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我一直梦到自己在监狱里

　　出狱8年，佘祥林还一直梦见自己在监狱里。

　　虽然在白天他从来不想监狱和当年那些事，但一到晚上，梦境就把他拖进了回忆，那些强加给他的11年的黑色记忆，由不得他，如影随身。

　　自由这事儿，让佘祥林烦恼很久了，“人家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为什么我会一直梦到自己在监狱里呢？”在监狱时，总是梦想被放出来；真的放出来了，却在梦里把自己又关进笼子

　　除过这些，佘祥林当下的生活倒是和正常人无异。接受我们的回访中，他反复强调“正常”这个词：像“正常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想出门就出门，想睡觉就回屋子。

　　1994年，佘祥林“正常”的生活被妻子的失踪扰乱。因被怀疑杀害妻子张在玉，他被捕入狱，其间两度被判“死刑”，两度发回重审，终因证据不足改判15年。

　　2005年，佘祥林在监狱里服刑第11年，从28岁熬到了39岁，妻子张在玉却戏剧性地归来了。他如英雄般从监狱里被迎接出来，媒体的闪光灯闪晕了他的眼，错抓了他的警察因此而自杀，甚至连国家都跟他说“对不起”，还给了他70万元的国家赔偿。

　　但仍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11年的自由以及母亲的生命

　　如同当年的突然失去，正常生活又突然回来了。这个男人有些措手不及。为此他适应至今。

　　“我是清白的”

　　2005年4月13日，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洒在一片开阔的油菜地上。阳光下一群孩子正在乡间小道上追赶着一只母鸡。

　　油菜地的尽头是一堵高墙，里面是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此刻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审判。

　　被告佘祥林，1998年6月，他被该院指控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一回，佘祥林没有戴手铐，没有穿囚服。但他依旧坐在审判席上，一块并不醒目的“被告人”的牌子此时与他刻意地保持着一段距离。

　　庭审持续了100分钟。

　　庭审中，佘祥林表情木讷，声音低沉，夹克衫的领子高高竖起。主审法官与他的一段对话，引起了一片聒噪。

　　法官：佘祥林，你是什么时候被准许取保候审的。

　　佘：1994年4月。

　　法官：你仔细想想，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准许取保候审的。

　　佘：是1994年4月，我是清白的

　　佘祥林被获准取保候审的确切时间是：2005年4月1日。但他只记得一句话“1994年4月，我是清白的”

　　1994年4月，法官认定佘祥林故意杀人罪成立，佘被判死刑。

　　之后，这个男人的生活一片阴霾。11年里，相信他有罪的人越来越多，先是警官，后是检察官，再后来是法官、大法官，甚至义愤填膺的群众

　　而相信他无罪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他的母亲。

　　长达11年罪与无罪的辩驳，让他彻底模糊了其中的过程，逐渐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他只记得“我是清白的”。

　　京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何正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回首佘案的整个审理程序，几乎每个环节都是合法的、公正的。

　　但是，“合法、公正”的程序，何以酿成了一件冤案？

　　《中国新闻周刊》重翻尘封11年的9本案卷，力图大致还原对佘案审理的全部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司法过程中，在一套复杂的司法体系以及一群“铁面”执法者的合力中，这位清白的公民，最终变成了一个“罪犯”。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将公民佘祥林判为“有罪”的过程，一共经历了4年零两个月，而在大家认定他所“杀害”的人——前妻张在玉——出现后，恢复他的清白，只用了15天。

　　享受正常

　　“罪犯”佘祥林重新成为公民佘祥林。但像是在跟来之不易的自由赌气，他的正常生活里充满了偏执：听到有人敲门，他也故意不开。手机总是处于关机状态。没有原因，就是不想开门，也不想听电话。更不要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那一定是，不、告、诉、你！

　　“这是我的自由，我现在就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一直往前走，享受自由。”他对自由的定义是：如果不跟以前形成对比，怎么能配得上“享受”这个词。

　　与世隔绝11年，佘祥林唯一感受到的社会变化是狱警的手机。他入狱前，手机还没成为日常用品，但那11年中，狱警手里拿的一直在更新换代，从翻盖到直板；最初出来，人都是蒙的，“雁门口这么小的镇子，居然那么多桑塔纳了；以前一两块钱一包的烟，现在卖到十几块了”

　　出狱时，女儿已经18岁，因为没有父母，15岁就辍学了。他觉得自己欠女儿太多，“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营造家的感觉，让女儿感觉到家的温暖，最重要的让她感觉到家里有人，每天给她做饭，照顾好这个家，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要保证不能耽误这一条。”

　　出狱后，佘祥林做过啤酒销售，开过饭馆，但这个工作要跟工商、税务、消防这些部门打交道，实在是太累就放弃了，仿佛还被朋友骗过，但他都选择将这些忘记。

　　偶尔会跟朋友们聚一聚，他酒量不大，烟也抽得不多，对女人依旧保持谨慎，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这算不算不正常？”他敏感地问。

　　2006年，父女俩搬到宜昌，买了套靠山靠水的房子，130平方米，不到40万。

　　刚出狱时，总有记者称呼他为“中国式的肖申克救赎”，佘祥林特意看了那部电影。“如果我是肖申克，又是无期，我肯定也会花几十年去凿个洞。”

　　但看到被假释后因无法适应而上吊的老人，他说，“这一段只有我们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看得懂。”

　　现实是现实，法律是法律

　　没人知道，佘祥林是个喜欢法律的人。在被捕前，他甚至还是半个警察——当地派出所辖下的治安巡逻员。讽刺的是，抓捕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事；对他刑讯逼供的，也都是他的老相识。

　　在监狱里他更爱看法律、刑法、刑诉和民法通则，恨不得背下来。但看了11年法律，越看越明白的是，“身边所有的案件，跟法律没有关系，法律是法律，但执行起来是另一回事儿，在中国，法律只是文字而已。” 　　为了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在监狱里，佘祥林把“疑罪从无”这4个字，偷偷在日记本里写了整整5页。

　　自由之后的佘祥林，一度成了名人，接到各种维权求助。“看到向我求助的那些人，我很愤怒。”他曾以为自己可以帮助这些人，但渐渐发现，个人往往无能为力。

　　他总说自己是幸运的，但他无法原谅那些曾将他送入监狱的人。“他们明知道我是冤枉的，还仍然整我。”

　　幸运，但无法释怀。他就在这样的矛盾里，生活了8年。

　　然而就在对他的错案调查追究中，一位当年参与办案的民警离奇地自杀了。这让他此前憋屈了许久的愤怒一时间失去了道义的支点。

　　究竟是谁错了？他逐渐将其归为环境。

　　虽然当年受邀去演讲时他说过：“虽然我只是个普通人，却感受到中国民主法制进步的脉动。”然而8年后，他说，“我和以前比，沉默多了。我以前很活泼，可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顿了顿，他又说，“你要说我是对社会看透了吧，我也没有那个水平。”

　　但佘祥林案依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标志。疑罪从无、错案纠正、国家赔偿，都因这起案件，渐渐成为惯例，成为“正常”的事。

　　就在他出狱不久，湖北省高院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对“杀妻骗保”的被告人王洪武和王洪学兄弟作出了终审无罪判决。据媒体报道，两兄弟被释放时，看守所警察对他们说：“这个案子放在以前根本翻不了。你们能出去，不但要感谢湖北高院的明察秋毫，还要感谢佘祥林冤案的影响。”

　　这起案件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当年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要专门针对佘祥林案回答记者提问，法学专家、法律工作者也纷纷将佘案作为评论和研究的对象。

　　佘祥林案后，法律界人士亦提出在国家赔偿法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从2010年的12月1日起，大修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及生命健康权，规定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从此结束了现行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仅仅停留在“赔礼道歉”层面。

　　然而，佘祥林只是第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有此类遭遇的人，却远不是最后一个。

　　2010年，河南人赵作海在坐了11年牢后，当年判他所“杀害”的同村人再度出现，赵作海案被认定为“错案”，释放并启动国家赔偿；2013年年初，浙江杭州再次曝出一起错案，5名犯罪嫌疑人被判死缓或无期，已服刑16年后，真凶突然现身

　　佘祥林对这一切都很敏感，他甚至能清楚地说出所有人的名字。

　　然而他说，不，他并不仇恨社会。“我觉得社会有自净能力，会慢慢变好，但中间会有人付出代价。”

　　虽然始终强调自己的生活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但佘祥林说，他再也不会回到京山老家，“有些阴影是一辈子的”。

　　（作者2004～2007，2009～2010年供职于《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