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创新是当今中国非技术创新的中心环节
作者：金吾伦
为了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宏伟目标，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采取切实措施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了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科技指标体系，增加了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与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相比，非技术创新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我们对非技术创新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和意义的认识不足有着直接关系。
为此，本文将论述非技术创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性和意义，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 非技术创新的地位日益重要
毫无疑问，建设创新型国家，科学技术是关键。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自主创新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创新不能只局限于科技领域，它是整体性的，是全社会的活动。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除了要考虑技术的创新之外，同时也必须考虑非技术方面的创新。
随着技术创新进程的加速，非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我们注意到，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与欧盟统计署（Eurostat）新近联合出版的《奥斯陆手册》（Oslo Manual）第三版，不但扩大了创新的定义，而且增加了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两类创新本身并不是技术创新，但它们对于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组织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组织创新不仅是产品和工艺创新的支撑要素，也可能是企业自身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组织创新能改进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信息的交流，提高企业学习和利用新知识和技术的能力。
企业也分配大量资源用于市场调查和新市场开发，如新市场定位、市场细分和新促销渠道的开发。因此新营销策略对企业效绩起着重要作用，营销策略对于新产品的成功十分重要，并且在通过需求引导型创新进行产品与工艺开发中，市场调查和与消费者的联系可能起着关键作用。营销创新也不是技术创新，但它促进了市场繁荣，同时也推动技术创新。
组织和营销创新的加入，使创新定义扩大了，以至创新不只局限于技术创新。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4月24日刊载一篇题为“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一文，其中谈到创新内涵的扩大：“如今，企业创新的含义已经远不只开发新产品那么简单。它还包括改造业务流程和打造全新市场，以满足消费者永无止境的需求。最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和全球化带来更多创意，创新也包括选择和实施正确的创意，并以创纪录的速度将它们推向市场。20世纪90年代，创新指的是技术以及质量和成本控制。如今，它指的是提高企业组织的效率，对其加以改造，使之具有创造力并不断发展。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很多不同的内涵都被划入了创新的范畴。创新不一定与技术有关。’”很显然，创新已经超越了科技的范围，那种把创新仅仅局限于科技领域的视野已经显得过于狭窄了。
社会创新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很早就提出社会创新。他指出，“并不是只有科学和技术才会在知识上除旧更新；社会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科学创新，且往往更重要。”他在《管理新潮》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创新的新任务。他说：“我们是不是把作为本世纪变革推动者的科学技术的作用过于强调了呢？社会创新中很少是由于科学技术产生的，但它们却对社会和经济有着甚至更为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对科学技术本身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认为我们不能把眼光只盯着科学技术，还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之外的社会创新。他着重谈了五个社会创新的例子，这就是：
（1）研究实验室的创建。首先是通用电气公司实验室的建立，此后有贝尔实验室，杜邦公司实验室，不久又有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实验室，以后更有“没有墙的实验室”，例如，雷达实验室、林肯实验室以及最庞大的曼哈顿计划等等。这些实验室的建立尽管大大促进了技术创新，然而，它们本身不是技术创新。
（2）欧洲美元和商业票据的产生。在不到20年时间里，世界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推动者是两项社会创新：欧洲美元以及把商业票据用作一种新形式的“商业贷款”。第一项社会创新创造了一个以资本流动、汇率和信贷等“象征性”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新世界经济。第二项社会创新则在美国引发了一场“金融革命”。
（3）群众和群众运动。19世纪末两个美国人创造了第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广为传播的便宜的报纸。在此之前，报纸被认为是由“绅士写给绅士看的”。正是这种报纸创造出了读者群众和追随的群众。群众和群众运动是一项影响极大的社会创新。
（4）农业服务机构。这项社会创新使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率在全世界范围几乎成倍地增长。这种变化是从美国开始的，而现在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事实上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在印度等第三世界各国中最为突出。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是农民本身突然发生了变化，而是有了一种社会创新，使农民能够学到新的农业知识。
（5）管理。直到20世纪后期，管理才成为社会的一种一般职能，一种特别工作，一门学科。所有机构都必须进行管理。于是管理就成为当今“由各种组织构成的社会的”一种特殊职能。管理和组织形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经理的发明在企业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社会创新还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的创建，其中包括健康保险、养老金、保险赔偿金、失业救济金等等，都是社会创新的例子，虽然它们不是科技创新，但这些社会创新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
近年来，一项最著名的社会创新是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这家银行一共有2万名工作人员，每年借给660万人8亿美元，帮助他们做小生意养活自己。尤努斯因为这项社会创新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辞中说：“尤努斯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可以将理念转化为数百万人受益的政治行动的领导者。受益的不仅是孟加拉国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数百万人。”这充分表明社会创新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管理创新是当今中国非技术创新的中心环节
彼得·德鲁克说过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引进技术，可以轻易引进资金。然而，技术和资金只不过是工具。它们只有在能干、高效的管理人员的恰当使用下才会有效发挥作用。建立这种管理人才储备既是中国最大的需要，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德鲁克的话是直接针对中国的，而且言简意赅，一语中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德鲁克还指出，管理不但是一个新的社会功能，也是新企业组织的普遍功能。管理者身负社会资源的整合运作，管理者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和体认；他能为企业组织与社会在延续和变动之间找到平衡，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管理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学习型组织创始人彼得·圣吉在为他的名著《第五项修炼》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寄语中国不要再步西方工业社会的后尘，中国应该自己找出一条与西方分离分割相区别的新路子。圣吉认为，这部分可以在中国所发展的主要管理体制中找到解答，“因为管理体制将决定企业、政府和教育机构的特质。而这些机构的特质将会塑造未来社会的形貌”。要有效实现组织管理创新，我们必须运用整体观、系统观克服西方的分离分割观念，一定要“找出对策来化解那些根源于不断分割所产生的组织病毒，它使许多组织充斥着你争我夺、相互防卫的内部竞争，以及勾心斗角、玩弄手段的政治游戏。它只会消耗人们大量的精力，不断打击人们的工作意愿，使组织永远不可能建立伟大企业所必需的根基。”
创新型国家建设中还有许多重要的非技术创新的工作，包括创新人才培养、教育与文化以及科技诚信建设与伦理道德建设问题等。建成创新型国家不是少数精英的事，它需要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创新文化的培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全民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只有动员多方面创新人才广泛参与，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创新活动，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国家。
毫无疑问，技术创新的战略地位不可动摇。但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项整体性的事业，因此我们必须对非技术创新给予足够的重视。