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作者：左汉林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8年01期

　　太乐署为太常寺八署之一，是唐代重要的音乐机构。大量唐代诗歌入乐的工作由太乐署的乐官和乐工完成，《乐府诗集》所收“郊庙歌辞”、“舞曲歌辞”和“近代曲辞”等多由太乐署乐工演唱，在开元二年(714)之前，朝廷的一切胡乐、俗乐和雅乐均由太乐署管理，因此太乐署的地位极为重要。太乐署的长官是太乐令(从七品下)，副职为太乐丞(从八品下)。因为学界对太乐令和太乐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等问题存在模糊认识，本文即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唐太常寺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即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充任太乐令、太乐丞，此问题鲜有人论及。唯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在他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中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他说：

　　按令与丞均系太乐署内最官(按“官”应为“高”)之监督乐官，论理应由具有相当音乐知识者才能充任。唐末之李肇之唐国史补卷下(学津讨原本)“宋沇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徵调。沇乃考钟律而得之”中之宋沇；根据守山阁丛书本内南卓之羯鼓录“宋开府(璟)孙沇亦工之(羯鼓)，并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三卷云云”，宋沇当为精通音律者。但事实上太乐令并非通晓音律者才能胜任，对于音乐毫无知识出任太乐令者大有人在，此与协律郎情形不同。至于太常寺卿、少卿、丞等乐官更然。惟旧唐书卷二八太宗本纪“显庆六年二月，太常丞吕才，造琴歌白云等曲，上制歌词十六首编入乐府”及同书卷七王珪传“时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为太宗所让。珪及温彦博谏曰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云云”，是则吕才、祖孝孙当系精通音律之士，此或属于例外者。[1](p113)

　　岸边成雄认为“太乐令并非通晓音律者才能胜任，对于音乐毫无知识出任太乐令者大有人在”。由于岸边成雄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唐代音乐史研究专家[2](P7)，被学界称为“一代宗师”[3](P41），其著作《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尤为我国学者所熟知，因此，岸边成雄的这个观点为学界广泛接受。

　　那么岸边成雄的观点是否正确呢？为了考察唐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判断任此种职务是否需要音乐知识，我们对唐太乐令、丞进行了考察，为节省篇幅，将相关情况简化为下表：

　　

　　根据上表，在可考的10名太乐令和6名太乐丞中，除元行简一人情况不详外，其余15人均精通音乐或通晓音乐。由此可知，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当是必须精通音乐。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乐令掌教乐人，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丞为之贰。”[4](P290）此亦可证明太乐令、丞的职责和音乐是密切相关的，没有一定的音乐知识根本不能胜任。

　　以上材料说明，唐代太乐令、丞必须精通音乐。岸边成雄先生的“太乐令并非通晓音律者才能胜任”的说法显然缺乏事实依据。

　　除此之外，需要说明的是，岸边成雄的错误尚有以下两点：

　　首先，岸边成雄不仅未对太乐、鼓吹令丞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仅从个别细节就得出结论，而且他所据以立论的论据也并不真实可靠。

　　岸边成雄认为“太乐令并非通晓音律者才能胜任，对于音乐毫无知识出任太乐令者大有人在”，其根据是曾任太乐令的王绩“为期从属僚处获取美酒而充任太乐丞，故并非通晓音律者”。岸边成雄云：

　　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王绩传内所载“贞观初以疾罢，复调有司，时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为丞。史部(按应为吏部)以非流不许。绩固请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绝。岁余又死。绩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弃官去。自是太乐丞为清职，追述革酒(法)为经”一语，该王绩为期从属僚处获取美酒而充任太乐丞，故并非通晓音律者。[1](P202)

　　其实王绩求为太乐令固然是为了痛饮美酒，但并不能由此推出王绩不懂音乐的结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王绩传》：“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少与李播、吕才为莫逆之交。”[5](P5116)按吕才是唐代著名的音乐理论家，精通音律，王绩与吕才友善，可从侧面证明王绩或当精于音乐。王绩《山夜调琴》：“促轸乘明月，抽弦对白云。从来山水韵，不使俗人闻。”[6](P485)王绩《古意六首》(之一)云：“幽人在何所，紫岩有仙躅。月下横宝琴，此外将安欲。材抽峄山干，徽点昆丘玉。漆抱蛟龙唇，丝缠凤凰足。前弹广陵罢，后以明光续。百金买一声，千金传一曲。世无钟子期，谁知心所属。”又《山中叙志》：“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6](P479)又有句云：“琴曲唯留古，书多半是经。”[6](P487)王绩《游北山赋》：“道集吾室，风吹我襟。松花柏叶之醇酎，凤翮龙唇之素琴。”[7](P579）可知王绩知音律且能弹琴。《唐才子传》卷一《王绩》：“贞观初，以疾罢归。……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8](P14）可知王绩弹琴的技艺很高，或在诗文之上。以上说明王绩亦为通晓音乐者。

　　其次，岸边成雄认为太常寺卿、少卿、丞等乐官更不通音乐。此亦不确。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王涯传》：“大和三年正月，(王涯)入为太常卿。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欲闻古乐，命涯询于旧工，取开元时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曰《云韶乐》。乐曲成，涯与太常丞李廓、少府监庾承宪、押乐工献于黎(梨)园亭，帝按之于会昌殿。上悦，赐涯等锦彩。”[5](P4404)可知太常丞李廓通晓音乐。《新唐书》卷三十五《五行志》：“调露初，京城民谣有‘侧堂堂，桡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侧者，不正；桡者，不安。自隋以来，乐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9](P919）又《大唐新语》卷七《知微》：“李嗣贞，尝与朝列同过太清观，道士刘概辅俨为设乐。嗣贞曰：‘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数月，章怀太子果为则天所构，废为庶人，死于巴州。刘概辅俨奏其事，自始平令，擢为太常丞也。”[10](P113)《南部新书》乙：“天后时，太常丞李嗣真闻东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弹之，无一声遗忘。”[11](P25）则太常丞李嗣真精通音乐。《唐语林》卷五《补遗》：“宋沇为太常丞，每言诸悬钟磬亡坠至多，补之者又乖律吕。忽因于光宅佛寺侍漏，闻塔上铎声，倾听久之。朝回，复止寺舍，问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铎，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闻有一是近制。某请一人循铃索历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难，后许。乃扣而辨焉。寺众即言：‘往往无风自摇，洋洋有声，非此也耶？’曰：‘是也。必因祠祭考本县钟而应也。’因求摘取而观之，曰：‘此姑洗编钟耳。’且请独缀于僧庭。归太常，令乐人与僧同临之；约其时彼扣本乐悬，此果应之，遂购而获。又曾送客至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至左藏门，认一铃，亦言编钟也。他人但见镕铸独工，不与众者埒，莫知其馀。及配悬，音形皆合其度，异乎！”[12](P530)则太常丞宋沇精通音乐。可知，唐代的太常卿王涯、太常丞李廓、李嗣真、宋沇等均精通音乐。也就是说，太常寺乐官虽然不是人人精通音乐，也不是必须精通音乐者才能充任，但其中(特别是太常丞中)精通音乐者毕竟大有人在。

　　据《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常寺：丞二人，从五品上；……丞掌判寺事。”[4](P281)《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丞：……隋有二人，大唐因之，分判寺事。”[13](P693）可知太乐丞的职责是“掌判寺事”。鉴于太常寺的职责是掌管礼乐，太常丞，包括太常卿、少卿，其中当有相当比例的乐官精通音乐。岸边成雄先生认为不仅太乐令并非通晓音律者才能胜任，而且认为太常寺卿、少卿、丞等乐官更不通音乐，显然与事实不符。

　　从相关文献看，太乐令、丞都从事具体的音乐活动。《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乐令掌教乐人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丞为之贰。”[4](P290)《旧唐书》卷四《职官志》：“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丞为之贰。”[5](P1874)具体说来，约有以下几点。

　　1.率领和监督太乐署乐工，完成各种音乐演奏活动

　　各种音乐活动都需要提前设置宫悬，这项工作是由太乐令主持完成的。《通典》卷七十七《礼》三十七：“大唐之制，皇帝射於射宫则张熊侯，射观於射宫则张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13](P2106)此说明在大射之礼中由太乐令设置宫悬。在皇帝接见蕃主、皇后岁祀等活动中，乐悬设置亦由太乐令完成。

　　在太乐署的各种音乐演奏活动中，太乐令起领导和监督的作用。《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宴享陈《清乐》、《西凉乐》。架对列于左右厢，设舞筵于其间。……每先奏乐三日，太乐令宿设县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5](P1081)《新唐书》卷十一《礼乐志》：“若在宗庙……协律郎位于庙堂上前楹之间，近西，东向。太乐令位于北县之间，北向。”[9](P315)《新唐书》卷十六《礼乐志》：“其宴蕃国主及其使……太乐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阶，脱履，升坐。”[9](P383)可见太乐令直接参与各种音乐演奏活动，是太乐署乐工的领导者和监督者。

　　九部乐、十部乐是唐代大型的政治性、礼仪性和表演性音乐，其具体的管理工作和演奏等事项由太乐令负责。《新唐书》卷十九《礼乐志》：“太乐令帅九部伎立于左、右延明门外，群官初唱万岁，太乐令即引九部伎声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9](P429)可见九部伎的演出是由太乐令具体负责的。

　　2.管理太常寺乐工的乐籍

　　太常寺乐工人数众多，有时多达数万人。这些乐工的乐籍有一部分在太常寺，有的则在地方州县。乐工有的是常年在太常寺任职，有的则轮番上值，乐籍的管理工作应极为繁琐。据《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隋有太乐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习音乐、乐人簿籍。”[13](P696)可见，管理乐工乐籍的工作是由太乐令负责的。

　　3.管理和校定乐器

　　因为在音乐活动之前的设置乐悬是由太乐令负责完成的，由此推测，太常寺乐器的管理当由太乐令负责，太常寺的乐悬院亦由太乐令负责管理。又《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记载太乐令李从周曾校定石磬，[5 ](P1082)可知太乐令亦参与乐器的校定工作。

　　4.整理太乐署乐工演唱所用的歌词

　　据《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记载，太乐令孙玄成曾将太常旧传《宴乐》五调歌词整比为七卷，[5](P1089)则太乐令有时参与歌词的整理工作。

　　以上是太乐令的主要职责，太乐丞的职责是协助太乐令完成上述工作。

　　下面根据以上所述太常寺太乐令、太乐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讨论太常寺乐官任职的特点。太常寺很早就已经存在，历代名称有所不同，职能大体相似。太常寺在历代的沿革情况见于《大唐六典》和《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大致秦时称奉常，汉高祖时称太常，汉惠帝改奉常，景帝又称太常。王莽称秩宗，后汉、魏称太常。晋亦称太常，卿三品；宋、齐、梁称太常。太常在梁为春卿，梁加“寺”字，后代因之。陈袭梁，北魏亦称太常，卿从一品下，北齐同，卿三品。北周称大宗伯。隋称太常，卿三品。唐因隋制，称太常，高宗龙朔二年(662)改称奉常，高宗咸亨元年(670)复称太常，武后光宅元年(684)又改称司礼，中宗神龙元年(705)复称太常。安史之乱中，太常乐工奔散，收京后太常寺得以恢复。

　　唐代太常寺下辖八署，其中太乐署和鼓吹署是音乐机构。唐太常寺乐官约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高层管理人员，指太常卿和太常少卿。他们是太常寺的领导者，他们管理的是包括太乐署和鼓吹署在内的太常寺的全面工作，而不仅仅局限于太乐署和鼓吹署的音乐活动。在太常卿和太常少卿当中，亦有精通音乐者。太常卿也被称为“乐卿”，但担任太常卿或少卿并不一定需要具备实际的音乐才能。

　　第二种是实际从事音乐工作的官员，包括协律郎、太乐令、太乐丞、鼓吹令、鼓吹丞和太乐署、鼓吹署之乐正。他们在太常寺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因而一般需要具有较高的音乐才能，本文的第二部分的分析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三种是从事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低级官吏，包括府、史、典事、掌故等。

　　关于太常寺乐官的官职、品级、职责和任职条件等情况，兹总结为下表，以判断太常寺乐官任职的特点。

　　

　　由此表可以归纳出唐代太常寺乐官的特点：在太常寺乐官中，高级管理者不要求音乐素养，但以具备音乐素养为佳。低级的乐官需要较高的音乐知识。如太常卿，其职责为负责整个太常寺的各项工作，并不要求具体的音乐修养。而作为太常卿副职的太常少卿，虽然亦不要求精通音乐，但其中已经有许多人为精通音乐者。一些太常少卿为下级乐官升职而来。协律郎中有精通音乐者，亦有长于文学者，这是协律郎的特殊职责所决定的。太乐、鼓吹令丞是低级乐官，他们的职责和音乐密切相关，既要管理本署，又要亲自从事和参与各种音乐活动，因此他们必须由精通音乐的人所充任。至于太乐、鼓吹二署的府、史、典事、掌故等，他们既从事档案、文书、财务等具体工作，又直接参与各种音乐活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唐太乐令和太乐丞均必须由精通音乐者担任，岸边成雄以为充任太乐令不必通晓音律的说法不确。太乐令的职责是亲自参与设置宫悬、参与九部乐和十部乐演奏等各种音乐活动，除此之外，亦负有管理乐籍、管理校定乐器、整理歌词之责。

作者介绍：左汉林，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081，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文学和唐代音乐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