911—912页。）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了三项互有联系的行动：加紧援助中国抗战；加紧对日经济制裁；开始与日本谈判。这样的软硬两手构成了当时美国远东战略的实际内容（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6页。）。

　　至此，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终于凸显出来而为美国统治集团所接受并给予了越来越大的重视。1940年11月29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经济和金融小组专门讨论了“给中国以援助使之缠住日本的军事机器”的问题。12月14日，在美国政府代表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各战争与和平小组的特别会议上通过的题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备忘录提出，阻止日本南进的首要手段就是“给予中国以一切可能的援助，特别是战争物资，使日本军队陷在中国不能动弹”（注：劳伦斯·肖普和威廉·明特：《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126页。）。1941年9月， 美国军方拟订的《对世界战争和综合基本战略的估计》中，也明确地把推动中国“对日本占领军发动进攻”，当作对付日本的重要战略手段（注：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2页。）。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美国政府从财政、军事等各方面对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提供贷款，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研究对华军事援助问题，设立陈纳德指挥的P—40 飞机飞行小组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罗斯福在“三国同盟”签订后，其对日政策及态度均有所强硬，罗斯福在其主持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美国“要做点实际的事，让日本明白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一点也不怕它”（注：威廉·兰格和S.格利森合著《未宣战的战争，1940— 1941 》（ William Langer and S.E.Gleason,"The Undeclared War，1940——1941" ）纽约1953年版，第41页。）。但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日本所需的石油、废铁、棉花等重要战略和军需物资的大部分仍然是从美国进口。有关资料显示：1940年8月，美国政府在已经宣布主要原料、 军需品出口管制之后， 发给日本的出口石油许可证，比1940 年前6 个月的总和还多。1940 年10月，美国在日本的投资总额为5亿美元，持有日本政府公债仍达1亿美元之多。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航空用油比1940年的同一时期多33%。美国的目的在于，试图通过经济上的绥靖和让步，与日本达成某种妥协，以便推迟美日公开冲突的时间，并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动员赢得时间。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确定今后侵略的主要方向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纷争，形成了两大派意见。一派是同侵略中国东北的垄断资本有密切联系的势力，这一派主张对苏开战，夺取远东。另一派是近卫文麿首相为代表的宫廷官僚集团，他们对张鼓峰、诺门坎日军的惨败记忆犹新，深知苏军的强大，不可在进攻苏联问题上轻举妄动，就连陆相东条英机也主张对苏慎重，伺机而动。东条认为：“如果在苏联象熟柿子一样快要落地的时候，日本再发动进攻，那么，日本的威望将无比的提高”。日本政府在经过数日激烈争论和权衡后，否决了“北进”的意见。1941年6月25 日作出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日本要求使用印度支那的金边西贡等8处航空基地，以及西贡、金兰湾2处港口设施，并要求为日军的驻扎提供方便。日本政府的决定强调，有关国家若不答应便行“使武力以达我国的目的”（注：（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941——1945）》（下）原书房1966年，第531页。）。7月2 日，在有天皇参加的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上，一方面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向处理中国事变为目标前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加强南进的态势，为达成本项目的，不辞对英美一战”。另一方面，对于苏德战场则暂不介入，静观事态的发展。会议决定日本在一定时期内，对德苏战争采取中立。如果德苏战争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转变，我们就进攻苏联，以确保北方边界安全。7月23 日签订了《日本法属印度支那共同防卫协定》，次日，日军强行开进了南部法属印度，从而直接地威胁了美国在南洋的利益，美日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越来越明显。

　　针对日本的上述行动，美国政府一方面发表有关声明，对事件的发展表示关注，并表明美国的立场。罗斯福总统在日军强行进驻法属印度的当天就发表谈话说：“从战争一开始，我们所努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设法防止这个世界战争涉及到尚未扩大到的地区，而这个地区之一是太平洋地区。这个地区诚如各位所知道的是世界上最广大的地区之一。这个地区的南部，象荷属东印度、马来，印度支那等地，是我们橡胶、锡以及其它原料进口通常不可少的地点”（注：赫伯特·费思：《通向珍珠港的道路》（He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普林斯顿1971 年版，第236页。）。美国代理国务卿也发表正式声明指出，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使得美国太平洋属地的安全，包括菲律宾在内，都遭到威胁，并能使印度尼西亚对美国的原料供应断绝（注： 1941年7月25日《纽约时报》。）。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行动上，美国也一反过去的畏首畏尾，7月26日，罗斯福总统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2天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度尼西亚中止履行1940年11月12日与日本签订的向日本供应180万吨石油的协定。8月1日， 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日本的石油供应。8月17日，罗斯福召见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 强烈警告日本止步，否则，美国将被迫立即采取任何和一切必要的步骤。

　　美国之所以一改过去对日本的经济绥靖并作出强烈反应，是因为美国真实感到了日本的行动给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带来的巨大威胁和危机。仅以重要的战略物资锡和橡胶为例，1939年，美国从印度尼西亚进口锡的数量就是英法意荷四国进口锡总和的3倍。 世界上第一大橡胶生产国马来西亚出产的橡胶的57.9%输往美国，1940年其生产的锡78%也输往美国（注：《亚美杂志》第10卷，第4期，第140页，1941年6月。 ）。1940年，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量比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量多一倍以上。美国军方则估计，东南亚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美国将丧失掉橡胶、锡等重要战略物资的90%。

　　美国对日本立场趋于强硬，使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由于日本陆海军石油供应的90%依赖于美国，美国的完全禁运使日本国内的石油供应日趋紧张。日本近卫文麿政府一方面坚持认为在解决中国问题之前，不可对美开战，因而要力争通过日美谈判缓解矛盾，寻求暂时妥协。另一方面，又为日美谈判定下了最后期限。在9月6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所谓《贯彻帝国国策纲要》，该《纲要》除了重申日本“南进”主张并要求美英完全放弃中国的立场外，还明确规定外交谈判到10月中旬为止。届时如达不成有利于日本的协议，就立即与美（英、荷）开战。

　　所谓“日美谈判”，早在1940年11月间就从民间渠道开始了。几经波折和讨价还价后，草拟了一个“日美谅解方案”，主要内容是日军从中国撤出，美国承认“满洲国”独立，恢复“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等等。美国政府基本认可这个草案，所以在1941年12月美日两国正式谈判时，国务卿赫尔提交此案给日本作为双方会谈的基础，但遭到日本谈判代表、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的反对。野村随即提出的日本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承认“近卫三原则”，即美国承认“满洲国”独立，接受日本强占中国领土的要求，彻底放弃“门户开放”政策等。赫尔在6月21日对日本方案作出答复， 表示美国原则上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求，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可以商量。美国此时的目的和想法是，在维护美国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尽量延迟同日本开战的时间。

　　在日军强行开进印度支那南部而导致美国作出制裁举措后，日本为了进一步探查美国的意图和虚实，主动要求重开已经陷入僵局的谈判。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亲自提出希望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晤，美国则提出两国首脑会晤的条件是，日本应保证就其在中国驻军，三国协定以及太平洋地区贸易机会均等问题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日本坚决反对这一先决条件，使得罗斯福与近卫文麿的会晤被无限期推迟。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珍珠港被袭事件联合委员会听证会上，赫尔专门解释了美国当时提出日本所无法接受的先决条件的考虑。赫尔表示，由于日本人在已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谈判中，“显示出无意放弃他们进行征服的方针，我们完全相信与近卫的会晤只能是导致另一个慕尼黑，或者是一事无成，除非日本准备提供以向和平方向前进为目标的明显的证据”（注：乔治· 沃勒编：《珍珠港：罗斯福和战争的来临》（ George Waller [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Pearl Harbor: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列克星敦1976年版， 第14页。）。

　　日美双方立场相距甚远使得谈判毫无进展而走入死胡同。10月16日，近卫内阁被东条英机内阁所取代。东条英机内阁的上台，标志着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机制已最后完成，同时也预示着美日关系已临近摊牌的最后关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和英国发动进攻。 攻击时间定于12月初，陆海军在此之前要完成战争准备和军事部署，听候命令（注：《现代史资料》、《太平洋战争》（2）东京1978年版， 第123页。）。至此，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在日美两国剑拔弩张、紧急备战之际，日本于11月20日向美国提交了被称为“乙”案的建议，该建议被国务卿赫尔等人认为是最后通牒（注：奥村房夫：《日美谈判和太平洋战争》第310页。）。 它要求以“日美两国都不以武力进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不包括印度支那）”来换取美国解除禁运和停止援华，日方声称这是“绝对最后建议”。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提交了《美日协定基本纲要》，即赫尔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一条对日本的要求和九条对双方的共同要求。在关于中国和印度支那问题上，备忘录提出要“日本政府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一切陆海空军和警察力量”。此外，备忘录还要求日本放弃三国同盟，放弃在华的“各种权益”，这些显然都是日本无法接受的。日本特使来栖说，这些条件是要日本“举手投降”，东条英机则认为“11月26日的备忘录是最后通牒……表明美国已决心对日作战”（注：盐原三郎编：《东条笔记》第94页。）。

　　赫尔备忘录的提出，宣布了从1941年3月开始的进行了近50 次会谈的日美谈判已彻底走到尽头。美国实际上已停止使用外交手段来延缓最后摊牌的时间，而采取了迎战的态势。1941年12月8日上午4时40分（华盛顿时间为7日下午2时20分），当美国国务卿赫尔收到日本政府对赫尔备忘录的正式答复时，珍珠港已在1 小时前在日军的偷袭中变成了一片火海，太平洋战争从此正式爆发。

　　总之，通观本世纪初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两国关系发展史特别是两国围绕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争斗，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从根本意义上讲，美日两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争夺霸权的矛盾，是逐渐发展的，最后不可调和而导致兵戎相见，有其必然性，并非意外。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包括太平洋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各种世界经济和政治因素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太平洋战争的主要责任则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因为从美国当时所处的世界大局来看，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成员之一的美国，它回击日本的军事进攻，并不单纯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这场战争是反法西斯联盟和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单纯是日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了，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注：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两次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