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生活质量与集体谈判研究概述

　　【摘 要】本文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关于工作生活质量和集体谈判的中英文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工作生活质量的含义、研究现状及其与集体谈判的关系。 　　【关键词】工作生活质量 集体谈判 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工作方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日渐注重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生活质量逐渐成为了管理方和劳动者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改善工作生活质量，以及分析它与集体谈判的关系，对企业吸引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1.工作生活质量的概念 　　工作生活质量（QWL）一词较常出现在西方文献中，但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美国职业培训与开发委员会曾将它定义为：“QWL 对于工作组织来讲是一个过程，它使该组织中各个级别的成员积极地参与营造组织环境、塑造组织模式、产生组织成果”。这个概念得到了学界一定的认可。 　　一般认为，工作生活质量由工作质量延伸而来。Coleman（1978）指出， 对工作质量的传统理解包括：安全性，公平性，个性化和参与度。Thorsrud曾把QWL定义为工作环境及工作场所的民主化。Nicholson（1995）认为，QWL 是员工对工作的反应，尤指与工作满意度、心理健康、安全相关的个人结果。 　　2.研究现状 　　2.1国外相关研究 　　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很难用某些指标来界定，它包含的内容丰富，既是一种管理理念，也是一种员工的个人感知，还是企业对组织和工作再设计以提升员工满意度的行为。而对其衡量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许多学者一度使用工作满足感作为衡量工作生活质量的指标，但在70年代受到了质疑，在70年代中期QWL曾被视为“工作丰富化”、“自主工作小组”的同义词。Lewin（1981）认为QWL与工作环境、管理特征、雇员特征、劳资关系有密切关系，可通过工资福利，工作环境，工作稳定性，自主性，与上级关系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随着时间的发展，工作生活质量逐渐侧重员工和组织的协同发展。Cummings （1985） 认为，QWL应当从人、工作和组织三方面考虑，包括关心员工的福利与组织的效率，提高员工参与解决问题与决策等内容。进入20世纪来，很多学者提出了工作生活质量的具体衡量指标。Brook（2001）从工作生活与家庭生活、工作设计、工作关系、工作范围四个方面衡量护士的QWL。D.K.Saklani （2004）也提出了QWL13个方面的内容。 　　2.2我国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程深（1994）指出，工作生活质量是个人与社会、心理与环境的综合体，可通过工作需求动机、工作满意度、劳动组织中的价值取向力、社会地位与声望来衡量。贾海薇（2003）从工作生活质量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满足角度，提出工作生活质量的衡量指标。陈伟娜（2010）在《工作生活质量相关研究》中将工作生活质量定义为“个体在工作中对工作生活的体验，即人们对工作生活的主观感受。”饶惠霞（2012）在《基于工作生活质量视角的农民工管理制度创新》中将工作生活质量引入农民工群体，定义为“企业让广大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的组织环境，塑造组织模式并取得组织成果的过程。”目的是提升企业绩效，保障农民工权益。 　　3.工作生活质量与集体谈判的关系 　　解决工作生活质量问题的方法主要有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和劳资合作委员会开展的工作生活质量改善计划。劳资合作委员会通常被视为以平和的方式改善员工工作生活质量。DiGiacomo（1987）指出不同国家的劳资合作委员会通过不同的方法改善了工作生活质量，美国主要通过人机工程学和独立工作小组，而西欧则是扩大员工参与，再分配劳动者和管理层权力。 　　学者对集体谈判和工作质量间的关系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种观点认为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改进没有作用或作用微弱。 　　Foltman（1961）指出，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工作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程师也希望通过工会和集体谈判提高工作生活质量，但结果往往是仅能改变部分管理人员的管理风格，没有显著影响公司的战略目标，故改善QWL作用有限。Coleman（1978）指出集体谈判是劳资矛盾尖锐时调整双方利益分配的最好方式。集体谈判仍以传统内容为主，因而对改善工作生活质量作用微弱。 　　第二种观点认为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改进作用明显。这是由于集体谈判内容往往能够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安全保障，和更多的决策参与。 　　Feuille（1974）认为工作生活质量引起的满意度受个体差异影响。感知到集体谈判带来较大效用的人，更乐于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生活质量。而且，当组织环境和劳资关系恶化时，集体谈判对员工来说往往是易被采用且有效的一种方法。 Hy Kornbluh（1984）指出，近年来集体谈判越来多地涵盖了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它通过提高员工的决策参与，激发生产积极性，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了公司效益。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Lewin在回顾集体谈判传统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无论从集体谈判的本质还是从产业关系系统论或规则网络的观点来看，集体谈判对改善员工工作生活质量都十分重要。但应当一分为二地分析集体谈判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集体谈判对改善工资和工作环境等问题作用显著，但对改善其他工作生活质量问题作用微弱，如提高工作的趣味性，改善与上司的关系，保持合适的工作量等。Gordon（1987）认为，集体谈判只是获得生活质量提升的一种形式，而获得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即使在集体谈判过程中，工会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企业管理制度，所以除非集体谈判的内容更多地涉及到了权力分配和员工决策参与，否则员工很难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来获得更好的工作生活质量。 　　4.总结 　　通过分析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集体谈判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安全保障，更多的决策参与，一些学者认为集体谈判能够有效提升工作生活质量。然而，随着企业管理层管理方式的变革，劳资合作委员会也日渐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者们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含义，以及它与集体谈判的关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就需要我们对工作生活质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Lewin， David.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the Quality of Work Lif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Vol. 10（1981）. p37-53. 　　2.Eaton， Adrienne E， Gordon， Michael E，Keefe， Jeffrey H. “The Impact Of Quality of Work Life Programs And Grievance System Effectiveness On Union Commitment.”. Vol. 45（1992）. p591-604. 　　3.Hy Kornbluh. “Work Place Democracy and Quality of Work Lif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73（1984）. p317-349. 　　4.程深. 北京城区已婚妇女工作生活质量研究， 人口与经济.1994年2期，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