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西亚北非政治动荡原因分析

王三义：西亚北非政治动荡原因分析 西亚北非的政治变局从2011年1月开始，至今还没有终结。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在政权更迭之后局势尚未平稳，而叙利亚的内乱仍然持续。国内研究这一系列政权危机的文章，几乎是“车载斗量”，其中不少文章都是“多维度分析”、“多视角解读”。抛开那些由于研究对象和题材相同而出现的重复，言之有物、结论凿凿的好文章中，有的学者针对利比亚或叙利亚一国的情况就能列出八九条以上的原因，结论是“多因素造成政治动荡”。

学者们多视角揭示出的“动荡的原因（或根源）”，可以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经济问题长期存在（如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贫富分化严重、失业率高、经济全球化带来冲击）；第二，政治民主化进程迟缓（强人政治或威权政治、权力集中、政权家族化趋势、政治腐败）；第三，外部因素（西方国家打压；西方长期鼓吹民主自由，资助反对派；阿拉伯国家外交缺乏主动性）；第四，民众价值观混乱（对西方认识的转变、受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变的影响、借助网络表达不满）。这四大类“原因”，可以解释利比亚或埃及或叙利亚单个国家的变局，反映出的问题也是两年来发生政治危机的多个国家的“通病”。

一般而言，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需要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多角度的解释、多方面的分析，确实让读者了解到这场政治变局的复杂性，可是，几个原因都存在、都很重要，到底能说明什么呢？比如利比亚内战的起因，社会两极分化、部族利益难以平衡、卡扎菲长期独裁、民众的价值观混乱，没有一个是“次要因素”。如果算上外部因素，如西方国家有意推翻卡扎菲政权、卡扎菲树敌太多、突尼斯和埃及的示范效应等，缺了哪一个，似乎都不足以导致内战。叙利亚局势恶化，教派矛盾、民族矛盾、家族矛盾、失业问题、威权政治的弊端等等，似乎都是动荡的祸根。要从这些因素中找出主要的、根本的因素，还真不容易。分析到这一层面，似乎还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导致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诸多原因中，有没有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或一种原因？

根据笔者研究世界历史的一点经验，对于某些盘根错节的复杂问题，顺着单一的视角进行分析，反而容易得出结论。比如西亚北非持续近三年的政权危机的原因，从单一的政治层面分析，感觉思路更为清晰。

理由很简单：对一个国家的当政者而言，再小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国家的职能是管理众人，印制一张居民身份证，修建一条乡间公路，铸造一枚硬币，建一所小学，都可以算作政治事务。至于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外交）、倡导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如何维护社会秩序（法制）、怎样提高办事效率（行政），没有一样不是政治事务。相反，天大的事情落到个人头上，就是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选择，首先要考虑饭碗和安全。老百姓考虑问题的立场，不可能与当政者一样。

说到底，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一是个人如何趋利避害，以较少的努力得到较多的利益；二是统治者如何得到民众支持，以最小的代价掌控最大的权力。那些社会稳定的国家，往往是当政者的追求与民众的个人追求找到了一个锲合点，当政者掌控最大权力时，并不影响个人获得较多，因而不会激化社会矛盾。那些政治动荡的国家，当政者谋求最大权力时必然影响民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导致社会秩序紊乱。

从西亚北非国家的情况看，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有相似性，都是石油输出国，都有部族社会结构，但利比亚出现严重内战，而沙特没有。叙利亚和约旦有相似性，都是脱胎于“委任统治”，都是农牧业经济，都不出产石油，但叙利亚持续内乱，而约旦大体保持稳定。2011年1月以来出现政治波动的国家，按照烈度大小排列：第一类是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也门，第二类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伊拉克、阿曼、巴林。前一类局面不可控制，利比亚、埃及、突尼斯政权更迭，叙利亚内乱延续。后一类只能算政治波动，并且很快控制了局面。沙特阿拉伯则几乎没有出现大的政治波动。

仔细对比这些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情况，就可以发现一个事实：政治动荡与政体（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关系不大。出现动荡的埃及和叙利亚是共和制，利比亚政府号称“人民政权”，突尼斯是君主制。约旦和沙特是典型的君主制，没有出现大动荡。

问题不在政体上，而在“统治方式”的差异。在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形式上是现代政体，统治方式是传统的；在约旦、沙特，形式上是传统的（君主制），但统治方式是现代的。

传统的统治方式，着眼于民众对当权者的服从，一切活动要满足当政者的私心，不把民众当做与当政者平等的人看待，所以不会在日常管理中想办法梳理和协调社会关系，要么简单粗暴地打压，要么推行“恩惠主义”，或者是政治欺骗。本质上是“统治臣民”，而不是“管理国家公民”。

现代的统治（或管理）方式，着眼于民众的个人权利和诉求，一切活动围绕着解决社会问题，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民众有私心，而当政者尽量“公心大于私心”。本质上是“管理民众”，而不是“统治臣民”。

传统的统治方式，照样可以控制民众、动员民众，实行富民政策，但是，当政者不是树“威”，就是施“恩”，不会去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相反，有意构筑壁垒，把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隔开。古代中国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前近代的西方开明专制，无非是做到了“恩威并施”，让老百姓害怕和顺从而已。现代的统治方式，就是当政者把民众当做与自己平等的人，才有可能服务于民，取信于民。

实际上，整个世界历史上主权国家的统治方式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类是当政者致力于协调社会关系，结果是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一类是当政者仅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结果是长期动荡，迟早会失去政权（三百多年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黄宗羲早有细致的分析）。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中，推行第一种统治方式的国家少，推行第二种统治方式的国家较多，所以政治失稳的现象显得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突出。

不管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不管是联邦制还是单一民族国家，凡是把民众当作“臣民”的国家，即使是名义上为总统制、主席制、委员长制，都不能算是现代政治。凡是把民众当做国家公民，无论是名义上为君主制还是政教合一制，都可以算是现代政治。可见，建立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政体是否努力去协调各类社会关系。美国的议会民主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都把功夫花在了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只要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民意得到表达，社会矛盾就少，社会财富的分配就趋于合理，社会就比较稳定，个人的自由和安全就有保证，国家的繁荣就有可能。

即使在西亚北非地区，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当政者致力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所以，政治稳定是其必然的结果。沙特阿拉伯传统宗教浓厚，又是君主制，在改造社会经济结构，促使游牧民定居，使农民和牧民融入城市等方面，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在沙特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宗教信仰不但不是障碍反而是优势；部落家族结构和浓厚的家族观念，没有妨碍这个国家的稳定，反而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稳定。阅读关于沙特社会的书籍，常常让人感动：沙特阿拉伯各级官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对普通下层人很尊重，腰缠万贯的那些大富翁仁爱而宽厚，穷人看病受到关爱和优待，这些不起眼的事，自诩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做到。约旦从建国到现在共九十年，只换了四任国王。这个国家建国时真的“一穷二白”，国家缺少资源，民众缺少文化教育。约旦的稳定，靠的是当政者的智慧。其中有一点：当政者注重协调社会关系，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无论什么大政方针，都要考虑实际国情，量力而行。侯赛因和阿卜杜拉二世的施政过程中，都把普及和发展教育放在首位。阿卜杜拉二世为体察民情而微服私访，或深入牧区与族长沟通，难能可贵。而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突尼斯、也门，还有伊拉克，在协调社会关系方面，当政者的做法与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领导人正好相反。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只要当政者认真协调社会关系，就能顺利地分配社会财富，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只要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就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相反，如果一个政权不能实现上述目标，政治的“实质性稳定”就难以得到。在社会关系不协调，社会矛盾尚未化解的前提下，无论是倡导社会公德，还是树立政府形象，都不能奏效；而且，无论多么迷人的政治宣言，都会变成空洞的说教（甚至是政治谎言），民众不再相信。

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的问题，单从政治角度看，就是社会利益关系严重失调，原因是当政者披着现代政治的外衣，推行着传统的统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