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 | 报告文学[塘约道路]作者王宏甲谈一个村拨动的时代心弦

原创 2017-03-24 陆青剑 27度黔地标 27度黔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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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刻度指向2016年与2017年交际线,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报告文学在北京问世。这部名叫《塘约道路》的文学作品先是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1月出版,接着《人民文学》月刊在2017年1月号上刊出,作者是著名文学家、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宏甲。一部只有6万多字的文学作品在短时间内由两家“国字号”的传播机构推出,可见作品所具的时代意义。

2016年12月10日,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在北京主办“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党建》杂志社将塘约村定为党建联系点。201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三个关键词》,阐述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力量是王宏甲新著最突出的三个核心点,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注解和诠释。

本报于3月3日刊发了《塘约道路》的缩写本后,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塘约村”这个“小世界”,透过这个“小世界”主动思考国家发展,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塘约道路”推开农村改革的一扇窗。《塘约道路》主要写塘约村农民自十八大以来在基层的探索实践,塘约不同于小岗村,也有别于华西村,它吸收了新中国诞生以来,包括改革开放至今的经验和成就。

凭什么《塘约道路》受到广泛关注?作品本身是关键原因。

王宏甲为什么要写《塘约道路》?作家对贵州安顺塘约村的关注缘于什么?作家在作品中想阐述的是一种什么创作思想?近日,本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专访作家王宏甲。

文脉与国脉如何相通?

记者:王老师您好!您的新著《塘约道路》问世后,引发社会的巨大反响。北京距贵州那么远,您为什么要选择贵州安顺的塘约村这个典型,来讲述当代中国农村的故事?

王宏甲: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是当前农村改革中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塘约村在这两件大事上,有突出的创造性作为。我多次到安顺市调研、采访,发现塘约这个以前一盘散沙的小村,实现了从省级二级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华丽转身,为农村的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新路,为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积累了经验。

记者:《人民文学》月刊在2017年第一期卷首这样写道:“报告文学《塘约道路》,用明晰的思路、确凿的事例和真切的故事,将地方与国家、人与时代、发展与守护、创新与前景熔于一炉,我们从中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文脉与国脉、文运与国运的深刻联系。”这应当是《塘约道路》的价值所在。

王宏甲:文艺的价值远不止在文字音像本身,而总是在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有宽广的民众生活、命运、奋斗和情思。否则,即使文辞华丽或怪异,即使声光电组成的舞台景象达到炫丽无比的程度,也会因灵魂空虚而堕入“无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窠臼。所幸是我国当代有孜孜于民生正义,听得见社会心弦的高士,所以一个小村农民的奋斗得以登上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的大雅之堂,得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倾情支持!

记者:有人说,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有一双慧眼,以发现新的东西。那么,您在塘约村发现了什么?

王宏甲:我看到了,正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出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性财富。称之精神性财富,是指它超越贫富,具有不为贫富所限的精神力量。我不知该如何准确地描述这种精神,但我感到这种精神的确切存在。只要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必有两极分化,社会的公平和国家安全都会遭遇危机。因而,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我国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报告文学创作在于新的发现

记者:如何加强农村党支部的领导力量,把涣散的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这是解决农村出路、脱贫致富的一道课题。可不可以说,塘约村做了一个好榜样?

王宏甲: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今天,塘约村发生的变化,正是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做出来的。

在决定写这个村庄的奋斗之前,我还一再审慎地面对以下若干重要问题,比如:重新组织起来好不好?塘约农民告诉我,你就看种菜。塘约村种菜要背到镇上去卖,得走一小时。那里没有他们的摊位,在路边叫卖,跟人家一毛五分地讨价还价,根本赚不了几个钱。单打独斗,成本太高。组织村合作社后,一辆车就把大家种的菜都拉走了。

记者:在作品中,您浓墨重彩地写了塘约村的合作社。您认为合作社是当下农村脱贫致富的惟一路径么?

王宏甲:资源共享是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有利于节省资源,还有利于凝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合作节省劳动成本并获得更大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就塘约村来说,是因为成立了村合作社,才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在外开车的回来了,组织起来竟有200多个驾驶员,成立了运输公司。做木匠、泥水、电工、油漆的回来了,有800多人,成立了建筑公司。流水线上回来的女工有350人。农业专业队把全村撂荒了30%的土地全种上。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记者:您认为农村有三大资源需要重视:一是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力,二是集中起来的农村土地,三是上述两大资源与市场结合。组织与集中,是不是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大锅饭老路？

王宏甲: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肯定地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我们这是深化改革。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今天任何地方的农民,如果仍然单家独户地耕种,是无法进入市场的。换句话说,信息时代,如果不能把零散地块里劳作的农民组织起来,就无法发展现代农业,就永不可能改变贫困。所以,组织起来是走向现代农业所必需的,是基本要求；也是农村和农民走向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过去的大集体,主要是搞农业生产,限制副业生产,没有走向市场。今天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企业,走向市场,这是大踏步地前进,怎么会是回到老路呢?所以,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深化改革。

文学的意义不止于书本

记者: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一定能使读者产生强烈共鸣,并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您认为《塘约道路》的文学意义在哪里?

王宏甲:文学,它真正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写作才华。它最大的意义就在阳光下的塘约村,在前来塘约村参观和学习的安顺、贵阳、六盘水许多中青年的脚步里。我还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征永远在路上。”我想,尤其报告文学,它的价值和意义,也该是永远在路上。

文学的意义不止在书本。贫穷并不可怕,人是需要精神焕发的。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村庄的新生。这就是意气风发,就是欣欣向荣。这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国家。我们个人,也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人生。这些都是文学的意义。

记者:把群众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这样的方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应当说,这就是政绩。您如何理解“政绩”的含义?

王宏甲:什么是政绩?在党支部领导下,聚全体村民共同发展,举全村之力,直至帮助最后一个贫困者脱贫,才是最大的政绩。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进而创造更好的社会。一个村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走什么路,彻底地为什么人的利益而工作,才是最根本的。

记者:您认为塘约道路可推广吗?如果其他村也这么做,有没有阻力?

王宏甲:阻力肯定有的。现在农村有不少专业合作社,以往扶贫资金多是往专业合作社倾斜的。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村支两委成员,也有村支书和村主任。如果像塘约那么做,他们中有不少人会不同程度地成为阻力,因为他期望的“奶酪”跑走了。我于是看到,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场触及灵魂和利益的深刻革命。农村党组织的领导者们,要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才可能使改革真正惠及全体村民。

记者:近年来,一些企业不景气,不少农民工纷纷返乡。是等待着工厂重新开张招收农民去打工,还是党支部把回乡农民组织起来,在自己的家乡重建生活?

王宏甲:在农村,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包括上级党委的支持。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正是当今所迫切需要的。

塘约道路说到底,是在农村加强党建的过程中,凝聚起全体村民的内生动力,才有的奇迹。《人民日报》曾发文说:“改革既要顶层设计,又要基层探索,实现‘上’与‘下’的良性互动。”我看到塘约实践就是宝贵的基层探索。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这就是对基层建设性探索的高度重视。

（本文刊于贵州日报3月24日12版）

微美编：曹   雯

编　审：陆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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